我为独立作家付出了不可思议的代价

导读

我不稀罕所谓好工作，也不稀罕守财奴一般拼命攒钱买房买车，更不稀罕做一个自以为是的“文化人”或“知识分子”；我只想尽最大努力，做一个真正的旁观者、独立者和消极反抗者。

一

我继续写作翻译，但也明白，这样下去很难长远，我还是得有一份比较稳定的收入，靠自己，首先解决房租吃饭。最好办法，只有回归“正常”。然而“正常”渐渐令我害怕。好不容易从“正常”之中脱身，我知道自己再也不想更不愿意“正常”：我的内心，价值观，看世界的角度，乃至阅读语言（我那时已转读英文书），用于书写的措辞，都跟这个社会的“正常”屡屡冲突。况且，“正常”也在对我关上一道又一道大门或小门。这一矛盾心理持续好几年。我既不敢完全走上写作翻译这条不归窄路，也不敢轻易放弃不时飘来的“正常”机会，尤其那些在“正常人”眼中求之不得的“好机会”。“要找就找份好一点的工作。”一位热心老同学说。经人引介，去省城外国领事馆工作的“好机会”让我动摇，代价则是：且不说是否可能，我首先必须伪造学历，才有机会面试。倒退好多年，我也许轻易就范。如果我是纳粹时代伪造身份逃避迫害的犹太人，我也心安理得。但是，对于一个想要活得和写得认真的人，这是一大考验。几经犹豫，我没通过这一考验，但也有了面试机会。（这一痛苦而荒诞的经历，可以参读作者的《文凭》一文。）

第一个面试，是在省城领事馆路一幢高档写字楼内。一个南亚国家领事馆新来一位商务领事，需要一个助理。午后，喷着淡香水，穿着身边还能找到的最体面的衣服（上面写过，我把所有套装暂存深圳的前妻那里）：衬衫，西裤，皮鞋（从深圳回成都，我几乎不穿皮鞋），穿过氛围“国际”的大厦大堂，我坐电梯上到领事馆门口，跟七八个也来见工的“幸运儿”，等着商务领事“接见”。这个贫穷动荡的南亚国家是天朝的老朋友。多年前，我在省级国宾馆做客房服务员时，接待过他们派来参加培训的空军飞行员和机械师。这一经验，加之其他面试者比我年轻几岁（闲聊时，一听我的各种经历，他们面露怯生沮丧），让我觉得这场面试轻而易举。等了很久（这个南亚国家的人出了名的不守时），西装革履的中年商务领事现身了。像个中学教师，他让所有面试者用英文写篇短文，记一件有意义的事。我写了汶川地震波及省城，我和我的北京犬Nickel怎样逃过一劫。我也提到大地摇晃令我想到God，这个God，究竟是领事信奉的阿拉，还是凡人面对灾难油然而生的敬畏之心，我故意不说。

God显灵了。作文考试结束，商务领事马上阅卷。这帮“异教徒”面试者，我第一个“获召”。兆头不坏，运气即将再度降临。“写得不错。”领事用南亚口音的英语说，不苟言笑，神情倨傲。“你是穆斯林？”他问，拎出文中写到的God。不，我不是，只是对宗教有兴趣，我说，不敢冒充教徒弄巧成拙。领事没说什么，让我简述自己经历。这场面试前，我已把学历改成高教自考英语本科毕业，还去省城九眼桥头买了一本红彤彤的假文凭。这本文凭，那时就放在我膝上的牛皮纸文件袋内。但我再无机会把它拿出来给领事过目，更没机会套近乎，讲到多年前我在省级国宾馆接待他的同胞，因为，God，我刚说到学历，说我拿到diploma（文凭），领事突然打断我：“那你有没有degree（学位）？”不，我是自学考试，只有diploma，毕业没有degree，我费劲解释，想他明白中国高等教育的不同等级。他不耐烦了，再次打断我，训话一般，讲起diploma和degree的区别。“所以，你没degree。”他很凛然，仿佛在说：不仅没有degree，连diploma和degree也分不清楚，那你跑来这里做什么？前后不到五分钟，我走出商务领事办公室，强带微笑，看着外面那几个目瞪口呆的面试者。

也许是我的God还有文凭学位不分破坏了领事的心情，也许他的眼光太高，我后来听负责推荐的中方干部说，那天，商务领事一个面试者也没看上。“这人有点胎神。”（四川话，大意是说某人神经病。）听到干部在电话里这么说，我的“屈辱”，似乎找到柔软的台阶可下。被“胎神”三言两语打发不久，又一个“好机会”从天而降。香港特区政府驻省城的经贸办事处，“级别”相当于领事馆，需要一名行政经理。不像“三流”穷国的领事馆，特区办事处的待遇要好得多。我在澳门给Eric做过“高级助理”，也让我觉得这个机会更能把握。很快，我接到笔试通知。干部告诉我，参加笔试的都很优秀，还有省上某位高官的女儿。没关系。我信心很足。我似乎看到自己顺利通过笔试，然后英语夹杂粤语，跟办事处的香港考官从容应对。笔试那天上午，我继续穿着身边还能找到的最体面的衣服，喷着淡香水，穿过盐市口某幢高档写字楼的气派大堂，坐电梯上到俯瞰蓉城的顶楼办事处。

跟南亚领事馆那帮面试者不同，这次的笔试男女足有二十多个，年纪也很参差，有的看上去比我还“老”，有的像是比我“高等”的海归，有的又像久经考验的“职场精英”。干部说得没错，看来都很“优秀”，冲着这份朝九晚五的高薪。笔试前，大家很少闲聊，人人憋足了劲。这一次，轮到我暗中怯生沮丧。办事处两位中青年香港职员走进考场，捧着试卷文具，用粤语口音的普通话讲解考试规则。试卷发到人手，中英对照，非常正规，就像我曾一败涂地的高考。

瞄了一通考题，我暗暗叫苦：接下来三小时，我要用中文或英文讲述采购某款复印机的整个流程；跟当地政府或企业打交道，我有什么应对方法；写字楼有些员工上班不准时，身为行政经理，我要用哪些措施强化管理……这些问题，远远超出我的经验范围。头脑空白，假装沉思，我不时偷看前后左右，似乎都在奋笔疾书。我很沮丧，也很愤怒，恨自己为什么缘木求鱼，不仅伪造学历，而且自取其辱。为了所谓面子，我只好胡乱写点什么。将近一个小时过去，我率先交卷。走出高档写字楼，我暗暗发誓，再也不要参加这样的考试。

二

不论主动被动，我的上述回归“正常”，均以失败告终。但它还有一个小高潮。过了半年多，2009年六月，内外交困，终于让我接近崩溃，上网公开求助。我当时写道：“身为一个没有文凭没有职称没有后援境遇异常的独立作家、独立文化人或独立知识分子（请再次允许我如此措辞），这是忍无可忍面临绝境的挣扎，这是长期不能得其所哉安身立命的抗议和挑战……”回想起来，这类措辞，除了“独立作家”我现在还能接受（因为我还写作），自命“独立文化人”和“独立知识分子”，既夸张又天真，说明我还自以为是心存幻想。我的公开求助用处不大。那段时间，不论热心网友帮忙，还是主动应聘，依然全无结果：南方周末、网易历史频道、网易博客、出版商务周报、北京世界图书公司、译言网……在不知情者看来，这人可能装苦逼，表演行为艺术。的确，“演”到最后，有没有工作已不重要。

网上得知我的处境，北大读博士的朋友，也就是把我介绍给那份著名文化杂志的电影夜航船网友，再度伸出援手。他认识一份人文历史杂志的主笔，杂志班底是北京某新闻周刊的“老人”，然而编辑部在成都，需要一名编辑。博士给我看了他跟主笔（也在北京）的MSN对话，对我赞赏有加。然后，我把真实简历（并非虚假学历）发给对方。过了几天，我上到成都报业集团的红星路写字楼，见了杂志主编。他小我两三岁，也是本地某份小报的执行主编和官营文化传媒公司的副总。我们聊了半个小时，他送我两份杂志。根据后来我给博士的回信，这次面试大致如下：

“某先生主要都在介绍那本杂志，也谈到编辑年轻，外语不好，视野需要开拓等等。请我参加他们的选题会，请我在外围提点意见，因为要先熟悉，才知道能否符合他们的风格，当然也有道理（亦即我所谓不明朗，究竟需不需要，有没有用人意向，或是只想请这人写点东西，或者因为种种理由觉得这人不合适，干脆就说大家以后做个朋友，都很暧昧）。我说好。告别之前，感觉他上下打量了一下鄙人。下来，门外邮亭正好有新一期某刊（周注：亦即那份文化杂志），有我一篇文章，买了一本，交给楼下前台转送某先生，主要想借此也请他了解一下本人的文字，所谓文如其人吧（因为他之前说在网上没搜到我的博客，我想那阵正好写了那篇年终废话，豆瓣上一时围观者众，觉得何必当面说破，就没声张）。杂志我回来翻了翻，当月那期排头文章讲印度外资化工厂毒气泄露，就有三处错字或病语。这之后，一直没有电话（我本以为他们开会真的会邀请我参加）。按常理我该主动联系才是，不过说实话，这几年碰过诸多钉子，我心中有数，真正有意向的，看过你的简历，读过你写的东西，多半都会跟你联系商谈具体事宜。”

第二年初，在成都一条僻静小巷的路边茶馆，我见了北京一家出版公司的编辑。他是四川人，小我几岁，正好回乡过年。我们认识，缘于我翻译的一本已故苏联电影导演的日记，当初是他跟我接洽。几个月前上网求助，我写到济南某网友（山东某出版社编辑），曾想通过一位资深出版人，把我推荐给刚刚纳入体制的这家北京出版公司，但是不了了之。坐下来后，老乡告诉我，我写到求助详情的那篇文章，他们后来看到，还把它转给出版公司总经理，北京一位有名的出版人。现在，我可以去他们那里试试。当然，他们的编辑任务不轻，每年要做多少本书，也要打卡坐班。这位编辑很实在，说他们虽然出了不少好书，很有满足感，比起其他行业，大家的收入却差强人意。“可能还不如她。”望着风风火火的茶馆老板娘，他对我说，逻辑有点古怪。“做了几年编辑，在北京，也许按揭买得起房，但是买不起车。”

倒退半年，这样的机会，我当然求之不得。可是那天，坐在街边茶馆，我已熬过最艰难的时刻，尤其心理上。就像一个梦想移民的人，费劲周折，身心疲惫，即将如愿以偿，但他根本感觉不到欣喜，甚而怀疑是否真有必要。那天见面后，几经考虑，我没回应这位编辑的善意。我好像突然清醒：为了各式各样的工作，从穿着套装喷着香水走进这个董事长那个总监的办公室，直到接近崩溃上网求助，这么些年，我始终都在左右摇摆，缘木求鱼，就像那句已成俗套的“励志真言”：不知道自己究竟要什么。但我慢慢知道自己要什么：我不稀罕所谓好工作，也不稀罕守财奴一般拼命攒钱买房买车，更不稀罕做一个自以为是的“文化人”或“知识分子”；我只想尽最大努力，做一个真正的旁观者、独立者和消极反抗者。为了做这样的人，我必须付出旁人眼中不可思议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