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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菜花开——母亲徐宝奎这一辈子

时间:2019-03-22 10:03 来 源:新农村商报网 作 者:胡玉美 浏览 字体:

苦菜花开——母亲徐宝奎这一辈子

作者 胡玉美

我叫胡玉美,1949年出生,祖籍即墨市灵山镇泉上村。出生在一个革命庭里,和共和国同龄,今年70周岁。

1999年7月,我的母亲徐宝奎以87岁高龄与世长辞了。十几年来,每当我回忆起她老人家,心情总是难以平静,总会被她的言行感动着,心里总是涌起酸酸的感触,悲伤的泪水禁不住会流下来。总觉得母亲这一辈子,对于出生在20世纪初一个大字不识一斗的小脚女人,真是太不容易了。

母亲共生了我兄妹三个,我最小。作为母亲的小棉袄,我跟母亲一起生活的时间最长,从我记事起就耳闻目睹了母亲的许多往事。小时候不懂事,把母亲的往事当故事;年轻时忙家庭忙工作,把母亲的故事当耳旁风;上年纪了,在家没事的时候,想起母亲的往事,有了不同的体会,觉得母亲身体虽然弱小,但她的人格作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是非常伟大的。所以,我就利用空暇时间,写下来,留给她老人家的子子孙孙,让她的后代敬仰她,崇拜她,为她自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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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徐宝奎。

地下革命

听母亲讲,我家参加革命最早的是我的二伯父,他的名字叫胡祝本,后来为了革命的需要,化名陈进,这个名字一直用到生命结束。1938年,日本鬼子侵占我即墨大地,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二十多岁的二伯父,早就秘密参加了地下党,为掩护革命,他在泉上村从事教书工作。有一天晚上,他接到新的任务,悄悄地在街门上放了一封信,就走了。第二天早上,我爷爷起来开门时,从门上掉下这封信,打开一看,主要意思是,“二位父母,儿子为了革命工作不能在家尽孝,养老送终了,希望你们好好保重身体......”二伯父很早接受革命教育,有文化,顾大局,识大体,为了大家,舍弃了小家的父母、妻子和一双不懂事的儿女,毅然决然的投入到大部队,参加了抗日队伍,奔赴到革命的最前线。抗日战争结束后,又参加了解放战争,共和国建立后,建设新中国,轰轰烈烈走完了他伟大的戎马一生。八十年代初,病故于莱阳干休所,职位师级。

母亲十九岁就进了胡家门,当时家里很贫穷。听胡晓光(和父亲是一个爷爷,比父亲小,共产党员,很小参加革命,现住在北京)二叔说,我父亲叫胡居本,字耕本,二十四岁就参加了革命,地下工作期间曾化名兰玉玺,1939年冬入党,并任中共即墨县九区区委组织委员。在父亲和其他革命同志的教育影响下,母亲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只有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我们才会有和平的安宁的生活。因此,我母亲也成为抗日积极分子,村抗日救国妇女委员会的组长。到1940年,母亲经马金铭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了党的一分子。我们村很多人都是在马金铭介绍下走上革命道路,参加抗日的。

从此,母亲更加积极地参加各种革命活动:有时为在我家秘密开会的同志放哨,做饭,送信;有时去村边路口接应交通员;还经常秘密通知村中积极分子来我家开会学习。放哨的时候,抱着我大哥在街上来回溜达,平安时就学找鸡的声音,有情况时就喊找狗的话。在家里开会的同志听到不安全的喊声,就会赶紧从我家后门转移到庄稼地里去。到好吃饭的时候,母亲就装扮成上坡干活的样子,把饭偷偷地送去。

有一次,正逢灵山集,有个男交通员挑着两笆篓地瓜叶要来我家,母亲到村口接应。见了面母亲就说:“兄弟你来了!”那个交通员说:“来了二姐!”实际上,笆篓里装的是油印机。下午,母亲把交通员送到村口,“兄弟,回去告诉俺娘,住几天我就回去看她昂。”“好吧,二姐你回去吧。”

在解放前老百姓那封建思想里,母亲经常在街上站着,父亲又不在家,今天来了个表哥,明天来了个表弟,邻居们不免闲言碎语说三道四的。我就问母亲怕不怕,母亲说:“我什么也不在乎,因为这是你爹同意的让我干的!”我说:“娘,你那个时候为革命工作,每月多少钱?”母亲说:“一分也没有。不但不挣钱,我还赔上许多饭,赔上许多火油。”

一直到今天,在我家吃过饭、开过会的许多地下工作者的名字我还记得:有毛家岭的吴善堂,后疃的苗京明,还有于保光、李红伟、张典石、梁俊田......女同志有马金铭的妻子于岐,还有胡佩庄,还有个女教师叫什么我已经记不清了。不过,听母亲说,这些地下交通员里后来出了个叛徒吴修安,也是附近一个村的人。由于他的出卖,党组织受到严重的破坏,许多革命同志被杀害了。

大家都知道,灵山泉上村是革命红色根据地,当地人都说是“八路窝”,那一次光泉上村就有十几名革命同志被捕,这些事情即墨党史都有记载。每当提起吴修安,母亲气的咬牙切齿:“这个鳖羔子,当时在咱家跑交通时我对他多好啊,冬天冷,我把你爹的棉袄都给他穿了;要过年了,他家里穷的揭不开锅,我又给了他20斤麦子。那点麦子,现在不算什么,那时,自己家吃饭靠租人家的一亩六分地生活。再不够,我就回娘家要点,那20斤麦子几乎是家里全部的细粮了。早知道这块坏种能叛变,打死我也不能帮他。”母亲说:“那天多亏你爹没回家,不然,也会死在他手里,你六爷爷就是被他出卖,被敌人杀害了。”

二哥出生

1944年闰四月,二哥出生了。当时我父亲在外面继续抗日工作,由于形势严峻,整年没有他的音信,生死不明。这可急坏了月子里的母亲。

在那个愚昧贫穷落后的年代,实在没法子,就找人算命,每次都是下下卦,人没了。母亲天天以泪洗面,两只眼睛都哭瞎了,那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一个弱小女人带着二个孩子可怎么过啊!家里光生活都无法维持,外面的汉奸、狗腿子知道是革命家属,还时常来我家威胁“孩子哪来的?你男人哪去了?”母亲说:“死了!”这还不行,在那个年代男人死了,女人还生孩子有悖伦理道德,是伤风败俗的,也不能放过。所以今天来了几个要拉母亲出去打,明天来几个又要拖出去杀。这日子怎么过啊,没有一颗坚强的心人怎么活下去啊!

看看襁褓中的二哥,看看四岁的大哥,孩子们没有了爹,不能没有娘吧。于是母亲就去找胡家主事的大爷爷商量办法,为了能活下去,母亲说:“大爹,实在没办法我就背黑锅吧。”大爷爷说:“只要能保住命,只好这么办了”。就这样母亲忍受着屈辱,想尽了办法才保住了二哥保住了这个家,躲过了大难一场。那时母亲真是度日如年啊,艰难程度是我们无法体会的。

熬啊熬,二哥一岁半了。一天晚上,有人朝我家窗上扔了两把沙土,母亲一听就知道是自己人,赶紧下来开门,一看是我爹回来了。这时的母亲是又惊又喜,是做梦,还是见鬼?她掐了一下自己,不是梦是真的。“我的天呀,人家都说你被枪打死了,你没死啊!”母亲激动地说,“你人不回来,连个信都没有?”父亲说:“我们的组织在西边移风一带打游击战,咱这边被敌人封锁太紧了,所以就没有捎信的机会,什么也联系不上......”其实,这期间父亲从路过灵山几次,为了革命工作,为了组织的安全,都没有回家看望妻儿,这是需要何等的煎熬啊。自此以后,母亲再也不相信打卦算命的事,也经常告诫我们不能相信,全是骗人的把戏。

突然转移

1945年,中国人民好不容易把日本鬼子赶出了中国,老百姓该过和平的日子了,谁知道国民党又挑起了内战,人民又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父亲依然在外面跟随共产党组织南征北战,一年也回家没有几天,为了安全,回来也要偷偷地回。母亲在村里带着孩子,仍然为地下交通站站岗放哨,日子真是难熬啊。

1947年秋,母亲正在场院上收拾庄稼,突然接到上级紧急通知:因国民党军队要向灵山根据地发动进攻,八路军家属连夜全部转移。泉上村的所有八路军家属拖老带幼,个人只带几件现穿的衣服,有牲口的牵着牲口,一大队人马天刚黑就上了路。房屋、一切东西都带不走了,先转移吧,不然国民党抓起来是要杀头的。

一路上提心吊胆,战战兢兢,跋山涉水。母亲背着三岁的二哥,领着八岁的大哥,靠着两只小脚,一步一步,历尽千辛万苦。路上好几次,母亲累了哄二哥下来走一段,可是黑灯瞎火,山路崎岖,又困又乏,一个三岁的孩子怎能不害怕呢?他就是不下来。累得实在走不动了,母亲就拧二哥的屁股,他像是粘在娘的背上一样。好不容易在天亮前到达了安全地带莱海山区,被安排在老百姓的家里,娘脱下鞋,脚底全是血泡。那种累和吓,是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无法体会的。

在这些转移的八路家属队伍中,我们一大家就有20几口。其中,我大爷爷走着走着累的死活不走了,把他的儿子好骂了一顿,后来在大伙的劝说下又走了。我二伯母自小腿瘸,一路上驮她的毛驴都累死了。对比之下一个1.5米的小脚女人,背着一个孩子,一夜走了八九十里山路,多么不容易啊,没有娘的坚强,是做不到的。

重盖房子

在莱海阳住了一段时间,即墨的斗争形势相对安定了一些,母亲又服从党组织安排,回到了即墨移风一带生活,那时称“移风区”。

大约住了两年时间,到1949年秋,即墨解放了,我们才回到了家乡灵山泉上。回村一看,家呢,没了,被国民党狗腿子给扒了,连房子的土堆都被推出去了。那时也没有个拖拉机,劳动工具及其落后,可见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有多恨。这可怎么办?总不能住大街上吧,母亲只得去求人,村里好心的胡敦尧把西厢屋借给了俺家住。

就在这年的十二月我出生了。母亲说,当时回来就是俩肩膀顶着个头,要什么没什么,我父亲还是不在家,在1949年时参加解放南京的战斗,胜利后就在那里工作了。

全家人只能吃点借点,连肚子都吃不饱。这样过了一天又一天,可是,老借人家屋住也不行啊。于是,第二年春天,母亲就打算盖房子,这又给母亲一个天大的难题。但现实逼着母亲必须这么做,于是开始抱着我四处求亲告友,让邻居百家帮着,一趟不行就两趟,白天不行就晚上再去,嘴皮子都磨破了。

有一天晚上,母亲抱着我不小心被一个土堆绊倒了,把我压在下面差点压死。盖屋的材料多亏姥爷帮着,就这样盖了四间小土屋,到冬天才完工搬进去,终于有了个自己的“窝”。也就是在这一年,土地改革给俺家分到了土地,大爷爷帮着耕种,总算能吃饱肚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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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胡居本。

父亲病故

严霜单打苦草根。好景不长,1951年,父亲由于长期奔波工作,有时又几顿连饭都吃不上,更不用说补充现在说的“营养”,于是积劳成疾。他从南京调回了青岛,安排在青岛市卫生局,到了1953年10月,父亲就已经奄奄一息了。

组织上问父亲还有什么要求,父亲断断续续地说:“我老家里有没长大的孩子,还有个小女孩......”单位领导马上派人,骑着自行车从青岛到即墨灵山泉上村,连口水都没有喝,把母亲和我接了去青岛。那时候交通不顺,道路坑坑洼洼,来回也得五六个小时。

等到我们赶到的时候已经接近半夜了,父亲已经连话也不能说了,大夫说,“胡同志,你不是想见见你女儿吗?她来了......”父亲连眼睛都睁不开了,四岁的我连父亲唯一的这点要求都没做到,没有喊他一声“爹”。从出生到父亲去世我从来没有叫过他一声。新中国成立后,父亲一直在外面工作,那时交通落后,父亲一年就回家三次二次的,每次住三天二日就走了,我根本就当他是陌生人,见了就害怕,现在让我叫他爹,无论如何也叫不出来。

长大懂事后,每当母亲讲起这段往事,我感到有一种深深地罪恶感,自己都无法原谅自己,时常责备自己的年幼无知,以至于这事成了我终生的遗憾。

父亲逝世是正值壮年,当时他才39岁,母亲四十二岁,大哥十四岁,二哥九岁。父亲的去世,对于我家无疑是晴空霹雳,当然最悲痛的是母亲,仿佛掉进了万丈深渊,天塌了。组织领导问母亲有什么困难,母亲就说,“土改分了几亩地,孩子小,我也干不动。”领导说,“这个不是问题,我们可以安排当地政府帮助解决。”

就这样,母亲没要政府一分钱,带着我回家开始了艰难的生活。对于父亲我不认识,从没叫声;俩哥哥对于父亲有什么感情,有多少记忆我没问,估计也不会印象深刻。我知道俺兄妹三人都没得到父爱,父亲无论在物质上,精神上给予我们的极少极少,给予这个家庭的更是少的可怜。俺姊妹三个是弱小而伟大的母亲养育,抚养成人的。但是我们都不怪父亲,因为父亲是舍小家,顾大家,为了千千万万个家庭幸福,为了万万千千个孩子有爹痛娘爱,把自己青春年华和宝贵生命,献给了伟大的革命事业,献给了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因此,我们为有这样的父亲感到无比的骄傲!

父亲去世的最初几年,俺兄妹也小,母亲天天在“哭”道上行走。特别是遇到难事或是过年过节了,经常在家顶着屋子哭,这种哭是无奈和无助,是生活在逆境中的悲情宣泄,也是处在绝境中的挣扎。多少好心人听见了就进去劝说劝说,过来一会母亲就止住了哭声,为了拉扯大孩子硬着头皮过下去。有时候,母亲去村后父亲的坟上哭,跟父亲倾诉心中的苦楚,越哭越伤心,哭很长时间也不起来。我玩完了傍晌或傍晚回家,看到门锁着,就知道娘又去爹的坟上哭了。到了那里就站在一旁等着,也不会把娘扶起来,也不会劝说一句,等啊等,等到娘感到天晌或天黑了孩子该吃饭了,就起来领着我回家。现在一回想起母亲说的这些,我就恨自己,恨自己的幼小和无知,不能帮助母亲减轻点痛苦。

教育子女

苦菜花开又一春。母爱伟大,时间更是最好良药。

年复一年,我到了上学的岁数了,母亲千叮咛万嘱咐:“到学校要听老师的话,好好学习,别人的不能馋,公家的东西不能拿。你需要铅笔石板了,我给你买,没有钱,等我挣钱攒够了就买,早晚咱就买上了。”

母亲还说:自己不识字是个睁眼瞎,吃了若干苦,上了若干火。有一次,父亲也是好长时间没有回家,一回来娘就埋怨说:“你人不回来,有封信也好嘛。”爹说:“我捎封信好干什么,你还得东邻西舍的找人看,还得耽误你的工夫。”这句实话深深地刺痛了母亲,她打那时起就下了决心,她的孩子无论男女,以后都要读书上学,就是自己要饭吃,也得让孩子读书,能读到那里就供到那里。因为,她懂得读书的重要性。

轮到我上学了,家里依然很穷,上了十几年的学,我从来没有个铅笔盒。那个花布书包,是母亲用八个鸡蛋换来的。娘为了我们读书,天天给人家纺棉花,常常纺到下半夜,我睡醒一觉了听见纺车还在嗡嗡响。

现在每当想起这些,心中仍是酸痛无比,心痛生在多灾多难时期的母亲,为了孩子,付出的太多太多。遗憾的是,我高中毕业时,正赶上十年动乱,失去了高考的机会,辜负了母亲的期望,成了我人生的一大憾事。

后来我工作了,母亲又谆谆教导我说:“到了工厂一定要听领导分配,公家的活要当自己的干,不要偷奸耍赖。另外,公家的东西不能浪费,该节约就节约,车间该收拾就抢着收拾,多干点活累不死。另外,不管走到哪里,嘴要老实,手要老实。”

母亲虽然不识字,却用最朴实的话语教育着我们,影响着我们。感谢我母亲让俺兄妹三人学到知识,懂得做人的道理。我和二哥都是共产党员,二哥还当了多年的村支书,领导农民发家致富。

晚年生活

后来我们兄妹相继成人,结婚、生子,母亲又给予了力所能及的帮助。随着农村改革开放,农民的生活也如芝麻开花,节节高了。

母亲的晚年大多时间和我生活在一起,也经常给我的孩子讲这些革命往事,人老了特别爱唠叨,以前的事记忆犹新,孩子听得多了就听烦了。有一次孩子说:“哎呀,姥姥你快别讲了,你的那些事我都背过了。”

记得有天中午,我蒸了一锅包子,吃饭时母亲坐在饭桌前,母亲一边吃着包子,一边对我们说:“过去咱家偷着当八路,那些革命同志跟我说‘大嫂子,等将来革命成功了,咱吃好的、穿好的,种地,推磨,碾碾都不用人了,都用机器。’我当时觉得人家吹牛,那现在还真让他们说对了,真过上这样好日子了,这都是跟着共产党占得光。”

经历了磨难与艰苦,母亲87岁去世了,可她老人家得到的幸福,并不能补偿她一生的辛苦。我常常想,如果母亲能活动现在,她能目睹到农村日新月异的变化,人民生活的提高,家庭生活的幸福,她更会感到无比的幸福。

艰难困苦为革命,不屈精神佑子孙!伟大母亲的一生,是为党、为国家、为人民,为社会主义建设,付出青春年华的一生!是为儿女无私奉献的一生,是平凡又伟大的一生!是令人敬佩的一生!

我为有这样的母亲,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编辑 已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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