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菜花开——母亲徐宝奎这一辈子

苦菜花开——母亲徐宝奎这一辈子

作者 胡玉美

我叫胡玉美，1949年出生，祖籍即墨市灵山镇泉上村。出生在一个革命庭里，和共和国同龄，今年70周岁。

1999年7月，我的母亲徐宝奎以87岁高龄与世长辞了。十几年来，每当我回忆起她老人家，心情总是难以平静，总会被她的言行感动着，心里总是涌起酸酸的感触，悲伤的泪水禁不住会流下来。总觉得母亲这一辈子，对于出生在20世纪初一个大字不识一斗的小脚女人，真是太不容易了。

母亲共生了我兄妹三个，我最小。作为母亲的小棉袄，我跟母亲一起生活的时间最长，从我记事起就耳闻目睹了母亲的许多往事。小时候不懂事，把母亲的往事当故事；年轻时忙家庭忙工作，把母亲的故事当耳旁风；上年纪了，在家没事的时候，想起母亲的往事，有了不同的体会，觉得母亲身体虽然弱小，但她的人格作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是非常伟大的。所以，我就利用空暇时间，写下来，留给她老人家的子子孙孙，让她的后代敬仰她，崇拜她，为她自豪吧！

我的母亲徐宝奎。

地下革命

听母亲讲，我家参加革命最早的是我的二伯父，他的名字叫胡祝本，后来为了革命的需要，化名陈进，这个名字一直用到生命结束。1938年，日本鬼子侵占我即墨大地，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二十多岁的二伯父，早就秘密参加了地下党，为掩护革命，他在泉上村从事教书工作。有一天晚上，他接到新的任务，悄悄地在街门上放了一封信，就走了。第二天早上，我爷爷起来开门时，从门上掉下这封信，打开一看，主要意思是，“二位父母，儿子为了革命工作不能在家尽孝，养老送终了，希望你们好好保重身体......”二伯父很早接受革命教育，有文化，顾大局，识大体，为了大家，舍弃了小家的父母、妻子和一双不懂事的儿女，毅然决然的投入到大部队，参加了抗日队伍，奔赴到革命的最前线。抗日战争结束后，又参加了解放战争，共和国建立后，建设新中国，轰轰烈烈走完了他伟大的戎马一生。八十年代初，病故于莱阳干休所，职位师级。

母亲十九岁就进了胡家门，当时家里很贫穷。听胡晓光（和父亲是一个爷爷，比父亲小，共产党员，很小参加革命，现住在北京）二叔说，我父亲叫胡居本，字耕本，二十四岁就参加了革命，地下工作期间曾化名兰玉玺，1939年冬入党，并任中共即墨县九区区委组织委员。在父亲和其他革命同志的教育影响下，母亲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只有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我们才会有和平的安宁的生活。因此，我母亲也成为抗日积极分子，村抗日救国妇女委员会的组长。到1940年，母亲经马金铭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了党的一分子。我们村很多人都是在马金铭介绍下走上革命道路，参加抗日的。

从此，母亲更加积极地参加各种革命活动：有时为在我家秘密开会的同志放哨，做饭，送信；有时去村边路口接应交通员；还经常秘密通知村中积极分子来我家开会学习。放哨的时候，抱着我大哥在街上来回溜达，平安时就学找鸡的声音，有情况时就喊找狗的话。在家里开会的同志听到不安全的喊声，就会赶紧从我家后门转移到庄稼地里去。到好吃饭的时候，母亲就装扮成上坡干活的样子，把饭偷偷地送去。

有一次，正逢灵山集，有个男交通员挑着两笆篓地瓜叶要来我家，母亲到村口接应。见了面母亲就说：“兄弟你来了！”那个交通员说：“来了二姐！”实际上，笆篓里装的是油印机。下午，母亲把交通员送到村口，“兄弟，回去告诉俺娘，住几天我就回去看她昂。”“好吧，二姐你回去吧。”

在解放前老百姓那封建思想里，母亲经常在街上站着，父亲又不在家，今天来了个表哥，明天来了个表弟，邻居们不免闲言碎语说三道四的。我就问母亲怕不怕，母亲说：“我什么也不在乎，因为这是你爹同意的让我干的!”我说：“娘，你那个时候为革命工作，每月多少钱？”母亲说：“一分也没有。不但不挣钱，我还赔上许多饭，赔上许多火油。”

一直到今天，在我家吃过饭、开过会的许多地下工作者的名字我还记得：有毛家岭的吴善堂，后疃的苗京明，还有于保光、李红伟、张典石、梁俊田......女同志有马金铭的妻子于岐，还有胡佩庄，还有个女教师叫什么我已经记不清了。不过，听母亲说，这些地下交通员里后来出了个叛徒吴修安，也是附近一个村的人。由于他的出卖，党组织受到严重的破坏，许多革命同志被杀害了。

大家都知道，灵山泉上村是革命红色根据地，当地人都说是“八路窝”，那一次光泉上村就有十几名革命同志被捕，这些事情即墨党史都有记载。每当提起吴修安，母亲气的咬牙切齿：“这个鳖羔子，当时在咱家跑交通时我对他多好啊，冬天冷，我把你爹的棉袄都给他穿了；要过年了，他家里穷的揭不开锅，我又给了他20斤麦子。那点麦子，现在不算什么，那时，自己家吃饭靠租人家的一亩六分地生活。再不够，我就回娘家要点，那20斤麦子几乎是家里全部的细粮了。早知道这块坏种能叛变，打死我也不能帮他。”母亲说：“那天多亏你爹没回家，不然，也会死在他手里，你六爷爷就是被他出卖，被敌人杀害了。”

二哥出生

1944年闰四月，二哥出生了。当时我父亲在外面继续抗日工作，由于形势严峻，整年没有他的音信，生死不明。这可急坏了月子里的母亲。

在那个愚昧贫穷落后的年代，实在没法子，就找人算命，每次都是下下卦，人没了。母亲天天以泪洗面，两只眼睛都哭瞎了，那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一个弱小女人带着二个孩子可怎么过啊！家里光生活都无法维持，外面的汉奸、狗腿子知道是革命家属，还时常来我家威胁“孩子哪来的？你男人哪去了？”母亲说：“死了！”这还不行，在那个年代男人死了，女人还生孩子有悖伦理道德，是伤风败俗的，也不能放过。所以今天来了几个要拉母亲出去打，明天来几个又要拖出去杀。这日子怎么过啊，没有一颗坚强的心人怎么活下去啊！

看看襁褓中的二哥，看看四岁的大哥，孩子们没有了爹，不能没有娘吧。于是母亲就去找胡家主事的大爷爷商量办法，为了能活下去，母亲说：“大爹，实在没办法我就背黑锅吧。”大爷爷说：“只要能保住命，只好这么办了”。就这样母亲忍受着屈辱，想尽了办法才保住了二哥保住了这个家，躲过了大难一场。那时母亲真是度日如年啊，艰难程度是我们无法体会的。

熬啊熬，二哥一岁半了。一天晚上，有人朝我家窗上扔了两把沙土，母亲一听就知道是自己人，赶紧下来开门，一看是我爹回来了。这时的母亲是又惊又喜，是做梦，还是见鬼？她掐了一下自己，不是梦是真的。“我的天呀，人家都说你被枪打死了，你没死啊！”母亲激动地说,“你人不回来，连个信都没有？”父亲说:“我们的组织在西边移风一带打游击战，咱这边被敌人封锁太紧了，所以就没有捎信的机会，什么也联系不上......”其实，这期间父亲从路过灵山几次，为了革命工作，为了组织的安全，都没有回家看望妻儿，这是需要何等的煎熬啊。自此以后，母亲再也不相信打卦算命的事，也经常告诫我们不能相信，全是骗人的把戏。

突然转移

1945年，中国人民好不容易把日本鬼子赶出了中国，老百姓该过和平的日子了，谁知道国民党又挑起了内战，人民又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父亲依然在外面跟随共产党组织南征北战，一年也回家没有几天，为了安全，回来也要偷偷地回。母亲在村里带着孩子，仍然为地下交通站站岗放哨，日子真是难熬啊。

1947年秋，母亲正在场院上收拾庄稼，突然接到上级紧急通知：因国民党军队要向灵山根据地发动进攻，八路军家属连夜全部转移。泉上村的所有八路军家属拖老带幼，个人只带几件现穿的衣服，有牲口的牵着牲口，一大队人马天刚黑就上了路。房屋、一切东西都带不走了，先转移吧，不然国民党抓起来是要杀头的。

一路上提心吊胆，战战兢兢，跋山涉水。母亲背着三岁的二哥，领着八岁的大哥，靠着两只小脚，一步一步，历尽千辛万苦。路上好几次，母亲累了哄二哥下来走一段，可是黑灯瞎火，山路崎岖，又困又乏，一个三岁的孩子怎能不害怕呢？他就是不下来。累得实在走不动了，母亲就拧二哥的屁股，他像是粘在娘的背上一样。好不容易在天亮前到达了安全地带莱海山区，被安排在老百姓的家里，娘脱下鞋，脚底全是血泡。那种累和吓，是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无法体会的。

在这些转移的八路家属队伍中，我们一大家就有20几口。其中，我大爷爷走着走着累的死活不走了，把他的儿子好骂了一顿，后来在大伙的劝说下又走了。我二伯母自小腿瘸，一路上驮她的毛驴都累死了。对比之下一个1.5米的小脚女人，背着一个孩子，一夜走了八九十里山路，多么不容易啊，没有娘的坚强，是做不到的。

重盖房子

在莱海阳住了一段时间，即墨的斗争形势相对安定了一些，母亲又服从党组织安排，回到了即墨移风一带生活，那时称“移风区”。

大约住了两年时间，到1949年秋，即墨解放了，我们才回到了家乡灵山泉上。回村一看，家呢，没了，被国民党狗腿子给扒了，连房子的土堆都被推出去了。那时也没有个拖拉机，劳动工具及其落后，可见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有多恨。这可怎么办？总不能住大街上吧，母亲只得去求人，村里好心的胡敦尧把西厢屋借给了俺家住。

就在这年的十二月我出生了。母亲说，当时回来就是俩肩膀顶着个头，要什么没什么，我父亲还是不在家，在1949年时参加解放南京的战斗，胜利后就在那里工作了。

全家人只能吃点借点，连肚子都吃不饱。这样过了一天又一天，可是，老借人家屋住也不行啊。于是，第二年春天，母亲就打算盖房子，这又给母亲一个天大的难题。但现实逼着母亲必须这么做，于是开始抱着我四处求亲告友，让邻居百家帮着，一趟不行就两趟，白天不行就晚上再去，嘴皮子都磨破了。

有一天晚上，母亲抱着我不小心被一个土堆绊倒了，把我压在下面差点压死。盖屋的材料多亏姥爷帮着，就这样盖了四间小土屋，到冬天才完工搬进去，终于有了个自己的“窝”。也就是在这一年，土地改革给俺家分到了土地，大爷爷帮着耕种，总算能吃饱肚子了。

我的父亲胡居本。

父亲病故

严霜单打苦草根。好景不长，1951年，父亲由于长期奔波工作，有时又几顿连饭都吃不上，更不用说补充现在说的“营养”，于是积劳成疾。他从南京调回了青岛，安排在青岛市卫生局，到了1953年10月，父亲就已经奄奄一息了。

组织上问父亲还有什么要求，父亲断断续续地说：“我老家里有没长大的孩子，还有个小女孩......”单位领导马上派人，骑着自行车从青岛到即墨灵山泉上村，连口水都没有喝，把母亲和我接了去青岛。那时候交通不顺，道路坑坑洼洼，来回也得五六个小时。

等到我们赶到的时候已经接近半夜了，父亲已经连话也不能说了，大夫说，“胡同志，你不是想见见你女儿吗？她来了......”父亲连眼睛都睁不开了，四岁的我连父亲唯一的这点要求都没做到，没有喊他一声“爹”。从出生到父亲去世我从来没有叫过他一声。新中国成立后，父亲一直在外面工作，那时交通落后，父亲一年就回家三次二次的，每次住三天二日就走了，我根本就当他是陌生人，见了就害怕，现在让我叫他爹，无论如何也叫不出来。

长大懂事后，每当母亲讲起这段往事，我感到有一种深深地罪恶感，自己都无法原谅自己，时常责备自己的年幼无知，以至于这事成了我终生的遗憾。

父亲逝世是正值壮年，当时他才39岁，母亲四十二岁，大哥十四岁，二哥九岁。父亲的去世，对于我家无疑是晴空霹雳，当然最悲痛的是母亲，仿佛掉进了万丈深渊，天塌了。组织领导问母亲有什么困难，母亲就说，“土改分了几亩地，孩子小，我也干不动。”领导说，“这个不是问题，我们可以安排当地政府帮助解决。”

就这样，母亲没要政府一分钱，带着我回家开始了艰难的生活。对于父亲我不认识，从没叫声；俩哥哥对于父亲有什么感情，有多少记忆我没问，估计也不会印象深刻。我知道俺兄妹三人都没得到父爱，父亲无论在物质上，精神上给予我们的极少极少，给予这个家庭的更是少的可怜。俺姊妹三个是弱小而伟大的母亲养育，抚养成人的。但是我们都不怪父亲，因为父亲是舍小家，顾大家，为了千千万万个家庭幸福，为了万万千千个孩子有爹痛娘爱，把自己青春年华和宝贵生命，献给了伟大的革命事业，献给了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因此，我们为有这样的父亲感到无比的骄傲！

父亲去世的最初几年，俺兄妹也小，母亲天天在“哭”道上行走。特别是遇到难事或是过年过节了，经常在家顶着屋子哭，这种哭是无奈和无助，是生活在逆境中的悲情宣泄，也是处在绝境中的挣扎。多少好心人听见了就进去劝说劝说，过来一会母亲就止住了哭声，为了拉扯大孩子硬着头皮过下去。有时候，母亲去村后父亲的坟上哭，跟父亲倾诉心中的苦楚，越哭越伤心，哭很长时间也不起来。我玩完了傍晌或傍晚回家，看到门锁着，就知道娘又去爹的坟上哭了。到了那里就站在一旁等着，也不会把娘扶起来，也不会劝说一句，等啊等，等到娘感到天晌或天黑了孩子该吃饭了，就起来领着我回家。现在一回想起母亲说的这些，我就恨自己，恨自己的幼小和无知，不能帮助母亲减轻点痛苦。

教育子女

苦菜花开又一春。母爱伟大，时间更是最好良药。

年复一年，我到了上学的岁数了，母亲千叮咛万嘱咐：“到学校要听老师的话，好好学习，别人的不能馋，公家的东西不能拿。你需要铅笔石板了，我给你买，没有钱，等我挣钱攒够了就买，早晚咱就买上了。”

母亲还说：自己不识字是个睁眼瞎，吃了若干苦，上了若干火。有一次，父亲也是好长时间没有回家，一回来娘就埋怨说：“你人不回来，有封信也好嘛。”爹说：“我捎封信好干什么，你还得东邻西舍的找人看，还得耽误你的工夫。”这句实话深深地刺痛了母亲，她打那时起就下了决心，她的孩子无论男女，以后都要读书上学，就是自己要饭吃，也得让孩子读书，能读到那里就供到那里。因为，她懂得读书的重要性。

轮到我上学了，家里依然很穷，上了十几年的学，我从来没有个铅笔盒。那个花布书包，是母亲用八个鸡蛋换来的。娘为了我们读书，天天给人家纺棉花，常常纺到下半夜，我睡醒一觉了听见纺车还在嗡嗡响。

现在每当想起这些，心中仍是酸痛无比，心痛生在多灾多难时期的母亲，为了孩子，付出的太多太多。遗憾的是，我高中毕业时，正赶上十年动乱，失去了高考的机会，辜负了母亲的期望，成了我人生的一大憾事。

后来我工作了，母亲又谆谆教导我说：“到了工厂一定要听领导分配，公家的活要当自己的干，不要偷奸耍赖。另外，公家的东西不能浪费，该节约就节约，车间该收拾就抢着收拾，多干点活累不死。另外，不管走到哪里，嘴要老实，手要老实。”

母亲虽然不识字，却用最朴实的话语教育着我们，影响着我们。感谢我母亲让俺兄妹三人学到知识，懂得做人的道理。我和二哥都是共产党员，二哥还当了多年的村支书，领导农民发家致富。

晚年生活

后来我们兄妹相继成人，结婚、生子，母亲又给予了力所能及的帮助。随着农村改革开放，农民的生活也如芝麻开花，节节高了。

母亲的晚年大多时间和我生活在一起，也经常给我的孩子讲这些革命往事，人老了特别爱唠叨，以前的事记忆犹新，孩子听得多了就听烦了。有一次孩子说：“哎呀，姥姥你快别讲了，你的那些事我都背过了。”

记得有天中午，我蒸了一锅包子，吃饭时母亲坐在饭桌前，母亲一边吃着包子，一边对我们说：“过去咱家偷着当八路，那些革命同志跟我说‘大嫂子，等将来革命成功了，咱吃好的、穿好的，种地，推磨，碾碾都不用人了，都用机器。’我当时觉得人家吹牛，那现在还真让他们说对了，真过上这样好日子了，这都是跟着共产党占得光。”

经历了磨难与艰苦，母亲87岁去世了，可她老人家得到的幸福，并不能补偿她一生的辛苦。我常常想，如果母亲能活动现在，她能目睹到农村日新月异的变化，人民生活的提高，家庭生活的幸福，她更会感到无比的幸福。

艰难困苦为革命，不屈精神佑子孙！伟大母亲的一生，是为党、为国家、为人民，为社会主义建设，付出青春年华的一生！是为儿女无私奉献的一生，是平凡又伟大的一生！是令人敬佩的一生！

我为有这样的母亲，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编辑 已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