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荣猛 转战七个多月“追疫人”归来

蒋荣猛 转战七个多月“追疫人”归来

从武汉到乌鲁木齐，地坛医院蒋荣猛追着“新冠”打满全场；他认为，人类应该反思自己的生存方式，避免打破生态平衡

9月第一天，蒋荣猛回家了。

住惯了酒店，习惯了时间被“新冠”占得满满当当，回家的第一感觉，几乎有些虚幻。

作为全国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成员，蒋荣猛的战疫之旅在新冠病毒被正式命名前就开始了。南下，北上，南下，再北上，从1月的武汉，6月的北京，到7月的乌鲁木齐，追着疫情，他不知不觉打满了全场。

蒋荣猛干了一切能干的活儿：扎进发热门诊调研疫情，进隔离病房查房治病，指导定点医院改造病区，参与制定诊疗方案，为几千名援鄂医护培训授课……有时一天跑几百公里，只睡一两个小时。

他几乎经历了我国近二十年所有重大疫情，内心对病毒早已“脱敏”，但见到疫情蔓延一座座城市，仍憋着一股难言的情绪。驻地的床头柜上，他写下了“保卫武汉”，有时还对自己说，只要能止住疫情，我可以竭尽全力。

接到任务后拎一个背包就闯进武汉

蒋荣猛的朋友圈，还保留着2019年12月31日到2020年1月2日的三条记录。第一条是预防呼吸道疾病的要点，第二条是《读书笔记之冠状病毒》，第三条是《冠状病毒：SARS和MERS之比较》。

去年12月底，武汉发生不明原因肺炎的消息在网上传开，作为感染科医生，蒋荣猛对病毒更为敏感。病原尚未确定，但既往冠状病毒的基本特性、传播渠道、防护手段是已知的，不少人追问，他便写了文章，解答疑惑。1月9日，蒋荣猛在上海开会，突然接到国家卫健委的通知，让他马上去武汉。

电话持续了不到2分钟，去做什么、去多久、去哪家医院都没有细说，但两头都习以为常了。蒋荣猛没有更多行李，随身一个背包，拎了就走，当天抵汉，接他的人看了一愣，开玩笑说，你就这么来打持久战了？

这个突然的抗疫任务，最终的确演变成超出所有人预期的持久战。到达后头半个月，蒋荣猛在当地定点医院、发热门诊挨家踩点，试图摸清“新冠”的底细。

情况并不乐观，病房中患者病情严重，有的因呼吸衰竭插了管、上了ECMO，没有危重至此的，很多也出现了肺炎，超出了一般的流感；一周内，发热门诊的接诊量翻了数倍，患者等候的队伍排上了马路；核酸检测能力有限，大量患者因此难以短时间确诊，拿起CT片一看，典型的“白肺”；不论核酸结果，都需要隔离治疗，但医疗资源挤兑，医务人员、防护物资、隔离床位，都明显不足。

看到的情况，让蒋荣猛一刻也不敢停下。他记下了解到的情况，需要增设定点医院、从各地增派人手、加强对武汉的交通管制等建议也一并写下。到了晚上，就将白天的所见所想上报，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

看病、培训、改造病区，不遗余力抗击新冠

在武汉，蒋荣猛待了109天。查房救人之余，但凡感染科医生能做的事，他都做了。

为了承接激增的感染人群，武汉越来越多的医院成为新冠定点医院。治疗传染病，院感管理的要求更高，大多医院的分区隔离达不到要求，遇到新年，人力物力短缺，改造更为困难。

蒋荣猛到了现场，先去病房楼走一圈，掏出本子画地图，帮他们确定最易行的改造方案。有两个进出通道的，就在污染区和清洁区之间打隔断、加门；只有一个通道的，就拿出第一层作为清洁区，便于医务人员穿脱防护服、消毒。他还否决了不少方案，有的医院试图在地上画线作为分区，被他制止了，有的楼体条件过于简陋，怎么改都有感染风险，他建议医院不要硬上，把病人转走。

除夕之后，各省向武汉派出医疗队，蒋荣猛承担了紧急培训的任务。一周内，他培训了3600多名医生护士，最多的时候，一天辗转六个医疗队驻地、行程超过200公里。培训内容包括新冠肺炎特点、预后、防护措施等。同行见他太累，建议录个视频，不要次次都去现场，他想了想，等到下一场仍然站在讲台上。

“看视频，和看一个大活人站在你面前，告诉你真的不用怕，效果是不一样的。”蒋荣猛说。刚来武汉，有医生朋友进隔离区，一定要拉上他同行才安心，他由此察觉到，恐惧光靠知识不足以抚平，还需要某些更为感性、直观的东西。后来，每走进一个医疗队，他都会说：“我来了半个月了，你们看，好好儿的。”讲完课，总有不少人向他提问，换了一个地方，最关心的问题不变，他要反复解答。因为说了太多话，口干舌燥，第一次有种嗓子眼都在喷火的感觉。

随着床位增加，重症和危重症患者的治疗成为重点。他时常去各家医院“挑病人”，把病情重的、即将转重的分辨出来。临时改造的医院，临时增派的人手，未必都能开展重症救治，一些医院氧疗设备不足，ICU床位爆满，他就将患者转去条件更为成熟的医院。

白天多是在医院中度过，晚上回到酒店，例行参加研判会，持续到凌晨一两点。新冠肺炎诊疗方案更新的八个版本，他全程参与其中，讨论方案变更，往往到凌晨两三点，结束后，他负责撰写诊疗要点，人虽在武汉，同时为北京录制诊疗方案解读培训音频，活儿干完到了四五点，睡一两个小时，又开始第二天的工作。

“我身边的人也是这个工作状态。我觉得这是中国人的特点，到了这个时候，个人得失已经不去考虑了，没有人会喊累。”发热门诊、隔离病房中的所见所闻，让蒋荣猛心头憋着一股难言的情绪。有一天回房，他在床头柜的纸条上写了四个字：保卫武汉。有时心里会想，只要能止住疫情，我可以竭尽全力。

从武汉到乌鲁木齐，七个多月打满全场

蒋荣猛的“抗疫”，比一般人开始得更早、结束得更晚。

4月27日，武汉在院病例动态清零，援鄂三个半月的蒋荣猛返京。7天后，他再次随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联络组前往湖北，42天里，负责巡查无症状感染者，指导复工复产。

北京发生新发地聚集性疫情后，6月15日，蒋荣猛回到阔别半年的单位北京地坛医院，接管应急七病区，救治新发地聚集性疫情相关患者。

34天后，阵地再换。乌鲁木齐疫情发生，蒋荣猛随国务院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专家组来到新疆，指导疫情防控和患者救治工作。

工作内容仍是那些：查房、培训、指导救治、院感改造、研讨诊疗方案。但从最初的至暗时刻一路走来，越往后，工作越发从容顺畅。

“武汉是遭遇战，谁也不知道疫情的走向，一切举措，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到了后期，我们国家积累了自己的经验，这个病怎么治、怎么防，换一个城市，仍能有成熟的应对思路。”蒋荣猛说。

到乌鲁木齐后，他同样帮助当地医院进行院感改造。一家医院原本做好了支出上亿的准备，蒋荣猛给出了最省时易行的方案，开销不到前者的百分之一，72小时内即改造完成。他负责八个病区的巡查工作，每天参加重型与危重型患者的病情研判会，原本，对于重症患者插管上机的时机，医学界一直存在争议，新冠疫情早期，不同地区的救治理念也有出入，多版诊疗方案对这一问题不断明确，这些逐步达成的临床共识，为新发疫情的城市提供了可靠的参考。

45天后，乌鲁木齐疫情平复，蒋荣猛完成了又一次支援任务，回到北京。

“疫情折射出社会问题，人类应该吸取教训”

抗疫七个多月，蒋荣猛成了同事眼中的“追疫人”，追着新冠，不知不觉打满了全场。

200多天中，他住惯了酒店，窗外总是异乡的风景。去时是武汉的冬天，小雪落在身上，像雨里掺着沙子；春天很快到了，街边开满了杏花、玉兰、海棠，湖边堤岸是满树的粉白樱花，一场雨过，满地落樱，也无人观赏；四五月份，夏天近了，城市热闹起来，酒店门口摆起大排档，夜深了，人们依旧兴致不减；去过多次的乌鲁木齐，变成了一座无人出行的城市，一个多月后，疫情散去，人车涌上街头，逐渐有了流动的风景。

最让他难忘的是4月8日，武汉解封。晚上十点多，他和朋友们特意借了车驶上街头。途经黄鹤楼，有志愿者得知他们身份，满面感动，火车开过，感谢的话语淹没在轰鸣中，但所有人都听进了心里。到了零点，长江大桥边开始点灯，高楼亮起，医疗队的影像在屏幕上闪现，激光束摇摆在夜空中，城市复苏的一刻，美好得如同梦境。

这一年，他有过不忍、有过愤懑、有过疲乏，唯独不曾害怕。初到武汉，他戴着一个外科口罩，一头扎入满是患者的发热门诊中。和传染病打交道二十多年，经历过SARS、鼠疫、埃博拉，令外界闻之色变的病毒与细菌，蒋荣猛已习以为常。

在他眼里，这些简单又顽强的微生物，是与人类同源同根的地球邻居，未必是不共戴天的仇敌。疫情来了，“抗疫”之外，更多问题值得注意。

“现有的治疗，主要关注病人的生理健康，但很多患者面临心理与社会压力，这些压力会对疾病进程带来影响，这是临床治疗时应当注意的；疾病的不同阶段，所需要的治疗干预手段不一样，临床上也应加强对病例分类管理。”

临床治疗之外，蒋荣猛还常思考，即便经济科技飞速发展，人类仍不能预测新疫情、也无法在疾病面前全身而退，技术与资源并不是万能药方，反思现有的发展模式，似乎更加迫切。

“这几十年，新疫情不断出现，而且出现的频率越来越快，让我们措手不及。SARS、MERS之后，业界把‘宝’押在流感，研发药物、增设监测点，以为不会再有新的冠状病毒，结果今年，新冠来了。下一次是什么，谁能预料？”

“为什么原本不为人知的病毒进入了人类社会？是不是人类对资源求索过度，离大自然过分近了？破坏森林，过分消耗能源，导致全球变暖，微生物的繁殖与变异必然受到影响；贪食野生动物的恶习，给了病毒更多跨越物种屏障的机会，频繁的聚集、狂欢，则让传染病更加易于传播。”蒋荣猛说，人类应该反思自己的生存方式，不要将发达与发展等同于资源消耗，生态平衡被一再打破的同时，人类也难逃反噬。

另一个让他关心的，是弱势群体。

二十多年中，他出差去得最多的是贫穷的西部，很少去发达的东部。他看到传染病的“习性”——喜欢穷人。穷人生存环境恶劣、免疫力低下、健康知识与医疗资源贫乏、密集聚集居住，无一不利于疾病传播。新冠同样如此。在美国，大量有色人种患病死去，相比之下，富裕者似乎离病毒更远，即便感染，也能得到更为及时的救治。

“很多时候，弱势群体是失声的，但我们不能不更多考虑他们的处境，漠视他们经受疾病折磨的同时，其他群体也无法独善其身。疫情就像一面镜子，‘和平’时期被忽视的问题，此时都会清晰地折射出来，我们只有吸取教训，才能更好应对下一次挑战。”

新京报记者 戴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