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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岁“黑户”的影子人生:没上过学 不敢谈恋爱

  • 2016-07-26 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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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岁“黑户”的影子人生:没上过学 不敢谈恋爱

没有户口、没有身份证,就无法得到社会的承认。

作为“黑户”,赵万祥没能上学、无法找工作,不敢谈恋爱,甚至从未接种疫苗、一切需要“身份”得以维护的基本权利,都与他无关。对他来说,从出生到现在,22年里他只能隐藏在社会的角落,像影子一样生活在人群中。

从小到大没上过学

7月22日下午5时,22岁的赵万祥用自行车驮着一大桶纯净水送往客户家。临行前,老板一再叮嘱他,是安宁区万里厂家属院拄拐杖的那个阿姨家。“赵万祥没有上过学,不认识字,说门牌号他不认识,只能说客户的具体特征,他才能把水送到。”老板姚琴无奈地说。

从个体体征或者具体符号来认识物体,是赵万祥最基本、也是唯一的识别办法。

姚琴告诉西部商报记者,因为没有上过学,最简单的数字,赵万祥不能连贯地读。比如最简单的电话号码,赵万祥只能按数字一个一个慢慢读。他的妈妈杨立丽本来也识字不多,仅仅上过小学五年级,加上为了生活奔波,也几乎没有精力和时间教孩子读书。这让赵万祥成了同龄人中的另类,从小到大没有上过学,也不识字。

两年前,姚琴收留了赵万祥母子俩。“当时他蓬头垢面,身上的衣服也很破。就像个乞丐,看着很可怜,我就收留了他。”因为没有身份证,姚琴只能让他在店铺里打杂。那时候,赵万祥母子俩的生活连最基本的温饱也无法解决,姚琴只好给娘俩租了房子,又给赵万祥的妈妈找了零售报纸杂志的活,这样一个月下来能收入2000多元,再加上赵万祥2000元的工资,两人的生活算是没有问题。

赵万祥这个名字是妈妈起的,但他不喜欢这个名字。“我还是喜欢别人喊我刚刚。”满脸黝黑的他很少说话,但说起自己的身份,赵万祥忍不住激动,这22年里他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谁?于是他躲在角落里开始抱怨妈妈:“你就不该把我生下来,你心里难受,我受折磨,我们俩都苦。”

赵万祥说出此话的时候,妈妈杨立丽委屈得满脸泪水。1992年,20多岁的杨立丽在兰州一家餐馆打工时,认识了当时已经50多岁的男子赵某,二人坠入爱河并同居,于1994年生下了赵万祥。但赵某是个有家室的人,在这之前和妻子有了一个男孩。赵万祥生下后,赵某怕负担孩子的生活费用,自此拒绝和杨立丽母子来往。杨立丽靠着打工将孩子带到三岁。眼看到了孩子上幼儿园的年龄,杨立丽费劲周折找到了孩子的生父赵某,但赵某躲而不见。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结婚证,也没有出生证,赵万祥最终没有报上户口。而没有户口,就意味着他在城市里无法入学。

报户口遇阻 他成了黑户

对正常人来说,户口簿,不过几页纸的轻薄,但对赵万祥来说,这几页纸却深刻影响了他20多年。没有户口,也没有身份证,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黑户”。

由于生父拒绝为他报户口,赵万祥耽搁了上幼儿园。7岁的时候,杨立丽将他送到自己老家——武威市天祝县的农村。在那里,赵万祥的舅舅嫌他是个私生子而拒绝相认。好在姥姥还活着,毕竟是自己的外孙,赵万祥的童年暂时稳定了下来。8岁的时候,姥姥哀求当地小学校长,让他以择校生的名义进入学校学习。但不到一个星期,赵万祥和几个同伴将村里的草垛点着后,被校长开除。

舅舅骂他是个祸害,让杨立丽将他接回了兰州。杨立丽多次找到赵某要求给孩子报户口,但均遭到了拒绝。那时的杨立丽骑着三轮车摆摊修自行车,走到哪里,就用三轮车将赵万祥拉到哪里。

“风里来,雨里去,这孩子就是在三轮车上长大的。”杨立丽说。

给孩子报户口,一直是杨立丽的最大心愿,但每次都是无功而返。

在生父的名下报不了户口,杨立丽只好回到老家,找天祝县当地派出所给赵万祥报户口。但缺少了出生证这一最基本的报户口条件,杨立丽只好带着赵万祥回到了兰州再找孩子的生父。这一次,杨立丽气愤之极,她将孩子送到赵某家里。

“孩子没法报户口,你看着办。”杨立丽夺门离去。自此赵万祥在生父家生活一年,但户口终究还是没有报上。一年之后,杨立丽来看孩子时,看到孩子腿上身上到处是伤,就问赵万祥,伤是哪来的?孩子告诉他是父亲打的。
孩子不但没有报上户口,还被生父打得遍体鳞伤,杨立丽只好又将孩子接回自己的身边。自此,赵万祥就彻底成了黑户。

没有身份 处处碰壁

一个人一旦无法与他所身处的社会机制发生联系,将会举步维艰、一无所有。

遇到同龄的孩子,最怕别人问:“你在哪个学校上学?”这种时候,赵万祥总是愣在那里,然后怯怯地回答:“我没有户口,我没有上过学”。

每天看着在学校操场上课的学生:“好羡慕人家。”上不了学的赵万祥,只能每天跟着母亲到处摆摊修车。“没有朋友,也没有童年,相当于跟社会脱节了似的”。杨立丽说,这孩子小时候很胆小,见到陌生人总是怯生生的,不敢跟人说话。“他也不喜欢照相,因为户口的事儿,有些自卑。”慢慢地,赵万祥长大了,他靠着借来的身份证长期流连网吧。在游戏里,他才觉得自己是个“完整的人”。

但赵万祥发现,自己似乎并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他有时会问:“世界上真的有赵万祥这个人吗?”

一切需要身份证的事情,都与这个叫“赵万祥”的人无关。没去过市区,没住过旅店,没有银行卡,办个电话卡只能借别人的,甚至想要去药店买盒康泰克,都被售货员拒绝。“他连疫苗都没打过。”回忆起往事,杨立丽的眼眶噙满泪水。按照国家规定,婴儿都要免费接种疫苗,但只有在卫生部门登记了新生儿住址的才能接到接种疫苗的通知,可赵万祥连户口都没有,更不用说户口住址。

18岁的时候,杨立丽给赵万祥找了个活,给人发传单,每天30元钱。后来被城管抓住要登记的时候,赵万祥没有身份证,只能扣留着让家里人来领,赵万祥坐在城管的办公室里大哭,那是他第一次意识到,因为没有身份,自己可能随时被“登记”。

19岁那年,赵万祥去工地打散工。因工头同情,他才得到了一份搬砖的工作。没有身份证,别人3000元的月薪,他只能拿到1000多元。因为不懂技巧,一天下来,手上布满血痕,“我就想证明自己”。

老板姚琴觉得赵万祥勤快,长期送水也委屈了他,要是学点技术,将来凭着一技之长也能生存,于是就将他介绍到一个汽车美容店。尽管赵万祥的勤快得到了汽车美容院老板的赏识。但很多高档车用的美容材料都不一样,而且有些材料的标识和说明都是英文的,赵万祥根本不懂,往往会给人用错,车主抱怨,老板赔钱,赵万祥的不识字很快就断送了这份工作。

无法工作 不敢恋爱

没有身份,在很多常人眼里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到了赵万祥的身上变成了无法逾越的鸿沟。

没有户籍,没有医疗保险,生病除了去药店买药外,只能靠自愈。因为没有户籍就无法在医院看病,赵万祥成了那些隐藏在角落里黑诊所的常客。

赵万祥低下了头,默默说,因为户籍身份的缺失,“黑户”的他几乎被剥夺了扮演所有社会角色的权利。他们拼尽所有想要去承担一个男人角色,却在“黑户”的现实面前屡屡败下阵来。

“我想了很久,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现在该怎么办?不管怎么样?我要和正常人一样生活……”赵万祥说,“看到警察我就躲,我生怕他逮住我,最惨的时候有一个星期,身上一分钱都没有,当时已经是秋天了,我好冷啊,然后我又饿,饿的时候我就使劲在那里转啊转,我当时真的想去自杀,就是那种求天无路,入地无门的感觉,好惨……”

2010年,杨立丽托人认识了一个自称是公安局警察的人,答应几天后给孩子办理户口,但这个“警察”收了一万元钱后,户口依然成为泡影。除了送水,赵万祥还想再多打一份工,多挣点钱减轻母亲的负担,但是他没有户口,又不识字,只能一次次错失良机。去年冬天,美团外卖的老板看中了赵万祥的吃苦勤快。可是在送第一份餐的时候,赵万祥死活找不到客户的地址,老板气得大骂一通。但后来得知赵万祥没有户口,也不识字时,只好给赵万祥道歉后让他回去。

最让赵万祥困惑的是,黑户造成的不识字,开始逐渐影响他所有的生活。在朋友面前,自己从不敢说没有念过书。有时候朋友们发来的信息,赵万祥看不懂,他特意下载了一个语音导读,这样解决了看的问题,可是他从来不给朋友回短信。

去年在送水的时候,赵万祥认识了一个庆阳在兰州打工的姑娘,他很喜欢她。可是在交往中,姑娘问他多大岁数,要看身份证时,赵万祥退缩了。没有身份证就不敢恋爱,赵万祥甚至可以想象自己以后无法结婚生子。

“为了给孩子报户口,我都不知道走了多少弯路。我也有责任,这个事情在我手上没办成,但是我已经尽我的能力了。”杨立丽无奈地说。

特殊的命运让他的成长一直游离于户口体制之外,22年里,赵万祥在“黑户”的阴影中迷失着,追寻着、叩问着。

没有人知道赵万祥的“黑户”时代还要到什么时候,但他内心里,一直期望自己的“黑户”尽快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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