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自杀率曾3倍于城市 女性是男性2.74倍

自杀，并不仅仅是一件隐秘的私事，一种极端的个人行为，它还指向更复杂的社会伦理和生存逻辑。

没有什么比挽救人的生命更重要。

8月26日，杨改兰杀死4个孩子后，喝下农药自杀。她的丈夫李克英料理完后事，喝下农药自尽。自此，四世同堂的8口之家，只剩下七旬的杨兰芳和五旬的杨满堂。

惨剧一出，随即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不少人质疑为贫困所致。9月9日，国务院扶贫办调查组到康乐县景古镇阿姑山村开展调查。

9月16日，甘肃康乐县发出了一份《康乐县“8·26”特大故意杀人案调查处置情况的续报》，对康乐县副县长等6名干部作出处分。

随着社会舆论的聚焦，以往被遗忘的农村自杀问题重回人们视野：精准扶贫的缺漏，精神扶贫的欠缺；极有可能反弹的自杀率；自杀干预机制的匮乏又一次拷问着社会。

自杀隐因 

这是一个家庭的悲剧，也是一条极端的末路。

“杨改兰事件，在中国甚至全世界都是非常少见的案例，不能以偏概全。”香港大学赛马会防止自杀研究中心主任叶兆辉在接受深圳晚报采访时说。

叶兆辉从1996年就开始关注农村自杀问题，那时农村的自杀率是城市的三倍，他也见证着农村自杀率降低的变化。叶兆辉表示，每一个自杀个案的发生都具备其特殊性，背后有很多偶然因素难以预料。在农村，很多时候因为“一句话”，或者突然想不通，都可能引发自杀。

“所有的自杀都是非常沉重的，都是积累了很多矛盾之后的突然爆发。”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后桂华在接受深圳晚报采访时表示，贫困本身并不会造成自杀，杨改兰走向自杀，中间还有很多因素没有被发掘出来，包括许多偶然的因素。根据媒体报道，杨改兰的家庭存在内在矛盾，她在村庄中也是比较孤立的，而孤立的人际关系会影响家庭的生活状态和心理状态。

65岁的谢丽华是中国最早一批关注和研究中国农村妇女自杀问题的学者和媒体人之一。1993年，她创办了国内第一本为农村妇女服务的《农家女》杂志，1999年时主编了一本《中国农村妇女自杀报告》。先后创办了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打工妹之家等公益组织。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预防农村妇女自杀等帮助农村妇女的项目。

谢丽华分析说，出现采取残忍的手段和孩子们同归于尽个案，里面有轻生者的无助，也有家庭矛盾，“一个也不留”，体现了对家庭的反抗。

对此，叶兆辉则认为，极端个案蕴含一个非常传统的观点：轻生者把子女当成是他们的财产。不过，这种传统的观点是不尽责任的。即便是这样，妈妈也没有权利去剥夺他们的生命。

五条生命的结束并没有终结这个悲剧。一周之后，杨改兰的丈夫李克英在离家不远的树林里，服下了高毒杀虫剂。

“你可以想像在当他的丈夫经历了这一切后，还有面对社会对他的控诉或是标签化的看法，对他而言是无法忍受的。”叶兆辉认为，在社区中，有一种关爱的能力非常重要，当别人出现问题的时候，并非用歧视的目光去看待，这些都需要积累。

如今，随着一家六口的离世，走向末路的谜团也湮没于尘土中，沉寂于中国式农民自杀的冰山一角，唯有把个案放回时间的维度上，才能探寻自杀背后的隐因。

研究显示农村自杀率曾3倍于城市 

中国式农民自杀曾有过一段触目惊心的热潮，农村妇女自杀率一度高涨。但长期以来，并未引起足够的关注。

转折点在2002年，加拿大医生费立鹏在国际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了《中国的自杀率：1995-1999》一文，引起海内外的关注。高自杀率和特殊的自杀模式也成为中国自杀问题集中的焦点，农村自杀率是城市的3~5倍，其中女性自杀率比男性高25%。

中国农民自杀的原因并不同于国外。在国外，自杀的原因多是因为抑郁症，而中国农民自杀涉及心理、文化、宗族、社会等各方面的因素。

“那些主动选择死的人没有一个真的愿意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吴飞在他研究自杀问题的著作《浮生取义》中写道，不能把中国当前的自杀问题当做一个简单的精神医学问题，而应从家庭生活、精神气质、社会总体的角度来看待，“过日子”是他探寻自杀的角度。

“过日子是一个家庭政治过程，幸福与否不是单个人的事，而要取决于整个家庭生活的好坏”，吴飞认为，一个想过好日子的人却选择自杀，并不是因为他的头脑有毛病，而是因为权力游戏的结果总是违背他的期望：他越是想得到更大的尊严，却越是遭受更多的委屈。自杀，是过日子中的这个悖谬的集中体现。

为了研究中国农民自杀现象，从2007年始，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在全国十多个省的多个农村进行了调研。2009年暑假，桂华所在的调查团队在湖北开展了常规调查，以鄂东南3个行政村在1970年至2009年里的101例农民自杀案例为样本，发现当地农民年均自杀率高达每10万人37例，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出现农民自杀高潮，女性自杀绝对人数是男性的2.74倍。

“绝大部分自杀都是由家庭内部矛盾触发的。家庭矛盾是引起自杀的主要直接诱因，还有少部分是由村民生活中的邻里矛盾引发的”，桂华表示，农民自杀的直接诱因可分为代际（婆媳）矛盾，夫妻矛盾和邻里矛盾三类。

当然，在农民自杀中，也存在许多意想不到的原因。谢丽华在调研中了解到农村妇女70%以上是冲动性自杀，就是为了一句话或者和谁吵了架就自杀。

同时，农药的泛滥与公共卫生体系的缺损也是农村自杀问题的原因之一。贵州省社会学学会会长李建军曾表示，农药实际上已经成为农村人解决情感问题、解决矛盾纠纷的一种方式。不管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他们捧起农药就喝，就像喝可口可乐一样。农药成为一种惩罚自己又惩罚别人的“最佳选择”。而农村医疗救护条件的缺乏与落后，使得一些可以救治的自杀者变成“既遂”。

自杀潮落与隐忧 

农村的自杀潮的产生与中国社会环境息息相关，自杀率的下降也同样离不开社会的变迁。

2014年英国著名杂志《经济学人》刊文披露，“中国自杀率已跌至世界最低行列”“近10多年来中国自杀率陡降一半”。而支持这个论断的证据，来自香港大学公布的《中国自杀率报告：2002-2011》。

根据这份报告，在2002至2011年间，中国的年平均自杀率下降到了每10万人9.8例，降幅达到58%。其中最大的转变在于35岁以下的农村女性，自杀率减少了90%。

该份报告的主要起草人叶兆辉告诉深圳晚报记者，其调查数据取自于中国卫计委的生命登记系统，覆盖41个城市与85个农村地区，占国家总人口数量的8%。这个系统是全国最大的死因监控系统，其数据以当地警方提供的死亡证明为基础。不过，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因为在较穷的农村，死亡报告比富裕的地区缺乏准确度，也存在一些未上报的情况。

事实上，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年轻人群尤其是农村妇女自杀率便开始大幅下降。那时，正是民工潮、城市化的开端，越来越多的农村妇女走向城市，城市给了工作及教育的机会。

更重要的是，城市化为年轻的农村妇女提供了保护，使得她们远离导致自杀的三大因素：在家庭生活中的从属地位、家庭纷争以及容易得到农药。她们生活的机遇以及经济独立性在那段时间迅猛提高。与此同时，医疗水平的提高，交通的便捷以及对农药的管控使自杀未遂而减少自杀率。

“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是妇女地位的提高”，桂华博士认为随着社会的变迁，农村自杀率整体趋势一直在下降，尤其是农村妇女群体自杀率下降很快，过去农村妇女一直是受压抑的群体，地位低，所以自杀率高。在短短10年间，男女不平衡的地位发生逆转，家庭地位逐渐平等。

然而，在极低的自杀率背后，隐藏着深深的隐忧。

根据社会学家涂尔干以及最近经验主义的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经济发展的放缓导致社会压力的提高、老龄化人口的增长以及经济负担的增重，收入的不平等以及社会的不稳定，中国的自杀率可能会在接下来的十年发生反弹。

叶兆辉表示，有时城市化对于自杀率降低起到有利的作用，但只维持在一定程度上。在过往十年，自杀率也有上升趋势。因为城市化所带来的好处可能会慢慢消失。逐渐增大的压力等因素会开始抵消最开始城市化所带来的优点。

香港大学防止自杀研究中心在今年7月发表的《分解中国自杀率的变化，从1990到2010：老龄化与城市化》中指出，城市化所带来的好处看起来到了停滞不前的阶段，已经到了会被削弱的阶段。随着老龄化速度的加快，老年自杀率必然会提高。未来经济发展和就业情况充满困难及不确定性。故而，未来中国自杀率的发展轨道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社会如何应对巨大的改变，人们如何在城市生活中对待压力，以及农村地区的生活条件是否能够被改善。

精神扶贫缺位 

中国自杀问题存在的隐忧，不仅在于自杀率有反弹的可能性。精准扶贫及其精神扶贫都存在缺漏。

“杨改兰事件给精准扶贫敲响了警钟”，谢丽华认为，这件事反映精准扶贫存在许多问题。

9月16日，甘肃康乐县发布最新通报中称，在杨改兰事件中，对扶贫政策的落实不完全到位。基层在贫困户识别和退出过程中有简单化操作的问题，仅用收入作为衡量标准、用村民投票方式决定是否享受低保，没有综合考虑杨家的实际情况，方法简单粗糙，缺少对杨家有针对性的帮扶措施。

贫困的家庭却评不上低保户，无疑折射出了农村基层治理的难题。桂华博士在接受深圳晚报采访时表示，在精准扶贫中，农村低保评选的标准怎么制定，怎么评选，在农村的实践中，没有严格准确的收入标准来统计。

“贫困户给谁，大家都不同意”，桂华认为，农村一般存在相对贫困的情况，大部分村民的家庭情况差不多，一边在外打工，一边在家种几亩地，很难算出真正的家庭收入。所以，贫困户的评选是基层干部非常头疼的事，采取村民投票评选的方式，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这个办法也的确存在问题。

除了经济上的精准扶贫存在缺漏，精神扶贫显得更重要。

“精神扶贫应当和精准扶贫同步跟进。28岁的杨改兰，没有上过一天学，一直生活在封闭的村庄，甚至没有走出过家门，对于这样的妇女，她们应该得到怎样的救助？”在谢丽华看来，这是值得反思的问题，在扶贫上，精神上的扶持比给钱更重要。经济上的扶持应该和精神、文化、心理方面同时跟进。

“赋权比识字更重要”。这是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和妇联合作扫盲时提出的口号。

谢丽华认为，“赋权”在精神扶贫上依然很重要，应该让农村妇女掌握心理健康知识、法律知识、妇女权利，提高她们的自信心。

精神上的扶贫需要团体的支持，然而，在广大的中国农村，真正属于妇女的社会团体和组织却是凤毛麟角。

“在杨改兰事件中，看不到社会上支持的网络和系统，不管是社会组织，还是群众团体都是缺位的”，谢丽华觉得，如果杨改兰所在的村里有一个属于农村妇女的组织，哪怕只是一个小组，或许对杨改兰有很大的帮助。

而在各地筹建农村妇女组织，正是谢丽华20多年来一直所坚持的目标。通过农家女与妇代会、村委会等组织合作，让妇女广泛地参与到如农家女书社、心理健康知识小组，从中挑选能够代表妇女利益、建言建策的妇女骨干，作为农家女的“种子”，像滚雪球一般，把处于边缘地位的妇女吸引进来。

自杀干预少得可怜 

一年又一年，故事悄悄发生着……

然而，在农村妇女自杀率下降的背后，悲剧也时有发生。

从1993年创办《农家女》以来，无法统计谢丽华曾接到过多少封寄自全国各地的信件，紧急救助过多少找上门的农村姐妹，又通过办学校和推进农村女性发展项目帮助过多少农村女性。

“没有什么比挽救人的生命更加重要”，谢丽华说，这是《农家女》一直坚守的信念。

1996年，《农家女》杂志受到一封来自河南新乡的求助信，笔名为小芳的一个姑娘在信上说，如果等不到回信，就自杀。因为没有写明具体的地址，很难找到她。于是谢丽华在杂志上，撤掉了原本的《主编心语》，连夜写了一篇《小芳，你在哪里？》的一封信。

许多农村妇女甚至将《农家女》杂志当作最后一根稻草，经常写信来求助，这些原因促使着谢丽华这样做。

谢丽华依然记得十几年前，曾到过云南省的一个村庄调研，村庄有一个很深的水潭，一位农家女成员告诉她，自从嫁到这个村子以来，就有8个人跳水自杀。

“这是可以干预的，应该把防止自杀问题提到公共卫生领域，”这是谢丽华几十年来最大的感受，她觉得不能对农村妇女自杀问题不闻不问，这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各个国家都有，我们应该去做，不能坐视不管。

事实上，早在10几年前，“农家女”预防农村妇女自杀项目，在一些村庄，取得了比较好的经验。“农家女”曾在河北的一个村庄，做了3年的自杀干预项目，原本几年之内有25起自杀事件，后来就没有发生过一起，这是最好的证明。

然而，这样的项目在推广上却非常困难。“其实我们可以做得更大的，当我们把这个干预、预防农村妇女自杀项目推广时，无论是在农村，还是相关部门都把这当作负面事件，不太容易被接受，这些阻碍挡住了推广的道路”，谢丽华的语气中充满了遗憾。

事实上，妇联也曾委托中华女子学院做过一次全国妇女自杀的大型调查，以此推动预防农村妇女自杀的现象，但最后这个调查无果而终，没有出一个像样的报告。

杨改兰事件的发生，更加促使谢丽华和农家女团队用行动去突破这些障碍。

“自杀率一直都在下降，但下降不等于不发生。”这也是一个警钟，杨改兰事件发生后，农家女的成员也反馈了自己的村庄，又有不少恶性自杀事件。

在谢丽华看来，不应该把自杀行为私人化，应该提升到公共卫生层面去关注它、干预它。而这种干预，是可以预防更多人自杀。在预防农村妇女自杀方面，心理健康知识应该往下普及，比如在精准扶贫当中应该结合精神上的辅助，此外，妇联在农村的组织也要健全起来。

目前国内预防自杀中心也大多仅局限于城市，难以触及到农村地区。自2003年后，相继有20余条自杀干预热线开通，但主要是集中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地。

然而，当记者拨打青岛、沪上、杭州、广州、深圳、北京等城市的自杀干预热线电话后发现，有的号已成了空号或者无法接通。有些干预热线则有采用语音提示等功能并会告知接机者的工号录音，有些则是直接接通。

记者拨打了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热线，电话一头的女声表示，并不是有很多来自农村的人进行咨询，平时的咨询内容主要以婚姻问题为主，年龄段以老年人居多。记者通过广州心理危机干预热线了解到，对于来自农村的咨询并没有具体统计，咨询的问题主要以婚姻恋爱所遇到的情绪困扰为主。

不过，在桂华博士看来，极端的案例很难干预和预防。如果想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几乎不可能，而且需要付出极大的成本。

杨改兰事件极大的触动了《农家女》，目前农家女团队正计划依托网络联手建立起一个“爱心联盟”，在网络上播撒农家女的种子，发挥每个人的作用，辐射到周围的村庄、亲人。只要有发现村民自杀苗头，立刻伸出援手，随后让心理专家跟进，及时挽救生命。

如今，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和广东省绿芽乡村妇女发展基金会正在牵头、筹备这件事。20年来培养农家女的种子，在等待着在农村妇女群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未来得到的是关注，还是阻力，依然是未知，但我们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谈及该项目的未来，谢丽华迟疑了一会说道。任重而道远，但她们在努力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