辱母杀人案再审 期待资本乱象步入正途

据3月29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消息，山东高院负责审理于欢故意伤害一案合议庭已于3月28日通知于欢的辩护人，被害人杜志浩的近亲属、被害人郭彦刚的诉讼代理人到该院查阅案卷。(3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

一篇《刺死辱母者》引发舆论的沸腾，大多观点从法理情的角度出发，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于于欢刺死辱母者的量刑方面，民间舆论似乎形成了默契的共识，这在当今浮躁、焦虑、冲动和思无定势的背景下，不得不说这是线上线下的一次全民觉醒，更为难得的是政府部门除了及时回应，最高检派人南下山东，对该案警察执法行为展开调查，紧随其后，山东高院介入其中。由此，相信于欢案会在公众期待的法理情框架内得到合理的判决。

但是，须知本案远非一般的刑事案件那么简单，涉及非法借贷，暴力催债，更据近期流传的一篇文章，还涉及到巨额的非法集资。因此，于欢刺杀辱母者并非一个单纯的刑事案件，导致于欢杀人的主要原因是资本乱象，正是乌烟瘴气的资本乱象，造成了流血死人的惨剧。所以，更确切地说，这是一场“资本杀人案”。

何以说是“资本杀人案”?首先，“高利贷”历来是为人所深恶痛绝而避之不及的债务，除非无法可想、无路可走时，谁愿意借“高利贷”?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曾有“驴打滚”的说法，比如旧时代的穷人在饥饿年间向富人借一代粮食，约定期限内还两袋，两袋还不上时，再约定期限还四袋，四袋还不上则变为八袋，如此以往，穷人只能沦落为富人的长工(那时没听到过有专门的催债公司)，此即为“高利贷”。然而，社会发展的今天，这种历史的沉疴劣疾何以死灰复燃且大行其势?因为现行的法律法规，不允许拉长工抵债，那么，五花八门的催债机构诞生了，不是堵死你，就是呼死你，于是，为了“钱”，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刑事犯罪就发生了

其次，金融监管机构的模糊和缺位。从几年前浙江吴英的高息吸储案揭开盖子后，关于民间借贷一直争论不休，一方面是斥责国家金融机构的不作为，另一方面则是民间借贷合法化的呼声。但作为国家金融监管机构，似乎也一直没有明确的规章制度，尽管将非法借贷列入法律条文，可法律总是在出事后补洞，而未见前置预防。最明显的就是城市街头随处可见的、高大上的什么小额贷款公司之类的招牌，更有一些保险公司设立高息的小额信贷部门。这些所谓的小额信贷之类的机构，虽然利息在国家金融机构规定的合理区间内，但比银行还是高出许多，一些急于周转资金的企业在银行不能取得借贷后，就找这些机构。而这些取得所谓牌照的机构，一旦在约定期限内回不来款时，派出几十人堵家门甚至发生打砸事件。债务人又不得不在“高利贷”之间腾挪。

因此，辱母杀人案表面看似一起刑事案件，事实上是由混乱的资本市场所造成的。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之事，可是，一切如果在法律的约定内进行，无可厚非，然而，现行的法律法规对借债、催债的条款实在是付之阙如，虽然对于利率有24%和36%的规定，但介于两者之间的利率却不受法律保护，而对于债权人如何去追回欠款?却没有明确地法律条文。这一切，让民间的资本市场成了群狼奔突的乱局。

所以，“辱母杀人案”就是“资本杀人案”。但愿通过本次案件，让违法者受到法律的制裁之外，相关部门出台一部资本借贷的明法典章，清除高利贷，让资本乱象步入正途，才是此次案件的启示所在。否则，暴力追债不止，治安乱象不治，依法治国就会沦为空谈。因为，资本市场的稳定，才是国家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基础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