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帝国史学”披上一件新装

■张建华

纵观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绝大部分民族在绝大部分时间内都生活在帝国的统治之下。帝国作为一种统治形式，深刻地塑造了我们今天的世界。

近年来，对于帝国的研究悄然勃兴。美国历史学家简·伯班克与弗雷德里克·库珀的《世界帝国史：权力与差异政治》一书便是这一研究潮流中的突出成果。该书全面地梳理了自秦汉——罗马至20世纪去殖民化时期结束的世界各主要帝国兴衰史，甫一出版，便引起巨大反响，并且斩获2011年美国世界史协会图书奖。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专注于中华帝国晚期研究的著名汉学家彭慕兰称之为“这是我所能想到的阐述帝国与民族关系的一部上乘之作”。

统治的逻辑在于“差异政治”

帝国越是幅员辽阔，就越能看到离心力量的存在，因此，“绝对化”——“大一统”——“同质化”——“垂直统治”似乎是帝国治理的唯一选择

近年来，“帝国”、“霸权”和“实力”等词汇在国际语汇中已经完成华丽转身，不再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血与火”或“刀与剑”的代名词。而政治家们也不再羞于谈论或承认帝国，甚至将帝国作为追求目标，俄罗斯总统普京就曾在2005年的“瓦尔代论坛”接连向在场的各国学者发问：“何谓帝国？”“怎样才能成为帝国？”“俄罗斯是帝国吗？”

“帝国学”（Empire　Studies）亦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缘于政治学，延续至国际关系学，并进而大举渗透历史学界。“帝国”视野下的史学研究，不仅涉及罗马、埃及、印度、蒙古等古典帝国，也关涉荷兰、英国、西班牙、法国、德国、俄国等近现代帝国，以及自称“合众国”的“特殊帝国”——美国；不仅涉及实体帝国历史研究，也触及帝国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研究。

在众多关于“帝国史”的高头大章中，由美国学者简·伯班克和弗雷德里克·库珀合著的《世界帝国史：权力与差异政治》不仅荣获2011年美国世界历史协会图书奖，并且少见地受到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专注于中华帝国晚期研究的著名汉学家彭慕兰的喝彩，彭慕兰将其称之为“这是我所能想到的阐述帝国与民族关系的一部上乘之作”。

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政治学教授，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院士赫尔弗里德·明克勒以研究政治思想史和帝国史理论著称，他在2005年出版的《帝国统治世界的逻辑》是近年来帝国史学的佳作。他认为“帝国统治世界的逻辑”即是“帝国统治的类型、帝国扩张和巩固方式以及帝国借以形成的手段”。其中最为关键的要素是“实力”,即政治实力、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意识形态实力。明克勒认为，“哪种实力类型占据主导地位，不仅决定着我们面对哪种帝国建立的类型，而且还可以让我们推论出因帝国的建立而受影响的人——居住在中心的人、居住在边缘的人以及居住在外围的人——对帝国的建立有着怎样的感觉和感受。

赫尔弗里德·明克勒的著作关注帝国边疆和边缘群体对统治一个辽阔帝国的制约思想，在这个帝国里中心无法控制所有的过程与决策，必须依靠边缘地区的掌权者。在这里人们关注更多的不是决策正确与否的问题，而首先是对地方决策者是否忠诚的担忧。帝国越是幅员辽阔，就越能看到离心力量的存在：地方行政长官和军队指挥官与居住在边缘的地方百姓打成一片或取得下属部队的信任与臣服，这就增加了他们伺机从帝国中分离出去或者通过谋反和政变夺取中央政权的危险。因此，“绝对化”——“大一统”——“同质化”——“垂直统治”似乎是帝国治理的唯一选择。

而伯班克和库珀的《世界帝国史：权力与差异政治》则反其道而行之，他们以精心别裁的史实和缜密出奇的论证告诉读者：“帝国统治世界的逻辑”恰恰在于“差异政治”，这无疑给扑朔迷离的“帝国史学”披上了一件“新装”。

不平等但包容的地域感

“帝国统治世界”在于因地、因世、因人和因时，最大限度地容纳不同的宗教信仰、地方精英、既有权贵、种族习俗和民族文化，巧妙地“提供一种不平等但包容的地域感”

什么是“差异政治”？作者的解释是：第一，“帝国权力的定期交替，即当帝国吸收形形色色的民族进入统治体制时，为在他们中间维持或制造种种差异而选择的不同策略”。第二，“帝国动员和控制人力资源的手段是不同的，有吸纳或排斥，奖赏或压榨，分权或集权”。即“帝国统治世界”的真正逻辑不在于建立自上层而下级，自中央到边疆、自核心至边缘的大一统的和同质化的政治体制、权力模式和意识形态，而在于因地、因世、因人和因时，最大限度地容纳不同的宗教信仰、地方精英、既有权贵、种族习俗和民族文化，巧妙地“提供一种不平等但包容的地域感”。

从公元前3世纪的东西方两大帝国及帝国体量的国家——罗马和中国开始，这种帝国统治逻辑即已悄然发挥其作用。

由于在国家体制、民族构成和宗教信仰上的“差异政治”，罗马帝国虽然在公元476年已经灰飞烟灭，但其仍然可以在2000多公里外的君士坦丁堡以“东罗马帝国”的旗号游荡近十个世纪。“位于拜占庭的君士坦丁堡的帝国，将一种以拉丁语和罗马人为基础的政治结构带到了一个基本上讲希腊语的（但实际上极为多样化）位于东地中海的地区；　东罗马帝国延续了又一个千年。罗马的崩溃，为一种与基督教相联系的有着强大影响力的帝国想象留下了位置，这种帝国想象鼓舞了新的征服和新的教化使命。在地中海周边，罗马人为帝国创造了一个空间，一个吸引拜占庭人、伊斯兰教的哈里发们、加洛林人以及后来的强权们的相冲突的勃勃野心的空间。”

1206年，铁木真于斡难河（鄂嫩河）的忽里勒台大会上被尊称为成吉思汗。随后仅用不到30年，就攻灭西夏（1227年)和金国(1234年)，击败罗斯（1238年），然后再用33年，建立了横跨欧亚的元帝国、金帐汗国、伊儿汗国、察合台汗国和窝阔台汗国。仍然是“基于根本不同的原则之上——一种对待宗教文化差异的务实方法。蒙古可汗们拥有游牧社会的种种技术方式的优势（首先是有一支机动的、基本上自给自足并勇敢的军队），但其成功仍要归功于一个帝国大社会的种种宽容观念，使得他们迅速利用所征服的不同族群的技术与资源。蒙古人的统治武库将令人生畏的暴力与对不同宗教信仰和文化的保护以及个人效忠的政治相结合”。

这一“差异政治”的秘诀同样适用于对18世纪以来的老牌殖民帝国——荷兰、西班牙、葡萄牙、英国和法国，19世纪以来的新兴经济或军事帝国——美国、德国、俄国和日本，20世纪上半叶捉对厮杀的新老帝国，持续半个世纪的冷战背景下的美苏之争以及冷战后的“新帝国”的分析。

新方式重述帝国的故事

作者找到一种新的方式来重述帝国的故事，阐明帝国如何在长时间内维护统治，以及帝国崩溃的原因

在笔者看来，所谓“差异政治”实质就是“多元政治”，也即“有效统治”。诚如该书作者强调的：“帝国是一种可变的政治形式，并且我们强调了包容与差异被相互结合的多种方式。帝国的长久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它们整合和转变策略的能力，从巩固领土到建立飞地，从对中间人的松散监督到紧密的、自上而下的控制，从对帝国权威不加掩饰的宣示到拒绝像一个帝国一样行事。一元的诸王国、城邦、部落和民族国家，则在灵活应对一个变化中的世界时，能力稍逊于帝王。”

因此，澳大利亚学者斯蒂芬·马修特评论“这是一部关于宏观话题的巨著”。对于研究帝国历史，以及站在欧洲模仿者立场上的一些人来说，这将是一个震动。而对于伯班克和库珀来说，帝国历史则是世界历史。两位作者在爱憎分明的学术界获得广泛的赞赏，原因在于，这些帝国可以通过包罗万象的理想将不同的人们联合在一起。他们写道：“‘主权可以分享、分层和转型’，不论你是否同意我们的观点，你都要用上数周时间集中精力阅读和理解这部著作。”美国密歇根大学历史学教授罗纳德·格里戈·桑尼评论：“这本精辟的书重新界定了帝国和殖民地研究的领域，分析了帝国治理经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作者找到一种新的方式来重述帝国的故事，阐明帝国如何在长时间内维护统治，以及帝国崩溃的原因。”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现代人及当代学者都不能将帝国作为一个正常的政治实体来看待。帝国所遭遇的怀疑和挑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帝国的中心与边缘之间存在着实力落差，因此帝国不承认有与之平等的政治体。当我们平心静气地回顾从古代到现代的所有帝国，将帝国在一个长时段里的作为和产生的影响与主权国家自诞生以来的分合演变稍作比较，就会发现，帝国是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过程的常见的国家形态，并非是用邪恶的占有欲无端扩张的欲望机器，而继而替代之的民族国家正是继承了帝国的国家治理传统，将“差异政治”的成果固定化和法律化，将“主权”、“平等”、“自决权”的概念写入宪法之中，为今人所共识、所推崇和所遵从。

当然，如同其他专门论及“帝国学”、“帝国史”之类的著作一样，该书中使用的“帝国”概念也是极易引起读者的猜疑或腹议的。因为两位作者基本上也是采取了“拿来主义”，未对“帝国”概念做较严格的界定，因此“帝国”一词时而表现为国体或政体，时而表现为国家治理方式，时而表现为外交，时而表现为内政，时而表现为政治理念，时而表现为民族政策，需要读者百般思忖和深刻体会。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世界帝国史：权力与差异政治》[美]　简·伯班克、弗雷德里克·库珀 著  柴彬 译  商务印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