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辱母杀人案” 更关注实体经济

近日，媒体报道的山东聊城于欢杀人案亦即“辱母杀人案”，引起社会各方广泛关注。最高人民检察院已经派员赴山东，听取山东省人民检察员的汇报，并对案件证据、事实等进行全面调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也公开表态，受理此案上诉。这也意味着，“辱母杀人案”在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关心下，已进入重审阶段。

纵观此案的发生过程不难发现，虽然案件的结果属于刑事范畴，但是，导致杀人事件发生的原因却是借贷纠纷。即当事人于欢因为母亲与他人发生借贷行为，在被催债人打骂、污辱且警察没有认真调解的情况下，用刀刺杀催债人，最终导致4名催债人死的死、伤的伤。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因为债务纠纷，此案也不会发生。

那么，这些债务又是如何形成的呢？是因为于欢的母亲经营了一家实体企业，因为资金问题向他人借了高利贷。由于利息过高，加上其从事非法集资，最终资金链完全断裂，无力偿还高利贷，导致发放高利贷者上门讨债，引发血案。

从已经披露的情况可以看出，于欢母亲所以去借高利贷，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企业经营遇到资金困难，无奈之下借起了高利贷。由于年息高达120%，相当于法定利率的近20倍，按照实体经济的盈利能力，根本没有能力偿还，自然只能是老鼠拖称砣，越拖越重；一种是于欢母亲嫌搞实体来钱慢、赚钱少，便进行非法集资，在偿还集资没有能力的情况下被迫借放贷，最终让自己陷入万劫不复的困境。

也就是说，无论是何种原因，都与实体经济有关，与实体经济困难、实体经济盈利能力不强、实体经济得不到支持有关。如果实体经济的日子好过一点，实体经济能够得到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支持，实体企业的盈利水平高一点，也就不需要去借高利贷。从这个角度来看，于欢杀人案，一定程度上也是实体经济现状的一种反映，是实体经济被边缘化的表现。尤其是中小企业，这些年来，基本得不到金融机构的支持，多数企业都有过借高利贷的经历。只是有的企业挺过来了，有的企业挺不过来，有的则出现了问题。相反，如果金融机构能够给实体经济以足够的资金支持，尤其是中小企业，不要把门槛放得很高、把融资成本层层叠加，实体企业可能就不会发生资金问题，于欢也就不要杀人了。

而在实体企业因为资金问题无力生存的情况下，地下金融活动却十分猖獗，高利贷随处可见。除了民间资本规模过大之外，是否与近年来货币超发，资金大量体外循环有关呢？如果不是非法金融组织手中掌握了大量资金资源，高利贷等严重违反金融秩序的行为又如何会经常发生呢？而于欢母亲又怎么能够放下实业不管，去进行非法集资呢？其非法集资与企业发展、与借高利贷有没有直接关系呢？

很显然，从于欢母亲与高利贷结缘、与非法集资联姻，也是实体经济境况不佳、实体企业不受待见的主要表现之一。应当说，大凡只要实体经济日子稍稍好过一些，实体企业只要能够有基本的资金运转，就决不可能去借高利贷。可以这样说，没有一名从事实体企业的人，不会不清楚高利贷的危险。所以要冒险行动，就是因为不想等死、不想让企业倒下去。结果，没有等死，却在找死。

随着最高检、山东高院等的介入和受理上诉，于欢案一定会得到相对公正的处理。但是，于欢案所反映出来的实体经济发展问题、困境问题、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是否也能从于欢案中得到进一步的认识和理解呢？重视实体经济能否从口号转向行动、从空中进入现实呢？于欢杀人案经过重审，或许可以得到重新处理，那些因为资金问题倒下的企业，却是永远站不起来了，为此而失去就业岗位的员工，则要到处找新的工作。

我们要关注“辱母杀人案”，关注此案中的各种不合法、不合理、不合情因素，从而呼吁有关方面加强调查、认真对待、严肃处理，但是，我们是否应当更加关注实体经济，关注实体企业的困境，从而避免再发生于欢案这样的恶性事件。而如何规范金融秩序，则也是于欢案提出的另一个课题，一个已经很古老、却时时有新内容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