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 （中国历史学家）

简介

许倬云早年考入台湾大学外文系，因历史成绩优秀，在傅斯年的建议下，转读历史，逐渐走上历史治学之路。台大研究生毕业后，许倬云又在芝加哥大学攻读了人文学博士学位。此后，在台湾大学、美国匹兹堡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多所大学任教，并撰写了大量史学论文及专著，如《历史学研究》《西周史》等。其早期作品以史学研究类专题论文为主，主要研究中国上古史，在注意到传统史学及教科书对历史的介绍均以国家政府，皇帝的事迹以及国家政治制度层面的内容为主后，开始致力于大众史学。1999年，许倬云退休后，撰写了《说中国》《万古江河》等多部大众史学读物。

许倬云精通中国上古史、文化史、社会史，熟悉西方历史及其理论与思想，擅长利用不同学科的视角和方法来研究历史，尤其是考察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其作品在中国有着极大的影响力，是中国知名的大众史学家之一。曾获得美国亚洲学会杰出贡献奖。

人物经历

早年经历

1930年7月10日，许倬云出生于厦门鼓浪屿，因出生时肌肉有病症，手脚弯曲，其自懂事起，便需借助双拐行走。1934年，许倬云随父亲移居沙市，随后在沙市度过他的童年生涯。少年时期，适逢抗战，许倬云无法上学，其所受教育仅靠自学及家人教导，战争的烙印也激发了他的家国情怀。

1945年，抗战胜利后，许倬云进入无锡辅仁中学读高中，在没有英文、数学基础的情况下，他慢慢的赶上了学习进度。1948年底，还在读高三的许倬云随家人离开无锡前往上海，随后以流亡学生的身份前往台湾，并被编入台南二中借读高三。

1949年，许倬云考入台湾大学外文系，因国文、历史成绩优秀，在时任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及多位老师的影响下，于次年转入历史系学习，后在胡适、殷海光、傅斯年、王世杰、钱穆、杨庆堃、张光直等人的影响下，逐渐走上治学历史之路。1953年，许倬云获得台湾大学历史系学士学位，随即考入了当时台湾大学新创办的文科研究所，并于1956年获得历史学硕士学位，而后开始进入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担任助理研究员。

留学美国

1957年，在胡适的努力争取下，许倬云获得了1500美元的奖学金，得以前往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进修。在芝加哥大学进修期间，许倬云的三分之一时间在读近东考古及埃及考古课程，三分之一时间花在各类纷杂的学科课程，剩下三分之一时间则是跟着顾立雅（Herrlee G. Creel）去做独立研究。

在美国留学期间，许倬云还对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理论产生了兴趣，并由此开始关注社会学和城市经济学，这也加深了其对历史的理解，其曾在著作《历史分光镜》中指出：“一生思考，受韦氏影响甚大。”此外，在美国求学期间，许倬云还学习了宗教理论，并参与了美国的民权运动以及中国台湾主导的学术外交活动。

回台任职

1962年，获得了芝加哥大学人文学博士学位的许倬云从美国回到中国台湾，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在“中央研究院”工作期间，许倬云参与了东亚学术研究计划委员会、“中美科学合作委员会”、“中美人文社会科学合作委员会”等多个学术外交合作项目。此外，他还被委派向蒋经国汇报“中央研究院”相关事宜，并由此与蒋经国熟识，继而相继受到蒋经国、陈诚的约见，谈论关于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情况，从而参加了中国台湾民主化的整个进程。除此之外，许倬云还积极参加了《思与言》杂志的改组与发展，并因此遭受到了政治冲击，但因为受到蒋经国的信任，此事不了了之。

在“中央研究院”任职之余，许倬云还兼任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职务，并于1965年起，兼任了台湾大学历史系主任。在主持台大历史系期间，许倬云引入同心圆的课程设计，训练研究生、讲师与创办博士班，改革系务，成立了近代史组与艺术史组，对台大历史系作出重要贡献。此外，他还编选史学论文提要，推动台湾史研究，提倡口述历史，在教学上，拒绝政治干预，使得台大历史系保留着自由主义的作风。

赴美任教

1970年，许倬云受邀前往美国匹兹堡大学当访问教授，后因中国台湾政治环境的缘故，在陈雪屏、王世杰、杨庆堃等人的劝说下，许倬云最终决定留在匹兹堡大学任教，被聘为历史系、社会系教授，主要教东亚史、社会变动、中国古代史、历史研究法等课程。在美国教书期间，许倬云仍积极参加中国台湾的社会转型，自1972年起的连续五年间，他均受邀参加蒋经国主导的“建设会议”。至20世纪70年代后，他还经常在《中国时报》和《联合报》上撰写社论，针对中国台湾发生的事情针砭时弊。

1982年，许倬云成为匹兹堡大学校聘讲座教授。1999年，许倬云退休，被匹兹堡大学授予荣休校聘讲座教授。在匹兹堡大学任教期间，许倬云积极参与学术交流，曾被香港中文大学“借去”七年，担任历史系讲座教授、伟伦讲座教授。此外，他还被“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聘为通信研究员、研究员，被台湾大学聘为讲座教授、特聘讲座教授，还被聘为夏威夷大学本斯讲座教授、杜克大学西孟讲座教授、香港科技大学包玉刚讲座教授、南京大学余纪忠夫妇荣誉讲座教授、东南大学荣誉教授等。

退休生活

退休后的许倬云，并未停下工作脚步，他开始转向撰写大众史学，先后推出了《说中国》《万古江河》《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等大众史学读物，相关作品在中国大陆引起了知识分子和民众对自身民族认同问题的大讨论，由此成为中国知名的大众史学家之一，在中国具备极大影响力。笔耕不辍的许倬云以终身工作为目标，曾在2022年接受访谈时表示“人生持之以恒，不能放松”。

人物思想

许倬云在中国抗战时期经历过逃难，在抗战胜利后感受过中国士绅社会的关系网络，辗转去台后又接受了包括胡适、殷海光、傅斯年、王世杰、钱穆、杨庆堃等人的指导，其学术视野得到了极大扩展，并学会了跨学科解释历史。到美国留学后，又领悟到了如何自由学习及如何挑战自己，更加拓宽了学术视界，以及文化和思考方式，开始逐步突破中国中心论，形成了大视野、跨学科的史学研究观念。

社会史研究

许倬云在博士毕业后不久，即出版了社会史专著《春秋战国社会史论》，该书受到学术界认可，初步奠定许倬云的学术地位。该书中，许倬云从对封建制度本身的形态展开探究，提出中国古代的封建制度是一个平衡的状态，这种平衡不是完全的固定形态，而是随时可能发生动摇的平衡，这里的平衡要素主要有政治、经济、社会、思想四个方面。

当社会处于整体稳定时，各个因素变化缓慢，而当这些变化积累到一定程度后，社会则会走向剧烈的变化，形成新的平衡。同时，许倬云也考虑到了阶层流动与社会结构的变化，认为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不仅表现在社会阶层出现了更通畅的流动，还表现在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动，相关变动与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方面的变化均是相对应的。在《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许倬云从多个角度，对春秋战国的政治、经济、思想作出探讨。在政治方面，许倬云从春秋时期的统治权矛盾入手，研究了鲁国的国内冲突问题，提出因为贵族大夫争斗不断，最终导致整个阶层灭绝，间接促使平民阶层得到关注的观点。同时，由于旧制度被破坏，许倬云认为，战国时期出现了被其称为新型国家政治形态的新制度。在经济方面，许倬云从农、工、商等方面进行梳理，展现了春秋战国的土地政策变化、商业发展、城市发展等，其认为，因为国家间的兼并，导致商人获得了更广阔的交易空间，而交通条件的改善、货币的出现等均使商品交易变得更便利，从而使经济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则产生了一批拥有并利用财富获得社会地位的人，社会阶层流动形成，新的社会结构由此出现。在思想方面，许倬云认为，春秋时期的观念革新，印证了社会的大幅度变革。提出春秋初期的思想观念，在春秋末期和战国时期获得了极大修正。社会大众开始接受贵族阶层的衰落与士阶层的崛起。而社会阶层的变动，也促使新思想、新理论走的更远。

文化史研究

许倬云对文化史的研究，不仅注重对中国文化的梳理和总结，还注重将不同文化进行对比。在《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中，其从中国古代的时间点、时间段入手，通过对比同时期的世界文化，从中找出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他认为，文化特质是选择的结果，也是延续的过程，并认为中国古代文化有三大特质：1、以亲缘为主的团体结合方式，许倬云认为中国古文明，与两河流域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等相比，其政团模式完全是以亲缘关系为基础进行，血缘关系成为社会关系的基础，这是中国文化最显著的特色。2、以精耕细作为特色的农业经济，许倬云认为中国的精耕农业源于亲缘性团体关系，因为聚族而居，造成地少人多的现象，在非耕作期，大量的人力被释放出来，从事手工业，这种精耕细作不仅有效提高生产力，还使社会具有极强的凝聚力和自我调节能力。同时，他还认为，正是因为精耕细作的农业经济束缚住了资金的流动，使得中国经济形态长期难以走向资产化。3、以儒家理念为指导的文官体制，许倬云认为中国的文官体系是国家与社会权力在斗争过程中产生的制衡产物，与世界其他文化中的文官体制不同，中国的文官体系与儒家经世致用的思想形成交织，使得其在运行中，并不一味服从国家制度，而是在不断的发展中，及时进行自我更正。

许倬云由中国古代文化的三大特质推出了对现世中国文化和世界文明的发展思考，认为中国自身应扬长避短，立足本民族文化根据，寻找中国文化的立足点，对古文化吸取借鉴保留继承，同时，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理念和精神应当有贡献于当今世界的文化修整，消除文化隔阂，建立互相理解的文化。

中外关系研究

关于“中—外”关系的研究，许倬云在《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一书中，做了系统、完整的概括。许倬云认为，所谓“中—外”关系，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文化系统，在面临“他者”时“自—他”之间的互动。同时，他认为，由于中国的封建王朝时期，政权更迭现象时有发生，这导致从政权的归属上，中国的“我者”并非一成不变，加之，中国文化系统并非单一直线型的系统，因此，作为政治、文化复合体的“中国”，“我者”概念复杂，由此，其相对应的“他者”概念，也在不断的变更着。

许倬云根据不同时期“中国”的时间剖面，由不同时段的“中国”形象出发，分析出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中—外”关系。许倬云认为，秦统一了当时的“四海”之内的天下，从此“中国”具备了实质的意义，这一时期是“我者”核心的确定，秦建立了“中国”最初的形态，“中国”的疆域随会随着后世的变更而扩大，但秦所确立的“中国”领土，仍是最核心的地域；汉朝使“中国”的概念变得更为稳定，“汉人”作为中国人的自称一直延续下来，这是对汉文化认可的表征，增强了汉民族的凝聚力，这一时期是“我者”影响力的扩展，此后，又经历了唐朝的扩展，中国的“我者”变得更为广大，此时对应的“他者”则远至西亚及东方的海洋和沿海地区；不过，随着唐的分裂，宋朝建立后，中国的“我者”开始趋于保守，至于明清时期，这种保守的情况进一步加深，导致“我—他”关系易位，中国的封建社会逐步走向衰落；直至孙中山领导武装起义推翻清王朝统治，才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也给这段封建专制下的“我—他”关系画上句号。

许倬云认为，梳理清中国历史上的“我—他”“内—外”关系，借此认识中国这一复杂共同体的转合、流变过程，可以为认识今天的形势服务。近代中国，西方思想大量涌入，中国本民族文化受到严重冲击和调整，只有在认清自身的前提下，既不盲从西方的“先进”文化，也不过分自信于本民族的文化，立足世界，比较中西方文化的不同，总结出中西方文化能够相融相鉴之处，才是对于中国、对于世界都有益的事。

中西文明比较研究

许倬云以中国为主线，以欧洲为比较对象，对中国与西方两大文明体系做了比较。其在《中西文明的对照》一书中提出，欧亚文化的不同，根源于旧石器时代，他认可人类学同源理论的可能性，认为虽然两者的源头一致，但因为地缘关系，双方选择了不同的文化发展路径：中国的农业文化由自我演化而形成，欧洲的农业文化则是由两河流域和埃及文化移植而来。文化的最初形态产生差异后，其政治制度、价值体系、思想方式等也产生差异化。

许倬云认为，思想方式的不同，导致了中西方文明的差异和互相不理解，两大文明在共存时，只有相互接纳，彼此交流，才能发展出新的更加交融的人类文明。许倬云总结认为，人类曾经同源，扩散后居于各处，现又聚合为一个共同的社会体。各处的人类曾走过不同的路径，现终于又走向共同的方向，各处的人类虽然有过自己的历史，但这些独特的历史，最终也只是人类共同历史中的不同篇章。

考古学研究

许倬云关注考古学的发展，认为考古学的成果对于史学研究意义重大。其在《献曝集》一书中，对考古学研究方向提出过探讨，认为中国内地考古以往受教条主义和唯物史观的影响，导致无法有效的利用史料，且对史料的解释也较为单一。由此，他提出每个时代的研究，要有每个时代的研究主题，在对应的主题下，设计问题，寻找考古研究方向，才能合理利用日益丰富的考古资料，而不至于盲目研究。此外，他认为，确立考古学研究方向，除了从考古实践以及考古研究成果中总结经验教训外，还可以借助史学的合理预设来指导考古学工作，使得考古学和史学二者形成相互印证。

在著作《求古编》中，许倬云提出了其对史料利用的原则，对考古学相关论文，只列史料和史实，不做理论阐述，围绕课题，通过大量的史料记载和考古学成果论证，来说明史实。尤其是史料是记载着人为活动，这难免带有个人色彩，因此在考察记述的史料时，还应通过内证、外证、相互比证等方法来获得较为可靠的史料。

许倬云认为考古学中“文化”的概念，是指当时当地人群的生活方式，考察的是当时当地人群的生活全部内容。其在《献曝集》中提出，区域文化的考察具有必要性，以往针对个别散布的文化遗址考察已不能满足历史认识的需求，发展区域性文化（大型文化群）的研究意识必然趋势。

其他观点

关于读史观

许倬云认为，读历史是学习，讨论历史则是观察，读史与论史是一体两面。历史是人生的延长与扩大，学史者，应当以追求智能为工作的远程目标。虽然历史总是让我们在走完一步后，才警觉前一步的浅薄。但应当注意的是，一步一步走过的路程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那些，才走到即已过去的脚印。

关于史学教学

许倬云认为，大学的历史分科系教学不合理，因为史学专业主要学史学研究工作的基础知识和研究方法，导致历史论文是基本是给历史学家阅读的，而不是给普通人看的，导致历史学与大众割裂。实际上，历史学与大众高度关联，不论是文学、艺术还是音乐，只是激发促进了内心的感受，而历史是认识自己，加强对自我的认知。所以，历史学应该为大众提供“知道自己”的基础知识。出于该认识，许倬云撰写了大量的大众史学著作，希望把自己掌握的专业知识，提供一般人，了解社会大势。

成就贡献

著述丰富

许倬云学贯中西，对中国上古史、文化史、社会史都比较精通，熟悉西方历史及其理论与思想，擅长利用不同学科的视角和方法来研究历史，尤其是考察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善于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治史，在中国文化史、社会经济史和中国上古史等领域著述颇丰，代表著作有《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汉代农业》《西周史》《万古江河》等。其中，部分著作还被史学界、考古学界当做教科书使用，如《西周史》。此外，他还撰写了众多对当代人文社会的警示性论著，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对现代社会的运行机制提出看法与建议。其思考范围不局限于中国，还立足于全球视角，来关注中国历史的原貌与走向，为史学界，乃至世界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参考与启迪。

发展通俗史学

许倬云早期作品皆是史学研究工作的专题论文，主要研究中国上古史，后逐渐在通史方向展开全盘思考。在发现传统史学或教科书对历史的介绍均以国家政府，皇帝的事迹以及国家政治制度层面的内容为主后，其开始着力于大众史学，并通过浅近的语言，将复杂的历史学术语言转化为大众易于理解的通俗语言，为普通人群带去历史知识、了解社会大势。许倬云后期的史学著作，系统又通俗，话题观照社会现实，其作品在中国大陆热销，推动了大陆史学写作方式的改变，掀起了阅读史学书籍的热潮，为大陆史学的通俗化，作出了有效贡献。

树立研究范式

早在许倬云撰写博士论文《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流动》时，便有意识的采用系统研究的方法，进行史学研究。其善于采用社会学的思考方式来解释中国史及其与世界的关系，他提出“社会学可以提供史学学理理念，史学可以提供无数倍于现存社会的历史社会”的理念，在人口、经济及社会转变的“都市化”等课题上，有着显著应用。许倬云的社会史研究，在问题预设时，便会将政治、经济、社会、思想四个方面联系起来思考，这种系统研究社会史的方法，成为汉学界研究社会史问题的研究范式，同时，该方法还被扩展到其他史学问题的研究上。其运用社会科学方法对史学的解释取得的成就，为史学界诸多学者所认可，学者王晴佳、林聪标等均给出了高度评价。

人才培养

在担任台大历史系主任期间，许倬云引入同心圆的课程设计，训练研究生、讲师与创办博士班，改革系务，成立了近代史组与艺术史组，对台大历史系作出重要贡献。赴美教学后，其仍心系祖国，1990年至2000年间，其先后6次筹办“浩然营”，为海峡两岸培养了众多学界、政界、媒体界等领域人才。此外，他还在各地参与讲学活动，与台湾大学人文高级研究院、南京大学人文高级研究院等达成合作关系，不定期举行学术交流活动，为海峡两岸的交流作出了积极贡献。

其他贡献

许倬云在担任台大历史系主任期间，通过编选史学论文提要的方式，有力的推动了台湾史研究。此外，在台大任教期间，他还提倡口述历史，曾组织对台湾的一些重要人物进行访问，整理出版了一批口述史成果，推动了台湾口述史的发展，其自身亦曾通过被采访的方式，留下回忆录、口述史，为口述史的发展作出积极贡献。除史学研究外，许倬云还积极参与中国台湾的学术外交活动，以及中国台湾的社会变革活动，有"中国台湾改革开放的幕后推手"之称。

主要作品

主要论著

中文论著

英文专著

代表文章

中文文章

英文文章

荣誉奖项

人物关系

人物争议

2010年，由许倬云口述、李怀宇撰写的《许倬云谈话录》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中提及许倬云跟李敖之间存在不愉快，称李敖存在说谎、偷书变卖、背叛朋友等行为。同年，李敖以内容不实为由控告许倬云诽谤，并向台北地方法院提出民事损害赔偿。2010年12月，台北地检署查询过许倬云与出版社的往来文件后，认为许倬云在李敖提起诉讼前，已积极处理，避免让该段内容散布于众，没有故意的犯意，决定不起诉许倬云，李敖不服，声请再议。

2012年4月，台北检方就该案决定起诉。2013年12月2日，台北地方法院判决许倬云赔偿李敖新台币200万元，并登报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