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恋人 （1998年由叶大鹰执导张国荣主演中国电影）

影片剧情

故事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通过美国医生佩恩回忆的形式展开。在租界警长科隆.克拉克(Colonel Clarke)（罗伯特·麦克雷 饰）的介绍下，佩恩认识了国民党的高官皓明（陶泽如 饰），皓明介绍自己跟佩恩的职业相似，但自己医治的是整个社会，手术刀用来杀人而非救人，给佩恩留下深刻印象。

当晚秋秋（梅婷 饰）找到佩恩住所，请他上门医治自己的“丈夫”靳（张国荣 饰），佩恩被秋秋美丽的外表和优雅从容的气质深深吸引，跟随秋秋见到了发病昏迷的靳，但佩恩并不知道二人身份。第二天他上门送药时，却发现人去楼空，自己也被国民党警察抓住，带头的人就是皓明，皓明搜查发现秋秋就是自己失散多年的女儿，但并未告诉任何人。皓明告诉佩恩，自己年轻时也是共产党人，在国民党的恐怖镇压下，为了救女儿背叛并枪杀了自己的同伴，女儿亲眼目睹了这一切后对自己充满了恐惧，之后妻子将女儿送进了教会学校，妻子不久就自杀了，自己也再未见过女儿。

佩恩因为此事被医院免去外科医生的职务，正在苦恼之时，秋秋又一次找到了佩恩想拿止痛药。这时佩恩才知道靳是中共地下组织的高级领导人，秋秋被靳的一次演讲所打动而后加入共产党，她的任务就是与靳假扮夫妻留在上海，帮助靳治病。佩恩向秋秋表白心意，得知秋秋在与靳相处的过程中已经爱上了靳，但秋秋无法判断靳对自己的感情，想等他病好之后再确认。在佩恩的邀请下，靳和秋秋在新年晚会时悄悄去到医院做了检查，佩恩发现靳的脑部残留了一块弹片，才会间歇性发作癫痫并产生幻觉。在检查的过程中皓明带人来到了医院，靳和秋秋通过挟持克拉克警长而逃过一劫，并自此失去音讯。

佩恩再次看见秋秋的消息时，秋秋已经被皓明逮捕，皓明在报纸上散布秋秋是自己女儿的信息，试图让中共组织不再信任靳和秋秋。秋秋在皓明举办的一次宴会上枪杀了皓明，在被送到监狱的过程中发现自己怀有身孕。之后靳找到佩恩，向他讲述了秋秋被捕前发生的事情。靳在此前的一个晚上再次发病将秋秋认作妻子，秋秋为安抚靳的情绪，唤醒靳的求生意志便假扮靳的妻子，献身于靳，秋秋留下一封信告诉靳自己的心意并等待靳的回答。靳也在这时醒悟过来，确认了自己对秋秋的爱意，并通过克拉克用自己将秋秋从国民党监狱中替换出来，让秋秋留在租界监狱。这时，他才知道秋秋已经怀孕，并向秋秋表明了自己的感情。

不久后，靳被枪杀，秋秋难产而死，佩恩收养了他们的女儿明珠（叶丹丹 饰）。上海解放后，佩恩看到明珠在欢庆队伍中开心的样子，理解了靳和秋秋斗争的意义。1950年，佩恩返回美国，明珠在中国长大。1990年，明珠赴美国帮助养父佩恩撰写回忆录，书名为《红色恋人》。

演员与角色

影片制作

剧本创作

《红色恋人》的创作灵感来自于导演叶大鹰拍摄其成名作《红樱桃》时的采访，叶大鹰在接触革命先烈亲属子女时听到了诸多先辈们动人的情感故事，便有了拍摄《红色恋人》的想法。而在电影制作过程中，导演认为剧本创作的难度是最大的，耗时也是最长的，剧本创作阶段用了两年，拍摄用了50天，混录用了10天。在剧本的第四稿时还没有外国人佩恩这个角色，基本的人物线索和关系都已成型，导演预计成本会超过1000多万，国内市场投资风险较大，于是专门到上海调研，并根据拍《红樱桃》的经验和教训，决定将影片转换成英语题材，通过外国人的视角来讲述这个故事，也便于影片进入国际市场。当时国内剧本创作条件较为艰苦，大部分编剧最初都是从事文学创作，专业的电影编剧较少，对于怎样把文学的东西电影化，以及如何处理视觉、听觉等一系列细节问题缺乏经验，这也是《红色恋人》剧本创作中遇到的最主要的问题，为此剧组先后请了两位美国编剧对剧本进行修改。通过与美国编剧的沟通，导演了解了美国人的行为逻辑、对台词的处理方式和观众的欣赏习惯，并在美国编剧的追问下把人物的历史和经历梳理得更加清晰，也在不断磨合中找到了适合中国观众的表现方式。

电影选角

导演在《红色恋人》中试图塑造的共产党员的形象不再是游击队、武工队的队长，而是有深厚修养、文化气质，经历丰富，对物质感觉很淡的新形象。考虑到这些特质，导演认为海外华人中适合的人选相对较多，便将剧本拿给香港的朋友帮忙物色。在这一过程中，许多人推荐了张国荣来饰演靳，而导演对张国荣的印象主要来自于《霸王别姬》和《风月》，并未考虑过他，在跟张国荣吃饭交谈后才认为张国荣是合适的人选。张国荣早年出国留学，英语非常好，当时已40多岁，有岁月带来的沧桑感，符合靳的角色设定和气质，并且张国荣在听到故事时，能够体会剧本中的人和情感并被其感动，让导演下定决心让他来饰演靳。

对于秋秋和皓明饰演者的挑选，导演主要通过演员以往的作品和气质来判断。导演与梅婷在《血色童心》中合作过，认为其具备那个时代的气质。而陶泽如在《一个和八个》《晚钟》等作品中塑造的人物有一种极端的气质，戏剧表现力出色，适合表现皓明不惜以女儿为诱饵镇压革命的叛徒形象。1998年陶泽如获得金鸡奖最佳男配角提名，梅婷获得开罗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华表奖优秀女演员，也证明导演的选角是比较成功的。

音乐

《红色恋人》音乐由著名曲作家张千一完成，张千一与导演在音乐构想上达成了三个共识：一是要国际化，以契合故事发生的环境和角色设定；二是要情感化，以充分表现靳、秋秋、佩恩三位主人公之间的复杂的感情和心理冲突；三是要形式丰富，在同一音乐主题下要综合采用不同的表演形式，综合运用弦乐群演奏、无伴奏合唱等不同的处理方式，以表现不同的情绪、情节和情景。张千一通过采用音画对位的处理方法，让影片的艺术效果更为独特，佩恩被抓时，音乐不是紧张激烈，而是优雅细腻的；欢庆解放时的音乐也不是热烈喧闹的，而是大抒情大写意的慢板，让人感慨万千。电影的配乐与电影整体风格配合得当，准确表达了影片的主题内涵，让影片更具观赏价值，张千一也获得了金鸡奖最佳音乐提名。

主题与亮点

电影主题

《红色恋人》聚焦的主题是“将共产党员的情感世界，像一个真实的人一样展示出来”。《红色恋人》将老一辈革命家的信仰事业和感情线糅合起来，革命者的感情在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尖锐的矛盾冲突中被突显出来，让整部影片弥漫着一种革命英雄主义的浪漫。影片着重展现了老一辈革命者的个人情感、精神品格和内心世界，破除了脸谱化的革命者群像，去揭示作为个体的人的丰富感情和复杂思想斗争，对革命者的信仰、情感、忠诚、背叛等进行了不同角度的阐释，为他们怎样去爱、怎样去奉献提供注解。这也是当时革命题材的文艺作品很少去触及的领域，同时期的多数革命电影往往聚焦革命行动、路线方针，以及革命者为信仰斗争的一面，很少涉及到革命者的私生活、他们怎么去处理情感和家庭以及他们在牺牲奉献之外的其他精神生活。这种新的切入角度提供了理解革命先辈的新路径，试图让观众不再把“烈士的牺牲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是去理解每一个具体的人面临种种考验和挑战时的内心世界，在具体的情境中去体会革命者的牺牲和奉献精神的可贵。

人物塑造

《红色恋人》不仅选取了与以往革命电影不同的切入角度，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也更为大胆。靳在人前是一个充满斗志、精神昂扬、具有号召力和领导力的革命领袖，在人后却是一个经受肉体和精神双重折磨的患有间歇性狂躁症的病人。影片在革命者的人性表现中没有回避作为个体的人在面对难以承受的考验时会出现的本能状态，革命者有慷慨激昂、气概非凡的一面，也有食人间烟火的普通情欲，更有发病时狂躁可怕软弱不堪的一面，冲破了以往革命电影中革命者高大全的正面形象，挑战了观众对于革命英雄的刻板印象，让革命英雄的形象更为丰富和多元，也更接地气。作为叛徒的皓明不是不堪酷刑折磨和死亡威胁，不是主动背叛信仰，而是不忍女儿在自己面前被枪杀，叛徒也有了人情味儿，人性的复杂和人物性格深处的矛盾展露无遗。影片的人物塑造不再是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的思路，“好人”不是十全十美，“坏人”也不是十恶不赦，每一个人物都有着丰富的情感和经历，需要处理具体而复杂的人性关系，他们的立场、观点和行动都有一套自洽的逻辑和成因，让观众能够体会和共情每个人物的选择和无奈，这也是影片的动人之处。

叙事策略

《红色恋人》综合运用了多种叙事方式，在纵向的时间维度运用了套层结构，在佩恩的倒叙中穿插了秋秋、靳和皓明的插叙和补叙，叙事人众多、角度多变、时间交叉却又脉络清楚。在横向的空间维度，影片以佩恩为中心形成网状结构，所有重要人物都向他讲述自己的故事。影片综合运用纵横两种结构，集中了第一和第三人称叙事的优势，使得时空转换获得极大自由。影片是第一部以一个外国人的视角描写中共地下工作者的国产电影。以佩恩这个对中国革命者不甚了解的“局外人”的视角来重新叙说和演绎一段我们已耳熟能详的革命历史，从异质文化的对比中去展现一段革命爱情故事，是革命历史片叙事语言的一次新尝试，让整个故事既是现实主义的，又带有某种陌生感，给观众带来了全新的视听感受。这一视角也可以回避掉一些对剧情发展影响不大的地下党内部的各种工作关系等细节，把重点聚焦在人物本身的塑造上，让影片节奏更加舒适。同时也更能兼顾“想表现的”和“能表现的”，把一些“不合理”的部分用外国人不理解状况来消解掉，从而获得了更大的艺术创作空间。

摄影

《红色恋人》的摄影也由《红樱桃》的摄影张黎完成，他对颜色光影造型的大胆运用给观众带来了良好的视觉体验，也得到了同行的认可。影片对色彩的运用独具匠心，在以往的电影中三十年代的色彩往往是不饱和的、陈旧的，而影片一开始狂欢场面中明艳的色彩令人印象深刻，在真实的基础上创造并还原出了三十年代的上海，同时通过大胆运用运动镜头和快节奏的镜头组接，直观地展示了动荡年代的氛围特征。在不同的场景中色彩又各有侧重，夜景戏的色彩是凝重的，秋秋在游行中挥舞旗帜以及庆祝解放的游行场面中，又大胆渲染红色，通过色彩来加深电影的情绪基调，提升了影片感染力。同时结合不同演员的表现和角色特点，采取了不同的镜头语言。对于张国荣这样一位造诣较深的老练的演员，主要运用自然朴实的摄影手法呈现其本身的状态；对于第一次上银幕的梅婷，主要运用近景刻画其内心世界，传达东方女性的魅力；为衬托年轻富有活力的佩恩复杂的心理变化，则多次运用雨景和动态环境镜头进行喻示。影片的摄影给观众留下了“画面很美，色调凝暗，强调了质感”的印象。

获奖记录

影片评价

《红色恋人》在许多方面具有开创性，其制作水平得到了同行的肯定。在角色塑造和情节设置上则存在争议，争论的焦点主要在于张国荣能否演好中共党员的角色，影片对历史的虚化处理和影片好莱坞式的商业化色彩。

正面评价

导演谢飞认为“这部片子的整体运作非常好，编、导、演、摄、录、美各方面做得非常漂亮。这是一部面向现代市场和观众的电影，适合今天观众的审美心理。它不是强调艺术个性或小范围的独特的审美心理而是参考了大众的审美心理”。

导演郑洞天认为“《红色恋人》的制作方式保证了它的定位，至少大投资是一个基础，有可能去实现既定目标。比如请好莱坞编剧，请香港明星，场面精致的程度，甚至包括摄录美各方面做得非常地道。在这部电影里我们看到了别的电影不大见得到的制作水平”。

正面评价认为张国荣演绎了全新的共产党员的形象，很有魅力。《文汇电影时报》主编徐牲民认为“张国荣演革命者这是一个很引人注目的点，他演的革命者非常有个人魅力，有个性，有风采。风采与魅力的结合使这部影片的人物立住了，有非常强烈的时代感。”著名导演吴贻弓说“在我们目前的电影状况下出现了像《红色恋人》这样的影片对革命者的塑造，对革命历程的叙述，对革命者和叛徒关系的演绎达到了一种令人震撼的高度”。

学者思忖认为影片对历史的处理提供了一种新的银幕故事的可能性，不应用现实主义的框架处处限制，在影片中能“领略到一种诗化了的叙说，一种被融入历史情感之中的浪漫。而这正是《红色恋人》对既往革命历史故事片的最有意义的超越”。

郑洞天认为好莱坞式的商业化色彩是“创作观念上的解放”，“它不是蒙着一层面纱去模仿好莱坞，或觉得模仿到头了就掉价了，就失去了我们的文化品格，这种看法是对电影的偏见。这部电影做到了对电影比较准确的定位。在现阶段全世界国家那么多，只有一个国家的电影日不落，这就是好莱坞。为什么？它之所以能够经受各种各样的冲击，是因为它的主流形态从本性上适应观众的需求。”

负面评价

负面评价认为张国荣并没有塑造出一个有血有肉的有激情的共产党员的形象。革命军人刘一平在《光明日报》发表评论称“无论是张国荣曾作为铺天盖地的宣传海报中展示的青春偶像还是告别舞台时洒下真情泪水的歌星，或是演绎过去凄婉柔情的演员，都无法让人将他与激情而执着的共产党人形象联系在一起”。影评家邵牧君同志则认为“张国荣塑造的不是一个‘有血有肉，富于人性’的地产党员的‘全新形象’，而是一个极度浪漫的新型情圣。他本来就是演情圣的老手，地下共产党员不是他的身份，只是他的戏装”。

一些影评人认为影片在历史背景的处理上不够细致，对时代特色把握不够到位。时任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的罗艺军指出“老上海‘老’得不那么地道，革命者当时的生活、精神状态某些东西把握得还不十分准确，影片的老上海味道不够浓厚”。电影理论家、剧作家于敏认为“历史背景在影片中至少应该有所体现，让人能多少感到一点是1936年的上海，而影片中不仅看不出时代特色，还出现了一些违背史实的内容”。

部分学者认为影片的好莱坞色彩扭曲了革命故事，同时也有“邯郸学步”之嫌。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黄式宪认为“这是一个被好莱坞扭曲的红色情感，是‘粉红色恋人’”。学者陈娇华在评价《红色恋人》时认为“中国影片的创制当然需要汲取外来经验，但更应有自己的创新独异之处，否则‘邯郸学步’式地步人后尘，将永远拍不出自己的好影片，更谈不上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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