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雷 （中国农业银行原行长）

简介

韩雷同志，因病于2021年11月1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1岁。

人物经历

韩雷，1920年10月生于广东南海。1938年2月参加革命工作，同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从越南回国，入延安陕北公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晋察冀区银行业务部副部长、华北银行业务处副处长。建国后，历任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主任、副行长，中国农业银行行长，中国人民银行理事会理事。合著《关于人民币的若干理论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货币流通》等。

1939年至1949年先后任中共平西地委文书，冀热辽挺进军12支队政治部宣传干事，晋察冀边区银行业务部副部长，华北银行业务处副处长等。

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成立，韩雷是中国人民银行首任行长南汉宸领导下的业务骨干。

1949年至1980年先后任中国人民银行业务处副处长、法规研究室主任、办公厅副主任，财政部办公室副主任，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室主任等。

1980年12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党组成员。

1982年10月任中国农业银行行长、党组书记。

1984年11月，他主持召开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改革座谈会。

1989年1月离休。

个人生活

韩雷，原名邹文忠，笔名陈仰青、汉黎，祖籍广东南海县泌冲乡。由于家境贫寒，邹家从文忠的曾祖辈开始南迁，经广西钦州最后定居越南。文忠1920年10月出生于越南海防，作为家中的长子长孙，他一直被曾祖母带在身边。其曾祖母是我国抗法英雄冯子材的女儿，在她的耳濡目染、言传身教下，家国情怀在他幼小的心中生根发芽。

少年时期，文忠先后在当地时习中学、华侨中学学习，期间目睹民生凋敝、社会的黑暗和腐败，开始寻求新思想。邹韬奋编写的《生活周刊》中抨击黑暗、唤醒民众的文章和抗日救亡的宣传，引起共鸣。和众多学子一样，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使他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他和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组织学习小组，讨论学习心得，同时主动向当地华人会馆投稿，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

“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痛感国土沦丧，他联合数位好友（最终成行三人），一同踏上了归国抗日的征途。1937年12月，从海防乘船途经香港、广州，辗转多地，历经两个多月，躲避了家人亲友的追堵游说，抗拒着国民党当局的围截利诱，一路向北至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最终于1938年2月到达延安，改名韩雷，进入陕北公学第十七队学习。

当时，毛主席、党中央的驻地与陕北公学一河之隔，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陕北公学的同学经常亲耳聆听毛主席、中央各位领导、前线回来的指挥员的讲课或报告，抗大、党校的同学也都过来听。1938年5月，韩雷加入中国共产党。从陕北公学毕业后，韩雷被推荐到桥儿沟中央党校学习，在党校，他更加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1938年末毕业后被派往抗战前线，在他晚年时还记得毕业歌中唱到的“这是时候了同学们，该我们走向前线，我们没有什么牵挂，只是有些留恋......”

奔赴晋察冀后，韩雷被派往八路军第四纵队十二支队（即宋时轮支队），此后中央为开辟冀热察根据地，将四纵队改编为挺进军，由萧克任司令员。他在十二支队任宣传干事，前期被派往平西地委协助做农会工作。经常一日跑多个村舍，通过开办夜校授课、入户讲解等多种方式培养农会骨干，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发动群众，为部队招募兵员，筹集粮草，把工作做到每一条山沟。他讲，只有这样，在反扫荡、游击战时，八路军才有回旋的余地。

当时，部队人员构成复杂，有老红军、原十二支队的人员和冀东暴动撤下来的武装人员，以及新招募的当地兵员，需要统一思想，鼓舞士气，进行宣传教育。韩雷经常是白天随农会同志去村庄宣传，晚上回部队培训讲课，并通过为《挺进报》《晋察冀日报》撰写稿件进行抗日和根据地斗争的宣传工作。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日军的心腹大患，韩雷回忆到：“每年春秋二季日军都会调动几个师团开展大规模扫荡，但青纱帐一起来他们就不敢来了。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部队以灵活的游击战与敌人周旋，当敌人疲惫撤退时，部队则集中兵力寻找战机，歼灭其一股。当然，在这期间，部队首先要协助老百姓坚壁清野，保护人民财产安全。”

在战斗部队期间，韩雷跟随部队转战在晋察冀平西、平北地区，参加了巩固平西、开辟平北根据地的诸多战斗，亲眼目睹过日寇烧杀、屠村的惨状，经历过亲密战友牺牲在身边的痛楚。按照我军传统，每次战役后都要向上级写战报，那期间，出自他手中的一份份战报，有胜利的捷报，也有战斗失败的教训总结。

正是那些年艰苦的一线战斗经历，使韩雷练就了出色的意志力，也铸就了他对革命的坚定信仰和赤诚之心。

他曾说过，“我的生命不只是自己的，还有那些牺牲的同志，那些边区民夫（他们甚至不能算烈士），他们背负着对新中国的希望和向往，盼望着所有的老百姓都能过上好的生活。”

为了保障根据地军民的生产生活，支持抗日，1938年3月，敌后抗日根据地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早的一家银行——晋察冀边区银行，这是19个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唯一经当时国民政府批准成立的一家银行。当时，边区银行没有党的组织，为加强党的建设，作战部队中的一批知识分子党员和抗大毕业的学员被调入银行工作，韩雷就是其中的一位。这是中国共产党培养的第一批金融人才。

进入银行后，韩雷在总行秘书室工作。他通过经理关学文和副经理胡作宾等人的培训授课，以及向旧银行留用行员、当地票号熟悉业务运作的人员虚心求教，从一点一滴学起。那时，银行的工作没有严格的科室划分，主要工作分配下来会成立一个个小组，由组长来挑选相关业务人员，大家共同完成。由于他勤奋好学，涉猎广泛，文笔出众，遂经常被各小组选中。韩雷的银行业务经验是边干边学边积累，再结合理论触类旁通获得的，从而较为迅速地掌握了银行各项主要业务的管理运作，并相继担任了汇兑科长及业务队副队长的职务。

抗战后期，八路军解放了军事重镇张家口，晋察冀边区银行将蒙疆银行收并，金融业务由农村拓展至城市。在战事频繁的年月，物价不稳，百姓开始囤积金、银及制品，游资趋向金、银投机，加之各地金价悬殊，奸商倒卖推波助澜，刺激物价，影响人民生活，于是金、银管理成为边区银行的重要工作之一。韩雷组织人员搜集各地和市场交易信息，制定了一系列管理办法并逐一落实，为稳定金融和物价，保护和安定人民生活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1948年4月，晋察冀边区银行与冀南银行合署办公。7月22日，两行合并成立了华北银行，韩雷担任华北银行业务处副处长一职。12月，华北银行与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并发行人民币。1949年2月，人民银行迁入北平，韩雷先后担任办公厅副主任、主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等职务，开启了红色银行家的崭新阶段。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韩雷担任人民银行总行业务处副处长、处长，在建立统一货币体系、接管官僚资本、组织存、放、兑业务方面，开展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同时，参与了农业合作银行设立的筹备工作，在与人大、清华合办的多期全国金融系统干部培训班授课，组织了银行多项业务法规的制定工作。

韩雷参加银行工作前后46年，除下放劳动时间外，一直主持业务部门工作，参加历次全国分行长会议的筹备和草拟会议主要文件，所提业务建议和草拟过的主要报告、制度，数量甚多，难以细述。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确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韩雷负责牵头制定人民银行贯彻落实这一方针的实施办法。他根据中央要求，提出信贷政策要从资金供给制度向“区别对待，择优扶植”转变的工作方针，积极倡议推动改革信贷计划管理工作中的“指标管理办法”，制定下发“信贷差额包干办法”，主张对信贷资金实行“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存贷挂钩，差额包干”的管理模式，调动了银行管好、用好信贷资金的积极性，有效地促进了国民经济健康发展。他根据调研，提出大力发展储蓄事业，并组织改变了定期储蓄可随便提取、把定存和定活两便存款混同的做法，进一步稳定了金融秩序和保护了储户的利益。

经历了“三分三合”之后，1979年2月，中国农业银行第四次恢复成立。1982年4月，具有多年农村金融工作经验的韩雷，从人民银行副行长的岗位上调任农业银行行长。

1982年，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农村金融是改革的重要领域。任期内，韩雷在多个方面对农业银行改革和发展做出了积极的努力，提出了诸多措施，逐渐推进农业银行向商业化方向发展，其胆识和魄力是有口皆碑的。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20世纪80年代我国农村推行的一项标志性改革措施。为适应农村经济发展新情况，开创农村金融工作新局面，1983年1月，韩雷带领新一届领导班子提出了实现“四个转变”的改革举措：即从主要支持农业种植业转变为支持农林牧副渔以及农村工、商、运输、服务业全面发展；从主要支持社队发展生产，转变为重点支持承包户、专业户和各种经济联合体发展粮食生产和多种经营；从主要在生产环节支持生产转变为支持生产、流通、分配、消费整个农业生产全过程；从主要办理农业贷款和拨款的银行转变为全面办理农村地区各种金融业务的综合性银行。这一改革，标志着农村金融工作的深度和广度、质和量都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对推动农村商品经济的全面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韩雷带领班子加紧了对农村的改革。他对农村信用社的改革设想极具前瞻性，在思路上很贴近后来农业银行不再领导和管理农村信用社的改革方向。1980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明确提出：“把信用社下放给公社办不对，搞成官办也不对，这都不是把信用社办成真正集体的金融组织。信用社应当在银行领导下，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根据这一方针，1983年，韩雷提出了信用社管理体制改革方向，变实际的“官办”为真正的“民办”，制定了恢复其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业务经营上的灵活性的“三性”方案。通过两年由点到面的改革，在恢复信用社“三性”和搞活业务经营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绩。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专业银行企业化改革的指导方向，1984年7月，韩雷提出了农业银行企业化改革的初步意见。1985年2月1日，《中国农业银行管理体制改革方案》出台，旨在把农业银行办成真正的经济实体，简政放权，充分发挥信贷和利率的经济杠杆作用，改变干部智力结构，提高企业素质，实现管理现代化。从总体上看，农业银行坚持改革的方向不动摇，努力推动改革进程，为后来的改革和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85年7月12日，由于年龄原因，韩雷卸任农业银行行长职务。此后，他受聘农业银行顾问，担任中国农村金融学会会长，继续为农村金融改革献计献策，为农业银行改革发展贡献宝贵经验。离休后，他不忘初心，一直关心党的金融事业，关心农业银行改革发展，继续为党和人民的金融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作为金融理论研究者，韩雷既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又有扎实的理论功底。他长期从事银行领导工作，经常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积极钻研理论，善于思考，勤于动笔，撰写了近百万字的专著、论文、调查报告。

结合银行工作实践，韩雷从事金融理论研究，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1950年，韩雷随中国经济代表团赴苏联学习，同胡景沄、尚明等同志写了《学习苏联国家银行经验记录》一书，提出了办好新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银行——中国人民银行的设想，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肯定。1953年，与人合著了《关于人民币的若干理论问题》一书，1954年与人合著了《国家银行工作的唯物主义观点问题》一书，1957年，韩雷与曾凌合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货币流通》，是中国金融出版社成立之后推出的首批作品之一。此外，还撰写几十篇有关信用理论、银行业务、利率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的论文，对新中国的银行业务发展和金融政策的实施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任人民银行副行长、农业银行行长期间，韩雷对金融理论研究工作极为重视，不仅对研究的方向提出指导性意见，还带头钻研理论、撰写论文。如《论金融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农村金融发展方向问题》等文章，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1988年12月，他的学术研究专著《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道路》出版发行，汇集了韩雷从1982年到1988年理论创新和实践经验的重要成果，在金融界引起强烈反响。

长期以来，韩雷对金融体制改革等方面提出了许多独到的精辟见解，有些已被运用于实践并获认可。诸如，提出了银行信贷要打破供给制，实行“区别对待、择优扶植”的信贷政策；主张把办成真正的经济实体，实行企业化经营；八十年代中期即提出并主张银行应提留风险拨备和建立呆账准备金制度的设想；他还提出要尽早实现银行管理现代化，开办电脑业务，建立数据库，迎接信息时代的挑战；强调加强智力投资，全面提高职工理论与业务素质，以适应现代化银行新职能的转化……

这些研究成果，是中国农村金融改革发展的实践总结，对农业银行和农村金融工作的开展，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韩雷是从抗日战争中走出来、我党培养出来的红色银行家，见证并参与了新中国金融事业的创立与发展。从边区银行到人民银行，再到专业银行，他以深厚的理论功底和超前的工作思路，推动了改革开放初期的农村金融工作，为农业银行改革发展奠定了基础。他一生经历传奇，术业精深，严谨务实，淡泊名利，在金融领域享有崇高的威望。虽然韩雷离我们远去了，但我们要以身边的榜样对标，以身边的模范为镜，学习他优秀的品格和家国情怀，汲取他宝贵的精神力量，在接续奋斗中，努力践行农业银行的初心与使命，不断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