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之乱 （永嘉年间匈奴击溃西晋的动乱）

简介

西晋晋惠帝时，政治腐败，经济衰落，使得南匈奴贵族刘渊趁机起兵，并建立汉赵政权。晋惠帝死后，怀帝司马炽即位，改元永嘉。永嘉五年（311年）刘渊之子刘聪遣石勒在苦县宁平城（在今河南鹿邑）歼灭晋军10余万人，俘杀太尉王衍等人。之后派刘曜在六月攻陷洛阳，俘虏怀帝，再杀王公士民3万余人。八月，刘粲攻陷长安，杀掉了西晋太尉司马模。这一系列动乱史称“永嘉之乱”。永嘉之乱结束后，刘曜又攻破了长安，俘获了晋愍帝，西晋灭亡。

永嘉之乱击溃了西晋政权，给中原地区带来了灾难性的破坏，晋朝统治集团随之南迁，大量人口为了躲避战乱从中原迁移到南方，史称“衣冠南渡”，促进了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经济开发。永嘉之乱开启了少数民族统治北方及南北对峙的时代，造成了民族斗争和民族融合的时代趋势，加深了南北的文化差异。

背景形式

西晋内部

政治腐败

西晋武帝司马炎开创太康之治，使得西晋经济形势良好，社会较为安定。但西晋门阀政治制度封闭，门阀士族长期把持朝政，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贵族”的现象。同时，武帝晚年荒怠朝政，朝臣贪污腐败，朝中奢靡成风。

至晋惠帝即位，由于惠帝昏聩无能，皇后贾南风先后杀害太傅杨骏、汝南王司马亮等人，掌握政权。贾南风专政引发朝臣不满，西晋政治愈加衰败。

八王之乱

贾南风专政后，于元康九年（公元299年）废太子司马遹后又杀之，引发诸王为争夺统治权而展开的争斗，史称“八王之乱”。赵王司马伦联合齐王司马同起兵杀死贾南风后，诸王先后为争夺朝中大权互相残害。直至光熙元年（306年），东海王司马越迎晋惠帝回洛阳后接着杀害成都王、河间王，掌握大权，“八王之乱”结束。次年，晋惠帝驾崩，其弟司马炽即位，是为晋怀帝，改元“永嘉”。在此前的十六年中，参战诸王多相继攻灭败亡，人民被杀害者众多，王公贵族死伤众多，社会经济严重破坏，西晋统治集团的力量消耗殆尽，州郡无兵可用，朝廷统治基础动摇，各种矛盾迅速爆发。众多学者如陈苏镇教授等人将八王之乱视为永嘉之乱的一个重要原因。

流民起义

除八王之乱外，全国各地发生的旱灾、洪涝、虫灾、霜冻等自然灾害以及占田制下地主毫无节制地占田，都导致了西晋末年人民的大流徙。西晋政府曾经试图控制情况，如指定流向区域、限定归期等。但之后随着灾害日益严重，官僚腐败，战乱不断，便完全失去了控制。永宁元年（301年）开始，全国各地流民起义。几次大的起义有：李特、李雄起义，张昌起义、王如起义、杜弢起义。这些流民起义极大地冲击了西晋王朝的统治。

民族背景

五胡内迁

魏晋统治者为加强对各少数民族的控制，增补内地劳动力和加强军事实力，招引了大量胡族入居内地，使魏晋时期出现了少数民族内迁的高潮。

魏晋时期内迁的种族很多，主要是旧史中被称为五胡的匈奴、鲜卑、羯、氐、羌，其中匈奴从今内蒙迁到今晋陕甘地区，鲜卑从辽东迁到今晋冀一带，羯从山西北部太行山等地迁到河南等地，羌则由甘、青进入陕西，氐则从甘肃迁到陕西一带。时内迁人数达八百余万人，而在关中定居的人口，戎狄占了半数。

内迁以后的胡族与汉族杂处，过着定居的农业生活。但魏晋统治者的歧视、压迫使胡族频繁的与西晋统治者进行斗争，西晋大将周处等人也因为抵御胡族反抗而战死，胡族的反抗斗争动摇了西晋政权的统治根基。

战争经过

刘渊字元海，为匈奴五部之左部帅刘豹之子，以“任子”身份留居洛阳，刘豹死后，代为左部帅，惠帝时升为五部大都督，“八王之乱”中后期，匈奴贵族认为“兴邦复业”的时机已到，共推刘渊为大单于，准备起事。此后在左国城（今山西离石）发兵，招聚五万兵马，以洛阳为目标，进占蒲子、平阳等地。石勒，王弥相继归附刘渊，刘渊实力大增，遂于永嘉二年（308年）称帝改元，并将都城南迁平阳，进一步向洛阳逼进。

永嘉三年（309年）刘渊、石勒等人已对洛阳形成钳击之势，八月刘渊命其子刘聪和王弥共同进攻洛阳，东海王司马越派出将军曹武、宋抽、彭默等人迎战。刘聪取得宜阳一战的胜利后，被对方乘夜偷袭，最终兵败而回，未能攻取洛阳。十月，刘渊再派刘景率兵攻取洛阳，仍被司马越击溃，最终撤军。次月，刘聪第二次攻打洛阳失败后在王弥的劝说下南下割据兖、豫二州，切断了洛阳东南粮道，围困洛阳。

永嘉四年（310年），刘渊去世后，皇位被其第四子刘聪所夺，洛阳在围困下，城内饥荒严重。次年，刘聪再攻洛阳，石勒追击为司马越举丧的军队，在苦县宁平城歼灭了数十万晋军。六月，刘聪攻克洛阳，俘虏晋怀帝到平阳，杀王公士民3万余人。八月，刘粲攻陷长安，杀南阳王司马模。十月，石勒侵略豫州诸郡，消灭了黄河一线的晋军主力。至此，西晋败局已定，南北分裂之势已成。

战争结果

晋怀帝被俘后被毒杀，司马邺在长安即位，是为晋愍帝，建元“建兴”。建兴四年（316年），汉赵刘曜围攻长安，晋愍帝出降，西晋灭亡，北方进入了五胡十六国时代。建兴五年（317年），晋元帝司马睿率中原汉族衣冠士族臣民南渡，定都建康（今南京），建立东晋，史称“衣冠南渡”。

战争影响

永嘉之乱对其时及其后政局产生较大影响。

永嘉之乱开启了此后少数民族统治北方及南北对峙的时代，南北对立的格局形成。南方自东晋建立以后，接着宋、齐、梁、陈四朝。北方自刘渊称号建国，到北魏统一北方，分裂长达270余年。南北双方政权为争夺正统地位，针锋相对。南北对立因分裂日久而加深，有“南谓北为所虏，北谓南为岛夷”之论。中国历史从此进入南北朝对峙时代。

北方的混战导致人口锐减，土地抛荒，北方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北方异族统治者和汉族未及时南迁的地主豪族勾结，使已经破坏的社会生产力戴上了严重的枷锁。洛阳长安等大都市皆遭到重大打击，地位一落千丈，直到北魏孝文帝时才恢复过来。而与此同时北方汉族人民大量南迁，今河北、山东等地区流民多越过长江而停留于扬州境内。关中、今河南等地区流人则多至荆州等长江中游一带。仅永嘉之乱后几次南渡人口便达到九十万人左右，南迁人口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促进了江南地区经济的开发与繁荣，经济重心开始南移。

由于五胡等少数民族的内迁和北方政权的建立，造成了短期的民族矛盾激化与长期的民族融合趋势。永嘉之乱前后，部分胡族对其他民族进行了屠杀，如刘聪统治下的汉王朝在宁平城杀死司马越部众十余万人，后赵的石勒起兵之初也屠杀汉人，造成民族矛盾激化。但也有民族融合的一面，如五胡十六国的部分统治者倾慕中原文化，任用汉族士人。胡汉的融合后期更为明显，南方民族融合也在加剧，表现在巴、蜀、蛮、僚、溪等少数民族同化于汉族。

南北对峙的政治格局深化了南北方文化差异。南北方文化本来便有一定程度的差异，永嘉之乱后南北隔离的状态使得这种差异扩大化，表现在经学、史学、文学、宗教等诸多方面，等到南北朝后期，形成了不同的文化风貌。

战争评价

作为《晋书》的作者房玄龄认为西晋失败的原因是：“樊阳寂寥，兵车靡会，岂力不足而情有余乎？喋喋遗萌，苟存其主，譬彼诗人，爱其棠树。夫有非常之事，而无非常之功，详观发迹，用非天启，是以舆棺齿剑，可得而言焉。”

《两晋南北朝史》的作者中国近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吕思勉以皇室的角度评价西晋失败的原因，他认为：“晋怀帝号令北方，较东晋元帝为易。淮阳东控徐、兖，西接司、豫，其形势，自与后来之崎岖江左者不同也。史称馥以越不尽臣节，每言论厉然，越深惮之，其覆之也，盖全以其私怨。元帝则越之党耳，其误国之罪亦大矣。”他认为怀帝的驱逐异族的条件大于晋元帝，但没有把握住机会。

历史大家钱穆先生评价永嘉之乱对于文化方面的影响说：“譬如大旋风的核心，四围狂飙骇气，而中心虚无所有。这一个形势，延续几及二百年，直到魏孝文重营洛都，中国始渐渐再有一个文化复兴的中心。”

历史学家唐长孺先生认为永嘉之乱的性质是阶级性的，他分析道：“被征服的人民主要是反抗压迫与奴役他们的异族统治者，而这些统治者同样压迫与奴役其本族人民，因此主要的矛盾只能是阶级性的，而不是民族性的。”这是较为新颖的一种观点。

曾在北大担任教授的历史学家田余庆先生研究南北朝史时认为永嘉之乱消灭了一大批官宦世族，他认为：“八王之乱以及随后出现的永嘉之乱，既摧残了在北方的西晋政权，也毁灭了几乎全部西晋皇室和很大一部分追随他们的士族人物。”

暨南大学的教授梁作干先生分析永嘉之乱的性质认为：“在魏晋时期，一切社会疾病的症候都达到了顶点，只有通过国内各族被压迫人民的起义和国内胡族蛮族的入侵才能打破这种绝境。”他认为西晋的统治实际上已经病入膏肓，要打破绝境只能暴力推翻。

对于这场战争失败的原因，现任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的教授陈苏镇先生在《两汉魏晋南北朝史探幽》这本书中从八王之乱中的胜利者司马越入手分析：“在永嘉之乱这一历史悲剧中，西晋王朝在八王之乱平息后又因内部矛盾和冲突进一步衰弱和瓦解的过程，是不应忽略的重要情节，而司马越作为其中的主角则是应予充分注意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