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皇后 （朝鲜高宗李熙王妃）

简介

明成皇后出生时闵氏已经家道中落，父亲去世后，她与继兄闵升镐一同搬到首府汉城（今韩国首尔）生活。15岁时明成皇后被骊兴府大夫人闵氏举荐为高宗王妃人选，并于1866年入宫。入宫后，明成皇后阅览皇宫藏书，精心侍奉高宗之母大王大妃，友爱高宗所宠爱的李尚宫，并得到高宗垂怜。她鼓励高宗与大院君李昰应争权，采取开化政策并引入日本势力。1873年高宗宣布亲政后，政治权力落入闵妃之手。闵妃集团废除了大院君时代的锁国政策，并主动缓和朝日关系，为了维持自己的封建统治，面对日本的侵略，于1876年与日本签订了损害朝鲜主权的《江华条约》。1882年壬午兵变后，大院君夺权，明成皇后利用清朝牵制日本对朝鲜的侵略，并重夺政权。1884年，明成皇后利用清军镇压开化党政变。1894年，日本干预朝鲜内政，迫使高宗把政权交给大院君，明成皇后引入俄国势力牵制日本，推行亲俄排日政策。次年，明成皇后联合俄国发动政变第三次夺取政权。随后“乙未事变”发生，明成皇后在景福宫被日本公使三浦梧楼旗下的日本浪人及乱军杀害，高宗也被胁迫，将明成皇后废为庶人。1897年高宗重新掌权，改国号为“大韩帝国”，追封闵妃为“明成皇后”，以国葬之礼厚葬于东大门外之洪陵（今韩国京畿道南杨州市金谷洞）。

《朝鲜通史》中将明成皇后评价为朝鲜王朝历史上重要政治人物之一。认为明成皇后尽管做出了政治上的改革，但未能逃脱封建统治者的局限性，只是企图维持和加强以国王和闵氏家族两班权贵为核心的保守的封建统治体制，并未采取任何发展发展生产力和稳定人民生活的新的措施，没能推动朝鲜王朝走上富国强兵的道路，最终自己也死于日本人刀下。

人物经历

早年经历

1851年11月17日，闵妃出生于朝鲜京畿道骊州郡近东面蟾乐里（今韩国京畿道骊州市）。闵氏家门曾出过元敬王后和仁显王后两位王妃， 但在闵妃出生时已经家道中落。

1859年，闵妃父亲闵致禄去世（一说双亲都去世了）。为延续家系，闵族族内将闵致久之子闵升镐记为闵致禄的养子，闵妃与养兄一同搬到首都汉城生活，住在肃宗第二任王妃仁显王后的娘家，即安国栋的感古堂（今首尔市东南部，现为德成女子高等学校）。成长于贫寒环境中，但闵妃勤学诗文，受到亲戚关爱，从小便有“才女”之称。

1866年，高宗生父大院君李昰应为了避免外戚夺权的风险，再加上大夫人（闵妃养兄胞姐）的推荐和大王大妃的劝说，选定闵家孤女闵妃作为高宗王妃。

宫中经历

入宫初期

闵妃入宫初期曾受高宗冷落。在此期间，她阅遍宫中书籍，侍奉大王大妃赵氏，得到了王室上下喜爱，也为她积累丰富人脉。

1868年，备受高宗宠爱的李尚宫产下完和君李墡后，闵妃觉察到了危机。完和君不仅深受高宗和大院君的喜爱，宫廷内外甚至出现了要封完和君为世子的风向，这将导致闵妃的王妃地位受到直接威胁。闵妃认为大院君对完和君的喜爱会威胁到，于是她决定要将大院君逐出政坛。

为确保自身的地位，闵妃开始主动关心友爱李尚宫，常常带着礼物去看望她，丝毫不显露嫉妒之情。这种和善的行为给高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拉近了她和高宗间的距离。闵妃不仅作为高宗的王妃陪伴他，更是成为了他的政治伴侣，培养高宗对政治的兴趣，支持高宗向大院君夺权。

高宗亲政

高宗李熙即位之初年仅12岁，朝政长久地被父亲大院君李昰应把持。随着年龄渐长，高宗开始对政治产生了自己的理解，与大院君在政治道路上产生分歧。但高宗性情温和，加之儒家孝文化的影响使他无法忤逆自己的父亲，闵妃便代替高宗，成为了与大院君在政治斗争中产生直接冲突的对象。

大院君奉行闭关锁国政策，而闵妃则鼓励高宗采取亲日开放政策，再加上因大院君意图立李尚宫之子完和君李墡为王世子一事两方不合，双方矛盾激化。闵妃鼓励高宗亲政，凝聚了骊东闵氏、安东金氏、大王大妃赵氏所属丰壤赵氏等不受重用的豪族势力帮其对抗大院君，甚至连大院君的儿子李载冕、哥哥李最应等也由于不得大院君重用而加入闵妃阵营。

1873年， 闵妃借崔益铉上疏抨击大院君政策发动政变，高宗宣布亲政。但因其生性懦弱，朝堂的实际掌控权落入闵妃集团手中。闵氏戚族掌握了政府要职，并大量吸收拉拢与大院君不合的势力派别，巩固了势力基础。

1875年，闵妃诞下王子李坧，并被立为王世子。闵妃集团势力得到进一步加固。在掌权后，闵妃废除了闭关锁国政策，开放国门，并主动缓和朝日关系。

以夷制夷

1875年9月，日本军舰“云扬”号进攻朝鲜的永宗岛。这是日本对朝鲜进行的第一次武力攻击，其目的是为了打开朝鲜的大门，同时也是日本对朝鲜进行的武力示威行动。[1]闵妃集团依靠日本改革军制，建立新军，试图从军事着手实现自立。日本为了实现独占朝鲜的野心，竭力离间朝中关系，培养亲日势力，并积极鼓吹朝鲜独立。

1876年2月，朝鲜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江华条约》。该条约规定朝鲜必须向日本开放三个港口，允许日本商人在朝鲜经商，并同意日本驻朝鲜公使馆设立。此后，朝鲜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利用朝日间的不平等条约，日本很快控制了朝鲜的经济，特别是对大米、大豆等农产品的掠夺。由于日本商人大量收购大米，引起了米价大涨，造成朝鲜国内严重缺粮，本来就很脆弱的自然经济面临着破产的危险，人民流离失所，国内矛盾急剧激化。 与日本敌对的清朝劝说朝鲜采用“以夷制夷”的方式对付日本。为此，清朝派遣黄遵宪带着由他亲书的《朝鲜策略》拜访朝鲜，提出了“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以图自强”的方针。

在这种情况下，闵妃开始采取通交、柔远的对外方针，试图与各国建立联系。1881年初，朝鲜在清朝的引导下，与欧美定结了《朝美修好通商条约》。这是朝鲜与欧美国家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然而，这一条约也标志着朝鲜成为列强的争夺对象之一，对朝鲜的主权和独立构成了威胁。

政权变乱

1882年壬午兵变后，大院君将闵妃逼出宫，对外宣称闵妃已死，定其谥号为“仁成”，举行国丧，借机重新执政，并再次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然而，这次政变受到清政府的干预，政权在33天后重归闵妃之手。但是，日本借口受到军变的影响，趁机逼迫朝鲜签订了不平等的《济物浦条约》。该条约使得朝鲜全面开国。

1884年12月4日甲申政变后，以金玉均为首的开化党夺取了政权。虽然这次政权转移只维持了3天便被清军镇压，但是，闵妃势力中不少重要人物在此次政变中遭到开化党的暗杀，使得朝鲜政局再次动荡不安。此时的朝鲜也开始谋划自立。为此，闵妃在利用清政府军事力量的同时，也在暗中引入俄国势力试图牵制清朝。

1894年东学党起义后，为避免内乱引发外患，东学党与朝鲜政府签署《全州和约》，内乱基本平息。但日本驻军趁机宣布要协助朝鲜改革内政，在遭到清政府和闵妃的拒绝后，日本人袭击景福宫，挟持了高宗，迫使其将政权交还给大院君。

1895年7月，闵妃联合俄国发动宫廷政变，第三次掌握政权，亲俄排日，解散了亲日内阁，但也因此招致了亲日派和日本的不满和反感。

乙未事变

1895年10月，在日本公使三浦梧楼策划下的代号为“狐狩”的刺杀行动中，闵妃被入侵景福宫的日本浪人和乱军于乾清宫杀害，遗体遭焚毁，史称“乙未事变”。

事变后，高宗在三浦梧楼的胁迫下被迫答应日本人的要求，废除了闵妃的皇后身份。在断发令颁布后，压抑已久的朝鲜人民门高呼“为国母报仇”，纷纷起兵掀起反日潮，高宗也逃离日本掌控下的朝鲜宫廷，到俄国使馆避难。重新掌权后，高宗下令诛杀亲日内阁大臣，复位闵妃，定其谥号为“明成王后”，并在1897年称帝后追封其为“明成皇后”，以国葬之礼重新厚葬于东大门外的洪陵。

执政时期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人物评价

正面评价

《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评价：“闵妃美而有才，擅权树敌，迭起政潮，而卒不得其死，哲妇之鉴也。”

美国公使馆外交官仙兹(W.F.Sends)：“闵妃是位在许多方面均出众的女性。她个头不高，富理性，学识很高；她守护夫君的利益，热情、敏锐，个性坚强，不知屈服。闵妃超前于其时代，可称得上超越性别的政治家。闵妃参政之初面对着许多反对者，她竭力摆脱出大院君的统制与影响，坚韧不拔地追求国王的完全独立，并试图摆脱出任何外国势力的支配，追求国家的独立。”

英国旅行家贝索(I.B.Bishop)：“每次谒见时，闵妃的举止优雅、迷人、思虑颇深。她拥有罕见的才智与魄力。同时我对明成皇后非凡的政治影响力，以及协调问题的能力，从内心深处感到震惊。”

浙江大学韩国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李敦球：“闵妃生在封建时代，她能运用谋略，在王朝末期主政 20 余载，成为事实上的女王。由于闵妃早期主张开放政策，后期力抗日本并身死殉难，故深受后世韩国人民的尊崇，人称：‘伟大的铁女子’。”

韩国教育科学技术部国史编纂委员会委员长的李泰镇教授：“王妃闵氏贪图丈夫的君主权力的说法只是为了某种目的而被编造出来的。其实，王妃能够帮国王作出明智判断，和国王一起主导开化政策。王妃擅长国际关系形势的判断，因此帮了国王很多的忙。”

负面评价

朝鲜近代文学家黄玹评论道：“后（指闵妃）机警饶权数，干政二十年，驯致亡国，遂遭千古所无之变。”

朝鲜近代思想家尹致昊用英语在日记中写道：“王妃和她的亲戚对这个国家的耻辱负有直接责任。哦，一个邪恶的女人做的邪恶的事！”并称闵妃是“聪明而自私的女人”。

担任清廷驻朝大臣12年的袁世凯评价闵妃“怙恶不悛，刚愎自用”，并说“王妃昏妄，亲西人而薄中国”。

人物关系

后世纪念

明成皇后祖屋（现韩国京畿道骊州市明成路71号）于1995年修复后被改造成纪念馆，内设有与明成皇后相关的多种资料与遗物。其中在闵妃入宫前曾居住过的房间内有一白色石碑，正面书：“明成皇后诞降旧里”，旁书：“光武八年（1904年）甲辰五月日拜手饮涕敬书”，为闵妃嫡子纯宗之手迹。

此外，在景福宫内的松林中，有一座白色花岗岩石碑，上书：“明成皇后遭难之地。”这是光复后韩国第一任总统李承晚的笔迹。其旁另有一座黑色石碑，上书：“明成皇后殉国崇慕碑。”距离石碑3米处有两幅画，描绘出明成皇后遭难当时的具体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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