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家 （诸子百家之一）

简介

杂家是顺应时代潮流的产物，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再加上政治经济的不断发展进步，礼乐制度逐步被瓦解，诸子百家登上了历史舞台，而随着诸侯争霸局面的逐渐形成，各家单一的学术思想并不能适应统治者的需要，在此情形下，带有政治实用主义、以“王治”为宗旨的杂家应运而生，但由于杂家的思想是融合百家思想才得以形成，这一点一直受到诸子百家的诟病和排挤，再加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逐渐加深，统治者需要统一的学术思想来作为施政的理论依据，因此，杂家也逐渐推出了历史舞台。

杂家著作以战国时期商鞅门客尸佼的《尸子》、秦代吕不韦的《吕氏春秋》、西汉淮南王门客所集的《淮南子》为代表。产生于先秦时期的杂家，在对诸子百家的思想进行汇总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不断的综合创新，其形成的思想体系，对先秦至西汉思想形态的转变提供了新的视野，从秦汉时期的《吕氏春秋》《尸子》到汉代的《淮南子》，再到董仲舒《春秋繁露》的编撰，无一不体现出杂家自我完善发展的学术之路，这种“和而不同”理论方法，对秦汉时期的政治、思想及文化方面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诞生背景

“大一统”的历史趋势

随着铁器的出现和铁农具在农业中的广泛应用，农业生产水平空前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也得到了全面的提高，原有的土地无法满足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因此各诸侯国开始积极开垦荒地以满足当时生产的需要，发展各国的经济，壮大自身的实力，这一举动导致建立在奴隶社会上的井田制开始瓦解。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诸侯国的实力也不断壮大，社会迎来了新的社会矛盾，即“诸侯争霸”的局面逐渐形成，然天下大事分久必和，“大一统”是适应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而“大一统”的前提是要有与之相对应的思想理论作为奠基和支撑，但在当时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之下，每个学派都有自己的长处与不足，所以出于社会历史“大一统”发展趋势对于思想文化的需要，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思想不断的进行融合、发展和创新，先秦杂家正是这方面的产物。

学术融合的思潮

人才的流动与文化的交融

春秋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生产力的进步、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各种社会思想的兴起，社会伦理道德的也在不断变化，再加上大一统的历史趋势，人才的流动和文化的交融变得越来越频繁，以秦国为例，战国晚期，秦国在吕不韦和李斯“招致士”“谏逐客书”等一系列措施的推动下，文化交流开放，各地有才之士纷纷入秦，使得秦国很快便发展成了一个文化大国，秦国也取代魏国，成为三晋中原地区的文化中心。而后随着兼并战争的发展以及天下大一统趋势的不断加深，列国对人才的需求量不断加大，使得人才流动更加频繁，与此同时，由知识分子大规模流动形成的地域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也不断加强，使得学术的融合日趋紧密。

诸子学派的自我批判

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且无所作为，各诸侯国开始不断试探、挑战周王室的权威，导致传统的礼乐人际关系混乱，虽然周礼还是当时社会秩序的表现形式，并没有完全退出政治舞台，但是“礼崩乐坏”的局面早已逐渐形成且无法更改，诸子百家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冲破礼乐文明而形成的学派，其吸收并发展了礼乐文明中的不同因素，形成了自己带有鲜明特征的学派风格，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学派有：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以齐国的管仲和郑国的子产为代表的法家、鲁国人墨翟创立的墨家和以邹衍为重要代表人物的阴阳家等。诸子百家各自的思想发展成熟后，不免会暴露出自身学派所具有的缺点及不足，而为了满足统治者的需要以及维持各家的社会地位，学术思想的融合就显得尤为重要且必须。再加上天下一统的历史趋势的不断加深，诸子百家顺应时代潮流，围绕天下统一的问题积极展开了学术反思，其彼此分析探讨出各家的优点与不足并主动吸取各家之长来弥补自身学派的不足，学术界出现了由斗争走向融合的发展趋势，这种趋势迅速演变成一种思潮，汲取他家学术思想来弥补自身之短的学术交流与融合成为了学界的主流，先秦杂家也在这种学术思潮中诞生。

发展历程

产生

“杂家”二字最早是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出现，《汉书》载有：“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可见杂家的特点是对各学派的兼收并蓄、融汇贯通，但他们不是漫无目的地博采众长，而是有倾向的汲取各家的学术思想，他们关注点在于各家有关“王治”的理论，目的是为现实政治提供有用的政策方针，因此杂家其实是“杂”而不杂，杂家本身并不以杂家自居，也不有意识的将杂家作为一门可以传承的学派。

战国末期，经过“诸侯争霸”等一系列社会变革，奴隶制度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封建制国家开始出现，新兴地主阶级兴起，要求国家在政治、思想上的统一的呼声越来越高，动荡的现实环境要求各国不得不迅速找出一条能够富国强兵的道路，由此政治实用主义应运而生，而在各国中最早运用实用主义思想的便是管仲，管仲的改革治国思想带有很浓厚的实用性和功利性，表现出很鲜明的丰富性、变革性和开放性等特点。正是管仲这种大气的治国态度，促使他在治国时不囿于某一家、某一派的限制，广泛采用各种思想，首次体现了思想大混合的趋势，“四民分业”、“相地而衰征”、“遂滋民、与无财”、“无夺民时”、“通齐齐国之鱼盐于东莱”、“皮币玩好，使民鬻于四方”、“关市几而不征”、“官山海”、“国 野分治”、“擢秀民”、“作内政而寄军令”、“善邻”等这些管仲改革的经济、政 治、军事和外交措施，正是管仲在详细认真地研究了齐国的社会环境的基础之上提出来的，鲜明地表明了管仲的政治实用思想。管仲的政治实用思想在之后的各国变法中得到继承和发展。现实的需要要求国力强盛，国弱就会被动挨打， 因而各国都提倡变法。

春秋时期各国的变法，都是从现实的情况出发，选择经济、政治、军事等各方面改革图强，改革的目标是称霸，并希冀改革能立竿见影。为了在剧烈动荡的时代立足，不被别的国家消灭，各国的变法是持续不断的，从春秋一直持续到战国。变法的过程也就成了百家学派建立或发扬光大的过程了。争霸战争实际上又是统 一战争，思想界的统一也不可避免。而这种思想上的融合，又不是凭空出现的， 应该是有载体的，这一载体，在当时的情形下，只能是轰轰烈烈的变法思潮。 各国的变法继承了管仲的实用精神，实际上也就是承认了融合思想，也正是这种讲求实际的变法思想打破门户的成见和拘束的习惯，成为促进战国时期思想融合的一大推动力，也促使政治上的实用思想转变为倡导学术融合的思潮。这种学术融合的思潮在百家争鸣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百家思想虽然相互驳斥，但在其表象之下，掩盖的却是学术统一趋势，这便是“杂家”形成的历史基础。

发展

西汉初期，以《吕氏春秋》为代表的先秦杂家对当时的政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汉书·元帝纪》中汉宣帝曾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即指国家自有一套统治制度，且这套统治制度是以“王道”和“霸道”结合在一起的统治制度，“王道”指儒家、道家、墨家以及阴阳家，“霸道”则指的是法家、兵家、纵横家，这说明虽然汉朝在实施“独尊儒术”的国策，但在其实际统治的过程中，用的仍是杂家的治国理念。此外，汉代的思想文化也是吸收了诸子百家思想的成果，而糅合了百家学术思想的杂家则充当了先秦诸子百家向汉代传递思想文化的重要载体，新儒家代表人徐复观曾言：“两汉人士，许多是在《吕氏春秋》的影响之下来把握经学，离开了《吕氏春秋》，即不能了解汉代学术的特性。”。最后，以“王治”为基础的杂家思想为汉代统治者在制定统治制度的方面也带来了很大的借鉴意义，汉代初期虽采用的是“无为而治”的治国思想，但“无为而治”旨在强调“君道无为”，而“臣道有为”，即利用朝臣的力量来厉行法治，从而压制各种反动局势，所以，当时的杂家思想和方法仍旧存在，再到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现“大一统”，但“大一统”并不是要消灭百家，只是为了满足统治者的治国需要，将百家的思想集中到儒家之下，所以由此可见，杂家在西汉时期，还是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

魏晋时期是杂家发展的又一高峰期，这一时期的杂家不止继承了先秦杂家“兼儒墨，合名法”和“王治”的特点，还在此基础上创新性的提出了符合当时社会环境的“博物”的特征，比起之前的杂家，不止有思想上的杂合，在内容上更是包罗万象。在《隋书·经籍志》里记有22部魏晋时期可考证的作品里，这些有关杂家的特点都有所提及，尤其是魏文帝曹丕下旨编纂的《皇览》一书，不止是当时杂家思想创新的成果，更是古代编纂成功的第一部类书，至后世，虽所有《皇览》都已散佚，但《皇览》作为中国最早的类书，其开创了类书的编纂体例，它将五经及其注解五经的注本都分裂开来，并按一定的需要重新编录出来，是皇帝一览便知天下事，成为了后世统治者争先模仿编纂的书籍，如梁武帝萧衍诏修的《寿光书苑》和《华林遍略》，唐太宗时期《文思类要》，宋太宗时期的《太平御览》，明成祖时的《永乐大典》，清圣祖下旨修纂的《古今图书集成》等，都是效仿《皇览》编纂而成的类书。

先秦杂家不仅仅是对诸子百家思想的总结与汇集，更是对先秦诸子进行思想综合的文化成果，其在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时，超越于学派之上不受任何学派局限性的限制，“兼容并包”百家学术，融会贯通多种文化，这种“和而不同”的文化观念和理论方法，对于中国当代建设现代化的文化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衰亡

主观原因

杂家在发展过程中一直受到其他学派的诟病，在一个各以其长的时代，杂家却以糅合为主基调，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各家都极力主张自身学派的思想是救世良方，而杂家却主张兼容各家之长才能治世，如《管子》一书中突出的思想是道家和法家，《吕氏春秋》一书突出的思想是儒家和道家，这使得各家觉得杂家是有违传统学术的思想，更甚者，他们认为杂家是东拼西凑形成的具有“折中主义”的学派，但实际上杂家在吸收各家观点时并不是一昧的接受，而是有其一贯的标准，并且其理论也有着明显的学派倾向，其自身兼容并蓄的主张正是学术融合发展的一种表现，随着战国末期学术思想的进一步融合，杂家也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相应的融入林柔学术的统一趋势，如《吕氏春秋》从全书的编排上就构建了一个大的框架，避免了所谓“纷繁芜杂”的评论，西汉《淮南子》编纂而成之后，全书所提倡的核心思想主张显而易见的是“道”一家。杂家之所以存在，就在于其特有的矛盾，就在于它的思想不依附于一家，而一旦以固定的一家思想为主，那么杂家就丧失了其赖以存在的基础，就不能称之为“杂家”了。先秦杂家融入黄老道家思想， 表明先秦杂家倡导学术融合的使命顺利完成，在学术上走向了消亡。

客观原因

杂家消亡的客观原因主要可分为内部因素和内部因素。

外部因素主要有培养学士的土壤逐渐消失，先秦时期学术的繁荣的局面，大多是因为各学派人士四处游历传播才形成的，而随着诸侯国之间的外交关系日益复杂，各国开始争权夺利，使得君臣都开始招贤养士，再加之兼并战争的发展，各家学者都开始选择大国以及强国作为落实自家学术思想的理想环境，学者的流动性开始降低，各学派之间的学术交流也日益减少，再到秦统一六国以及汉朝建立，随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不断加深，学术思想也逐渐走向统一，游学养士的风气自然渐渐衰落，故糅合各家思想以倡导学术融合的杂家也失去了可融合其余学派思想的理论根基。

内部因素主要有诸子学派的内在排他性，诸子百家都有着“思以其道易天下”的想法，即以自家的学术思想为基础来统一各家思想，以达到以自家为尊的目的，因此有一家的思想别统治者采用作为治理国家的官方思想时，这一学派对其他学派的压制在所难免，其他学派在这种环境下发展将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如荀子的弟子李斯在秦朝任职时，提议秦始皇实行孟子之“定于一”、荀子之“势以临之”和“刑以禁之”的政策，是以儒家为尊，甚至施以刑法来罢黜百家，而这些以一家为尊，学术独霸的理论对包括杂家在内的诸子百家的后续发展都产生了阻碍作用。

思想主张

天道观

先秦杂家的天道观吸取了中国早期阴阳五行以及“天、地、人”为一体的思想，并将黄老道家和《易传》中有关天道观的思想进行了创新，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宇宙自然观和天人关系论。尸佼是先秦最早的杂家之一，在《尸子》一书中其将天地作为最高的“道”即“天地之道”，认为万物都是由“天地”化生而来，不仅如此，尸子还认为伦理道德也是天地的表现，他将儒道结合起来论证此说法，他说 : “ 德者，天地万物得也。义者，天地万物宜也。礼者，天地万物体也。使天地万物皆得其宜，当其体者谓之大仁。”，此句中，尸佼将“德、义、礼”看作是天地万物本身所带有的法则，而天地万物都适宜，则是最大的“仁”。

《吕氏春秋》作为晚期杂家也是先秦杂家的代表性著作，由于成书时代较晚，吸取诸子百家思想比较充分，故而其自然观相对于其它各家来说显得更为细致、复杂而有又系统性。《吕氏春秋》的自然观将先秦的 “ 精气说” “阴阳说” 融合起来，对于宇宙万物的生成、道的运行规律和特征进行了独特地论述。关于宙宇万物生成，《有始》曰 : “ 天地有始，天微以成，地塞以形 ; 天地合和，生之大经也。” 这段话主要是讲天地万物是如何生成的，意为天地有开始的时候，天是由轻微之物上升而形成，地是由重浊之物下沉而成，天地交合，是万物生成的根本。

关于道的生成演化以及运行的规律，《大乐》篇有 : “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浑浑沌沌，离则复合，合则复离，是谓天常。” 意为太一生天地，天地生阴阳，阴阳变化，一上一下，会和成形体，混混沌沌的，分了又会汇合，汇合了又会分离，这就是自然的永恒规律。 《吕氏春秋》还提出了 “ 天道圈，地道方 ” 的思想，其提出 “ 天道圈，地道方 ” 思想主要目的是为了给君臣论 “ 主执圈 、 臣处方 ” 提供哲学的依据，受道家的影响，它以 “ 精气一上一下，圈周复杂，无所稽留 ” 作为论证，说明了天道是往复循环运转不息的。

人的哲学

先秦杂家的人性论在总结诸子百家的人性论的基础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人性论思想，《尸子》中有提出人心皆有“公、私”的日然人性论，其中载有“夫私心，井中也，公心，邱上也 。 故智载于私则所知少，载于公则所知多矣。”即认为人都有公私心，而将人的智慧用在公心上，其所学所识就会很多，而若将智慧用在私心上，人就会因此受到蒙蔽，而收获很少。

《吕氏春秋》中也载有相关的人性论，其将会认识和利用人的“性命”提高到了“治道”的高度，《知度》篇说： “故治天下之要，存乎除奸 ; 除奸之要，存乎治官：治官之要，存乎治道：治道之要；存乎知性命。” 这个 “ 性命 ” 中的 “ 性 ” 指的就是普遍的人性。即言治理天下的关键，在于除去奸邪，而除掉奸邪的关键，在于实现治官，治官的关键，则在于有合适的治国之道；而实现治国之道的关键；便在于对整体人性的把握。又说：“天生人而使有贪有欲，欲有情，情有节 . 圣人修节以止欲，故不过行其情也 ”“圣人之所以异者，得其情也，由贵生动则得其情矣，不由贵生动则失其情矣。此二者，死生存亡之本也 ”，即认为人的贪欲情欲是与生俱来的，是人本来就有的本性，而圣人却可以把握自己的度，其原因在于圣人能把握住性命之情，而能把握住性命之情的原因则是圣人从珍惜生命的角度出发，懂得生死存亡的关键。

认识论

先秦杂家我的认识论对于认识的主体、客体以及认识的过程、目的等都有所涉及。

人是认识的主体，也是认识的物质基础，《尸子》中载有：“天地生万物”，人作为万物之一，其自然也是由天地所生。《吕氏春秋》中也认为人是有“形”和“精（神）”两方面构成，并认为人应该重视“精（神）”，其中“形”只得是人的形体，“精（神）”则指的是人的精神以及思维，即认为认识的本质是人的精神和思维混同在一起的抽象的运动。

认识的客体即认识的对象，是认识主体的活动性指向，也是认识的内容和来源。对于认识客体的论述，可从《尹文子》一书中探得一二，《尹文子》中承认了“物”的多样性，即指出了认识客体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首先认为万物都是由“道”幻化而来，其中载有：“大道不称，众有必名，生于不称，则群形自得其方圆，名生于方圆，则众名得其所称也 。”意为大道不用名称来描述，其自身必有名称，万事万物都从无名的道中产生。其形体自带特色，各有特征，其名就来自于其自身的特征，即万事万物的“名”是认识主体的认识结果之一，是人通过各物之特性而对其物做出的界定。

关于认识的过程，《吕氏春秋》中认为感性的认识是认识过程的开始，“人莫不以其知知，而不知其所以知。” “ 生也者，其身固静，感而后知，或使之也。” 即人都是通过自己的知觉去感知事物的，但是人们都不知道要如何才能做到认知事物的道理。生命本身就是平静的，只是因为感受到了外物才会有所知觉，外物也使人类有了可以感知事物的知觉。“感而后知”的认识论思想指出，人作为生物运动的一种生命形式，其认识能自来自于世间万物对的刺激，人在这种刺激之下不断产生知觉，以此才能激发出人的感性认识能力。

关于认识的目的，《吕氏春秋》中提出了：“言以谕意”“言不欺心”的认识论命题，其中载有：“言者以谕意也，言意相离，凶也。乱国之俗，甚多流言，而不顾其实。”即言语言是表达思想的重要传输途径，其表达的内容和思想应该表里如一，如果语言和思想背道而驰，就会发生凶险，而国家混乱的原因也在于很多不值真假的刘艳还传播。即认识的目的在于传播正确的言论和思想，以实践行动来检验言语的思想的正确性才是认识的最终导向。

政治论

治道即治国之道，关于治国之道，《尸子》中提到最多的是“名望指导”“圣人之道”以及儒家的“仁”“礼”之道，其书中载有：“明王之道易行也，劳不进一步，听狱不后皋陶；食不损一味； 富民不后皮舜；乐不损一日，用兵不后汤武。”“有虞之君天下也，使天下贡善；殷周之君天下也，使天下贡才。夫至众贤而能用之，此有虞之盛德也”意为开明之王的大道是简易其行，劳动不比别人多进一步，但司法断狱却不比皋陶落后；进餐不比别人减少一味，但为政富民不比虞舜落后；听乐不比别人少听一天，但用兵征伐却不比汤武落后，虞舜统治天下，使天下贡献有善德之人；商、周统治天下，使天下贡献有才学的人，至于各种贤能之人都能任用，这就是虞舜的盛德了。

除此之外，在君臣关系方面《尸子》中也有所涉及，《尸子》一书认为民是君王存在的根本所在，其书中载有：“天子忘民则灭，诸侯忘民则亡 ”，意指民是天下存亡的根本，若天子、诸侯都忽视民众的存在，则天下则会灭亡。除此之外，《尸子》的君臣论还进一步强调了“名分”一词，尸佼认为审名分的目的在于使群臣“莫敢不尽力竭智矣” ，而群臣用尽智力为统治者服务，将更加有利于统治者对群臣的管控以及利用。

《吕氏春秋》的政治思想主要是以“义兵”来统一天下，从而建立起封建的太平盛世，其书中提出“义兵”一说用来批判“堰兵说”，主要目的是为秦统一天下的兼并战争来找寻一个合理的理由，面对当时复杂的社会环境，想要以不用武力的方式来统一天下已经成为一件不太现实的事，然而战争的残酷性又不能被民众接受，而为了得到民心以及维护秦国在民众心里的形象，《吕氏春秋》一书中提出了“义兵”一词，用来维护秦国的名声并证实秦国的兼并战争是一场正义的战争。除此之外，《吕氏春秋》一书中的政治思想主要效法了天地的古之“清世”，即为“盖闻古之清世，是法天地” 的盛世。其效法天地自然之道的“古之清世”受到了道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影响，即《吕氏春秋》中描绘的理想社会即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先秦道家的基本特征，又结合法家的刑名思想，而将这两种思想结合的最终目的是通过理想政治来反映理想中的社会。

特征

兼收并蓄

“兼儒 、墨 ，合名 、法” 是杂家的主要特点，即指兼合儒、墨、名、法诸家思想而形成自己的思想。诸子百家中有很多的学说是对立相反的，例如儒家强调治理国家要采取积极有为的政策，而道家却以“无为而治”为主；儒家强调“仁”的作用，而法家却认为严刑峻法才能更好的维持统治者的权威，各种学派都有其优点和不足，因此杂家将多家的思想融为一体，形成了具有“和而不同”理念的独特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主张体现了杂家思想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特征。

除此之外，诸子百家的思想能糅合在一起，也有着其历史和现实共同作用的原因，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诸子百家都是从西周礼乐文明发展而来的学说，所以诸子百家都是同根而生，其学术思想的形成多多少少都受到了同一种思想的影响，因此也就有了相通的地方。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在社会矛盾尖锐的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所要解决的问题都是如何在动荡的社会里安顿下来，使得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而这些有关哲学的问题最终都统一归到了先秦杂家的学术之中。

实用主义

杂家以政治实用主义的“王治”为宗旨，在此宗旨的引领下，杂家吸收百家思想，以求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从当时的具体情形来看，融合统一的思想体系更能为天下统一提供强有力的思想文化支撑，战国晚期，天下局势统一的速度加快，但当时社会的矛盾并没有因此减少或者变得简单，即将形成的有关天下大一统的封建制国家是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局面，因此，当时的政治思想家在憧憬新的社会制度之余，也对于如何帮助统治者制定合理的政策来管理庞杂的社会事务有了新的研究和规划，先秦杂家立足于“大一统”的需要，对当时所存在的现实问题以及国家未来的治理方针都进行了全面且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为了当时政治的需要，杂家吸收百家之长，按照政治的需要将其组织起来，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杂家的学术目标，即以政治实用主义为主的“王治”。

因此杂家思想更强调思想的实践性和经验的重要性，他们认为知识应该服务于实际生活，而不是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提倡人们通过实践来检验和验证自己观点的准确性。对比诸子百家，杂家将“王治”放于其思想体系的顶端，并在这种主旨在之下合理且平等的糅合百家，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和理论方法，进而为统治者提供出新的治国理念。

代表人物

先秦时期，随着百家争鸣局面以及诸侯争霸局面的形成，涌现出了一群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思想家、政治家，他们以实现“王治”为宗旨，兼收并蓄各家的思想，形成了不主任何一家的“杂家”，其代表人物主要有商鞅门客尸佼、秦国丞相吕不韦，西汉淮南王刘安，齐国政治家淳于髡、秦国大夫由余、秦国谋臣尉缭、西汉文学家东方朔等人。其中吕不韦主张博采众长,“假人之长以补其短”，即不拘一家取长补短，突破各学派排斥异说、定于一尊的做法、建立一种新的统一的思想体系。尸佼主张“令民自正,令事自定,赏罚随名,民莫敢欺”。要求确立并根据法律制度进行统治。刘安的主张是“无为而治”，在此基础上又对道家思想加以改进，不循先法，不守旧章，主张在遵循自然规律制定了一系列轻刑薄赋、鼓励生产的政策，善用人才，体恤百姓，使国家国泰民安。

吕不韦

吕不韦，卫国濮阳（今河南省安阳市滑县）人，战国末期政治家，思想家，后位及秦国丞相，生于公元前292年。吕不韦早年因“贩贱卖贵”而“家累千金”，后在赵国邯郸经商时认识了在赵国当人质的秦公子子楚，即后世的秦庄襄王，并倾财力助其登上了秦国王位，庄襄王元年（公元前249年），吕不韦被封为丞相，上位后，吕不韦以“欲以并天下”为目标，攻取周国、赵国、卫国的土地，建立三川、平原、东郡，并模仿战国四公子（即孟尝君田文、平原君赵胜、信陵君魏无忌与春申君黄歇），招纳贤士，为国献策，后又集门客将自己所学所闻编撰成书，即《吕氏春秋》。秦王九年（公元前249年），秦王嬴政举行加冠礼时，朝中发生了叛乱，在追查这一事件时，吕不韦被牵扯其中，遂罢免了吕不韦的相国一职，发配至其河南封地，秦王十二年年（公元前235年），秦王又下旨令吕不韦举家迁蜀，吕不韦自觉大势已去，恐被诛杀，于是饮毒酒自尽，享年57岁。

尸佼

尸佼，魏国曲沃(今山西省曲沃县)人，生于公元前390年，战国时期政治家，先秦诸子百家之一，著有《尸子》，汉代文学家刘向曾言：“今按《尸子》书，晋人也，名佼，秦相卫鞅客也。卫鞅商君谋事画计，立法理民，未尝不与佼规之也。商君被刑，佼恐并诛，乃亡逃入蜀。自为造此二十篇书，又六万余言。卒，因葬蜀。”,由此段话可知，商鞅在秦国时受到秦孝公的重用，而尸佼作为商鞅的门客，为其“谋事画计，立法理民”，为秦国的富强统一做出了贡献，秦孝公二十四年（公元前338年），秦惠公处死商鞅，尸佼恐遭株连，便出走蜀地，于秦惠文君八年（公元前330年）逝世，享年60岁。

淮南王刘安

刘安，淮南国寿春（今安徽寿县）人，生于公元前179年，汉高祖刘邦之孙，淮南厉王刘长之子，中国西汉文学家，道学家，思想家以及淮南八公山豆腐创始人。汉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4年），汉文帝刘恒将原来的淮南国一分为三，封给刘安、刘勃、刘赐三人，而刘安以长子身份受袭淮南王，曾奉汉武帝之命著有《离骚体》一书，此书为中国最早对屈原及《离骚》做出过高度评价的著作，除此之外，刘安还广集天下文人术士，编撰了《淮南子》一书，逝于元狩元年（前122年），享年57岁。

著作及其内容

先秦杂家思想的产生受到了社会环境和思想文化的双重影响，在此影响下形成的这种学术思想也代表着战国晚期学术融合的高级形态，其在发展过程中也有着自己的代表性著作，如《尸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由余》《尉缭子》《鹊冠子》等，其中《尸子》约成书于战国中期和晚期之间，其书主要写了各学坛对政治、经济、文化、学习等观点的看法，涉及的观点有去私论，尚贤论等，除此之外还强调教化的作用，提出要兼爱百姓，善修国政。《吕氏春秋》成书于战国末年，其书以道家理论为基础，以名、法、墨、农、兵、阴阳家思想学说为素材，以封建大一统政治需要为宗旨，熔诸子百家之说于一体，对先秦诸子的思想进行了总结性的批判，是杂家的重要代表作之一。《淮南子》成书于西汉时期，其书大量引用了道家的学说，但又在其基础上继承了法家的法制观念，同时还批判了法家的残暴统治和严刑峻法，将法家和道家的思想合理有序的结合了起来，是杂家的又一重要代表作。

《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又称《吕览》，全书共分二十六卷，一百六十篇，二十余万字，是由秦相吕不韦及其门客编撰的一部有关杂家的名著，于秦始皇统一中国前夕编撰成功，《吕氏春秋》以道家学说为主干，同时糅合了名家、法家、儒家、兵家、阴阳家等学派思想，集诸子百家之大成，其内容涵盖政治、经济、道德、哲学、军事等各个方面，在提出有如“法天地”“传言必察”等新观点的同时又保存了很多旧说传闻，在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教训的同时也为秦国之后的发展提供了长久的治国方略。《汉书·艺文志》则将该书列入杂家，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里将《吕览》与《周易》、《春秋》、《离骚》等并列，表示了他对《吕氏春秋》的重视。东汉的经学家高诱还为其作注注释，认为此书“大出诸子之右”，即超过了诸子的成就。

《尸子》

《尸子》由战国时期政治家尸佼（约—公元前330年）编纂而成，此书主要写了各学坛对政治、经济、文化、学习等观点的看法，尸佼在编纂此书的过程中，对各家的学说兼综并取的态度，中和、融通了多元的各家学说，其主要思想有兼爱百姓、善修国政、去邪除欲等，对社会制度的变革和哲学思想的传播都有着很大的现实意义，尸佼还在此书中提出了发展的宇宙观一说，其对于宇宙范畴的定义沿用至今，还对时间观和空间观进行了新的论述，使中国的哲学思想得到了充实和进步，然《尸子》一书曾在汉唐时广为流传，宋代以后仅剩残章，现存为清代所撰版本，共有四种：震泽任兆麟本，元和惠栋本，阳湖孙星衍本，萧山汪继培本。

《淮南子》

《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刘安子》，是西汉（公元前206年──25年）初年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编辑而成的一部哲学著作，共分内二十一篇、中八篇、外三十三篇，内篇论道，中篇养生，外篇杂说，该书以道家为主导，吸收百家学说，内容包括今日的哲学、政治学、史学、伦理学、科学、经济学及军事学等多个范畴，是战国末期到汉初黄老学说的代表作，《汉书．艺文志》入杂家，《淮南子》在阐明哲理时，旁涉奇物异类、鬼神灵怪，保存了一部分神话材料，像“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共工怒触不周山”“嫦娥奔月”“塞翁失马”等古代神话，主要靠本书得以流传。

关联学派

儒家

儒家又称儒学、孔孟思想，先秦诸子百家之一，由孔子创立、孟子发展，荀子集大成且延绵后世之学说，儒家认为“仁、义、礼、智、信”是做人的基本准则，其中以“仁”为核心，强调仁的作用和价值，“义”也是先秦儒家最重要的观点之一，儒家将“义”看作是一切社会正义之源，主张实现社会正义。儒家作为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之中的大家之一，杂家不可或缺的吸收了儒家的思想体系来发展自身的学说。

首先，杂家吸收了儒家义以为上，以义制利的思想，《吕氏春秋·离俗》云：“布衣人臣之行，洁白清廉中绳，愈穷愈荣；虽死，天下愈高之。”，即不论平民、人臣，只要其操行合乎道义，则越是贫穷就越是光荣，即使死去了，也值得天下人敬仰他，可见杂家将义看做是人的最高价值追求。在义以为上的思想指导下，杂家主张凡事应以义为准绳，其中共有三方面的体现，其一，杂家认为义有利于加强君臣之间的伦理关系，其二，义有利于巩固社会秩序和封建统治制度，其三，杂家认为义有利于制止奸邪之事。

而在此之上，杂家又提出不能只停留在强调义是治理天下最重要的一点上，而是要讲义与威利相结合，以义为本、威利为辅才能更好的推动一个国家的进步。对比儒家以义为主，而忽略利的作用的做法，杂家高度重视利的作用，在公私关系上强调要以天下大利为重，《吕氏春秋贵公》云：“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意为能治理国家的圣贤的明君，皆是以天下为公作为出发点来治理国家，以公为基础，天下才能太平，而天下太平，皆得于统治者以公选贤；在长利与短利上强调要以大利为主，在大利与小利上强调要以大利为主，《吕氏春秋·权勋》说：“利不可两，忠不可兼。不去小利，则大利不得；不去小忠，则大忠不至。故小利，大利之残也；小忠，大忠之贼也。圣人去小取大。”，意为利与忠一般，自古不可两得，不舍弃小利，则不会得到大利，所以小忠是大忠的祸害，小利是大利的祸害，而以往的圣人总会舍弃小利选择大利，舍弃小忠选择大忠。杂家的义利观是不仅仅是对儒家思想简单的汇总，更是在此基础上创新性的提出了更具合理性的义利观，为统治者实现“大一统”打造了有利的思想基础。

最后，杂家还吸收了儒家“天人合一”的观念，《吕氏春秋》在肯定了道家“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的同时，又在此基础上以阴阳家的“五行说”作为补充，这使得天人合一的有机概念涵盖了自然、历史、社会等各个部分，使“天人合一”的概念变得更加完整，成为统治者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的有机部分。吕书的这种思想体系的构建方法，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淮南子》的编纂以及董仲舒治国思想的形成都受到了影响。其次，用现今的眼光去看待“天人观”，则天人关系实则反映的是一种朴素的生态系统观念和思维方式，《吕氏春秋》认为天人观并非是构成论，而是生成论，天人观是以“天生之、人成之”的内在联系为基础而生成的，天人之间的有机联系使得宇宙成为了一个天人相互依存、和谐共生的生态系统，这种尊重自然规律的有机生态系统的形成也为现今人类反思以自我为中心的理论，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又这重要的意义。

道家

道家，先秦诸子百家之一，主要代表人物有老子、庄子等，道家思想的形成主要以总结、发展、著典籍为主要途径，以《道德经》的问世为标志，道家思想成型，道家理论的核心是本性自然的“道”，讲究无为而治，虽然道家的理论是给予自然，但是也没有忽略掉人的关键性，道家重视人的自然性，在实现“人”的途径上，道家认为人要避世无为以达归真，目的在于挣脱社会伦理之束缚，通过自然的无为来实现人生。

对于杂家和儒家之关系，近现代政治家江瑔认为:"其得道家之正传，而所得于道家亦较诸家唯独多者，则惟杂家。盖杂家者道家之宗子，而诸家皆道家之旁支也。惟其学虽本于道家，而亦旁通博综，更兼采儒墨名法之说:故世名之曰杂家。此不过采诸家之说以浚其流，以见王道之无不贯;而其归宿固仍在道家也。"，这里指出了所谓"杂家"和"道家"的密切关系，认为杂家思想的形成大多得于道家思想，而其余的诸子百家思想的形成，也不开道家理论的支撑，而杂家的以实用主义为基础的“王治”宗旨，归根溯源也是出于道家。

除此之外，杂家还吸收了道家重生贵己的思想，认为珍惜人的生命是对人生的一种尊重，《吕氏春秋·重己》载有：“倕，至巧也。人不爱倕之指，而爱己之指，有之利故也……今吾生之为我有，而利我亦大矣。论其贵贱，爵为天子，不足以比焉；论其轻重，富有天下，不可以易之；论其安危，一曙失之，终身不复得。”，即言众人都是从对自己有利的角度出发去考虑问题，比天子之贵贱、富有之轻重，这些都是天生不可以改变的，但论之安危，若一旦失去，就不能再得到，所以生命属于本人，就必须得爱惜。

法家

法家，又称刑名之学，诸子百家之一，主要代表人物有韩非子、管仲、李悝、吴起、商鞅等，法家与其他学派不同点在于，法家主张一种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治世方略，不谈崇高理想只谈实际效果，主张“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不断于法”，其理论由“法”“术”“势”构成，核心是“以法治国”，强调一切要以法律为准绳，以法为教来规范人们的日常行为，杂家在吸收法家思想的同时，对法家和道家的思想进行了融合，《吕氏春秋》中将道视为宇宙本体与终极规律的统一，在此基础上有提出了“法天地”的概念，指出要将“道法统一”作为出发点，进而实现和谐统一，《淮南子》中也有关于道法统一的论述，其中“明于天道，察于地理，通于人情”的法律观认为道是道是法的基本，只有把握道的内涵，才能实现法的要求。

总之，先秦杂家的道法思想有以下的特征：其一，杂家认为道是构成法律形而上的理论依据；其二，杂家主张要以德为主，以法为辅来进行国家的治理；其三，反对法家的严刑峻法，强调要以仁、义、礼作为国家的主导。除此之外，还认为道法本为一体，《吕氏春秋》认为，法天地即体现了法与道的统一，即指出法要反映出道的要求，进而实现道法统一，因此道对法有着基础性的决定作用，道除了自己本身所具有的的伦理外，还包含着世间万物在宇宙中的运行规律，所以，道是宇宙本体和世间万物的统一，除此之外，吕书还认为道恒为一，法亦贵一，这里的“一”之能为统治者服务的“统一、同一”，《吕氏春秋 》云：“王者执一，而为万物正。……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执一，所以抟之也。一则治，两则乱。” ，即指只有统治者统一的治理，天下万物才有其运行的正常轨道，而天下正因为有统治者的治理，只能实现统一，只有统一的治理，天下才能太平，不然必将引起混乱。正是基于此，作为国家治理重要手段的 “法令 ”，其坚持 “一 ”的标准，便符合道对于法的统领要求。

影响

政治影响

以政治实用主义为学术宗旨的杂家，是在政治思想文化不断融合下的产物，作为战国中晚期学术思想融合的代表，其充当了战国诸子百家想汉代经学过渡以及思想形态转换的重要载体，为西汉初期的社会政治提供了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对西汉学术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汉代思想文化的发展也有着不可忽略的作用。汉代儒学的发展受到了杂家思想的影响，如政治家陆贾、董仲舒等，其以儒为尊的思想都不同程度的带有“杂家化”的趋势。杂家的出现和战国末期社会转型的时期相伴，又跟随秦汉完成大一统而走向成熟，杂家形成的开放多元的思想文化成果对于当今的学术研究仍旧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战国末期到西汉初期，是先秦杂家思想形成的关键时期，而此时也是诸子百家向汉代经学转型的时期，此时黄老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成为了这段过渡期间里表现政治思想文化的主要形态，当时的广博万思想的杂家比之道家单一的治理思想，更能适应时代的需要。杂家思想本身就是关于王治的理论，其理论宗旨与统治理论建构方法在政治上也有很大的影响力，刘邦用天下之智力，平定天下，所用非儒、非道、非法，实际上是杂用各家。汉前期虽以黄老学为治国思想，黄老学的要旨便是一方面“君道无为”，另一方面却是“臣道有为”，厉行法治，杂家思想和方法仍然存在。到中期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其“大一统”并非消灭百家，只是要求统一到儒家旗下。

学术影响

先秦杂家学术思想代表着先秦思想文化发展的最后形态。它不仅仅是对诸子百家思想的总结与汇集，重要的是在兼摄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是“综合创新”的文化成果。百家中最早涉及“天、地、人”概念的是道家，即“天道观”，杂家的天道观也受到了道家思想的影响，但杂家对天道观的认识是带有唯物主义的，道家认为“天、地”都是由“道”衍生而来，而“道”即是万物的本体，认为“道”是虚幻的，抽象的规律，杂家虽然也认为“道”是万物的基本，但将“道”的实质却归为唯物主义，《尸子》中载有：“天地生万物”“天地之道，莫见其所以长物而物长，莫见其亡物而物亡”，认为世间万物的生长以及毁灭都有其自身的规律，其以“天地”作为实物来代替“道”可生万物的功能，阐述了“道”的作用，此中便含有唯物主义的思想。先秦杂家在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时，超越于学派之上不受任何学派局限性的限制，“兼容并包”百家学术，融会贯通多种文化，这种“和而不同”的文化观念和理论方法，对今人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首先，杂家给学术家带来了一种不拘门户之见、博采众家之长的学术态度，这种学术态度对当时以及今后的学术发展都有着影响。当时的各家各派互相攻击，多有门户之见，杂家产生以后，各学派之间虽然依旧存在立场、派别之分，但对于学术的融合态度多了宽容，如汉朝时董仲舒改造“儒学”，新儒学不仅接受了本土的道教思想，还接受了外来的佛教思想，使儒学成为三位一体的学术，此种海纳百川的学术态度则是受到了杂家兼容 百家的学术态度。

其次，杂家博采众长的学术思路也影响了学术融合的趋势。杂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学术融合的产物，并不是自发形成的学派，也并不是一门有意识、有传承的学派，所以杂家的各位代表人物在当时也并不以“杂家”自居，他们的著作大多都结合都以一家为主思想，然后兼收各家思想之长，杂家产生之初，诸子学派对于提倡学术融合的杂家大多都是持不认可的态度，但这种不认可大多都只是表面否认，实则内在认同了杂家的学术主张，因此，各个学派都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其他各家的思想用以完善自身的学术思想，如《淮南子》作为道家代表作，却吸收别家思想的特点显而易见，因此也是杂家的代表作之一，在杂家消亡之后，类似于《尸子》《吕氏春秋》这样可以代表杂家的著作也没有出现，但是其后的著作却若有似无的都继承了杂家博采众长的特点。

最后，杂家的出现促进了新学派的产生、发展。杂家之后，各学派大多以自身思想为主导，融汇各家之长来完善自身理论的不足，这些学派的思想核心并没有发生变化，不同的地方是在其具体理论之上又增加了以往没有的新思想、新主张，从而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新的学术派别，如新道家、新儒家的产生，就是在原有的理论之上吸收别家理论并进行创新而形成的。

评价与争议

评价

杂家吸收了诸子百家的学术成果，在先秦诸子学说向汉代传递思想文化的过程中充当着重要的文化载体，从《吕氏春秋》作为起点，孕育出了《淮南子》《春秋繁露》等一系列著作，新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徐复观曾言：“两汉人士，许多是在《吕氏春秋》影响之下来把握经学”，“离开了《吕氏春秋》，即不能了解汉代学术的特性。”近代文人张琦翔先生也说：“(杂家)在学术上居相当主要地位，其对学术有两种贡献：一是融贯诸家学术，二、是批评诸家学术大体平允”

争议

在学术史上，先秦杂家是否存在一直都是一个具有争议性的问题，一些学者否定先秦杂家存在的理由在于杂家没有自己的学术宗旨，现代思想学家侯外庐先生说：“《吕氏春秋》因为它是‘调和折衷’的缘故，所以任何一说都没有彻底”，即认为杂家是不主任何一家的学派，也暗指杂家没有学术主旨。当代哲学家冯友兰先生认为：“《汉书·艺文志》他们所说的‘荡者为之’，其实就是杂家的本质。杂家要兼儒、 墨，合名法，而没有一个自己的中心思想，这就是 ‘无所归心”，而钱玄同在《中国学术论文集要》中更是说：“杂家之书，传于今者有《吕氏春秋》及《淮南子》，二书皆成于众人之手，盖集合百家之说，初无宗旨可言。”

然也有不少观点认为杂家是有其学术宗旨的，《汉书》中载有：“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即认为杂家的宗旨是以“王治”为根本的统治，对于《汉书》中有关杂家宗旨的记述，历史学家吕思勉认为：“诸子之学，除道家为君人南面之术，不名一长外，余皆各有所长；犹人身百骸，阙一不可；故日知国体之有此。杂家兼容而并包之，可谓能揽治法之全。 所以异于道家者，驱策众家，亦自成为一种学术。”，认为各家的学术，除去道家不是以一种单独的学说作为其思想体系外，其余学派思想体系的构成都是单一的，其各有所长，可就犹如人的骸骨缺一不可一样，杂家兼容了各家学说的精华，能够总揽全部的思想理论，其自成体系，是比起道家学说更为完善的一类学派，认为探讨“治法”的“王治”之道是杂家的宗旨。《隋书》也说杂家以“古者司史历记前言往行，祸福存亡之道”为主旨，即认为杂家是以研究以往的历史经验来寻找在当世避开利害实现有效统治为主旨的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