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 （巴金所著长篇小说）

简介

《秋》完成了“高家”的家庭悲剧叙事，通过封建家庭的悲欢离合，反映出时代发展的本质规律。在细节刻画方面，则蕴含了更多家庭琐屑生活的描写，场景逼真。

民国时期，巴金的《家》《春》《秋》三部作品社会影响广，几乎家喻户晓。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秋》最具代表性，截至2018年6月28日累计印数280万册。1957年《秋》曾在苏联出版。小说也于1942年被杨小仲编导改编成电影，1954年香港“中联”公司推出由秦剑拍摄的《秋》。

成书背景

时代背景

五四运动后及五卅运动前夕，是中国社会激剧动荡的时期，也是中国家庭日趋崩溃的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方面帝国主义加重对中国的剥削，封建军阀内部斗争加剧。另一方面，民主主义的文化思想运动兴起，透过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唤醒中国人民，新旧斗争在摧毁中国社会基础的家族。此时，青年们向革命道上迈进，进行自由恋爱、逃婚等，又摇动着家庭的礼教传统。

《秋》的诸多灵感来自于巴金的亲身经验和家庭故事。巴金于1904年出生在四川成都一个封建官僚地主家庭，一方面，他在五四运动爆发中成长，一些来自俄国、波兰的革命者的作品，如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廖·抗夫的《夜未央》和赫尔岑的《家庭的戏剧》，对其政治思想和人生观念产生了较大影响。另一方面，他目睹着“富裕的大家庭”逐渐展现出专制的一面，而自己的兄弟姐妹在封建家庭中挣扎、受苦以至死亡。这些经历都影响着《秋》的情节走向。

创作背景

巴金在完成《家》后并没有续写的设想，而是打算“用更多的字来写社会的历史”。但受左拉所著的《卢贡·马加尔家族》系列性长篇小说影响，《秋》便作为《家》《春》的续集而提上写作日程。

20世纪30年代，日本发动侵华战争。1936年6月，广州多次遭日机轰炸，巴金在炮火声中开始创作《秋》。同时他也在报刊上发表反映时局的文章，文章体现出乐观精神，他相信，“黎明的新时代是一定会到来的”。在国家危难之际，《秋》的写作看似脱离“一切为了抗战”的时代主题，实际上巴金考虑得更多，他认为“抗战中要反封建，抗战以后也要反封建”。

因持续的战乱，1939年8月，巴金搬到上海法租界的霞飞路霞飞坊（淮海中路淮海坊），他和三哥李尧林过着隐居般的生活，他得以一口气写成了《秋》。从同年8月到1940年5月，他每天晚上从九点或十点写到两点或三点，甚至四点，没有一天间断过，也不曾在报刊上发表过一章一节。得益于规律的隐居生活，《秋》成了巴金小说中最长的一部。

巴金认为，写《秋》的几个月是他心情最坏的时期。他自述道，“我的夜晚的时间就是如此可怕的。每夜我伏在书桌上常常写到三四点钟，然后带着满眼鬼魂似的影子上床。有时在床上我也不能够闭眼。”感觉到我在跟那个腐烂的制度作拼死的斗争。”此时，鼓舞着他的，是德国诗人亨利希·海涅的诗句——Das Vaterland wird nie verderben.（祖国永不会灭亡）

撰写《秋》的结尾时，巴金也产生过内心的斗争。小说中，觉新这一人物以巴金的大哥李尧枚为原型，而大哥在现实中已自杀身亡，所以巴金原本也想用觉新的自杀和觉民的被捕收场。然而，当他站在读者的视角，认为无法接受“那接连不断的漆黑一团的结尾”，同时也在反思中意识到“只要有觉悟、有决心，缺点也可以改造，浪子也可以回头。觉新自然可以不死。”另外，巴金还在自述中表示，友情的鼓舞曾为他化解郁闷和痛苦，这也改变了他给《秋》预定的灰色结局。小说完稿时，他面对着八百多页的原稿纸，心情复杂。

1940年5月，社会形势越发严峻，还有传言说日军要进租界大搜查，巴金在友人的警告下，烧掉了一些信件和报刊，也快刀斩乱麻地结束了《秋》。7月，巴金拿着《秋》的精装本离开上海，转至昆明。

出版历史

1940年7月，开明书店在上海出版了《秋》。

自195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秋》就主要由该社出版，分别有1953年、1962年和1981年的三个版本。其中，巴金于1958年曾对《秋》作了较大改动。在新中国生活了、工作了、学习了九年，巴金认为自己“即使进步不大但是看问题总比以前清楚许多，从前所不了解的今天也有点了解了”。他增加了对觉民的几个朋友的刻画，以丰富觉民在高家之外的社会活动。此外，巴金本想把关于张碧秀的三章（十七至十九章）完全删去，然而最后决定留下，“好让人知道旧社会中竟然有那样不合理的古怪事情。”

2005年巴金逝世后，其家属授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秋》的独家版权。

内容情节

高家是四川成都的一个封建大家庭，高老太爷有四个儿子——长房的克文、三房的克明、四房的克安和五房的克定，老太爷死后便由三房的克明操持家业。此前，这个家庭内部已经历过诸多不和谐的事情：大少爷觉新宁愿牺牲自己的幸福也不敢反抗长辈，这种软弱使他曾深爱的女子梅、他的妻子瑞珏、儿子海臣都不幸离世；二少爷觉民也曾被迫娶妻，但他坚持与表妹琴自由恋爱，对抗长辈；三少爷觉慧和二小姐淑英则因不满长辈的腐朽蛮横，毅然离家出走；婢女们任大家长摆布，有的投湖自尽，有的被纨绔子弟纳为妾，受尽委屈到了1923年春，觉新还没在妻儿过世的悲痛中走出来，同时又要应付长辈和处理大家庭的杂事，以致心事重重。

在高家之外，觉新也为舅舅周伯涛家的事情而烦恼。周伯涛是觉新继母周氏的兄长，他有一儿一女。儿子枚年仅十六，体弱多病，但却被父亲周伯涛逼迫结婚，新娘是孔教会会长冯乐山的侄女，比枚大四岁。这是因为周伯涛钦佩冯家的所谓道德学问，而急于与冯乐山叔侄结上亲戚关系。虽然枚内心并不愿意，众人也抱怨和反对，但周伯涛仍一意孤行。婚后冯家小姐时常任性发脾气、顶撞长辈，周伯涛却异常大度为她开解，还觉得名门闺秀的她是委屈下嫁。枚则久病成疾，但周伯涛仍固执己见，毫不理会枚的病情恶化。最终枚吐血病死，留下新婚的妻子和她腹中的胎儿。

枚的姐姐蕙同样是受父亲所迫，嫁给了骄奢淫逸的郑家孙少爷郑国光，后病重而亡。她死后，灵柩停在了莲花庵，无人照管。丈夫郑国光却忙着续弦，尚无安葬的意思。即使众人都不满意郑家的做法，但周伯涛为了脸面不肯与郑家交涉。在觉新与觉民的“威胁”下，蕙才得以入土为安。蕙下葬时还纠纷不断。

与此同时，高家的闹剧和悲剧仍不断上演：克定偷卖字画，四少爷觉英和五少爷觉群调戏婢女春兰，克安克定私会两个旦角，婢女倩儿病死，四小姐淑贞跳井，作为大家长的克明仍然刻板守旧，他的健康情形也每况愈下，此时，两个弟弟却甚至想卖掉公馆分家。面对两个忤逆的弟弟、不争气的儿子和即将要散的家族，最终克明郁闷而死，丢下了怀孕的妻子。

1923年秋，随着商业场着火、公馆被卖，各房分了家，高家至此完全衰败。觉新遵照克明的遗命，将淑英的丫头翠环收房，翠环善解人意，觉新视她如妻子。觉民与恋人琴不顾他人闲话，即将举行新式婚礼并出外工作。分家后，四房、五房继续着荒诞的生活，陈姨太（高老太爷之妾）更为浮华奢靡，觉新的几个堂弟仍然顽劣成性。长房与三房则住得很近，互相保持着联系。

人物角色

高家

觉新

高家的大少爷，长房克文之子。觉新是新和旧两种势力、两种思想斗争的中心桥梁。他成日郁郁寡欢，瑞珏、梅、蕙等的死都与他有关，他承受着长辈的各种压力，又面对着高家摇摇欲坠的命运。在枚少爷的死中，觉新看到了自己。他对过去充满自责和悔恨，又对前途感到悲观，但是他仍有自救意识，想从苦海里把自己拯救出来。分家仿佛给了他“新生”，最后三太太将丫鬟翠环许给他，他也待翠环如妻子。

觉民

高家的二少爷，长房克文之子。在高家内，觉民并不说教，他用各种方法使妹妹们高兴，常常鼓舞她们的勇气。在高家之外，觉民参加社会活动，办刊物、散传单、开会等。觉民在不断成长，从一个思想觉悟不够高的个人主义者，逐渐转变为激进的革命者，在《秋》里，他已成为一个不仅能坚定自己，而且能帮助别人去反抗的人物了。当克明死后，克安、克定急于卖掉公馆，在高家衰败前的最后争吵中，觉民勇敢地控诉长辈，展示出他已经成为“五四”后青年中的激进派。

琴

原名张蕴华，觉新姑妈张太太的女儿。父亲早逝，其母较为开明，并体贴和相信女儿。琴是众多女性中觉醒最早、思想最为成熟的一个，她认为自己的事情应该由自己决定，要求独立自由，主张男女平等。她能大方地出入公共场合，积极参加办报集会等社会活动，喜爱阅读新书，不断接受新思想。在封建家庭中，不仅觉新和觉民等男性常常受到琴的鼓舞，而且表妹、丫鬟等女性都喜爱她，并接受着她的开解、点醒和引导。琴对畏缩的淑贞加以耐心关爱，对勇敢的淑华进行肯定和鼓励，独立的她成为了姐妹眼中近乎“完美”的女性典范形象，令人崇拜和向往。

琴作为觉民的恋人，与觉民情投意合。在旧的家庭中，他们是弃旧向新的启蒙者和带头人。他们的自由恋爱，成为旧家庭中激励青年们勇敢抗争的模范和榜样。此外，他们对兄弟姐妹或是斥责点醒，或是鼓励指引，一同散播着“新思想”的种子、助长新生力量。

淑华

高家的三小姐，长房的克文与周氏所生的女儿。淑华性格单纯、活泼开朗，大多时候心直口快，也毫不在乎别人说长论短。而她那爽直快乐的声音，也常常调剂了某些场面中的忧郁情调，带来一些明朗的气氛。她对于一切都有自己的看法和是非观，凭着一腔热情，敢于抨击自己所看不惯的，嫉恶如仇。觉民和琴两人都喜欢淑华。但她往往是依据本能的正义来判断是非，并没有明确的理想，也没有拥护或新或旧的主张。最后，她也逐渐成长起来，在自身的婚姻、读书等问题上，与旧势力进行了面对面的争辩，并能主宰自己的人生。

淑贞

高家的四小姐，五房的克定与沈氏所生的女儿。与淑华相反，淑贞常常愁容满面、胆小木讷，是一个可怜的、个性完全被泯灭了的女孩。她从出生就一直活在母亲的压迫下，被迫裹上会“带来幸福”的小脚，而实际上畸形的脚给她带来诸多痛苦。年长后，母亲剥夺了她读书的可能，让她学针线、绣花。因为经常被母亲当作出气筒任意打骂，逐渐形成了懦弱的性格。懵懂的淑贞虽然受到兄弟姐妹们的爱护，但她想亲近却难融入。最终选择投井而死，生命永远停留在了十五岁。

克明

在父亲高老太爷死后，三房的克明当上了高家的大家长。相比于父亲娶妾、玩小旦的行为，相较于克安、克定两个弟弟的坑家败业和放荡荒淫，克明的个人品德修行更为克制，他坚持着他的生活准则——封建阶级的一整套伦理道德观念。但这位比较正派的封建家长的悲剧在于，在封建家庭、封建制度灭亡的历史潮流下，他还不自量力地企图维护，这使他心力交瘁、到处碰壁，身体也一步步被销蚀，最终凄凉离世。

周家

周伯涛

觉新的舅舅，周家的大老爷。一方面，他是一个独断专行、自以为是的封建家长。他不仅把女儿蕙送下火坑，还置儿子枚于刀俎，甚至没有半点自咎的意思。另一方面，他又极端的无能、昏昧。郑国光拖着不把蕙的尸骨入土，他却静以处之，并为郑国光声辩。而对待儿媳妇，周伯涛也听任她耍泼施威风，表现出与他的身份、地位大不相称的屈从，这是被冯家“世代书香”的虚名吓昏了头脑。周伯涛的形象揭示了一种惊人但普遍的现象：由于某些封建专制家长的昏昧，他们甚至会做出比旧礼教所规范的东西更可怕、更违反人性的事。

枚

枚是周伯涛之子，周家少爷。十六岁的他缺乏少年之气，长着一张长长的没有血色的脸，身材瘦弱。他性格拘谨、思想懦弱，遇事畏缩不前，缺乏主见。对于父亲，他无条件服从、一味忍让，并把一切推给命运，不负责任地断送了自己的前程。而他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悲哀，在麻木中空度其日，感受不到生的意义也没有生的热情。在父亲周伯涛的要求下，患病的枚早早地娶了冯乐山的侄女，重病却得不到医治，最终身亡。

芸

周家二太太徐氏的女儿，周家二小姐。芸天真烂漫，忧愁时畅快落泪，欢乐时真心欢笑。她生活平静，有充分的时间看书写字。她喜爱到高家与表兄弟姐妹玩耍，母亲对她也没有过多管束。但她也时常为堂姐蕙而难过，因此对周伯涛很不满。

主题思想

封建社会的堕落

小说以“秋”字作书名，实际上以树的落叶与最终枯死，隐喻高家的飘落和溃灭。作为《家》《春》的续篇，《秋》继续讲述了高家这个“正在崩坏中的资产阶级大家庭”的故事，并最终完成了家庭悲剧叙事。

区别于《家》《春》的是，《秋》叙述的大家庭故事已不限于高家，而是拓展到了周家和郑家。小说除了描写高家的家长——克明、克安、克定，还通过周伯涛、郑国光、冯乐山等角色的刻画，展露所谓书香缙绅之家的虚伪、堕落。这不仅更丰富地反映了封建家长的精神颓靡状况，也进一步显示了人物形象背后的社会意义——说明这是制度的产物。另外，通过描写庸俗、泼辣的女眷们（陈姨太、王氏、沈氏等）的活动，性格善良的人们的牺牲（蕙的死和葬、枚的死），以及丫环们的悲惨命运，巴金对封建统治阶级的“吃人的”面貌的憎恶之感表现得更为鲜明。

五四运动后青年的反抗

虽然“激流三部曲”拟出了“五四运动”后青年一代可能的成长轨迹，但直到《秋》，也仍然在讲述青年和其背后家庭的故事。《秋》的完成，完整地展示了五四运动以后一般青年反抗封建势力、反抗吃人礼教的精神世界。一个旧家庭的命运是渐渐地、但又必然地沉落进灭亡的深渊中，一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被宣告着死刑，但同时封建家庭在封建制度下的挣扎，也使无数年轻人结束了他们短暂的人生。不过，即使萌芽的“新势力”还在受苦，也不会改变“旧势力”一定要灭亡的趋势。以“秋”为书名，同时也意味着“秋天过了，春天会来”。这个春天不属于高家，而是觉民、琴等这样的年轻人所相信的未来。因此他们必须且一定会脱离枯树般的高家，他们不会枯死，毕竟以年轻人为代表的“新势力”有着更好的前途。

艺术特色

“家即社会”

《秋》反映了“家即社会”的情节典型化原则。一方面通过家中的“人”来呈现社会，巴金通过人来鞭挞制度，因为一切作恶的人都是依靠制度作恶的。在《秋》里，巴金把矛头指向了周伯涛和高克明。巴金称，他见过不少如周伯涛一样的父亲，他们作为家长，紧紧捏着下一代人的命运，又仅凭个人的好恶把儿女推向悲剧的命途。

另一方面，小说把家庭作为社会的缩影，通过讲述高家深院内的日常悲欢和戏剧性的两代冲突，揭示了时代发展的本质规律。高家是整个社会的代表，反映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旧中国的整个社会动态。高家的权力结构呈金字塔形，集中体现了几千年中国社会专制主义的法则。在高家内部，发生在主仆之间、新老两代之间、夫权统治和妇女反抗的斗争之间、新旧思想以及主子内部矛盾关系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对抗，就是当时社会上各种尖锐矛盾的缩影。

家庭琐屑生活的逼真描写

相比于《家》，《秋》有了更多浪漫主义的激情、自然主义的琐碎与详细情节之真实描写。在《秋》中，巴金妥贴地展开旧家庭的详细情节，《红楼梦》式的家庭“韵事”的繁琐，如打牌、游湖、吵嘴等占较大篇幅。在人物的刻画上，《春》和《秋》较之于《家》也更为逼真，更多接近于《红楼梦》式的家庭琐屑生活的描写。

正因为巴金在《春》和《秋》中有详细情节的家庭琐事的展开，其间有若干女子的性格写得颇为活跃：淑英、淑华、沈氏、王氏、陈姨太太都有她们鲜明的性格。而淑英由忧郁而渐至解放，沈氏由泼辣而渐归温和，性格的发展也显得很自然。

作品影响

本土影响

据巴金自述，“《春》是《家》的补充，《秋》又是《春》的补充，三本书合在一起便是一本叫做《激流三部曲》的大书。”巴金之《秋》的完稿标志着“激流三部曲”的完成。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激流三部曲”是描绘新旧交替时代的社会生活的杰出作品。其以新文化运动为叙事背景，既反映了一代青年人痛苦、彷徨、苦闷的一面，也反映了他们觉醒、奋起、追求的一面，展现出新的人生思考在传统中国土壤诞生。

“激流三部曲”揭示了中国传统专制主义的特征、弊端和罪恶，《秋》也没有脱离“对大家庭的厌恶与逃离”的核心线索，并推进和发展了鲁迅小说的“攻击专制主义、旧家族制度”主题。《秋》等作品最初以青年读者为主，在青年的带动下，巴金及其作品拓展到了更为广泛的读者群体，影响力不断增强。在民国时期，巴金的《家》《春》《秋》三部作品几乎是家喻户晓，社会影响广度超出了当时一般的作家。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秋》最具代表性，截至2018年6月28日累计印数280万册。

国际影响

1957年，《秋》在苏联出版，印刷量为9万册。

20世纪8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专门为《家》《春》《秋》制作了特装本，书籍被作为礼品赠送给法国前总统密特朗等外国友人。

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曾评价，《家》《春》《秋》是亚洲最为宏大的三部曲。

衍生作品

包括《秋》在内的“激流三部曲”是中国影视改编史上最突出的现代文学作品之一。

《秋》的电影改编集中于20世纪40至50年代。1942年9月，杨小仲编导的《秋》于上海上映，影片的压抑气氛甚至折射出当时上海沦陷的社会局面。

在香港，中联电影企业有限公司（简称“中联”），是巴金小说改编的主力，1954年推出了秦剑拍摄的《秋》。作品成为了当年港产电影的票房冠军，并在2000年上榜“20世纪100部香港最佳电影”。随后，秦剑的《秋》又被配上普通话，公映于北京、上海、广州等地。1954年，北京有15家影院放映了《秋》，截至当年8月25日，已演出了277场，累计观众208060人。

1956年，《秋》被《北京日报》和《青年报》选为最受欢迎影片。在1956年9、10月间，巴金接待了导演秦剑和影片的主要演员。另外，巴金也关注影片相关评论，并在《中国电影》上发表了《给青年读者们的信——略谈影片〈春〉和〈秋〉》一文。

作品评价

巴金的《秋》自1940年出版后，便深受当时青年一代的欢迎。书中人物与《家》《春》相承接，许多读者从作品人物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作家周楞伽（笔名王易庵）就此评价道，这大部分是缘于中国知识青年大多从宗法社会的大家庭里生长起来，和巴金有同样的境遇，他们不满意这大家庭，想反抗，而这也正与巴金相同，所以巴金的这些作品带给他们特殊亲切的好感。包含《秋》在内的“激流三部曲”，塑造了五四运动后的中国青年，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艾晓明将其形容为——“巴金对于‘五四’以后年轻中国的时代生活激情的思索，是呈现给一代人的史诗性长篇”。

而在叙事上，现代作家巴人认为，《秋》是“将作者的情感循着家庭间琐屑的事实细密地透出于纸面之上”，这不同于《家》——事件是随着作者激越的情感而发展的。由此也导致了更多青年倾向于喜爱《家》，对于《秋》却有较为不同的感想。另外，巴人还指出，《秋》及整部“激流”中，“说明多于叙述，叙述多于描写”的表现方法，会减少巴金作品之艺术的形象性。例如，要表现一个“作揖主义"和“无抵抗主义”的觉新，不在于作者处处借别人的嘴来赠送他这一头衔，而在表现出他这一种行动是“怎么样”的。在巴金对于艺术形象的创造中，“说教力”更为明显，虽然这容易让人明白，但因缺乏了“艺术的暗示力”，所以难以被人永远铭记和进行更深刻的教育。

文艺理论家徐中玉则称，作品虽然在描写上还存在着若干缺点，但大体上还是相当成功的。更重要的是，巴金刻画知识青年的反抗、大家庭生活的崩坏，其影响不仅在于20世纪40年代的青年，更加在于那些尚存留着封建势力的社会角落。

关于《秋》的出版，也有人提出批评的看法。周楞伽谈到，《家》已经足够完整、结构严谨了，《春》和《秋》都是画蛇添足之作，有损艺术性。他认同作家萧军的批评，认为巴金是堕入了“市侩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