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贝托·埃科 （意大利小说家、哲学家、符号学家）

人物生平

家庭与教育经历（1932-1954）

1932 年 1 月 5 日，翁贝托·埃科出生于意大利北部皮埃蒙特大区亚历山德里亚市。他是母亲乔瓦娜·比西奥（Giovanna Bisio）和父亲朱利奥·埃科（Giulio Eco）的十三个孩子之一，父亲朱利奥·埃科是一名会计师。

他的祖父对他的文学兴趣有重要影响。他的祖父读过很多书，退休时开始装订书籍。当他于1938年去世时，家人把他生前许多未装订的书籍全部放在一个大盒子里，这个盒子储存在埃科父母的地窖里。埃科偶然一次在地窖取东西时发现了这个盒子，从那时起，他就经常去酒窖读书。

此时的意大利被法西斯主义笼罩，1942年，十岁的他，参与了一项针对意大利法西斯青年的强制性竞赛，并获得了第一届鲁迪少年省级奖。他早年有两年时间曾在党卫军、法西斯分子、共和党人和游击队中度过。 埃科曾接受慈幼会的教育，并在家乡的中学完成了古典教育。而后，他进入都灵大学就读文学与哲学系，在大学期间，他不再相信上帝，并退出了罗马天主教会。1954 年，他在美学教授、存在主义哲学家路易斯·帕莱松（Luigi Pareyson）的指导下，完成了一篇关于托马斯·阿奎那美学的博士毕业论文，并从都灵大学顺利毕业。

早期工作与研究（1954-1961）

1954年，埃科毕业后在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RAI）工作，和其他年轻知识分子一起组成了一个名为 “海盗（corsairs）” 的团体，更新了电视节目表，并以真正的公共服务而闻名。 次年，他开始与新生杂志 L'Espresso 进行重要合作，此后，他还为许多其他报纸撰稿，包括 Il Giorno、La Stampa、Il Corriere della Sera、La Repubblica 和 Il Manifesto，以及无数国际专业期刊。受到当时新先锋运动的影响，他成为了意大利六三学社（Group 63）的组建与参与者。1956 年，他将自己的博士毕业论文修改并出版，成为了他的第一本书《托马斯·阿奎那的美学问题》 ，同年，他成为母校都灵大学的助理讲师。1958 年，埃科离开 RAI 和都灵大学，在意大利军队完成了 18 个月的义务兵役。埃科1959年回到大学后，瓦伦蒂诺·邦皮亚尼邀请埃科为他在米兰的同名出版社编辑 Idee nuove 系列文章。同年，埃科出版了他的第二本书《中世纪之美（Sviluppo dell'estetica middleale）》，这是一部建立在他对阿奎那的研究基础上的学术专著，一举奠定了他在中世纪研究与文学界的地位。与此同时，与广播电视相关的工作加深了他对符号学和语言学的兴趣，1961年，他发表了文章《迈克.邦焦尔诺现象学（Fenomenologia di Mike Buongiorno）》，被认为是最早的电视批评之一。同年，埃科也获得了美学专业的特许任教资格，开始了他的学院生涯。

学术高峰期（1962-1979）

他与德国平面设计师兼艺术教师雷纳特·兰奇（Renate Ramge）于1962年结婚，后育有一子一女。同年，他发表了成名作《开放的作品（Opera aperta）》，成为意大利后现代主义的重要人物。1963年，他晋升为都灵大学的讲师，然后于1964年离开都灵大学，在米兰大学担任建筑学讲师。他向他的学生讲述他对大众媒体及其对大众文化的影响的思考，其中一些收录于1963年发表的的《误读（Diario minimo）》和1964 年发表的《启示录派与综合派（Apocalittici e integrati）》中，尝试使用符号学方法研究媒体文化问题。1964-1969年，他先后在弗洛伦萨大学和米兰理工学院担任教授。他于 1967 年在纽约举行的系列演讲《走向符号学游击战》取得了巨大成功，后来被改编为《超现实旅行（Il costume di casa）》(1973) ，这是 20 世纪反主流文化的基准文本。1968 年，他出版了他第一部纯学术化的符号学著作《不存在的结构（La struttura assente）》，奠定了他在符号学领域内的重要地位。这一时期，他在符号学和文学批评方面的出版物很快使埃科成为该领域的领先专家，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1971年，埃科参与创立了符号学期刊《Versus：Quaderni di studi semiotici》（在意大利学术界称为VS），为符号学在意大利和欧洲其他地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同年，他在博洛尼亚大学创立了国际上第一个符号学讲席，并担任国际符号学协会（IASS/AIS）的秘书和副主席（于 1994 年成为名誉主席）。埃科在1974年组织了第一届国际符号学会议，担任学会秘书长，并于1975年，出版《符号学原理（Trattato di semiotica generale）》， 成为博洛尼亚大学符号学讲座的终身教授 ，同年，埃科辞去了邦皮亚尼高级非小说类编辑的职务。他在1977、1980和1981年任耶鲁大学客座教授，在1978年和1984年任教哥伦比亚大学。

小说创作与写作成熟期（1980-2016）

1980年，他出版的长篇小说《玫瑰的名字（Il nome della rosa）》获得1980斯特雷加奖，并成为畅销书享誉全球，1986 年经让-雅克·阿诺的电影改编而更加出名。本书围绕一个以14世纪修道院为背景的历史谜团展开，包含许多对其他资料直接或间接的元文本引用，需要读者的侦探而获得答案。书中的角色豪尔赫和迷宫般的图书馆也致敬了著名小说家、诗人博尔赫斯。1988 年，他花了八年时间写成的第二部小说《傅科摆（Il pendolo di Foucault）》问世。同年，埃科在圣马力诺共和国大学创立了媒体研究系。1988年，埃科在博洛尼亚大学从非西方人（非洲和中国学者）的视角创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项目，名为西方人类学。埃科于1990年出版了《翻译的局限性（I limiti dell'interpretazione）》，于1992年出版了《诠释与过度诠释（Interpretation and Overinterpretation）》。1992年-1993年，埃科担任哈佛大学客座教授。1993年，埃科亲自发起组织并全程参加了一场核心为中欧联合组织的“丝路文化联合考察计划”的跨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这是埃科第一次到中国，并在会议最终在北大举行的总结大会上发表了《独角兽与龙》的演说，讨论了中国和欧洲的知识创造问题，为二十年来中国的跨文化研究奠定基石。 1994年，埃科出版了他的第三部小说《昨日之岛（L’isola del giorno prima）》。1997年，他出版《康德与鸭嘴兽》，重新回到符号学的讨论上。2000年-2007年，埃科先后出版了第四部小说《波多里诺（Baudolino）》、《美的历史（Tre racconti）》、第五部小说《洛阿娜女王的神秘火焰（La Misteriosa Fiamma Della Regina Loana）》和《丑的历史（Storia della bruttezza）》。2007年，埃科从博洛尼亚大学退休，同年，埃科曾到中国参加他的小说《波多里诺》中文版出版系列活动。次年，埃科被授予博洛尼亚大学名誉教授头衔。2010年，埃科出版了他的的第六部长篇小说《布拉格公墓（Il cimitero di praga）》。同年，埃柯受中方邀请，参加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中欧文化峰会。2012年，埃科和让-克洛德·卡里埃（Jean-Claude Carrière）出版了一本关于信息载体未来的对谈录，埃科在其中批评了社交网络。2015年，他出版了第七部，也是生前最后一部小说《试刊号（Numero Zero）》，讽刺了意大利的贿赂文化以及法西斯主义的遗产。埃科生活于米兰的公寓和乌尔比诺附近的度假屋，他在米兰公寓有一个藏书30,000册的图书馆，在乌尔比诺度假屋有一个藏书20,000册的图书馆。2016年2月19日晚上，已患胰腺癌两年的埃科在他位于米兰的家中因胰腺癌去世。从 2008 年到他 84 岁去世时，他一直是博洛尼亚大学的名誉教授，自 1971 年以来一直任教于该大学。

主要作品

书籍作品

重要思想观点

美学

埃科在学术道路上以美学出身，他的美学理论围绕对克罗齐美学观的质疑展开，因为它否认任何历史发展和任何历时的不稳定性，而埃科持有一种相对主义美学观，认为美和丑都是随时代、文化、历史、环境的改变而不同的。他详尽地分析了许多中世纪美学经典，使他对阿奎那对美的定义进行了回应，最终，埃科认识到阿奎那哲学体系中的内部矛盾：美的主观条件与其先验地位是直接矛盾的。而在接触到欧洲结构主义理论家的作品后，埃科在《开放的作品》中发表了对当代美学的研究与论述，他意识到“每一种系统本身就包含矛盾”。埃科在这里将经院哲学与结构主义相联系，发现了其间的相似之处和通用逻辑。于是埃科得出结论，所有试图使历史上某一特定时刻的个人与历史关系合理化的思想体系都具有“同等价值”，并以此作为研究过去美学理论的正当理由。

埃科在学术作品中还强调了中世纪美学理论与实践的巨大差异。对此，他说：“（中世纪美学）在理论上是一个由几何与理性构架的有机体，然而在实践中却是一种完全不设框架的由形体与意象自然生成的艺术生命。”中世纪的审美问题一方面继承了古典时代的理性价值观，另一方面也涉及当代的自发的感性影响，后者一直被忽略。因此，埃科在《中世纪之美》一书中渴望揭示后者，以证明中世纪审美观的异彩纷呈。

前卫艺术与大众文化

20世纪60年代是埃科学术研究的第二阶段，埃科的研究从中世纪美学转向前卫艺术和大众文化。在新先锋运动的影响下，埃科在《关注现实的形式模式》中讨论了语言的异化问题， 并进而讨论当代作品介入并揭露现实的方式。他认为惯例和样式容易产生一种陈旧、落后和呆板，使艺术丧失意蕴的深长和交流的实效，他主张寻求突破，认为先锋艺术必须与惯例语言决裂，脱离语言的异化状态。在论著《开放的作品》中，他探讨了各种艺术的形式问题，并提出了开放的作品在于读者之参与的意义。他认为艺术的特征在于活动的同时发明活动，所谓“开放的作品”是因接受者的参与而被积极展开的作品，人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阐释它而不损害它的独特性。

同一时期《误读》中所涉及主题，正是埃科和与新先锋有关的知识分子所大力传播的那些关键哲学问题。埃科在书中对经典作品进行“戏仿”，解构了伟大的文学和电影作品，将对“高级”文化的幽默思考与“流行”或“大众”文化结合起来。这样的态度延续到后来《迈克·邦乔诺的现象学》一文中，埃科在后来的论著中也明确批评了传统精英知识分子对流行文化的反对态度。

埃科在《启示录派与综合派》一书中也专门研究了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问题，他将马尔库塞列为“启示录派”的代表人物，将麦克卢汉列为“综合派”的领袖——他们乐于融合其中、对媒体的发展基本上持乐观态度。埃科拒绝以上两种立场，他认为启示录派对大众文化的整体否定使他们忽略了大众文化的产生机制及其与现实世界的联系，综合派对大众文化的积极肯定又缺乏分析与批判的维度。

埃科对大众传媒的研究使他认识到他需要一套更普遍的理论原则，允许文学理论家或社会评论家同时研究高雅文化和流行文化，而不仅是“经典”艺术作品——传统美学的对象，也应包括当代大众传媒。此外，这种全面的观点也必须强调这些文化产品与产生它们的社会意识形态或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

符号学

20世纪70年代，埃科进入学术高峰期，他的目标是建立一般符号学，他的符号学理论主要包括：符号的分类、代码理论、符号生产理论以及解释项理论、镜像理论、符号的意识形态理论等。他的《符号学理论》是奠定他现代符号学创始人的重要论著之一，其中，他论述了如何在语言和文化中构建意义。他认为所有要素都可以分为六类：指称、内涵、叙事、句法结构、范式结构和转义置换，并阐述了这些组成部分如何相互作用以构建意义，并为理解如何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使用和解释符号和符号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框架。他在这本书中提供了一种高度原创的符号生产理论，包括精心设计的符号类型学和生产方式。此外，他还发展了解释性社区的概念，展示了人们如何根据他们的意识形态倾向和文化背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文本。

就一般符号学理论而言，埃科吸纳并综合了前人的符号观，建立了自己的符号理论体系，在之前由“所指”与“能指”构成的、单维度和封闭的“二元符号模式”的基础上发展了“解释符”概念，进而构建了多维的、开放的“三元符号模式”。埃科关于符号的阐释统合了索绪尔为代表的语言符号学学派和以皮尔斯为代表的哲学符号学派，具有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方面，符号的意义是按照既定的社会规范来确立的；另一方面，潜在的阐释是保证符号意义得以实现的理论前提。

诠释学

他的第一部小说《玫瑰之名》引起了争论，埃科写了《<玫瑰的名字>注》为他的小说进行解释和回应，埃科由此进入了诠释学领域，。由此，他提出了著名的“过度诠释”概念，从而又引出另一场关于“诠释与过度诠释”的争论。接着他又出版了《诠释的界限》《诠释与过度诠释》等诠释学论著。埃科提倡诠释，反对过度诠释，建议为诠释设限，从而达到一个动态和谐的诠释圈。

文学创作特点

渊博的背景知识

埃科作为一位学者，他在他的小说中融入了大量历史背景知识，例如在《玫瑰之名》中，他就将他早年的研究作为素材，在其中融合了许多中世纪背景知识。故事以14世纪的欧洲两皇之争，也就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罗马教廷皇帝之间对欧洲主导权的争斗为背景。埃科在故事中加入渊博的背景知识，例如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阿奎拉的神学、培根的经验科学，结合政治学、历史学、犯罪学、符号学等，描述了一场扑所迷离但又妙处横生破解案情的过程。

与大众文化结合

埃科在学术研究逐渐成熟后，认为理论已无法将他的想法表达清楚，转而将自己的美学、大众文化、符号学等研究融合至自己的小说创作中。战后时期的意大利文学界的主流思想仍是战前克罗齐唯心主义的残余，尽管卢卡奇和葛兰西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很快就构成了对克罗齐思想霸权的制衡。但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批评，还是克罗克的理想主义，都没有关注大众与大众文化。与其左右两派对流行文化的蔑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埃科选择了推理或侦探小说这一与所谓“高级”文化独立的大众流行文学类型进行创作。

文学符号学

在他的小说出版后，他开始总结自己的文学观点，首先出版了《悠游小说林》，详细阐述了小说的叙述理论。《埃科谈文学》综合体现了埃科对于文学的各种观点，即与符号和形式密切相关。埃科从符号学角度讨论了艺术中的象征方式，认为在现代诗歌中，象征方式是和“客观对应物”一起形成的，“客观对应物”即内容与形式的同构或对应关系，而埃科认为缺乏“客观对应物”的“错位”才是“近代诗学象征的本性”。如此诗学本性深入埃科脑髓，也在小说文本中被发挥得淋漓尽致。

埃科在《玫瑰的名字》中初次实践了应当涵盖谎言的文学符号理论，《波多里诺》则更加毫无顾忌地直奔谎言而去 ：波多里诺的一生就是在制造谎言中度过的。埃科有个很著名的观点，即“虚假”可以创造和改变世界历史，因此他的作品总是介于虚构与历史之间。埃科曾说过：“我发现，归根到底，一部小说与字词毫无关系，写小说关系到宇宙学，就像《创世纪》里讲的故事那样。”埃科的小说其实都可以看作是关于“宇宙”的小说。埃科的小说中的一个重要元素即是“符号学关系”，即表象与现实间的模糊，除此以外，复杂的时间平行性也是他小说中的一个基本要素。他有意识地将信息变得更加复杂，过度编码，并构建一个符号学的迷宫。

成就与影响

学术成就

文学领域

埃科主要以在文学上的创作而闻名，他是后现代文学的领军人物。他最著名的作品《玫瑰之名》迄今为止卖出了超过1600万册，翻译成三十余种译文，获得了许多国际奖项和荣誉，如1981年的斯特雷加奖和1982年的梅迪西斯奖，在《世界报》的14本世纪书籍名单中排名第100位，并于1986年改编为电影上映。《剑桥意大利文学史》将他誉为20世纪后半期最耀眼的意大利作家，并盛赞他那“贯穿于职业生涯的‘调停者’和‘综合者’意识” 。

哲学领域

他的成就与影响在学术界也备受重视，例如符号学和语言领域。埃科是现代符号学的创始人，因其在美学和语言哲学方面的工作而闻名。他横跨美学、符号学、诠释学、大众媒体等多个领域，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高水平的研究论文多达700余篇，专著也不少。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埃科在作品中探索了如何从文本或图像中产生意义，以及如何使用这些视觉元素来塑造我们对文化的解释。他的理论为一系列文化研究奠定了基础，如媒体素养和电影理论。翁贝托·埃科在博洛尼亚大学创办了戏剧、艺术和音乐研究的第一门学位课程，并设立了传播科学学位课程，并在早期亲自指导。他还创立并指导了博洛尼亚大学人文研究高级学院。埃科还是位积极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为多家报纸撰写专栏。

他先后于都灵大学、米兰大学、弗洛伦萨大学、米兰理工学院、博洛尼亚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担任讲师与教授。他参与创立了符号学期刊《Versus：Quaderni di studi semiotici》（在意大利学术界称为VS），为符号学在意大利和欧洲其他地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在博洛尼亚大学创立了国际上第一个符号学讲席，并担任国际符号学协会（IASS/AIS）的秘书和副主席（于 1994 年成为名誉主席）；于1974年组织了第一届国际符号学会议，担任学会秘书长。

大众文化影响力

与他自身的观念相应，他在大众媒体上也获得了广泛关注，他还出现在脱口秀节目“Che tempo che fa”中与年轻观众谈论有关教育的话题。他被美国《新闻周刊》称为“超级明星教授”、“令人愉悦的重量级”(Lighthearted Heavyweight)，1995年，他甚至登上了时尚杂志《VOGUE》，成为明星级的学者。在2008年进行的一项调查中显示，54%的意大利人认为埃科是最重要的意大利作家。

头衔与奖项

在他的职业生涯中，翁贝托·埃科因其成就而获得了多个奖项，包括世界各地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他也一直是全球大学的教授，并且是众多著名学术机构的荣誉会员，包括哈佛大学，牛津大学和索邦大学。此外，他还获得了多个意大利骑士头衔，包括2006年被意大利总统乔治·纳波利塔诺授予的“骑士大十字勋章”。

人物评价

积极评价

巴里科在杂志《三联》的采访中说：“他（埃科）就是作家中的一个特例。他是一个非常有文化的人，而我不是，我是一个出于本能而写作的作家。他的小说是他博学的体现，而我的小说好像是无知的产物，因此我们很不一样。他写的《玫瑰的名字》改变了意大利文学史。我觉得他很伟大。”

与埃科认识多年的上海译文出版社副社长赵武平与埃科认识多年评价说：“外人觉得埃科高不可攀，实际上他非常可爱。2007年，他来上海、北京做活动的时候，有人说看不懂他的书，他回应说，你看一个人的书看一百页不到就说看不懂，就不要看了吧。他是一个活的百科全书式人物，脑袋里装满了所有了古典文献，所有的神话传说，他具有欧洲的说书人传统，一出口就让人应接不暇。他善于用章回小说相互分解的方法，讲到高潮的时候就停下来，换个角度再讲故事。”

2016年2月19日，埃科因病离世，意大利举国哀悼时，意大利总理伦齐说：“他是欧洲知识分子的杰出典范，以一己之力坚持不懈地预测未来。埃科的去世是文化界的巨大损失。我们将怀念他的著作，他的声音，他尖锐且生动的思想和他伟大的人文主义情怀。”

负面评价

虽然翁贝托·埃科因将知识分子带出象牙塔并进入流行文化而获得了很多赞誉，但批评者则认为，他对符号学和道德等主题进行过于简化的解释。这引发了一系列争论，即他的作品是否真正代表了后现代思想的复杂性，或者他是否正在创造一个“回响空间”，掩盖哲学讨论中存在的细节。

他的作品也因晦涩难懂而备受争议，作家萨尔曼·拉什迪就评价《傅科摆》“毫无幽默感、缺乏性格、完全没有任何可以接受的口头语言，各种晦涩的术语有如天书，让人头昏脑涨”。埃科并非对这些批评无动于衷，他在2008年纽约一个文学研讨会上，就当着拉什迪的面，故意朗诵了《傅科摆》中的一段文字。

除此以外，也有意大利的评论家认为，埃科对人性的探讨比较冷漠，沉浸在符号学和中世纪知识的展示和分析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