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难之役 （明代燕王朱棣与建文帝之间争夺帝位的战争）

简介

明太祖朱元璋立国后，为了保持朱氏王朝的长远统治，实行分封诸王政策。洪武三十一年 (1398年) 闰五月，朱元璋去世，皇太孙朱允炆即位。为了消除藩王对皇位的威胁，朱允炆在齐泰、黄子澄等人的支持下实行“削藩”政策。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朱棣以“靖难”的名义起兵反抗。

朱棣起兵后，迅速的解除北平外围威胁。朱允炆初拜耿炳文为将讨伐朱棣，雄县、莫州、真定三战皆败后，建文元年（1399年）八月，朱允炆以李景隆取代耿炳文负责平燕事宜，但其率领的五十万大军在不到一年时间内，在郑坝村、白沟河等地被朱棣击败几乎全军覆没，而朱棣在收编宁王朱权的部队后军事实力得以壮大。后朱棣围攻济南三月无功而返，建文二年（1400年）九月，朱允炆以盛庸为将讨伐朱棣。东昌一战，朱棣陷入盛庸包围，幸被其次子朱高煦所救才得以脱险。建文三年（1401年）三月、闰三月，朱棣相继交战在夹河、藁城击败盛庸。随后，建文帝与朱棣和谈未果。同年十二月，朱棣得知京师金陵（今南京）防御空虚，遂举兵南下，却在齐眉山下受挫，但朱棣坚持不肯退兵，在灵璧之战获胜后，一路下泗州、克盱胎、据扬州，直指金陵。朱允炆数次遣使议和皆为朱棣所拒。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十三日，谷王朱穗与李景隆打开金陵城门迎朱棣入城，朱允炆于宫中纵火后不知所踪，一说为自焚而死，一说为逃亡出京。历时四年的"靖难之役"，以朱棣的胜利而告终。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二十七日，朱棣即位称帝。

朱棣即位后，为了宣扬自己即位的合法性，革除建文年号，废除建文年间对祖制所作改革，后还下令重修《明实录》修改对其不利的文字。他一方面大肆封赏靖难功臣，另一方面屠戮不愿意归附自己建文旧臣。为了稳固皇权、强化中央集权，逐步实施了削除诸王兵权、启用特务统治、建立内阁制度等措施。“靖难之役”是明初的重大历史事件，它不仅导致了皇位的更迭，也对明初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对明代的政治、外交、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事件背景

洪武封王

明朝建立后，明太祖朱元璋为了保持朱氏王朝的长远统治以及同元朝残余势力作斗争，在加强皇权的同时，实行分封诸藩王的政策，以求达到“夹辅王室”的目的。自洪武三年（1370年）四月，册封其子朱樉为秦王、朱棡为晋王、朱棣为燕王、朱橚为吴王（第二次封王时改封周王）、朱桢为楚王、朱樽为齐王、朱梓为潭王、朱杞为赵王、朱檀为鲁王，重孙朱守谦为靖江王；洪武十一年（1378年）正月，册封其子朱椿为蜀王、朱柏为湘王、朱桂为豫王（后改封代王）、朱楧为汉王（后改封肃王），朱植为卫王（后改封辽王）；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四月，册封其子朱㮵为庆王、朱权为宁王、朱楩为岷王、朱橞为谷王、朱松为韩王、朱模為沈王、朱楹为安王、朱桱为唐王、朱棟为郢王、朱㰘为伊王。

诸王年岁渐长之后，纷纷前往各自的封国。其中秦、晋、燕、代、宁、辽、庆、肃、谷九王的封国分布在东北至西北边境线上，被称为“九大塞王”，秦王、晋王、燕王的势力尤其大，燕王朱棣更是因军功被朱元璋委以“节制沿边士马”的重任，他的声望也超过了秦王朱樉、晋王朱棡两位兄长，仅次于皇太子朱标，在朱标、朱樉、朱棡相继去世后，朱棣的地位已居于诸王之首。除九大塞王外，其余内地诸王也各有护卫队伍。这些藩王在各自的封国建立王府、设置属官，封地所在的卫所也均受诸王监视与指挥，使得封国的权利远超地方行政权利。藩王势力的膨胀，势必对中央政权构成威胁。在朱元璋开始分封诸王时，时任山西平遥训导叶伯巨就曾上书指出分封制的弊端，但朱元璋不仅不听劝告，反认为他是在离间骨肉亲情，将其囚死狱中。

建文削藩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闰五月，朱元璋逝世，因皇太子朱标已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早逝，由皇太孙朱允炆即位，是为建文帝。他作为皇太孙时，就对诸藩王权利过大而感到忧虑，且诸王仗着长辈的身份对其多有不逊，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建文帝决定削藩。朱元璋逝世时，建文帝便下令不许诸王来京会葬，当时已行至淮安的朱棣被迫返回北平（今北京）。

六月，户部侍郎卓敬向建文帝密奏裁撤宗藩，但消息不甚泄露，燕、周、齐、湘、代、岷诸王开始煽动不满，导致流言四起，充斥朝廷。建文帝为了避免局势失控，便加速了削藩的准备，遂与亲信大臣齐泰、黄子澄等密谋削藩策略。齐泰认为诸王之中燕王朱棣势力最强、威胁最大，他提出先削强燕，再除其余各王的方针。但黄子澄却认为燕王久有防备，难以迅速平克，遂提出先除掉燕王同母弟周王朱橚，最后再削夺强燕的先弱后强之策。经过权衡之后，建文帝采取了黄子澄的策略。建文帝削藩是朱棣起兵靖难的直接原因。

燕王势大

洪武后期，政治中心虽在金陵（今南京），但洪武年间五次大规模对蒙元残余势力用兵，均是以北平为基地，使得北平一带聚集了大量精锐兵力，北平又是联络九边的枢纽，使得明朝军事重心已转移至北平。而北平是燕王朱棣的封地，让朱棣既统治重兵，又占据军事重镇，且在诸藩王中具有崇高的威望，以及朱元璋给予他“总帅诸王防边”的特殊权利，再加上谋士姚广孝以及北平三卫将官的竭力拥护，让其具有了威胁中央的实力，建文帝又威望不足。因此，《北京通史》一书认为，即使没有建文帝“削藩”的逼迫，朱棣也会起兵。

事件前奏

建文削夺五王

时周王次子朱有爋告发父亲谋反，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七月，建文帝便让曹国公李景隆以备边为名率兵至河南包围了周王府，将朱橚抓回京师贬为庶人，全家流放云南。对于朱棣，建文帝则派人暗中监视，十一月，建文帝任工部侍郎张昺为北平布政使，谢贵为都指挥使，监视朱棣的举动。

后续朝廷又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削弱燕王的军事势力，建文元年二月（1399年）二月，建文帝颁布了“诸王毋得节制文武吏士”的诏令，取消了朱棣对封国内文武官吏的指挥权。三月，朝廷调整了北平周围要地的兵力部署，对北平实施了战略包围，其中北平北面为都督宋忠率兵三万驻扎于开平（今内蒙古多伦西北），南面有都督佥事徐凯练兵于临清（今属山东），东面则是都督耿瓛率部驻扎于山海关。同月，朝廷削减了朱棣的护卫兵力，其部分护卫精锐被调至宋忠麾下，驻扎于北平的永清左右卫军也被调至彰德（今河南安阳）、顺德（今河北邢台），还将朱棣的得力将领番骑指挥关童等人召入京师。此时燕王府中仅存护卫指挥张玉、朱能等八百余人。在调整军政部署的同时，朝廷还派遣奸细、收买耳目来刺探燕王府中情报，监视朱棣的举动。

同时建文帝针对其他藩王的行动也没有停止，至建文元年（1399年）四月，他先后将岷王朱楩废为庶人、逼迫湘王朱柏自焚而死、软禁齐王朱榑于金陵，幽禁代王朱桂于大同。建文帝的一系列举动，让朱棣感到愈发危险。

于是朱棣暗中作军事准备，他挑选壮士充实自己的护卫队伍，并以勾逃军为名，网罗异人术士，在僧道衍（即姚广孝）的策划下，在燕王府后苑练兵，日夜铸造军器。明面上则“佯狂称疾”争取时间，当张昺、谢贵到燕王府查看时，朱棣在盛夏时节还围着火炉说很冷，在宫中行动时也扶杖而行，欺骗建文帝的耳目。

准备逮捕朱棣

建文元年（1399年）六月，建文帝认为针对朱棣的部署已完成，便准备擒拿朱棣，他一面派遣中官前往北平抓捕燕王府属官；又命张昺、谢贵派兵坚守燕王府及北平九门；还暗中指使燕王府长史葛诚和朱棣贴身护卫卢振为内应，等待时机协助张昺、谢贵逮捕朱棣；同时密令北平指挥使张信在擒拿朱棣后将其亲自押送至京，但张信却将建文帝的策划都密告给朱棣；又令宋忠、马宣（又作王宣）各自率部挥师北平。当朝廷派遣的中官到达北平后，张昺、谢贵已率领北平驻军以及城外屯田军士，占领了北平城中各个要地。七月初，燕王府已被重重包围。

夺取北平

面对如此险境，朱棣分析了张信提供给他的情报和对比双方兵力，决定先设计擒杀张昺、谢贵两名统兵将领。七月初四，朱棣以入府核对所逮捕属官名单为由，诱张、谢二人入王府，以伏兵擒获二人，并连同叛变的葛诚、卢振一起斩杀。得知张、谢被杀，城中守军军心大乱，当日晚，朱棣令张玉、朱能夺取了北平九门。北平都指挥使俞瑱率军撤至居庸关，蓟州都指挥使马宣败退回蓟州（今天津蓟县），此时正率部赶来的宋忠行至居庸关得知此消息，遂撤往怀来（今属河北省），至此，北平城被朱棣控制。

起兵靖难

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初五，朱棣开始封官拜将，他任命张玉、朱能、丘福为都指挥佥事，升李友直为布政司参议，拜金忠为燕府纪善。因朱元璋在世时怕权臣专政，在其《皇明祖训·法律》中规定地方藩王有移文中央索取奸臣和举兵清君侧的权利，于是朱棣借此规定，以诛杀齐泰、黄子澄为名起兵，并上书指责朝廷任用奸臣和削夺五王之过。但《皇明祖训·法律》中规定须有天子诏令，藩王方能举兵。朱棣便称他已上书建文帝，但建文帝年少被奸臣蒙蔽，无法回应。让自己的举兵名正言顺，他称自己的行为为“靖难”，即靖祸难的意思。

事件经过

扫清北平外围

朱棣占据北平后，命其长子朱高炽留守北平。自己则率部于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初六奔袭通州（今北京通县），通州卫指挥房胜率部投降。随后，朱棣命张玉、朱能率军东取蓟州。七月初八，张玉、朱能抵达蓟州城下，马宣猝不及防，兵败被杀，其麾下的指挥毛遂便投降了燕军。随后，张玉、朱能又连夜奔袭遵化，遵化卫指挥蒋玉率部归附。

七月十一日，朱棣命指挥徐安、钟祥等为先锋，进军居庸关。退守居庸关的俞瑱，因无援兵，稍作抵抗后便撤往怀来，依附宋忠。朱棣认为宋忠此人轻燥无谋、刚愎自用，在占领居庸关后决定乘胜攻取怀来。七月十六日，朱棣率马步精兵八千抵达怀来，宋忠列阵未稳便仓促迎战，被朱棣率部击败，并尾随溃兵攻入怀来城内，将宋忠、俞瑱等人连同其将校百余人一同擒获。怀来被攻克后，开平、龙门（今内蒙古赤峰）、永平等地也相继归附。自七月五日朱棣起兵，到七月十八日永平归附，短短十余日，朱棣用突袭的方式扫清北平外围城池，可以毫无后顾之忧的迎战朝廷北伐之师。

雄县、莫州之战

七月二十四日，建文帝拜长兴侯耿炳文为征虏大将军，驸马都尉李坚和都督宁忠为左右副将军，率师三十万伐燕，并传檄山东、河南、山西三省供给军饷。八月十二日，耿炳文率部抵达真定，令都指挥徐凯、潘忠、杨松率部分别驻守河间（今属河北省）、莫州（今河北任丘北）、雄县。朱棣与众部将分析后认为，耿炳文本部兵多将广，不易攻取，而应立刻攻击潘忠、杨松所部，该部兵力相对薄弱，且又冒然进军必定立足不稳、没有防备。于是朱棣亲自领军，疾驰雄县，八月十五日抵达涿州（今河北涿州），休整半日后渡过白沟河（流经雄县西南），当日晚即对雄县发起攻击，全歼杨松所部九千余人，获战马八千余匹。随后又以伏兵击溃来援雄县的潘忠部，俘虏潘忠本人，随后又立刻乘胜攻占了莫州。为防止徐凯来袭，朱棣撤回白沟河驻营。

真定之战

攻占雄县、莫州后，朱棣开始谋划攻打真定之策。其时，朱棣从来降的耿炳文麾下部将张保口中得知，耿炳文所部十三万分驻于滹沱河（流经正定县西南）两岸。于是朱棣让他回去，假装战败被擒后逃脱，并散布消息称燕军即将攻打真定。耿炳文闻听此事后，遂将滹沱河两岸之兵合师北岸。八月二十五日，朱棣率军抵达真定城下，当日，耿炳文正忙于接待朝廷使者，朱棣乘机率部绕至真定城西南攻破耿炳文北岸两营，耿炳文仓促出城迎战，结果败退回城，遂闭门固守。其余未入城者纷纷渡河向南逃窜，顾成等数名将领被擒，伤亡被俘者数万人。后朱棣两日都没能攻下真定，便于八月二十九日班师回北平，耿炳文则因兵败丧师被朝廷召回。

保永平、下大宁

建文元年（1399年）八月三十日，建文帝以李景隆取代耿炳文为征虏大将军，收拢耿炳文溃兵又召集各路人马，聚众五十万北伐。九月十一日，李景隆率部进驻河间（今属河北）。而此时，永平正被江阴侯吴高等率辽东军围攻，两面受敌的情况下，朱棣决定先救永平，他认为李景隆骄而无谋，又没有实际作战经验，没有威胁，且其部队有五大弱点：政令不修，上下离心；兵将不适北平霜雪气候，粮草不足；不考虑失败后果，贪功深入敌后；求胜心切，刚愎自用，威信不足；其部下多是阿谀奸佞的无能之人。九月十九日，朱棣率师前往永平解围，并告诫留守北平的长子朱高炽，若李景隆攻城，只需要固城坚守便足够了。九月二十五日，朱棣抵达永平，吴高等退守山海关，永平之围遂解。

由于永平之围被迅速解决，朱棣遂与部将商议北取大宁。其时大宁由宁王朱权驻守，朱棣与朱权交好，而当时建文帝准备削减宁王三护卫，朱棣便欲趁势收编宁王部下，壮大自己的实力。九月二十八日，朱棣自永平出发，十月二日攻占刘家口，一路急行于十月六日到达大宁。击败都指挥房宽后，朱棣驻师于大宁城外，自己单骑入大宁城内，向朱权哭诉求援。随即朱棣在大宁住下，与朱权相处甚欢。数日后，朱棣辞行，朱权送行于郊外，朱棣遂令早已埋伏在此地的伏兵，将朱权擒下，然后收编了朱宁的部下以及朵颜三卫，朱棣的军事实力愈发壮大。十月十八日，朱棣将朱权及其妃妾世子携往北平。

郑坝村之战

李景隆在得知朱棣前往永平、大宁后，于十月十五日渡过卢沟桥以主力攻北平。同时他还分兵两路，一路袭取通州断燕军回归北平之路，另一路由他亲率驻于郑坝村（今北京市区东北），截击回经此处的燕军。驻守北平的朱高炽谨遵父命，坚守不出，李景隆部久攻不下，遂陈兵于北平城下。十月十九日，朱棣在会州（今河北平泉西南）将燕军整编为中、前、左、右、后五军。十一月初五，燕军从白河踏冰渡河，击败李景隆派至河东的哨骑陈晖部队万余人，进军郑坝村。由于天气严寒，李景隆部冻死者甚众，士气低落，被燕军连破七营，俘虏斩杀数万人，李景隆率部逃往德州。十月初七，燕军回师击败北平城下的李景隆所部，溃兵逃往德州。北平之围遂解，朱棣返回北平。

白沟河之战

由于黄子澄的隐瞒，建文帝不知李景隆已败退德州，还将其加封为太子太师，赐予重赏。十二月初，李景隆调集兵马准备来年春日再攻北平。朱棣得知此消息后，便决定佯攻大同，诱使李景隆来援，以疲惫李景隆之师，消耗其兵力。十二月十九日，燕军挥师西取大同，二十四日，广昌（今河北涞源）守备汤胜举城归附。建文二年（1400年）正月初三，蔚州守将王忠、李远降。初七，燕军攻占雁门关。二月初二，燕军攻大同。大同乃军事重镇，李景隆不得出兵紫荆关救援大同。朱棣得知李景隆出兵后，率主力从居庸关悄然返回北平。李景隆被朱棣虚晃一枪，其部队因为天气严寒，冻死、冻伤众多士卒，士气大跌。

四月，天气回暖，李景隆连同真定的武定侯郭英、安陆侯吴杰等部，准备北上。四月十八日，李景隆自德州过河间，以都督平安为先锋率精兵万人先行进至白沟河。郭英、吴杰则率部过保定，准备在白沟河与李景隆会师。朱棣召集众将分析敌情后，决定出兵迎战。四月二十日，燕军渡过玉马河，驻于苏家桥（今河北霸县东南苏桥）。四月二十四日，李景隆、郭英、吴杰各部共六十万大军列阵于白沟河。在燕军渡河时，埋伏于河侧平安所部万余人杀出，与燕军至战夜间，双方互有胜负。次日，双方再战，激战当中朱棣几次遇险，幸被其次子朱高煦所救。战至中午，大风骤起，燕军乘机以火攻击溃李景隆各部，李景隆败退德州。二十七日，燕军乘胜进军德州。五月初七夜，李景隆又逃往济南。其时，山东参政铁铉督运军粮至李景隆处，见李景隆溃败，他便与参军高巍整军坚守济南。十六日晨，燕军到达济南，李景隆率残军十余万，仓促应战又大败而逃。济南之战

李景隆败逃之后，朱棣开始围攻济南，但济南在铁铉的坚守下一直无法攻克，朱棣便派人射信入城招降铁铉，被铁铉拒绝。于是朱棣决定掘开河堤，水淹济南城。铁铉便又设下诈降计，他一面派人再城门上布置千斤闸，一面令让守城士卒日夜哀嚎，表示城中军民已无法坚持，又撤下守城器械，降低朱棣的防备。再派出居民向朱棣请降。朱棣大喜决定入城受降，当朱棣骑马走到城门口时，先前布置的千斤闸落下，但却只砸中朱棣的坐骑。朱棣大惊，急忙换马逃出了济南，并决定使用火炮攻城。铁铉又将朱元璋的木牌神位，悬挂于济南城上，朱棣只好停止了炮击。八月十六日，围攻济南三月都未能攻克，朱棣只能接受姚广孝的建议退兵返回北平。

后铁铉又与左都督盛庸等合兵收复了德州，建文帝得知后，于九月初十将铁铉升为山东布政使，参赞军务，不久后又升其为兵部尚书；又封盛庸为平燕大将军，进爵历程侯，负责平燕军务。盛庸受命后率军驻德州，平安和都督吴杰率部驻定州，都督徐凯屯兵沧州，三者呈犄角之势，阻止燕军南下。一败再败的李景隆则被召还入朝，但建文帝并未治罪于他，导致朝中多有怨言。

东昌之战

建文二年（1400年）十月，朱棣得知盛庸部署，决定先取沧州。但为了隐蔽此作战意图，他决定先攻辽东，待行至通州时，派人暗中在直沽（今天津市）修建浮桥，以便渡河攻打沧州。驻守沧州的徐凯得知燕军前往攻辽东，便放松戒备，命军士修筑沧州城。十月二十五日，朱棣率部从通州折转向南行进，日夜兼程，于十月二十八日拂晓便到达沧州城下，沧州守军猝不及防，被燕军破城，斩首万余级，徐凯等守将被生擒。

占领沧州后，朱棣将所缴获物资运往北平，为防止盛庸拦截，朱棣率军一路沿河南下，于十一月四日抵达德州，本欲招降盛庸但遭拒绝。十一月十二日，朱棣移师临清，他决定扰乱盛庸的粮道，令燕军转战于馆陶（今山东冠县北）、大名、冠县、东阿、东平等地，引诱盛庸出击。盛庸果然被诱出德州，十二月初七，朱棣得知盛庸率军驻东昌，并以孙霖为先锋率五千人抢占了清口（今山东东平西），当夜朱棣便命燕将朱荣、刘江袭破了孙霖军。

十二月二十五日，燕军抵达东昌，盛庸与铁铉誓师励众，选拔精锐，背城列阵，布设火器与毒弩待战。朱棣因屡胜轻敌，亲自率精骑冲击敌军左翼，大量燕军被火器、毒弩所伤，朱棣也陷入重围，幸被其次子朱高煦所救（《明史纪事本末·燕王起兵》作朱能），才得以脱险，但大将张玉却战死阵中。随后，平安又引军前来与盛庸汇合，朱棣只好撤军，于建文三年（1401年）正月，返回北平。夹河、藁城之战

建文三年（1401年）二月十六日，朱棣再次率军南下，于二十日到达保定。当时，盛庸所部驻德州，吴杰、平安所部聚真定，真定距德州二百余里，两者互为犄角，相互策应。朱棣提出，从两者之间进军，敌军必出城来攻，然后伺机击败其中一部，另外一部必胆寒不敢来攻。但部将认为此法可能会让燕军陷入腹背受敌之境，朱棣以为，战场之上，胜败只在一瞬之间，两者相距两百里必来不及救援。计定之后，燕军于三月初一进至津沱河沿岸列营。三月二十日，燕军探知盛庸陈军于武邑县（今属河北省）北之夹河，于是距对方四十里的地方扎营。

三月二十二日，两军相遇于夹河。当时盛庸结下坚阵，阵旁排列火车（纵火车）、大铳、强弩等重型兵器待敌。双方激战一日，互有胜负，盛庸部将庄得斩杀燕将谭渊，庄得也为燕军所杀。次日再战，从上午七时至下午三时，两军仍相持不下。忽然东北风骤起，尘埃蔽天，燕军借风势猛攻盛庸部，盛庸大败退回德州。此时吴杰、平安所部尚距夹河战场八十里，得知盛庸全军崩溃的消息后，便原路撤回真定。

击败盛庸之后，朱棣开始图谋歼灭吴杰、平安所部，但他们据城坚守不易攻取，于是他决定诱其出城，再将其歼灭。他将士卒散出收集军粮，造成军中没有防备的假象，并让人假称躲避战祸的百姓进入真定城中散布此消息。吴杰、平安果然中计，闰三月初七，他们率军出城奔袭燕军，驻军于距离燕军七十里的滹沱河，朱棣得知此事后大喜，遂令燕军连夜渡滹沱河，沿河西行二十里，与吴杰所部交战于藁城（今属河北）。初九，燕军先锋与敌军交战，至日暮各自收兵回营。次日再战，吴杰、平安列方阵，朱棣则率精锐攻其东北角以破阵，大量燕军被对方弓弩所伤，激战之时大风又起，燕军乘势猛攻，吴杰、平安军迅速溃逃，燕军则四向追击，斩杀六万余人，吴杰、平安逃回真定，坚守不出。

遣使和谈

藁城之战后，朝廷在黄河以北的兵力已虚，部署分散，燕军乘胜掠顺德（今河北邢台）、广平至大名（均属河北），一路郡县皆望风而降。同时，建文帝以夹河之败将陈泰、黄子澄贬逐出朝，朱棣得知此事后，上书朝廷申诉冤屈，称其起兵为“以兵自防，诚不得已”。四月，建文帝与方孝孺商议后，派大理寺少卿薛嵓前往与朱棣和谈，让朱棣罢兵，称“殿下旦释甲，谒孝陵，暮即旋师”，但朱棣认为这是哄骗之计。建文三年（1401年）五月，盛庸、吴杰、平安等分兵骚扰驻守于大名的燕军粮道。朱棣遣指挥武胜上书质问朝廷，盛庸等人的行为。建文帝阅书后本有意罢兵，但方孝孺劝其“兵一罢散，不可复聚”，若燕军南下则不可抵御，于是建文帝将武胜下狱。

战火再起

建文三年（1401年）六月，朱棣得知此事后大怒，中止和谈，即令都指挥李远等帅轻骑六千过济宁（今属山东）至沛县（今属讲述），焚烧朝廷粮船数万艘、军粮数百万石，让德州陷入缺粮窘境。李远回师之时，盛庸派遣部将袁宇率三万人邀战，被李远以伏兵击败，斩首万余级。

七月，燕军攻彰德，彰德守将赵清在数次被燕军击败后据城而守，朱棣遣使招降赵清，赵清称若朱棣攻入京城后便愿投入其麾下，但现在还不敢投降。朱棣颇为满意其回答，便放弃攻打彰德。同月，平安趁虚攻北平，侵扰北平农耕，朱高炽固守，燕军回援，大败平安，斩获数千人。盛庸传檄大同守将房昭引兵入紫荆关（今河北易县西），驻守易州（今河北易县）西水寨，威胁保定，因保定关乎北平安危，在大名的朱棣得知消息后，班师回北平。

八月，朱棣令部下孟善守保定，自己率军围困西水寨，击败为房昭转运粮饷的都指挥韦谅，又率朱荣等以兵五千围定州。入秋后温度下降，房昭部多为南方人不适应北方寒冷天气，粮道又被燕军截断，军心、士气不断下降，时有士卒出寨投降。十月，真定援军来救西水寨，燕军与真定援军与房昭部交战，朱棣令部分士卒登山绕至敌军背后，竖立旗帜大张声势，让房昭部与真定援军以为被前后夹击，阵脚大乱被燕军击溃，花英、郑琦、王恭、詹忠等将领被俘，房昭、韦谅逃走。攻破西水寨后朱棣班师回北平。十一月，辽东守将杨文与王雄等引兵围永平，被燕江刘江击败。燕军南下

靖难三年，朱棣虽屡战屡胜，所得城镇亦旋得旋失，仅据有永平、大宁、保定之地，部队伤亡甚多，而朝廷兵多将广，也时有获胜。故廷议时多认为燕军虽强但兵力不足，且所据之地多苦寒，不足为虑。是时，建文帝对内侍管理甚严，有潜逃的宦官告知朱棣南京防御空虚，朱棣遂决定举兵南下。

建文三年（1401年）十二月，朱棣不再与盛庸、平安等纠缠，挥师南下，出北平直指金陵。建文四年（1402年）正月，燕军长驱至馆陶，渡卫河而南，连克山东的东阿、东平、汶上、兖州之单县（今属山东）等地，直逼徐州城下。徐州守将坚守不出，朱棣遂派精骑数人日日至城下叫骂，徐州守军不堪其辱，遂派兵五千出城追击，被朱棣以伏兵击败，斩首数千级。城中守军遂不敢再出城一步，朱棣也就置徐州不理，直奔宿州（今安徽宿县）而去。

灵壁之战

平安见到燕军一路南下，率马步兵四万尾随其后。朱棣得知后，于建文四年（1402年）三月十四日在淝河设伏，并让诱敌的士兵在佯败时将形似束帛的草囊扔与地下，让平安军争抢，平安军阵势大乱，燕军伏兵趁机杀出猛攻平安军，将其击溃，平安退至宿州。之后，朱棣又派谭清帅兵至徐州，击杀为平安所部转运粮饷之兵万余人，焚其粮舟。四月，燕军进达睢水之小河，朱棣令部将陈文搭建浮桥。次日，平安、总兵何福领军夺桥，燕将陈文、王真战死，朱棣也险遭平安所擒，为燕番骑指挥王骐所救。南军夺桥后，士气大增。于是南军驻桥南，燕军驻桥北，相持数日。平安军粮尽后，朱棣决定偷袭，半夜渡河绕至敌后，但魏国公徐辉祖援兵正好赶到，偷袭未果。四月二十二日，双方战于齐眉山（灵璧县西南三十里），胜负相当，但燕将李斌战死。

陈文、王真、李斌三名将领相继战死，且江淮暑雨连绵，疾疫增多，让其余诸将产生了惧意，于是劝说朱棣先退往小河之东修养，伺机而动。但朱棣坚持不退，并让众将表决，大部分人都持退兵意见，朱棣大怒，幸得大将朱能以汉高祖“十战九不胜”举例，才坚定了燕军再战的决心。而此时，朝廷认为燕军即将北返，金陵不能没有良将镇守，于是将徐辉祖召回京师。对垒日久，探子侦查到朝廷运输粮草将至，朱棣遂派朱荣、刘江等率轻骑拦截粮道，又令游骑侵扰敌军，于是何福决定移营至灵壁补充粮饷，平安则亲自率兵六万护卫粮草运输。

于是朱棣决定截杀平安部，他一面派精锐万人阻挡灵璧方向援军，同时又令朱高煦率一部埋伏于林间，待双方拼杀疲惫后再出战。他本人则亲率骑兵从两翼攻击平安军，却被平安军以弓弩杀伤千余，进攻受挫。于是他又组织步兵从侧面杀出，将平安军一分为二，导致平安军阵势大乱。从灵璧来援的何福突破燕军万余精锐的阻截后，与平安会和。这时朱高煦率军从林中杀出，朱棣也趁势反击。两面夹击之下，何福等大败，逃回灵璧固守，被杀伤万余人，损失马匹三千余匹。由于粮草被燕军夺走，何福决定次日（即四月二十九日）以三声炮响为号，突围至淮河补充给养。四月二十九日，燕军攻灵璧时，恰好也以三声炮响为号攻城，让何福军以为是突围信号，遂纷纷涌向城门，导致城门堵塞，何福军大乱，燕军趁势攻破其大营，最后仅何福逃走，平安等将被生擒。至此，朝廷在淮北的主力已溃败殆尽。

攻占江北

建文四年（1402年）五月初七，燕军到淮河北岸的泗州（在盱胎对岸，今在洪湖中），守将周景初等举城归附，朱棣谒祖陵，泣诉权奸。五月初九，盛庸率步骑兵数万，备战舰数千艘列于淮水南岸。朱棣一面令将士编制竹筏扬旗鼓噪，佯作渡河态势，以迷惑盛庸军；同时还命丘福、朱能、狗儿等将领率骁勇数百人，西行二十里，以小舟潜渡至南岸。盛庸军毫无察觉，燕军抵其兵营后，突然发起攻击，盛庸军惊慌失措弃甲而逃，盛庸夺船逃走。燕军主力渡过淮水后，缴获盛庸军战船、辎重，并一举攻占盱胎（今属安徽）。

五月十一日，朱棣召集诸将商议下一步出兵的方向，有将领建议先取凤阳，尔后攻占徐州、和州（今安徽省滁县、和县），再集船渡江；有的主张先夺淮安（今属江苏），再依次攻高邮、扬州（今均属江苏），最后挥师渡江。朱棣则认为凤阳、淮安等城池不易攻取，且凤阳为皇陵所在之地，若在此拖延时日太久，则会援兵四集。因此他力排众议，决定直取扬州、仪真（今江苏仪征）兵单势弱之地，而后再聚舟渡江。计定之后，燕军往扬州方向进军。五月十七日，朱棣遣使招降了扬州守将王礼，但监察御史王彬不欲投降，与指挥崇刚将王礼下狱。随后千户徐政、张胜被燕军高官厚禄所诱惑，趁王彬沐浴时将其绑缚，将王礼释放出狱，开门投降。次日进据扬州。五月二十日，高邮等地也相继归降。

渡江进京

得知燕军已进驻江北之地，建文帝惊慌不已，在与方孝孺商议后，派庆城郡主（朱棣堂姐）为使者渡江到朱棣营中，以割地议和为条件进行会商，意图拖延时间，等到东南募兵来援后，再以长江为天险，与朱棣决战。但朱棣看穿了他们的意图，拒绝了议和的提议。六月初一，朱棣命都指挥吴庸等收集高邮、通州（今江苏南通）、泰州等地船只，准备在浦子口渡江。但内官狗儿与都指挥华聚率领的先锋遭到盛庸攻击，被盛庸击退。朱棣便打算议和返回北方，恰好朱高煦援军到来，朱棣便以世子朱高炽体弱多病为理由，暗示朱高煦有机会取得世子位，来勉励朱高煦。于是朱高煦在权位的鼓舞下英勇作战，击退了盛庸。都督佥事陈瑄本是率水师来援助盛庸，得知盛庸已败，便率部投降了朱棣。六月初三，燕军自瓜洲渡江，盛庸试图作最后的反抗，率领南岸的江防守军与燕军作战，但轻易便被燕军击败。

得知燕军已进驻江北之地，建文帝惊慌不已，在与方孝孺商议后，派庆城郡主（朱棣堂姐）为使者渡江到朱棣营中，以割地议和为条件进行会商，意图拖延时间，等到东南募兵来援后，再以长江为天险，与朱棣决战。但朱棣看穿了他们的意图，拒绝了议和的提议。六月初一，朱棣命都指挥吴庸等收集高邮、通州（今江苏南通）、泰州等地船只，准备在浦子口渡江。但内官狗儿与都指挥华聚率领的先锋遭到盛庸攻击，被盛庸击退。朱棣便打算议和返回北方，恰好朱高煦援军到来，朱棣便以世子朱高炽体弱多病为理由，暗示朱高煦有机会取得世子位，来勉励朱高煦。于是朱高煦在权位的鼓舞下英勇作战，击退了盛庸。都督佥事陈瑄本是率水师来援助盛庸，得知盛庸已败，便率部投降了朱棣。六月初三，燕军自瓜洲渡江，盛庸试图作最后的反抗，率领南岸的江防守军与燕军作战，但轻易便被燕军击败。

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初六日，燕军至镇江，守将童俊举城投降。建文帝得知陈瑄与镇江皆降之后，召方孝孺问计，方孝孺认为金陵城中尚有二十万兵，且城高池深，粮食充足，可坚守待援，并下令坚壁清野、修补城墙。建文帝听取了他的建议，下令让军民商贾昼夜撤屋运木，此时正值酷暑，饥渴劳苦累死无数，还有民众不愿运木，放火焚烧了自己的房屋。六月初九，建文帝派李景隆、兵部尚书茹瑺前往龙潭（距京师金陵东约30公里）朱棣军营，再次商讨割地议和之事，朱棣仍不允，表示此次起兵只为除奸佞。李景隆、茹瑺覆命后，建文帝令李景隆再次前往朱棣营中，告知朱棣，齐泰、黄子澄已被他逐出朝中，只待将其擒拿来献。李景隆不愿前往，建文帝便令城中诸王与其同往朱棣营中，却再次遭到朱棣拒绝。随后朱棣挥军进逼金陵，进屯金川门（城北墙最西的一个门）。六月十三日，驻守金川门的谷王朱穗与李景隆开城门迎朱棣入城，文武百官纷纷跪拜迎接。建文帝于宫中纵火后不知所踪，一说为自焚而死，一说逃亡出京。历时四年的"靖难之役"，以朱棣的胜利而告终。

事件后续

登基称帝

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十四日、十五日、十六日，诸王及文武大臣连续三日上表劝进，皆为朱棣所拒。六月十七日，朱棣谒孝陵后，在诸王及文武群臣簇拥下，于奉天殿即皇帝位，革除建文帝号，改建文四年为洪武三十五年，以次年为永乐元年，并将建文年间所制定的违背祖制之新政全部废除，恢复旧制，并将建文帝之子幽建于中都广安宫（后不知所踪）。永乐元年（1403年）正月，改北平为北京，为顺天府，并设有留守及行部官。

大肆杀戮

由于朱棣是采取非正常手段即位的，引起了相当多的明朝官员和知识分子的抵制和反对，因此他需要宣扬自己即位的合法性和处置这些政治反对派。一部分官员宁愿自杀殉节也不肯归附朱棣，如吏部尚书张紞、礼部侍郎黄观、都给事中龚泰等数十人自杀，抗议朱棣篡位。有一部分则拒绝效忠朱棣，被朱棣处以极刑，黄子澄作为朱棣“奸臣”名单中第一人，他被俘后因不肯下朱棣下跪被砍去双脚惨死，家小六十五人被诛杀，另有亲属三百八十余人被流放充军；山东布政使铁铉则被割去耳鼻，烧熟后喂他食下；礼部尚书陈迪拒不投降，朱棣命人将其子的鼻、舌割下，强塞给陈迪吃，最后被凌迟处死，其他不一而足。其中方孝孺的下场尤为惨烈，朱棣进入南京后曾让方孝孺帮其起草即位诏书，但遭到方孝孺严词拒绝，于是朱棣以诛九族来威胁他，但方孝孺依然不为所动，甚至表示即使诛十族也不会屈服，于是盛怒的朱棣将方孝孺全家及其家族成员、门生朋友全部治罪，其中被杀者多达八百七十三人，被逮捕流放者更是不计其数。

大封功臣

另一方面，朱棣对追随其靖难的文臣武将大肆封赏，对愿意投诚的建文帝旧臣也不计前嫌，放手使用，如蹇义、夏元吉、杨荣、杨士奇等人。下表为洪武三十五年（1402年）九月四日，朱棣所封靖难、投诚功臣封爵名录。

事件影响

靖难之役是明初的重大历史事件，不仅导致了皇位的更迭，对明朝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也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政治

削除藩王兵权

由于朱棣是从藩王“靖难”而即位的，因此他十分了解藩王权势过重的危害。他即位后，继续执行削藩政策，逐步收回藩王的兵权，取消他们干预地方行政的权利，并设置了种种严苛的约束条件，还相继将北方的诸王迁徙至南方，有的还被废为庶人。但相比建文帝的削藩，他采取的政策更加平稳，采取了欲夺先予的政策。

朱棣即位后，先后恢复了在建文时期被贬削的周、齐、代、岷四王爵位，又在永乐元年（1403年）恢复他们的封地，示之以恩，但对其威胁较大的宁王则被迁徙至南昌。当其帝位较稳固时，他立即便开始削藩，永乐元年（1403年）十一月，削代王护卫；永乐四年（1406年）五月削齐王护卫，八月又将其废为庶人；永乐六年（1408年）削岷王护卫；永乐十年（1412年），削辽王护卫；永乐十五年（1417年），废谷王为庶人；永乐十九年（1421年），同母弟周王主动献还护卫。与此同时，他还大封靖难功臣，将大批有经验的武臣保留下来，加强中央政权的武力保证，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央和诸藩的军事力量对比。

但他对藩王制度的改变并不彻底，他将其次子朱高煦和三子朱高燧分别封为汉王与赵王，并仍然为他们设置了护卫。直至明宣宗时期，朱高煦叛乱被平定，明宣宗才削除了其他诸王的护卫。至此明朝藩王才不再设立护卫，并对藩王的行动规定的更加严苛，即便是为祖先祭祀扫墓，也要提前奏请，且王与王不得相见，受封藩王后不得入朝， 危急时不得出兵勤王。但朝廷仍需支付大量宗室俸禄奉养藩王及其子孙，随着宗室数量不停增加，高额的宗禄严重影响了明朝经济。

强化中央集权

重启特务统治

在靖难之役中，如郑和之类的太监立下了很大功劳，以及不少勋旧大臣对朱棣的篡位竭力反对，促使朱棣开始重用宦官。宦官除被派遣出使外，还被赋予了派遣采办、提督市舶、监军、巡视、镇守等职权，甚至还出现宦官领兵的现象，如刘永诚曾作为偏将，数次北征。伴随着宦官权利的增加，朱棣还开启了特务统治，他重新设立了在朱元璋时期废除的锦衣卫诏狱，在永乐十八年（1420年）又任用宦官设立东厂这一特务机构，一来可以搜索下落不明的建文帝的消息，二则可以替其打探官僚百姓的情报。此后厂卫勾连（包括后来设立的西厂 、内行厂），让明朝的特务统治达到惊人的地步，甚至特务机构还获得了任意逮捕普通官僚平民和任意刑讯处死的权力，特务统治贯穿有明一代，以至于明中后期，宦官势力、特务机构，专政弄权，祸国殃民。

建立内阁制度

另一方面，由于朱棣皇位的正统性存疑，为了控制住文官势力，进一步强化集权统治，朱棣一手建立了内阁制度，他从翰林院的侍讲、侍读、编 修、检讨等官中选拔任用内阁大臣，让他们参与机务。永乐年间的内阁一般六七人组成，阁臣称为大学士，他们平级不高，一般为五品官员，相当于知府。最初的内阁大学士有解缙、黄淮、杨士奇、胡广、杨荣、金幼孜、胡俨其人，朱棣对他们十分信任，这个时期的治国方针，便是朱棣与他们一同制定的。自朱元璋废除丞相后，内阁制度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丞相的空缺，对于朝廷的治理以及社会的稳定起到了一定程度上的积极作用。明中期后，内阁的权利日趋扩大，渐渐成为明朝的政务中枢。

迁都北京

朱棣发详于北平，他即位后即宣布以北平为北京，并在北京设立行在六部。永乐四年（1406年），又在北京建立宫殿，永乐七年（1406年）以后他多次北巡，长期住在北京，以太子朱高炽建国留守南京，天下奏章都送往北京，北京已成为实际上的政治中心。

另外，靖难之役后朱棣削夺了诸王兵权，造成北方边防空虚。但若在北方派驻重兵，将指挥权交给将帅，则违背了君主专制集权的原则。于是朱棣便有了迁都北京之计，以北京为行在“天子守国门”，屯驻重兵，由皇帝亲自统率，合政治与军事中心为一体，以国都当敌。同时，北京作为辽、金、元三朝旧都，更方便朱棣掌控华夷、控制全国。于是当运河疏通后，解决了南粮北运的问题，永乐十九年（1421年），朱棣便将首都从南京迁往北京。

而南京作为经济中心，在政治上仍占据重要地位。将北京、南京两个中心同时掌控在手中，相比朱元璋时期，明朝的统治和皇权则更加牢固。

经济

靖难之役的四年战乱，给明初刚刚得到恢复的社会经济，带来了严重破坏，尤其是战争剧烈的地区，如山东、河北、安徽、河南、江苏等地，田地荒芜，百姓流离失所，《明史·食货志》载：“靖难兵起，淮以北鞠为茂草。”因此，朱棣即位后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来恢复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永乐初年，同时针对战乱地区荒地多，人口少，而江南人口多、土地少，朱棣采取了较大规模的移民政策，将江南、山西、湖北一带的人口迁移到北京周围以山东西部，并给予移民三年免除赋税徭役的照顾。

外交

明初，由于国内外复杂的形式和国家势力处于恢复期，朱元璋更多关注于内政治理，其外交姿态趋于保守，基本采取的是和平交往政策。到洪武末年，仅有朝鲜、琉球、暹罗、和真腊等少数国家来朝。靖难之役后，朱棣为了证明其即位的合法性，建立更加伟大的功绩，他的外交政策则更加主动和开放。对北方蒙元残存势力，朱棣采取了主动出击的策略，他曾五征漠北；在东方，朱棣修复了在朱元璋时期颇为冷淡的中日关系，和足利义满幕府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时保持了与朝鲜、琉球等国友好的朝贡关系；在西方，朱棣加强和中亚各国的联系；在南方，朱棣多次派遣郑合下西洋，和亚洲、非洲部分国家建立了联系。

文化

建文四年（1406）年十月，朱棣下令修改《明实录》，他指责初修的《明实录》中有对史实记载遗漏、不实的情况，并攻击建文帝曾任用方孝孺篡改《明实录》，有美化建文帝的行为。随着二修《明实录》的总裁解缙、监修李景隆失宠被囚后，朱棣对重修过的《明实录》又产生了怀疑和不满，认为书中可能还有对自己不利的文字，于是又第三次修撰《明实录》。历代都有学者认为他的目的不仅仅是要修正《明实录》中的过失，更多则是为了篡改洪武朝历史，制造自己即位的合法性依据，并抹黑建文帝为自己粉饰。例如《太宗实录》中朱棣生母为马皇后的记载，就被史学家谈迁、吴晗、黄云眉等认为是朱棣篡改后的结果，其生母因为《南京太常寺志》所载为碽妃。

靖难之役，也是明初文风转变的一个重要时期。朱棣登基后，杨士奇、解缙、夏原吉等归附文臣入主内阁后，创作了不少为朱棣歌功颂德之作，这种风气也迅速在整个朝堂流行开来，使得庙堂文学迅速发展。再者当时政治话题比较敏感，于是文人将创作点转向山水自然风光，且一批建文时期的文臣归隐，扩大山水文学的创作队伍，山水文学得以兴盛起来。

此后，馆阁文学占据了文学的主流位置，其代表人物便是“三杨”（即杨士奇、杨荣、杨溥），他们经历了朱棣即位后对方孝孺等文人的杀戮，因此对于文学创作更加谨慎，将创作方向主要放在朝廷生活和个人交游上。而“三杨”均历仕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朝，且一直位处阁臣，对当时的文人创作有非常大的影响，“台阁体”的形成便与他们三人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相关研究

根据学者李庆勇《建文帝在靖难之役中的败因探析》、徐勇、欧阳康《略论靖难之役的成败及其影响》的研究，朱棣之所以能取得靖难之役的胜利，而建文帝之所以失败，主要在于个人性格、能力、用人以及双方策略等方面的差距。

首先，建文帝生性软弱仁慈、优柔寡断，缺乏政治斗争的经验和指挥作战的能力。在战争爆发后甚至下达不杀叔父诏，力求 “毋负朕有杀叔父名”，使得朱棣多次借此死里逃生。这种行为将他的弱点暴露无遗。而朱棣为人杀伐果断，在多次战役中均能亲历战场，在面对暂时的失败时也表现出破釜沉舟的决心。

其次在用人上，两者亦有差距，建文帝重用的李景隆缺乏实际战斗经验，但建文帝却任其为帅，兵败丧师后也不忍治其罪，以致后来李景隆打开城门放朱棣入城，魏国公徐辉祖阻燕军于灵璧，却今因为有人提出燕军已北还，京师不可无良将，就将其召回朝中，其他如齐泰、黄子澄、方孝孺也皆是文人，所定计策多是纸上谈兵，导致战争中朝廷一方军士相互猜忌、不能即使调整战略部署、各军不能相互协调支援等弱点。而朱棣及其部将在北方与辽东、北元等地区进行过多次战斗，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张玉、朱能等多是能征善战之士，其谋士姚广孝也是智计超绝之辈。当然，建文帝手下军事将领的缺乏与朱元璋在洪武时期大肆杀戮开国功臣也有一定关系。

再次，学者赵中男认为，虽然建文帝削藩的政策是正确的，但却急于求成，他一直是在朱元璋的保护之下成长的，刚刚即位的他没有足够的威信去实施这一政策。他采取先削五王再削强燕的策略，虽不能说完全错误，但至少给了朱棣准备的时间。反观朱棣在得知形式不妙后，即开始做军事准备，甚至不惜装疯卖傻来争取时间。战争初期他则通过政治攻势，宣扬自己靖难的合法性，取得民众的支持，并在建文帝要求议和时，也始终坚持自己是为了铲除奸佞。在取得战争优势之后，又能果断调整战争策略，直捣京师，打乱朝廷的部署，改变了战争格局，为最终决战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事件争议

关于“靖难之役”的性质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一些争议，主要有以下两种意见。

明史学者毛佩琦认为“靖难之役”是：“靖难之役不仅是朱棣和朱允炇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也是保守的亲王军人集团与开明的文人集团之间的斗争。一方面要保持和扩大自己的既得利益，反对改制；另一方则希望较多地参与政权，变更旧制，推行新政。这就是这场斗争的实质。”

而学者郭厚安则持反对意见，他认为靖难之役“仅仅是一场统治阶级内部抢夺皇位的斗争”，没有保守与开明集团斗争说。文史学者单锦珩也不同意毛佩琦的看法，他认为，建文帝和朱棣都是朱元璋的继承者。建文帝实行的一些新政，与朱元璋的思想并不矛盾，只是为了适应当时新的形式作出的一些改变。尽管朱棣即位废除新政，恢复旧制，但两者的行为在原则上并无区别，无非是双方对政策执行的好坏而已。因此，靖难之役只是皇室内部对皇权的争夺而已。

事件评价

《明太宗实录》称“靖难”为“扫除奸凶，平祸难，再安宗社”。而在清代修《明史》的过程中，对“靖难”的评价有一些变动，康熙初年修史的潘耒、万斯同等人对“靖难”评价与明后期的“靖难”史观基本一致，他们推尊建文帝的政治合法性，高度赞许方孝孺等忠臣义士，不认可明成祖夺位的合法性、谴责朱棣杀戮太重，但也并未否定朱棣后来的功绩，对于靖难功臣则多持负面评价。后熊赐履在其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进呈御览的史稿中，则突出建文帝君臣失国之咎，明确指出建文帝削藩之误及方孝孺等无能，并在否定朱棣即位合法性之同时，明确肯定其在位二十年之功业。雍正元年（1723年）进呈御览的王鸿绪史稿中，他指责建文帝削藩激成事变，称赞明成祖功业可观，并认为朱棣虽为建文帝之逆臣，但确实明太祖之肖子。雍正年间参与修史的杨椿则在其《惠帝论》与《成祖论》中，主张建文帝削藩合理且用兵有谋，成祖以臣弑君、杀戮过甚且功业不足称道。乾隆初年刊刻完成的殿本《明史》中以及乾隆帝钦定四库本《明史》中，则都将明成祖归属于逆臣，大力褒扬方孝孺等忠臣义士。

清代学者段玉裁在《明史十二论》中将“靖难之役”称为明朝“三大案”，对朱棣篡位行为大加批判，认为所谓“靖难”只是朱棣自称，“靖难者，燕人所称”，并提出建文帝自焚也是朱棣的一面之辞，“然则谓建文自火死者，燕王说也”，他的行为实为“弑君”，“书之曰弑君，而论定矣”。

《剑桥中国明代史》一书认为：“这次内战对于明王朝所产生的结果已经超出了争夺帝位的阋墙之争。洪武帝封建半自治的藩王已经对王朝的稳定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同时，用军事势力压过文官制度的办法来支撑独裁统治，这就在无意中挖了皇帝权力的墙脚。燕王的胜利不仅是一个藩王对皇帝朝廷的胜利；它也是军人权力对文官政府的胜利。燕王（即永乐帝）无限期地延续了开国皇帝的军事遗产；这份遗产使文官政府黯然失色，还使帝国达到了权力和影响的顶峰。”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商传认为：“靖难之役是在明初各种社会矛盾趋向缓和的总趋势下发生的。它的作用是基本上结束了明初围绕皇权间题的动荡。实际上，不管朱棣还是朱允坟，任何一方的胜利都可能导致这一结果，因为胜利者在战争中强大起来，并掌握了皇权，他将有足够力量去解决藩王问题。经过靖难之役及其战后继续削藩，为明代皇权进一步集中奠定了基础 。

明史学者郭厚安认为：“靖难之役并不是主张革新的文臣集团与守旧的亲王、武臣集团之间的斗争，所谓藩王、武臣集团也纯属子虚乌有。 实际上，建文君臣并未实行过什么新政，而朱棣也并非一切都遵守祖制。靖难之役的实质是争夺皇位，削藩是其爆发的根本原因。”

天津兵学与传统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会长徐勇：“四年的“靖难之役”不仅使生灵涂炭、皇权更迭，更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皇权的极度膨胀、社会的日益封闭，都是跟“靖难之役”这一段历史分不开的。”

记载流变

在明代前期，由于朱棣的严格管控，对于“靖难之役”的文字作品较少，这个时期创作的关于“靖难之役”的作品多为迎合朱棣之作，如《奉天靖难记》，虽托名史著，但其竭力渲染朱棣即位的合法性，对建文帝及其父懿文太子朱标极尽诋毁之能事，对朱棣则大唱溢美之词，与真实历史相差较大，实可视为一本笔记小说。

明代中后期，随着时间的推移，管控逐渐放松，这一时期的文字作品则不再一味批判建文帝歌颂朱棣，它们一方面承认建文帝的年号帝统，但同时也认可朱棣即位的合法性。这个时期出现了一批专门讴歌建文朝殉节臣子的史籍，如《表忠录》《忠节录》《忠义存褒什》《逊国忠节录》等。《逊国正气纪》《从亡随笔》《致身录》等野史则表达了对建文帝以及建文忠臣的同情，建文描写了建文帝的仁德，虚构了建文出亡的种种事迹。同时也有如《续英烈传》《型世言》《承运传》之类以靖难之役为题材的小说，崇祯年间的话本小说集《西湖二集》也有部分篇目涉及到靖难之役。

直到清代对靖难之役的文字书写才逐渐客观，清朝出现了一大批关于靖难之役的野史笔记，如谈迁的《国榷》、査继佐的《罪惟录》等。在《国榷》一书中，不再以朱棣为中心记载这段历史，而是站在建文帝的立场上叙述史实，他恢复建文年号，称靖难以前的朱棣为燕王，其后则称燕庶人。长篇小说《女仙外史》则将这段历史夹杂以神魔故事来演绎，对朱棣进行了全面批判，列出其十二大罪，表达出对篡国者强烈的谴责。在清代，靖难之役还被戏剧作家搬上戏剧舞台，如《铁氏女》《练忠贞》《千钟禄》《血影石》等，这类作品均以颂扬忠臣义士、讴歌孝子节妇为题材，将建文帝的后人虚构为才子佳人，以他们的姻缘为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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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明史纪事本末·燕王起兵》作朱能

朵颜三卫，是朵颜、福余、泰宁三卫的总称，又称兀良哈三卫，是归附于明朝的蒙古骑兵，宁王就藩后归属于宁王管辖。

《明太宗实录》载为击败大宁守将房宽后入城，安抚城中军民。是时宁王被削夺的护卫仍在大宁城中便归降了朱棣，随后朱棣将其还给了宁王。但《明史·成祖本纪》则载朱棣为以计入城，《明通鉴》记载更为详细，称朱棣单骑入城向宁王哭诉求援，宁王相信了他，朱棣辞行时，以伏兵将其擒获，逼降了宁王部属。《明史纪事本末》则综合了以上两种说法，称朱棣击败大宁守将房宽后，再驻师城外单骑入城，哄骗宁王。此从《明史纪事本末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