慰安妇 （二战时被强迫提供性服务的女性）

简介

“慰安妇”一词来自日本语。是指“在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时期，被日军强迫成为广大官兵性对象的女性。1932年，为了解决大量外派日军的性欲问题，日本海军在中国上海开始试探性地推行军队的性服务措施，并设立了4个海军指定慰安所。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有计划地掳掠妇女充当慰安妇，设立慰安所，慰安妇制度由此正式确立。在后来的战争实践中“慰安妇”制度不断完善，一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才正式结束。二战期间，世界范围内有至少四十万妇女被日军强征为“慰安妇”，日军通过俘虏、抢夺强征、欺诈诱骗等手段强迫妇女充当慰安妇。绝大多数“慰安妇”们处在饥寒交迫、超负荷劳作而得不到任何报酬的状态。她们不仅受尽屈辱虐待，丧失人格尊严，失去人身自由，还有可能随时随地被杀害。这些受害者涉及中国（包括香港、台湾地区）、朝鲜半岛、东南亚各地、日本和少量在亚洲的白人妇女。其中，中国是日军设立慰安所最多的占领地，中国的慰安妇人数最多、遭遇最惨。

二战后，“慰安妇”问题被淡忘。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在一批学者和相关女权团体、人权团体的协助下，“慰安妇”的真相才逐渐浮出水面，日军对妇女施加暴力侵害的个别案例也受到审判。而2007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外务大臣麻生太郎对“慰安妇”问题公开否认。截至2023年5月，日本政府仍没有向广大遭受迫害和奴役的“慰安妇”给予赔偿和正式道歉。“慰安妇”问题也成为了二战中众多历史遗留问题中的一个。

概念阐释

“慰安妇”一词来源于日本语。最新版本的《广辞苑》（2008年第六版）对“慰安妇”的定义是“在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时期，被日军强迫成为广大官兵性对象的女性，其中还包括很多殖民地和占领区出身的女性”。然而“强迫成为性对象”，未能充分反映“慰安妇”的性质，混淆了性对象和性奴隶之间的关系，掩盖了日本犯下的罪行。

“慰安妇”是按日本政府或军队之命令，为日本军人提供性服务、充当性奴隶的妇女。“慰安妇”制度是二战期间日军特有的、深入日军内部的一种制度。然而“慰安妇”不是“军妓”。据史料记载，自古巴比伦始，战争期间便有军妓制度。一战和二战期间，不少参战国为了稳定军心征召军妓。应征入伍的女性多是生活所迫无奈选择，或是自愿应征。“慰安妇”则不同，“慰安妇”由中国大陆、港澳台地区以及朝鲜东南亚各地和少数澳大利亚、欧美等国家和地区的妇女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强迫被迫充当，由日军有组织、有计划强征、骗征。“慰安妇”一词在制度正式实施若干年后才真正出现在军方资料中。在此之前，“慰安妇”一般被称为“酌妇”“特种妇女（人）”“特殊妇女（人）”。“卖笑妇”“贱业妇”“接客妇”“卖淫妇”“艺娼妓”“艺妓”“妓女”“妓妇”等风俗业女性的惯称也被用来称呼“慰安妇”。

制度由来与演变

提出和实施

1918年，苏俄军队向全国推进，进入了西伯利亚地区。为阻止苏俄军队的东进，有着霸占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野心的日本乘机出兵向北满、西伯利亚扩张。在侵略苏俄的过程中，日本的娼业主们得到特许，带妓女随军行动。然而日本兵薪水较低，于是日本的娼妓大多以薪水较高的美军为服务对象，情绪低落的日本士兵在抵触情绪下频频侵犯当地的苏俄妇女，导致军队内性病流行。为解决官兵的性问题，防止军队因性病战斗力减弱，1927年日本制定《花柳病防治法》《海军军医会会报》，陆军《军医团杂志》也提出必须建立由军队控制的性服务制度，来解决日益庞大且外派增多的军队性欲问题。

1932年1月28日，日军为策应东北，转移建立伪满洲国的视线，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与之同时，日本海军在上海虹口区选择了一批日本妓院作为海军的指定慰安所，军方与“贷座敷”的老板达成协议，利用现存在上海虹口区的妓女作为军妓。这些慰安所不挂慰安所的牌子，也没有慰安所的名称，它除了接待日本海军军人外，也同时接待日本侨民，里面的妓女也有一定的人身自由。1932年在上海开业的日海军慰安所共达17家。这是“慰安妇”制度发展的第一阶段。这一时期的“慰安妇”，主要是日本和朝鲜的娼妓。

首次以不同于上述方式组织“慰安妇”的是日本副军参谋长冈村宁次。他在1949年2月接受采访时曾说“我是无耻至极的慰安妇制度的缺席的始作俑者”。1932年，为了防止发生大规模的强奸事件影响军纪和战斗力，冈村宁次电请长崎县知事，迅速征召妓女，并组织“慰安妇”团，运输到上海虹口区日军占领区建立慰安所为日军作专门服务。自1932年3月6日到1932年7月15日，冈村宁次在沪4个月，日军在吴淞、宝山、庙行和真如等地建立了第一批慰安所。此次冈村宁次特别组织的“慰安妇”团比海军就地利用现有妓女更进一步，此举得到了日本内务省的支持，“慰安妇”更进一步趋向制度化。

制度正式确立

1937年12月13日，日本开始在南京进行大屠杀，并全面推行“慰安妇”制度。日军在南京大规模的奸淫烧杀，致使性病迅速流行，再加上国际社会对他们奸淫行为的强烈谴责，日军高层考虑需迅速全面推行慰安妇制度。淞沪战争结束之后，司令官松井石根于1937年12月命令方面军参谋长塚田攻建立慰安所。命令下达后，日本关西地区开始开展“慰安妇”的召集工作。其中，来自北九州的日本女子多是妓女，朝鲜女子则多是被掳掠或诱骗来的少女。

1938年1月13日，在上海东部的沈家宅，日本华中方面军的东兵战司令部挂出“杨家宅慰安所”木牌，这是二战期间第一个日军正式经营的慰安所。该慰安所的一些做法也成为后来慰安所的样板。和式木屋结构、包括小型的“慰安妇”房间、小窗的式样，乃至门上插有“慰安妇”名字的金属牌，在中国各地及东南亚采用。各国“慰安妇”须穿和服，以便让日军官兵接触时有亲近感，也被广泛地运用到各个慰安所。

而后，为了满足需求，日军改变了由军队包办一切的做法，参照过去海军慰安所的方式，采取与战地日侨合作的办法，制定了建立一批民间慰安所的计划。当时居住在上海虹口等处的日本侨民达7万人，其卖笑业十分发达。日军与这些娼业老鸨合作，设立慰安所。由于与民间合作，慰安所数量和规模迅速扩大，其中江湾是”二战“时期日军慰安所最集中的地区之一。

分布与数量

分布地域

中国

战争初期，日军的慰安所分布在中国东南、东北带的占领区，主要有上海、苏州、南京、镇江、杭州、九江、芜湖、南昌和东北等地。不久，各地日军利用各种手段，大规模地强迫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其活动日益规范化、保密化和合法化，几乎遍及日军占领区。

日军在中国的占领地，从城市到农村、从沿海到内地，军队规模从大部队到警备队、小分队，甚至在前线阵地的碉堡里均设有慰安所，几乎遍及所有的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占领区。综合各方面的史料统计，日军在中国的以下地区设有慰安所。

以上信息参考来源为

东南亚各地

1942年6月，日军占领了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新加坡、缅甸和泰国等各地。日军本部为鼓舞官兵的士气，立即将慰安所有计划地推广到东南亚各地。到1942年末，东南亚各地都出现了日军慰安所。

通常日军首先选择占领地的上等房屋设立慰安所。后来，为规范慰安所的建筑，他们研制了一种简便慰安所房子。这种房子用轻型术材制作，运输方便，拼装简单。这种房子在日本建造，由军舰运往前线，然后拼装成慰安所。

日本本土

日军在中国设立慰安所始于中日战争开始时期，且多是将妓院改建而来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军方的强烈要求，日本国内也建立起慰安所来。根据日海军第三鱼雷艇队《战时日志》中的“兵员劳动慰安并休养之概要”记载，日军在国内因任务紧张，力不从心，为“使之充分睡眠或入浴...需指定慰安所”，从而国内的大量妓院被改为慰安所，以示慰问。1944年2月25日，日本颁布《决战非常措施要纲》，大部分高级餐馆、艺妓馆、青楼等被迫停业，妓院的设施被用到战时生产方面去。

数量估计

由于日军在战败时大量销毁档案，要准确计算慰安妇的数量较为困难。根据日本学者千田夏光的研究，慰安妇的总人数可达10万。按照一名慰安妇满足二十九名官兵的原则推算，在日韩国学者金一勉估计慰安妇的总体人数约为10万。韩国挺身队问题对策协议会会长尹贞玉认为其人数应该是30万至40万人，日本学者秦郁彦认为是15万人。日本中央大学教授吉见义明认为是10万至15万左右。中国学者管宁认为当时日本军队中慰安妇的总人数最高限应为30万人，最低限为20万人。苏智良认为在慰安妇制度实施的7年间，计慰安妇人数大约有36至41万人。按国籍来分析慰安妇的主体是中国和朝鲜的女子，朝鲜慰安妇的人数在14至16万之间日本慰安妇的人数为2万人左右，中国台湾、东南亚一些地区的慰安妇有数千人，澳大利亚、美国、英国、西班牙、俄罗斯等国的慰安妇各有数百人，而中国的慰安妇人数最多。

截至2022年8月，中国大陆登记在册的“慰安妇”幸存者仅剩12人，主要分布在山西、海南和湖南。台湾岛内仅剩1位“慰安妇”幸存者。截至2023年5月，韩国登记在册的“慰安妇”受害者幸存者仅存9人。

“慰安妇”的经历

战时遭遇

慰安妇的年龄大多为18—20岁，在南京最小的被掳掠走的只有9岁，而年老的则达50多岁，乃至60岁。中国或朝鲜的“慰安妇”通常被改名为日本女性的名字，或者以编号相称。在慰安所的“慰安妇”必须穿上和服，且按规定一年四季下身一律不许穿裤子。

“慰安妇”被强迫“慰安”的次数，因各个慰安所的不同和时期的不同而有区别。一般“慰安妇”每天接待日军10多人，也很有可能接待30—50名士兵。而在特殊情况下，一天之间甚至被迫接待60—70名士兵。经期间、怀孕期也得被迫接客。

“慰安妇”除了满足士兵的性欲之外，还要做护士、洗衣妇、厨师，勤杂工以及女招待等工作。并且日军官兵还经常对她们进行殴打与侮辱。不少“慰安妇”曾受到香烟烫伤、打伤、给刀枪刺伤或者扭伤、骨折等。慰安所的经营者对此往往视而不见，不加任何处理。

绝大部分“慰安妇”没有任何报酬，食物与居住环境也极为恶劣。并且，长期的摧残使她们出现便秘、肺结核、阴部膨胀、乳房剧痛、胸部疾病、性病等疾病，不少“慰安妇”年龄很小便停经或是终生不孕。在这样惨无人道的折磨下，“慰安妇”的死亡率极高。

战后待遇

绝大多数幸存的“慰安妇”都有着深刻的精神创伤和肉体创伤。心理上，在女性的贞洁被普遍重视的环境下，以及家仇国恨的大背景下，幸存下来的“慰安妇”们往往会受到周围人的歧视和羞辱。中国第一位站出来的“慰安妇”侯冬娥，其经历就被村里人编为黄段子取乐。据田野调查，大多数幸存下来的“慰安妇”都患有抑郁症、焦虑症等精神疾病。生理上，头痛、梦魇、神经衰弱这些疾病伴随她们终生。部分女性的生殖系统遭受到严重破坏，从而终生不孕。

由于日本政府回避甚至否认问题的态度，战后受到创伤的“慰安妇”们并未得到日本政府官方公开的道歉和赔偿。不过，“慰安妇”所在国家的政府、民间组织以及个人都对她们施以关怀。在韩国，民间团体以福利院的形式为受害者提供生活住所，部分私立医院为受害者发放免费医疗卡，为受害者们提供终身免费医疗，位于首尔的几家医院于每年秋天流感季节为受害者免费打针。而中国对慰安妇的救助则以金钱补助为主，在心理辅导和医疗健康方面基本不进行涉足。20世纪90年代，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每个月给所调查的受害者每人100元生活费，其资金主要来源是海外募捐。2004年，民间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援助协会在南京自发成立，开始对受难者进行援助。此外，南京市民政部门也在年终发放一些慰问金。上海师范大学苏智良教授也在众多好心人的帮助下，给全国各地的慰安妇老人每月发放100元生活补贴。截至2015年，发放的生活补贴增加到每人每年5000元，提供给她们最低生活补助。台湾作家李敖也曾捐赠自己的收藏文物为“慰安妇”捐款补偿。但是，得到社会关注和援助的受难者人数仍然相当有限，多集中在少数有一定知名度的受难者身上。

道歉赔偿

日本政府的回应

亚洲妇女基金会

1995年7月19日，日本政界试图通过民间筹款解决“慰安妇”问题，在东京港区赤坂正式成立亚洲妇女和平国民基金会（简称亚洲妇女基金会）。自8月15日，基金会公开向国民募捐。然而，在亚洲妇女基金会的所有文件里，从来没有“补偿”一词，也没有“赔偿”这一概念。舆论认为，这是日本政府为回避过去行为负法律责任的权宜之计，因而采取批评态度。各地的原“慰安妇”团体也都对基金会的活动予以拒绝。亚洲妇女基金会于2002年5月停止运作，2007年3月31日解散，一共只有266人申请慰问金。

韩日慰安妇协议

2015年，为了打破“慰安妇”问题的僵局，日本向韩国派出了外务大臣岸田文雄进行商议。在会谈中，岸田文雄提出：为了解决眼下的僵局，日本政府愿意向韩国的慰安妇受害者支援团体支付10亿日元，作为他们的活动经费。这一提案被韩国方接受，双方签署了《韩日慰安妇协议》。

各国索赔

中国

对于“慰安妇”问题，中国尽管放弃了国家赔偿，但并没有放弃民间赔偿。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以“慰安妇”问题为代表的日军在战争中损害受害国人民权益的战争遗留问题不断在日本被提起，舆论在国际不断发酵。中国民间出现对日索赔动向，“慰安妇”制度受害者和其他战争遗留问题受害者一起，向日本政府提出索赔要求。1996年夏天，中国政府支持北京市中元律师事务所等部门的努力，派遣曾被迫充当“慰安妇”的中国妇女，到东京进行索赔诉讼。截至2018年，中国大陆共有24位原告受害者分四批对日提出索赔要求，然而原告被判处败诉，并被拒绝所有赔偿要求。

韩国

2000年，韩国民间团体组织慰安妇受害者在日本东京女性国际法庭控告日本军性奴役战犯，在这个过程中，慰安妇受害者证言被进一步挖掘和整理，在客观性和可信性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此外，韩国“慰安妇”问题作为战争时期对女性/儿童的性暴力问题多次在海外提出，韩国方面积极动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市民权利委员会、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人权机构等国际组织介入，慰安妇受害者代表先后到美国加州联邦法院等地亲身控诉，并请求国际社会的援助。

其他国家

除此之外，还有菲律宾“慰安妇”于1993年4月在东京地方法院的诉讼、荷兰被俘人员于1994年1月在东京地方法院的诉讼等等，均以失败告终。

“慰安妇”问题历史

对“慰安妇”问题的揭露和研究

二战结束前夕，日本将大量有关的重要文件和资料销毁，战后的历届日本政府都没有公布关于“慰安妇”问题的军队、警察、外交、内务等部门的档案。

对“慰安妇”问题的揭露和研究，首先是从日本知识界开始的。麻生彻男的《从上海到上海》（1993年）、千田夏光的《从军慰安妇》（1973年）均有揭露“慰安妇”的真相，引起日本乃至世界舆论的广泛瞩目。旅日学者金一勉于1976年出版《天皇的军队与朝鲜人慰安妇》，首次对朝鲜“慰安妇”问题做了理性研究。

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日本很多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纷纷加入研究“慰安妇”问题的行列，并发表了诸多相关作品，如铃木裕子的《慰安妇问题》(未来社，1994年)、川田文子的《赤瓦之家》、伊藤孝司编著的《证言——从军慰安妇和女子挺身队的朝鲜女性们》、金富子的《更想知道的慰安妇问题〉等。

各国学者也在为揭露真相不断努力。韩国汉城梨花大学教授尹贞玉用数十年的时间调查和搜集资料，领导韩国挺身队问题对策协议会、研究会详细调查了朝鲜“慰安妇”的遭遇，取得重要成果。在中国，华公平于1992年出版《从军慰安所“海乃加”的故事》一书，将上海最大慰安所“海乃家”的内幕公布天下。1992年山西民办教师张双兵调查和采访了该县几位幸存的“慰安妇”，接着在《山西日报》刊登调查结果，中国“慰安妇”的问题首次披露于社会。而后，全世界有不少学者和社会人士参与对“慰安妇”问题的披露、调查、研究工作。

2000年4月，首届中国“慰安妇”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行，这是中国学界第一次召开相关专题学术研讨会。闭幕式上，中美韩日学者分别用4种语言宣读决议书：日本政府和军队在战前、战时的殖民地和占领地实施的“慰安妇”制度是军事性奴隶制度，是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犯罪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女性人权的严重侵犯。同年12月，盛况空前的东京“慰安妇”民间国际法庭的判决书也明确指出，战时日本政府推行“慰安妇”制度，强迫各国妇女充当日军的性奴隶，凌辱、残害日军占领区的妇女，违反了当时的国际法，已构成犯罪。

联合国对“慰安妇”问题的调查

“慰安妇”问题提出后，应韩国等国家的要求，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对日本战时召募从军“慰安妇”的问题进行全面调查。接着，联合国代表团分别访问了韩国、日本，与政府代表和非政府代表举行座谈，并对一些原“慰安妇”进行了调查。1996年2月，科马拉斯瓦密完成了名为《对女性施暴的报告书》。4月19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致通过了该项报告。报告肯定了日本的犯罪事实，并劝告日本政府以国家立场向前日军“慰安妇”进行谢罪和赔偿，并对加害者加以惩罚。但最终完成的报告书仍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关于中国大陆慰安所的规模、地域、中国“慰安妇”的人数等问题均没有展开。

对于联合国的报告，欧洲国家表示欢迎，亚洲各国则要求日本了结这一历史陈案，中国、朝鲜和韩国等则劝告日本政府“应马上接受报告书中提出的劝告”。然而，日本政府却继续置国际舆论于不顾，公然抗拒各国的批评。3月间，日本政府对联合国的调查书提出反驳书，并将它散发到欧、亚20个多国家。

1997年，分委员会任命麦克杜格尔(Gay J.Mc Dougall)为特别报告员负责调查战时集体强奸、性奴役以及其他奴役行为。次年，麦克杜格尔公布了关于日军性奴役“慰安妇”问题的报告，但日本政府同样不接受分委员会的劝诫。联合国人权机构并未因日本政府不接受劝诫就结束审议“慰安妇”问题，而是坚持审议“慰安妇”问题。

2006年，人权委员会在联合国人权机构改革中被新设立的人权理事会取代。为了改变人权委员会主要审议发展中国家人权问题的现状，新设立的人权理事会对成员国施行新的审议制度，即以4年为一个周期对所有成员国进行UPR (Universal Periodic Review)审议。

2008年、2012年和2017年，人权理事会对日本人权状况进行了三次UPR审议，“慰安妇”问题均被列入审议范围并就解决该问题提出建议。

各国态度

中国

20世纪90年代初，为回应国际话题，中国政府也对“慰安妇”问题给予关注，对日方予以督促，强调应当正视历史，维护事实真相的尊严。1992年，中国驻日本国全权大使杨振亚明确“慰安妇”问题的性质：逼使妇女充当“慰安妇”是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亚洲犯下的可耻罪行之一，并提出希望日方能够进一步查明事实真相的希望。在国际上，中方在1996年又重申了这一立场。1996年4月10日，中国政府代表团的副代表张义山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关于“慰安妇”问题会议上，指出：“日本政府必须面对历史和现实，他们有责任对这一问题进行切实的解决”。

21世纪，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都分别在不同场合强调日本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的重要性。2005年9月，胡锦涛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针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大篇幅的论述，提到“只有不忘过去、记取教训，才能避免历史重演”。2015年，习近平在雅加达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时首先评价了安倍政权对历史的态度，并指出日本应当向其他国家“发出正视历史的积极信息”。

除此之外，中国政府一直努力用事实证据来回击日本政府否认“慰安妇”问题的行为。比如，自2014年以来，中国公布了二战期间日本暴行的相关档案相关档案《“慰安妇”——日军性奴隶档案选》《上海公共租界档案》《战后接收日占资产档案和调查战争损失档案》等。

日本

从“加藤谈话”到“河野谈话”

20世纪80年代后，韩国民权运动不断高涨。以尹贞玉为首的韩国学者及女权团体掀起了一场“慰安妇”运动，成为声讨日本政府的主力军。专门为“慰安妇”问题成立的市民团体“挺身队问题对策协议会”于1990年向日本政府提出对“慰安妇”问题的调查、道歉和赔偿诉求，从此开始了日韩漫长的“慰安妇”问题斗争史。

种种因素叠加，“慰安妇”问题成为日韩关系的主要议题及障碍，首相宫泽喜一原定1992年1月访韩也因此受阻。因担忧“慰安妇”问题走向悬案化，韩国希望日本采取相应措施，为两国摩擦寻求良性解决方案。

面对韩国催促，1991年12月开始，日本政府内部启动对“慰安妇”问题真相调查。但是由于军方资料尚未披露，调查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次年1月13日时任内阁官房长官加藤弘一代表日本政府发表第一次“慰安妇”调查结果（简称“加藤谈话"），谈话中称“从发现的资料和当事人证词来看，不可否认日军与‘慰安妇’存在关联。对‘慰安妇’饱受难以言表的伤害，我由衷地表示歉意和反省心情。”这是日本官方首次承认军队参与“慰安妇”问题并道歉。在此之后日方发表了新的调查结果，加藤弘一再次表达道歉和反省。

1993年3月23日，时任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下令进一步调查“慰安妇”招募是否存在“强制性”问题。1993年8月4日，日本政府发表“河野谈话”。最终谈话承认日军强征“慰安妇”，并明确谢罪和反省之意。“河野谈话”为后来多数日本政府所继承，成为日本政府在“慰安妇”问题上的官方立场和基本原则。

态度转变

然而对在慰安妇问题上的战争责任追究遭到了日本右倾势力的全力抵抗，在日本遇到了重重困难。1993年，日本自民党长达38年的一党执政的局面结束，即“55年体制”崩溃。自民党右派势力为重新获得政权，为争取选票，他们以“爱日本”为名，否认日本历史上的侵略行为，否认慰安妇问题是其中之一。

日本的右派政治家是否定慰安妇问题的首领。他们首先直接提出观点，挑起争论，继而组织和领导日本社会的右倾势力攻击进步力量，同时向政府发难。1996年5月，自民党参议员、日本遗族会顾问、著名战争罪犯板垣征四郎的儿子板垣正在自民党的总务会议上攻击记载了慰安妇问题的日本历史教科书“不是基于历史事实”，要求重新编写。6月，由自民党160名国会议员组成的“光明的日本”议员联盟召开成立会议。会后，该联盟的会长奥野诚亮否认从军慰安妇的存在。9月，“光明的日本”议员联盟作出了“将慰安妇问题从日本的历史教科书中删除”的决议。

右派政治家在发表言论的同时，也在支持、资助政治态度右倾的宣传媒体和学者进行宣传，成立了所谓的“历史研究委员会”，制造种种否认侵略罪行的理由。1995年2月出版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对慰安妇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否认。

在日本政治家关于慰安妇问题一再发表的言论鼓动下，右翼团体纷纷发表声明，响应从教科书中删除慰安妇问题的倡议，并联络各地的右派团体向政府和出版教科书的出版社施加压力。1996年12月，冈山县议会率先通过了将慰安妇问题从历史教科书中删除的决议，以后又有神奈川县、宫崎县以及一些市、町的议会也陆续作出了同样的决议。

安倍政府的模糊化态度

安倍晋三是二战后任期最长的日本首相。他对“慰安妇”等二战遗留问题，持有保守历史修正主义的立场。

2007年，安倍晋三在访美前表示：“政府资料中，没有发现能够直接证明军队或政府强征事实。”又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指出“即使美国众议院通过‘慰安妇’问题决议案，日本政府不会就这一问题再次道歉。”

不久之后，安倍政府开始以否定“河野谈话”来否定“慰安妇”的历史事实。2007年3月8日，安倍强调，日本政府将重新调查“河野谈话”的科学性，寻求修改“河野谈话”可能。这些言论，引发了各相关国家、团体和幸存者的抗议及媒体的批评。2014年6月29日，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发表《围绕“慰安妇”问题日韩之间交换意见》调查报告，指出“河野谈话”发表时未能充分确认“军队介入”和“强制性”，是日韩外交关系妥协的产物。10月，菅义伟对外宣称“‘河野谈话’有很大问题，应予否定，政府将为恢复名誉和信任努力申诉”。此为日本官方第一次否定“河野谈话”。

另一方面，安倍政府也对相关媒体进行打压。日本媒体《朝日新闻》长期跟踪报道“慰安妇”问题，取材来源于旧日本军人吉田清治回忆录。而保守媒体认为《朝日新闻》报道有“慰安妇”人数不准确、“慰安妇”与“女子挺身队”概念混用等疑问，对“慰安妇”的事实表示否定。面对各方面的压力，2014年8月，日本《朝日新闻》宣布撤销1991年至1992年刊登的与“慰安妇”问题相关的一系列文章。9月14日，安倍对此事件评论定性：“《朝日新闻》应该面向世界，努力消除‘吉田证言’的影响”。安倍这一讲话，从官方的角度，对以《朝日新闻》为代表的媒体对”慰安妇“问题的揭露调查进行了公开彻底的否认。后续一些政治家的相关评论也表明了安倍政府的一致态度。比如内阁阁员小野寺五典抨击《朝日新闻》是“国贼”，下村博文批判《朝日新闻》“贬低日本，损害国家利益，应该‘废刊’”。

2015年8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发表“战后七十周年谈话”，虽然提到继续“将在二十世纪的战争对众多女性的尊严与名誉造成严重伤害的过去铭刻在心”，只笼统地强调“日本对在那场战争中的行为表示反省和歉意”，却并没有明确表明在殖民统治以及“慰安妇”问题上的反省和诚意。

同年12月，日本和韩国通过外长会谈就“慰安妇”问题达成了《韩日慰安妇协议》，以图最终解决“慰安妇”问题。然而由于对保留慰安妇铜像这一问题的意见不一致，该协议受到了韩国国内民间团体和反对派政治力量的抵抗。2016年9月，韩国共同民主党举行国会议员总会，决定将“日韩‘慰安妇’问题协议是无效的，必须重新进行协商”作为该党的方针。

韩国

1991年，受韩国女权运动的影响，加上民间组织的帮助和努力，有过从军“慰安妇”经历的金学顺公开发表证言揭示“慰安妇”问题的真相。1992年，韩国政府展开慰安妇受害者调查，力图解决“慰安妇”问题。韩国佛教界人士也为去世受害者提供葬礼安抚仪式。2000年，韩国民间团体组织慰安妇受害者在日本东京女性国际法庭控告日本军性奴役战犯。

除此之外，韩国政府在法律上和人道主义关怀上都做出了努力。1993年6月11日，韩国政府制定并实施以保护和资助“慰安妇”受害者为主要内容的《日据时期日军慰安妇生活稳定资助法》。2002年，韩国政府对《日据时期日军慰安妇生活稳定资助法》进行了全面修订。添加了情绪稳定心理治疗、受害者追慕仪式和纪念等项目，强化了看护等福利内容，各级市、道还会提供地方政府资助。1993－2018年间，韩国政府多次提升登记的慰安妇受害者的一次性补贴。并分别在2002年、2009年、2010年、2012年调查“慰安妇”生活状况、居住条件、婚姻子女情况、政府资助满意度等，并参照调查结果有针对性地调整和改进政策。

对于韩日“慰安妇”问题矛盾，韩国也一直坚持要求日本官方进行赔偿和道歉的立场。2008年，韩国国会发布了日本政府要道歉和进行法律赔偿的决议书。2016年9月，韩国共同民主党举行国会议员总会，决定将“日韩‘慰安妇’问题协议”是“无效的，必须重新进行协商”作为该党的方针。2017年5月，韩国新任总统文在寅在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电话中表示，出于尊重国民心理的考虑，日本政府要求韩国政府尽快拆除少女像是不现实的。

目前韩国社会整体形成了关于“慰安妇”问题的基础共识，对于日本提出的诸如“慰安妇”是否自愿参与随军慰安、“慰安妇”是否是战时公娼等议题的讨论，持坚决否定的态度，形成全社会愤慨之势。历史教科书中“慰安妇”部分的编纂、术语的使用也逐渐形成统一的历史表述。

其他国家

2007年7月30日，美国议会通过了要求日本政府向“慰安妇”道歉的决议书，荷兰和欧洲联合议会、加拿大议会也通过了有关日本政府正式道歉、法律赔偿、正确的历史教育等要求的决议书。

纪念性建筑

铜像

“慰安妇”铜像由韩国市民团体及韩裔组织发起建立，截至2017年，在韩国国内外设立的“慰安妇”塑像超过40座。在韩国首尔、釜山，日本，中国上海、香港、台湾，德国柏林、维森特，美国旧金山、格伦代尔等国家和地区都设有“慰安妇”塑像。其中，德国柏林市米特区议会于2020年12月1日通过了“永久保留”位于柏林市中心的“慰安妇”铜像的决议。近几年随着女权运动的发展，加之多方政治势力影响，慰安妇铜像的地点数量一直处于变动状态中。

纪念性场所

相关影视作品

注释

即日本妓院，又叫“女郎屋”或“游女屋”。名义上供应酒食，实际是娼妓借店中的房间进行营业的场所。

除末行“东北”之外，均是省份或直辖市。

即全面和定期审议。UPR审议遵循对话和协商原则，没有法律效力，也没有相应的纠正惩罚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