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937年底，八路军来到孔庄后，王典参加了抗日工作，开始管粮食的保管和供应，后担任了农会组长．孔庄属抗日政府三区，区长胡子盛不执行合理负担、团结抗日的政策，纵容区兵抓赌私分，群众意见很大，王典领导群众提出“驱逐胡子盛，拥护乔勤礼”的要求．在八路军地方工作团的支持下，罢免了胡子盛，换上了共产党员乔勤礼(乔民)。1939年1月，王典冒险救出了一位被抓的八路军指导员，经这位指导员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王典担任了区农会组织委员，他深入到敌战区赵册等村宣传抗日，征集公粮，工作很有成效。1939年11月，王典参加了县委组织的册井反摩擦斗争，他和荣成和、荣全林等率领北路请愿群众，冲破国民党军队的阻拦，和顽军支队长于衍进行交涉，要求他们执行抗日政府军费统筹统发的政策，不得私派粮款，于衍不仅不听，相反却下令殴打群众，王典等人毫不畏惧，奋力反击，被顽军打得身负重伤。1941年，王典升任三区区长，不久为了对付敌人的强化治安，加强敌占区工作，王典担任了新设的五区区长，五区是游击区，王典以游击队的形式深入敌后村镇，惩治死心塌地的顽固奸伪。他勇猛果敢、老百姓给他起了个绰号“马武将军”，气得汉奸高德林出重赏缉拿他。
1942年，根据地遇到了多年不遇的大旱，庄稼无收，日伪军又乘机进行封锁、扫荡和抢劫，抗战进入极其艰苦的时期，深受群众拥戴的老王典，担任了县农会主任。他走乡串户，与群众一起探索生产渡荒的办法。他在柴关村看到花房盘剥群众的情况后，就组织群众开办起自己的花房，弹出棉花基本不赚，让群众用布来换，花房再把布卖给野战军供给处，供给处给钱或粮食，这样群众有了活干，也换来了粮食。附近各村看这办法好，也纷纷仿效。王典又因势利导，各村以花房为基础成立了合作社，各个区成立了联合社，王典任二区联合社主任．1944年县联合社成立后，王典任县联合社主任。在组织纺织、发展合作社的工作中，王典创造性地解决了很多问题，成为当时边区的一面旗帜．如工作开始铺开时，有的村干部不认识合作社的优越性，合作社迟迟建不起来，王典就一笔一笔帮他们算细帐，算得他们心里透亮，口服心服，工作全面铺开后，个别村出现了干部克扣群众的现象，群众有意见，王典就语重心长地找干部谈心，指出：“我们的合作社是群众经济，如果剥削群众，和过去的奸商有什么分别呢?”并反复指出合作社主要是组织群众开展生产渡过灾荒，是为群众谋利益的，不能光考虑自己赚钱多少，进行教育的同时，他也考虑到干部也是灾民，由于工作忙，养不住家的实际困难，在给他们发棉花和粮食时规定了一些优惠办法。这样，干部满意了，群众也满意了。在具体组织纺织上，王典深入到一家一户，找妇女们了解情况。根据柴关、贾沟两个贫苦妇女的反映，他发现不少穷苦人家没有织布机，纺了线织不成布，影响收入。王典经过细心琢磨，提出了纺织分工的方法，纺的光纺，织的光织，流水作业，这样谁擅长什么干什么，纺得快织得多，质量也提高了。在此基础上，他又进一步组织妇女集体纺花，姑娘媳妇在一块说说笑笑，忘记了疲劳，提高了产量，当时柴关一带数十个村庄，“日牛日牛的纺花声和哗啦哗啦的织布声昼夜不绝于耳”．由于王典的出色工作，当时解放区143个村庄，有85个合作社，组织纺织妇女4740人，成立了535个纺织互助组．到1945年共纺花133151斤，织布117777斤。
在组织纺织的同时，王典还利用合作社组织山货出口(卖到敌占区)。由于灾荒严重，敌6区大批灾民逃到根据地，为了尽量减轻根据地人民的负担，为了不饿死一个灾民，根据敌占区缺柴缺草的情况，王典组织灾民割草，用草到合作社换糠、苏饼等食品．尤其是山地产的蓣草，既可作饲料又可入药，在敌占区销路很好，最繁忙的时候，一星期可出口一千五百担，为了更好地组织货物出口，王典和郝季甄在册井成立了“季典货栈”，集中收购根据地出产的荆条、背篓、辘辘把、布匹、皮货等，组织灾民运输队，卖到敌占区，买回根据地需要的食盐、棉花，肥皂等日用品。另外，在改造二流子、帮助群众购置种子、耕畜，以及修建水利设施等方面。王典也做了大量工作。
王典在发展合作事业上的出色工作，对根据地的生产渡荒起了很大的作用。他的事迹多次刊登在《新华日报》等报刊上，抗日政府称之为“王典方向”，在太行区得到普遍推广。1944年11月，他出席了太行区第一届群英会，被推举为一等合作英雄。会议宣言号召“大家都要按照沙河王典的方针去做”。会后，随着抗战形势的好转，他再接再厉，把合作事业进一步推行到了游击区和敌占区。1945年，王典和郝季甄一起当选为晋冀鲁豫边区参议员，在边区参议会太行区成立大会上被选为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
沙河县解放后，王典继续担任县联合社社长，他和元文芝等人奔走在广大的新解放区，组织纺织，建立花房，发展合作事业，对巩固发展解放区，支援解放战争，做出了贡献。1948年，王典到平山华北党校学习，在校期间，任支部副书记。
1949年初，王典被委派到天津，参加了刚刚解放的天津的接收工作。开始，任六区经济股长，不久改任市供销社农民服务社主任。初解放的天津，灾民遍地，问题丛生，百废待兴，老王典投入到一个全新的工作中去，他没日没夜地忙着救济灾民，组织物资交流会等。对随他到天津的老婆孩子顾不上管，任凭她们捡煤核，挖野菜度生．不久他到坝上地区组织合作杜，抛下老婆孩子更是听天由命了。几年间，陆续因病、饿死去三个孩子。
全国解放后，王典先后担任天津市供销总社工会主席，加工处长，煤球厂厂长，市人委生产办公室副主任等职。老王典出身农民，基本上没有文化(粗识几百个字)．进城后一直保持着一个农民干部的本色，他看不惯剥削阶级的生活方式，也坐不惯办公室，在煤矿上和工人一起背煤，在市人委主动到农场和工人一块种地，和工人农民在一块劳动他觉得心里舒坦。他衣着十分朴素，一身工农打扮，、因此有次到文化宫开会被门岗拦住不让进门。
1963年，在王典的多次要求下，领导批准他回沙河县工作，回县后，担任了供销社监委会主任，不久他来到阔别近二十年的柴关一带，看到老根据地人民吃水仍然相当困难时，心情十分沉重，他主动向上级要求，参与了柴关截流的领导工作，他不顾年事已高和群众一起搬石和泥。截流修成了，大家要在落成碑上刻上他的名字，老王典坚决不同意。他说：“这是大家的力量，我只不过尽了一个老党员应尽的力量，怎能刻我的名字呢?”
十年动乱开始后，王典受到了冲击．1969年，退休闲居，但他闲不住，还尽自己的力量为山区人民办力所能及的事情．1977年，他为给左村买汽车南下湖南，一生不爱照相的老王典特意来到韶山，在毛泽东主席故居前深情地摄影留念。1978年1月2日，老王典不无遗憾地在柴关一口水井里结束了自己八十年的生命历程。死后，他留下的除几件破旧衣服外，只有一套毛主席著作和记载了他一生功绩的十数块奖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