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 （战国时游说之士的策谋言论和各国史料的汇编）

简介

全书初无定名，曾叫《国策》《国事》《事语》《短长》《长书》等不同名称。西汉刘向重新校定编次，按战国时期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十二国次序，删去重复，编订为三十三篇，并定名《战国策》。其成书历经三个阶段，为战国和汉初纵横策士所创作，由习纵横之术者所收集，再由东汉刘向编辑定名。该书文体以游说体为主，另有诏令类、奏议类、书牍等类别。《战国策》经刘向编定后，东汉高诱曾为之作注。流传到北宋，正文和注解都有散佚，曾巩作了校补。到了南宋，在曾巩校补基础上出现两种本子：一种是姚宏的续注本，另一种是鲍彪重定次序的新注本，元代吴师道又对鲍本作了补正。现今有多种版本盛行。

《战国策》记事，上起智伯之亡，下迄战国末年，共记载了二百四十年左右的史事，记述了各国在政治、军事、外交方面之动态及当时各国谋臣策士的游说和互相辩驳之辞，是研究战国时期各国政治、军事、外交和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宝贵历史资料。该书产生于一个政治变革、军事混战、经济文化繁荣发展的时代，真实反应了战国策士的精神风貌，集中体现了对人的重视和选贤用能的人才观，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进步的民本思想，并揭露了统治者的残暴腐朽，内容驳杂，对后世影响深远，其对司马迁《史记》的影响尤为突出。据统计，《史记》采引《战国策》九十余处。此外，《战国策》语言流畅犀利，善于运用寓言故事说明抽象的道理，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对人物性格的刻画具体而深刻，对后世文学语言亦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是一部文学价值很高的古代历史散文集，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性质

史书说

刘向定本的《战国策》，在其父子所著《七略》中归为“六艺略”的“春秋”类，与《左传》《国语》《史记》等同类。班固《汉志》沿用此归类。《隋书·经籍志》将图书分成经、史、子、集四部，《战国策》被归入“史部”的“杂史”类，新旧《唐志》沿袭之。“杂史”，即《隋志》中“率尔而作，非史策之正也”，“体制不经”，“又有委巷之说，迂怪妄诞，真虚莫测。然其大抵皆帝王之事，通人君子，必博采广览，以酌其要，故备而存之，谓之杂史。”虽为杂史，亦为史书。学者如郑樵、陈振孙、吴师道等坚持认为《战国策》应划归史部。时下的一般文学史也基本是把它作为史传文学来看的，研究历史的学者缪文远等也大都是将其作为史书来看。

子书说

南宋绍兴年间，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率先把《战国策》改入“子部”的“纵横家”类，并谓：“予谓其纪事不皆实录，难尽信。盖出于学纵横者所著……”晁氏的做法开了人们对《战国策》性质争论的先河。其后，高似孙《子略》、马端临《文献通考》及正史《宋志》均将《战国策》收归子部，高似孙在其《子略》中曰：“班固称太史公取《战国策》《楚汉春秋》《陆贾新语》作《史记》。予惑焉，每读至此，见其丛脞少伦，同异错出，事或著于秦齐，又复见于楚赵…..卒不可正其淆驳，会其统归。”近现代学者詹安泰等，亦认为《战国策》是纵横策士的言论集。

资料汇编说

资料汇编说，主要是李叔毅、何晋一些人的说法。李叔毅认为《战国策》中找不到国家大事的主线，记事不重视时、地、条件的交待，且文风铺张扬厉，内容想象虚构，与史书尚质谨重的特点不符，因此他认为“《战国策》是战国时代的人所搜集的学习资料”，是“辑录的短长术教材”。何晋对《战国策》性质的认识与李叔毅类似，他认为《战国策》旨在记录游士的策谋而非史实，并且篇章编次粗疏，多有重复，内容驳杂，缺少行文成例，“只是一部资料汇编的书”。

历史散文集说

熊宪光在《战国策研究与选译》中认为“《战国策》不但是一部历史著作，而且是杰出的散文总集。”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说，“《战国策》是汇编而成的历史著作”，但“许多记载，作为史实来看是不可信的”。他认为“这一类内容，与其说是历史，还不如说是故事”。霍旭东、任重在《战国策的思想价值和艺术成就》中指出从历史角度考察，此书所记的谋臣策士的言行大多是虚构或夸张的。因此，“与其说《战国策》是一部史书，毋宁说它是一部具有文学性质的历史故事集或历史散文集”。

书名及“策”之义

西汉刘向在整理古籍的过程中，发现一批主要记录战国士人策谋的书，但只是分散的多种材料，没有统一的名称。刘向将“错乱相糅苴”的材料“除复重”的情况下，依所见材料中的“国别者八篇”体制，并在增加了国别的基础上，将材料散入不同国别编辑成书，定名《战国策》。《战国策书录》便是刘向对《战国策》材料来源、形成原因、编辑目的的说明。

《战国策》之“策”的含义，刘向在给皇帝呈奏的《书录》中，从内容的角度明确说明，该书是有关“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策”即游士辅所用之国的策谋，而策谋的具体内容就是“纵横短长之说”，即通称的“纵横之术”。

有些后世学者对书名的含义产生了质疑，如清末民初学者叶德辉和王国维认为“策”应为“简策”之意，“策”有长短，故又名《短长》，且叶德林认为一国之事为一简策。现代学者徐波、姚桂荣、何晋则认为《战国策》的“策”字应取“策谋”之意。裴登峰在《战国策》研究中，根据历史材料总结：对“策”全面的理解是，当时书写的载体为竹简；史官记事与《策》文，存在形式是相同的；因策被写在简册上，在后人看来，简策是合二为一的。所以《战国策书录》所说“策”的意思为：纵横之士的策谋游说之辞及与战国历史相关材料，被写在长短不一的简册上。因此对于《战国策》书名含义的判断，多有推论却无定论。

作者

《战国策》的作者，已不可考，流传至今的本子是经西汉刘向整理编次的。刘向（公元前79-前8年），字子政，初名更生，西汉沛郡丰邑（今属江苏）人。西汉著名目录学家、文献编纂学家。出身于西汉宗室，是汉高祖刘邦之弟楚元王刘交的四世孙。汉成帝时，任光禄大夫，终中垒校尉。《汉书·艺文志序》载，成帝时，“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汉成帝河平三年（ 前26年） ，刘向领导了一个编纂班子，在皇家图书馆天禄阁整理编纂文献，近二十年之久。所编辑的文学总集《楚辞》及所作《九叹》《请雨华山赋》《雅琴赋》《围棋赋》等辞赋作品，所编撰的《新序》《说苑》《列女传》等笔记杂传著作，都在古代文学史上颇有影响。

刘向、司马迁、班固等均未指出《战国策》的作者。历代学者对此有三种猜测，一是说《战国策》作于刘向，因《隋书·经籍志·杂史类》记载“《战国策》三十二卷，刘向录”，“录”为抄录成书的意思，即编撰者。二是说《战国策》作于秦末时人蒯通，持此观点的主要有清人牟庭，近人罗根泽、金德建。三人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有两条，一为《史记·田儋列传》中载“蒯通善为长短说，论战国之权变为八十一首”；其二为《汉书·蒯通传》亦曰“通论战国时说士权变，亦自序其说，凡八十一首，号曰《隽永》”。他们认为，《史记·田儋列传》中所载的“长短说”，即为刘向《战国策书录》中所言的“中书本号或曰《短长》者”。而《汉书·蒯通传》中所载《隽永》“为蒯通自命之名，因所论述者为战国纵横短长之说，故号曰《隽永》”。此外，两条材料中均有“八十一首”之说，这与刘向《战国策书录》中所提的“三十三篇”不相吻合，三人亦各有解释，但三者观点各不相同，无实证。第三种猜测认为，《战国策》作于战国时期纵横游说之士，即纵横家们。其根据有：刘向整理《战国策》时曾见到过六七个互相重复、错乱糅莒的本子；司马迁撰写《史记》，采用的《战国策》材料更多，有些刘向未见过；而1973年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中的一些材料刘向、司马迁都未见过。自战国后到刘向前，社会上有不少战国策文的结集本子流传，其内容均是记载纵横家们游说人主时的说辞以及周游列国的行事。

学者胡如虹搜集大量古籍文献考证，否定了第一、二种猜测，她认为，刘向已在《战国策书录》中明确记录了该书整理成书的过程，“他与《战国策》只是校其篇次，校其讹夺，核定书名，与作者则毫不相干”。对于“蒯通说”，胡如虹指出：“牟、罗、金三人的结论以及论证只是一种猜测，并无确证，如将‘长短说’、《隽永》等同于《短长》进而等同于《战国策》，令人不能信服。其论‘八十一首’与‘三十三篇’的关系时，众说纷纭，破绽百出。”“刘向说”和“蒯通说”是建立在《战国策》出自一人一手的前提下得出的结论，但由《战国策》的性质及成书过程可知：《战国策》文体不一、内容重复冗杂，非一人、一地、一时之作。因此，胡如虹认为：《战国策》为“战国时纵横家之讲稿”或“学纵横者所著”应大抵不差。

学者裴登峰在其《战国策研究》一书中，认为“战国策的性质决定了不可笼统讨论其作者”，“《战国策》为先秦典籍，从一开始就不是一部完整、独立、自成系统的著作，而是在不同时期、不同人收集、整理的基础上，经刘向编辑整理并定名的一本资料汇编。其《策》文作者及收集者思想观点有别、地域不一。因而可以讨论《战国策》某篇《策》文的作者，但不可以笼统讨论《战国策》的作者。《战国策》材料来源的复杂性及流传过程中的变化性，决定了要讨论不明作者《策》文为何人所作，可能性极小。”

创作背景

政治大变革

《战国策》所反映的时代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政治大变革的时代。正如刘向在《战国策书录》中所说：“至舞孝公，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战国以来，诸侯之间力伐强攻、弱肉强食，各国君主为了在群雄角逐中取得胜利，纷纷励精图治、选贤任能，实行政治改革。魏文侯任用李悝变法，实行“尽地力之教”，有力地发展了农业生产，使得魏国一跃成为诸侯强国。楚悼王用吴起进行变法，韩昭侯用申不害进行改革，齐威王用邹忌变法，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而秦孝公任用商鞅进行了两次变法，严刑峻法，奖励农耕，成为“变法的集大成者。”经过多次的政治改革，各国的政治制度发生了巨大变化，世袭制度受到削弱，社会上下层互相流动的现象日渐增多，平民百姓通过一定的方式可以跻身于上层；上层官僚也有可能被降为普通平民，此时的社会“较前代充满了生机与活力，使等级制度更具韧性，集权政治也更加稳固”。加强君主集权“是这一时期各国政治体制的共同特征”。

军事大混战

战国时期是一个崇尚战争，兵革不休的时代，也是各国富国强兵，连年征战，逐鹿中原的时代。战国时期的军事日显重要，体现在三点：一是战争发生的次数频繁密集，大大小小的战事不计其数，如智伯赵襄子晋阳之战、齐魏马陵之战、乐毅攻齐之战、田单复齐之战、秦赵长平之战等，都是其中之著名者。二是战争的规模惊人，战争动用的人力众多，持续时间较长。如晋阳之战前后延续三年，燕齐之战前后延续五年多。为了增强军事实力，各诸侯国纷纷加强了军事建设，以致各国军队人数众多，设备精良，车骑万乘。其中秦赵长平一役，秦军坑杀赵军四十万人；秦国灭楚之战，王翦动用秦军达六十万之多。浓重的战争氛围，堪称战国时期的一大特征。三是战争中，各国军事实践有了较大进步，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军事家和谋臣，前者有吴起、孙膑、乐毅、田单、赵奢、白起、廉颇、李牧、王翦等等，后者有苏秦、张仪、范雎、公孙衍、陈轸、郭隗等等。此外，在战争实践的基础上，军事理论著作也开始出现，如《孙膑兵法》《吴子》《尉缭子》《六韬》，它们来自战争实践，又反过来指导战争实践，指导军事家和谋臣的军事活动。

经济大发展

首先，战国时期的农业有了较大发展。铁器工具的广泛运用，牛耕的广泛开展，使得战国的农业收成有了较大幅度提高。邺渠、都江堰、郑国渠等大量水利工程的兴建，为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其次，战国时期的手工业有了较大发展。金属制造业、纺织业、制陶业等都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在近年来不断出土的战国文物中可以得到体现。再次，战国也是商业大发展的时期。对此，《史记·苏秦列传》《吕不韦列传》《货殖列传》等文献中都有较多记述。《吕不韦列传》载吕氏“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即是一例。铸钱技术的发展和黄金的广泛流通，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商业的繁荣。最后，城市规模的日益扩大和人口数量的大幅度增长，也是战国经济大发展的表现之一。

农、商、手工业的发展使得人口数量迅速增加，进一步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和诸侯国综合国力的提升，这为游说家群体的形成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使大范围游说活动成为可能。农民在解放双手的同时，由于封建土地制度的趋于稳定，受到的剥削也日益严重，在困境中努力改变现状、求得生存的心理也无形中促进了游说家群体的扩大。商人获得财富的同时也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力，他们迫切要求改变原来处于底层的社会地位，这就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不同阶层的人员流动。大批从土地中解放出来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纷纷从事游说活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社会结构。

文化大繁荣

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思想开放自由的时代。奴隶制解体后，一般人也提出了对文化和政治的新要求，随着奴隶主贵族地位的动摇，教育从贵族化向平民化发展，学术活动开始走出贵族的圈子，下移和扩大到平民中间，代表各阶层、各阶级的哲学理论出现于世，也出现了许多学者和政治活动家的周游辩论，以求实现自己的主张，或争夺高官厚禄。由于这时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化，思想得到解放，学术上的自由竞争和文化上的繁荣兴盛，故而形成了文化、思想、学术领域的“百家争鸣”“诸子横议”的空前活跃的局面。

战国时期百家争鸣，造就了士阶层的成长，为游说文化提供了知识和人才的保障。“士”，最初是随着世卿世禄制度的崩溃，由贵族没落下来的分子转变的，后由于社会经济的变化，一般小生产者也有机会上升为“士”。由于他们保有一定的知识和经验，所以国君和贵族便收养他们为门客。战国养士之风盛行，统治者意识到士阶层在外事活动中的重要性，力求天下俊杰为已所用。各国国君如齐威王、魏惠王、燕昭王等，都曾经是“士”的豢养者；还有战国四公子，礼贤下士，供养门客众多。随着私人讲学和授徒之风盛行，游说教育也逐渐普及，要成长为合格的游说之士，需经过长时间专业的学习和培养。游说之士通过研读揣摩《鬼谷子》等谋略典籍和拜师学艺来学习论辩方法、技巧谋略。正如刘向在《战国策书录》中所言：“游说权谋之徒，见贵于俗。”

成书过程

创作阶段

即战国和汉初纵横策士及学纵横之术者的创作阶段。首先是纵横策士为准备游说所作的底稿，这是《战国策》最早的资料来源。另外，还有学习纵横策士者在已有说辞基础上模仿的说辞。战国时出现了教授纵横游说之术者，当时纵横策士师从研习纵横之术先生，皆为饱学之人。《战国策》中“试说”之类的《策》文，为纵横说士在游说前的演习辞，或学纵横之术者假借策士所作。说客、策士在以纵横策士活动为题材创作说辞时，为了突出时效性及渲染策士们行为的结果，便将一些“时事”加进去，这些“时事”记录，成为珍贵的战国纪事史料，因而《战国策》也就有了“史”的性质。

收集阶段

即战国及汉初习纵横之术者对说辞的收集。司马迁作《史记》时，已见到如同《战国策》一样资料的多种集子。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更明确说：“春秋之后，七国并争，秦兼诸侯，有《战国策》。根据史料考证，游说之士编辑的这些资料，有的是他们根据传闻写成的，有的采自前代游说者的著作和史官记录的史料。同时在文字上做了加工润色，增加了一些评论。

成书阶段

第三阶段为刘向编辑，定名为古本《战国策》。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诸子百家的典籍经历了战国时的真伪纷争、秦时的几近灭顶，已经混乱驳杂、真伪难辨。书籍的创作、流传和整理工作难度加大，汉成帝时，各种书籍的藏本数量大增，需要有声望的饱学之士承担整理工作。刘向属刘氏宗室，又是当时的《谷梁》学名家和大儒，便承担了重要典籍的整理工作。《战国策》便是在古书典籍大规模整合的境况下出世的，刘向在《战国策书录》中记录了《战国策》整理成书的过程，从中可以得知：刘向之前，已有不同的本子流传，书名不一；这些本子，或“错乱相糅莒”，或“少不足”，处于一种混乱杂糅、残缺不全的状况；这些本子都未署作者名字；刘向对这些本子作了整理编次工作，合为一书，并根据该书的内容和作用予以定名。

内容

内容简介

《战国策》既是一部以记言为主、按国别编纂的历史著作，同时也是一部杰出的文学名著。其记事上起智伯之亡，下迄战国末年，共记载了二百四十年左右的史事，记述了各国在政治、军事、外交方面之动态及当时各国谋臣策士的游说和互相辩驳之辞，是研究战国时期各国政治、军事、外交和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宝贵历史资料。全书三十三卷，分东周策（一卷）、西周策（一卷）、秦策（五卷）、齐策（六卷）、楚策（四卷）、赵策（四卷）、魏策（四卷）、韩策（三卷）、燕策（三卷）、宋卫策（一卷）、中山策（一卷），共十二国策，四百九十七章。《战国策》不仅是一部战国时代各国历史情况的重要实录，而且也是一部对当时和后代有巨大影响的历史散文杰作。因而研究家称《战国策》是一部亦文亦史的著述。据统计《战国策》全书约十二万字。

名篇简介（选篇）

《苏秦始将连横》讲述的是苏秦的发迹过程。起初苏秦主张连横，但当他去游说秦惠文王的时候，他的主张并没有得到采纳。没有成功的苏秦落魄潦倒，“黑貂之裘弊，黄金百斤尽，资用乏绝，去秦而归。羸縢履蹻，负书担橐，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状有归色”。当他回到家的时候，连家人也不接纳他了，“妻不下纴，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但苏秦并没有放弃努力，他从家里藏有的数十箱书籍中，找到了一本《太公阴符》，头悬梁，锥刺股，发愤苦读。后苏秦从主张连横转向主张合纵，得到了赵王的认可。从此他一人佩带六国的相印，穿行于六国之间，协调六国合纵，共同来对付强大的秦国。此篇生动刻画了苏秦努力学习，以求机会，积极进取，渴望建功立业的精神风貌。

《邹忌讽齐王纳谏》一文中，邹忌从与徐公比美却受到蒙蔽的生活琐事出发，领悟到：“吾妻之美我者”是出于“私我”；“妾之美我者”是因为“畏我”；“客之美我者”是由于他们“欲有求于我”的道理，并由此及彼地联想到：“宫妇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的事实，再进行类比推理，得出“由此观之，王之弊甚矣”的结论来劝谏齐王。邹忌选择从自己独特的生活体验入手，以小见大，由此及彼，用生动的故事阐发抽象的道理，取得了很好的论说效果。

在《触龙说赵太后》一文中，针对“以长安君为质”一事，一面是秦兵压境，一面是大臣与太后僵持不下，左师触龙慧眼独具，准确把握太后的心理特点，以情度情，先从生活琐事和日常起居入手，消除太后心中的怒气，然后住太后爱子的心理，从托子谈到爱子，使其意识到若此时不派长安君出质，日后“一旦山陵崩”长安君将无法“自托于赵”，最终说服了太后，解除了国家的危机。触龙的明智之处在于能够体察他人，先动之以情消除对方的对立情绪，建立平等融洽的谈话氛围，尔后晓之以理，情理兼施，使论说立于不败之地。

在《唐雎不辱使命》中，安陵君委婉地拒绝秦王“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的无理要求后，忧心国家危在旦夕，于是派遣唐雎出使秦国。唐雎作为弱国使臣身赴敌国，去与狂妄狡诈的强国君主秦王展开论争。面对秦王盛气凌人的责问，唐雎的回复是“安陵君受地于先王而守之”，虽似重复安陵君的话语，但二者的处境则截然不同。安陵君面对的是秦国的使者，且谈话之地为安陵国境内，而唐雎面对的确是狡猾残暴的强国君主秦王，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唐雎大义凛然，沉着冷静。秦王见诈骗不行，于是改用军事威胁，唐雎针锋相对，毫不示弱，并以身犯难，拔剑而起，迫使秦王不得不长跪而谢。

作品目录

今本共三十三卷。东周策一卷，西周策一卷，秦策五卷，齐策六卷，楚策四卷，赵策四卷，魏策四卷，韩策三卷，燕策三卷、宋卫策一卷，中山策一卷，共497篇。

编撰特色

编纂体例

刘向《战国策书录》有云“臣向言：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可见刘向是以国别体体例来编纂《战国策》，他还将中书“战国策”有关材料按时间先后进行了国别归类，并删去了重复的篇章。

成文文体

《战国策》成文的文体类别比较多，其中以说体为主，另有诏令类、奏议类、书牍类、盟誓载文、祝辞、占辞等。《战国策》以记录战国策士的游说活动为主要内容，游说辞为该书记言之辞的主要构成部分，因此《战国策》中的大部分成文在文体属性上属于游说体。例如《齐策四·齐宣王见颜斶》章：“……（颜斶）对曰：‘士贵耳，王者不贵。’王曰：‘有说乎？’斶曰：‘……’”。从齐王“有说乎”一句可以看出，颜斶所作说辞属于一篇说，是颜斶与齐王的共识。“说”在这里是名词，属于文体之范畴。

诏令类文章为上级对下级发布或下达的行政性文书，包括命令、律令和檄文等。如《战国策·赵策二》载赵武灵王《与周绍之命》就是一篇“策命”，文章包含任命的原委、宣布任命、提出任职要求三部分，体制完备，是一篇较为成熟的授职文书。《战国策·魏策一》著录魏文侯对西门豹所作《魏文侯之命》妙用比喻，更显生趣。旨令式命令体是要求下属臣民做某具体事务的文章；知照式命令体是向下属臣民宣布某项决策的文章，重在告知而无实际号令。这两种文章在《战国策》中更为多见。

律令体文是指君王等行政者向下属臣民发布的具有禁止、约束功能的行政文书，这类文章《战国策》中也有不少，如《战国策·齐策四》：“昔者，秦攻齐，令曰：‘敢有去柳下季垄五十步而樵采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齐王头者，封万户侯，赐金千镒。’”这里著录了两条命令，文章虽短，但都包含了律令体的“针对对象”和“奖惩尺度”两大要素。

在《战国策》文中还出现了不少类似于后世谏、议、对、表的文章，堪称后世“奏议类”文体的早期形态。《齐策一·邹忌讽齐王纳谏》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

文学成就

人物塑造

《战国策》的文学成就首先表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全书对战国时期社会各阶层的人物都有鲜明生动的描写，尤其是对一系列“士”的形象塑造，描写得栩栩如生、光彩照人。

首先，作者特别善于运用语言展示人物的精神世界，如《秦策二·齐助楚攻秦》中，楚怀王轻信张仪的谎言，喜不自禁，“宣言之于朝廷”，还说“赛人自以为智矣”。并且一意孤行，“使人绝齐，使者未来，又重绝之”。这还不够，又专派勇士去大骂齐王，以示绝交之坚决。明知受骗后，即“大怒”，“欲兴师伐秦”。这些描叙，把楚怀王的愚鲁、贪残、暴躁、刚愎自用等性格特征表现得十分到位。

其次，作者善于在矛盾和斗争中展示人物的性格特征，而不仅仅停留在孤立、静止的描叙上。如赵武灵王的形象，就是通过他与周围贵戚大臣们的一系列矛盾冲突中的所作所为逐渐鲜明地站立起来的。写少年英雄甘罗的形象也是如此。甘罗是文信侯吕不韦的家臣（少庶子），作者通过甘罗与吕不韦以及张唐、赵王的一连串矛盾冲突的描叙，生动地呈现出一个有生气、有英气、有锐气的少年英雄形象。

再次，作者善于从对比中显现人物的性格。《战国策》多记策士说辞和互相辩难，主、客双方往往形成鲜明的对照。如写陈轸与楚怀主、颜躅与齐宣王、唐雎与秦始皇、虞卿与楼缓、鲁仲连与辛垣衍及平原君等，均为其例。

最后，长于细节描绘。如《秦策五·文信侯出走》中，写赵武安君李牧之死：“右举剑将自诛，臂短不能及，衔剑徵之于柱以自刺。”这一细节描写证明了李牧的“身大臂短，不能及地，……故使工人为木材以接手”之真实可信，从而揭露了所谓“王觞将军，将军为寿于前而捍匕首”纯属诬陷之词，展现出李牧的耿耿忠心。再如《秦策四·秦昭王谓左右》中，记秦臣中期对秦昭王说的一段话，“……智伯出行水，韩康子御，魏桓子骖乘。……魏桓子肘韩康子，康子履魏楣子，蹑其踵。肘足接于车上，而智氏分矣”。这里通过“肘”“履”“蹑”“接”等几个动作特征的细节描写，活灵活现地勾画出了人物神态。

辩论技巧

《战国策》重点辑录战国纵横家们活动和言行，对他们的论辩艺术作了真实的记载。这些游说之士为了打动国君卿相，使之采纳自己的主张，不仅需要掌握各方面的渊博知识，深刻了解天下大势和各国国情，还特别需要在论辩言谈中讲究论辩艺术，并熟练地运用。如鲁仲连、苏秦、陈轸等人的论辩之辞，或三言两语，一针见血，或长篇大论，纵横捭阖；或单方陈辞，条分缕析；或双方辩驳，辞锋凌厉。变化多端，引人入胜，呈现出丰富多彩的论辩艺术。

再如《战国策·西周策·薛公以齐为韩魏攻楚章》载齐薛公为攻秦而到西周借兵乞食，这对国小力微的西周而言，实为一沉重负担，于是西周派臣韩庆往谏薛公。韩庆首先指出，攻楚攻秦，徒使韩魏“地广而益重，齐必轻矣”；然后又积极出谋划策：不如临秦而勿攻。西周再派人明谓秦君：齐此举仅为得楚之东国。秦替自己利益考虑，必放囚禁于秦的楚怀王，而怀王感齐搭救之恩，必致东国。“齐得东国而益强，而薛世世无患”。综观薛庆谏说前后，明明是为西周利益而来，却抛开不言，而以全心全意为对方考虑的面孔出现，使得薛公田文大喜，“而使不藉兵乞食于西周”。

又如《战国策·赵策四·赵太后新用事》一章中，面对太后的“盛气而胥之”，触龙采用了迂回曲折，侧面包抄的战术，他先和太后拉家常，解除太后的戒心，再通过以少子为王宫卫队的请求，引起太后共鸣，继续把话题宕开，循循善诱，以太后为燕后计长远来反衬太后溺爱长安君的不理智，使其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语言艺术

《战国策》的文辞之精妙奇伟，历来备受推崇。其在语言艺术方面所达到的高度，是它文学成就的又一主要标志。

其一，语言生动形象。其手法主要是巧于比喻、善用寓言和博引史事，以生动形象的语言表述那些抽象的道理，寓理于形，增强感染力和说服力。如《秦策三·应侯谓昭王》章记范雎为了揭示分权之弊，主张令从王出、君主专权，于是以“百人舆瓢而趋，不如一人持而走疾”为喻，生动地说明了这个道理。再如《秦策三·范雎至秦王庭迎》章，记范雎说秦昭王，即引述吕尚遇文王，“一说而立为太师”，“文王果收功于吕尚，卒擅天下而身立为帝王”的史事，以“吕尚”自况，以“文王”比昭王，希冀昭王也一样信用自己。接着又引述伍子胥兴吴国，佐吴王阖闾为霸的史事，表示自己佐秦的决心。然后又以箕子、接舆“漆身而为厉，被发而为狂”但却“无益于殷、楚”的史实作为自己“可以补所贤之主”的反衬。这一段说辞，出入古今，纵横南北，引述具体生动的历史故事，比附现实，表情达意，其艺术效果显而易见。

其二，语言铺张扬厉。综合运用夸张、排比、对偶等修辞手段，句式整饬华美，擅用动词和语气词，增强文章的气势和语言的力量。如《楚策·张仪为秦破从连横》章，记张仪向楚王夸耀秦之强盛道：“秦地半天下，兵敌四国。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虎贲之士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难乐死。主严以明，将知以武。虽无出兵甲，席卷常山之险，折天下之脊，天下后服者先亡。”语言明快犀利，咄咄逼人。

其三，语言明畅通俗。《战国策》叙事简明条达，语言明白如话。如《秦策一·卫鞅亡魏入秦》章首段：卫鞅亡魏入秦，孝公以为相，封之于商，号曰商君。商君治秦法令至行……然刻深寡恩，特以强服之耳。短短八十字，把卫鞅的来龙去脉、变法的主要精神、实际效果及其负面影响，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井然有序。《战国策》还常常按内容的需要随时引用《诗》《书》、成语和民间谣谚，把古语、今语、口语、警策语等自然、和谐地熔为一炉，构成浑然的艺术整体，产生感人的艺术魅力。

寓言文学

《战国策》中那些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是《战国策》文学成就的又一主要标志。该书中的寓言故事，据研究统计共有五十四则，又有人统计为七十四则，去其重复，仍有七十则左右。它们散见于各策之中，大多数不是独立成章，只是说客、策士们做引譬设喻之用，为他们论述道理时做注脚和补充，但从文章中摘录出来，又都有相对的独立性，为自成首尾的完整故事。

《战国策》寓言，最鲜明的特点是具有较强的目的性和现实性。论辩应对中，策士们往往选用当时在民间广为流传，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寓言故事。这些寓言故事具有深刻的哲理，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能使被说者从中看到自己的影子，从而幡然猛醒。有时，为了现实的需要，策士们还经常虚构故事。如“邹忌窥镜”，就是邹忌编造自己身边所发生的小事，借以劝谏威王勿为宵小所蔽，广开言路，为现实服务。再如“曾母投杼”“伯乐顾马”等人物寓言，也是策士们利用历史人物，编造虚构情节，以此为其论辩进谏服务。《战国策》寓言故事取材不拘，涉面广泛，如《画蛇添足》《南辕北辙》《狐假虎威》《惊弓之鸟》《鹬蚌相争》等，都是流传千古的寓言故事。

思想价值

反应了战国策士的精神风貌

《战国策》的绝大部分篇章是记载战国时代的谋臣、策士、纵横家之类人物的言行和事迹，表现了这些人物的才智和作用。如苏秦初以“连横”说秦，“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乃夜发书，陈箧数十，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后以“合纵”说赵王，“赵王大悦，封为武安君，受相印”。此篇生动刻画了苏秦努力学习，以求机会，积极进取，渴望建功立业的精神风貌。除了苏秦以外，其他著名的纵横策士如张仪、范雎、颜躅、冯爱、蔡泽、陈轸、苏代、苏厉、虞卿、唐雎、江乙等人，无不经过刻苦学习，广泛涉猎政治、经济、外交、地理、军事诸方面，具有丰富的知识。

再如冯谖投到孟尝君门下，最初不受重视，待遇也差。于是，他“倚柱弹其剑”，三次歌之曰“长铁归来乎，食无鱼”，“长缺归来乎，出无车”，“长铁归来乎，无以为家”。三次吟歌，表面看是抱怨待遇差，而实际上是在呼求机会。当孟尝君将收债的机会展现在冯谖面前时，冯谖果断地抓住了它，挺身而出，自荐为之前往。此后，冯谖通过矫命烧券以收取民心，游说梁惠王重金往聘孟尝君，立先王宗庙于薛，三条妙计为孟尝君筑就了“狡兔三窟”，“孟尝君为相数十年，无纤介之祸者，冯谩之计也”，冯媛通过自荐，得以施展才华，实现了自己的夙愿。这正体现了他敢于自荐，不畏挫折，想法设法，创造条件，实现其人生价值的理想追求。

体现了对人的重视

《战国策》特别强调推重贤能之士的作用，其所谓“贤人”，主要指的是能出“奇策”，具有“异智”，善于出使，巧于辩说的谋臣策士，“贤者”往往即所谓“善说者”。在《战国策》中，“贤人”之用，是定国安邦之本。有不少篇章以生动的事例表现出作者对“人”的作用的重视，有些国君认为“当今之世无士”，书中批驳了这种说法，指出战国时代并非“无士”，而是统治者不爱士，不用士。齐宣王就否定有士，他认为“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圣，若随踵而至也。”《秦策五》中，姚贾反驳秦王说，在用人问题上“明主不取其汗，不听其非，察其为己用”，即使是“监门子”，只要他有才干，肯为国家出力，有益于社稷，国君就应当各尽其才。鲁仲连对孟尝君提出要“人尽其才”。他说：“使曹米释其三尺之剑，而操铫鎒与农夫居垅亩之中，则不若农夫。故物舍其所长，之其所短。”这些见解，反映出《战国策》对用人问题的朴素辩证观点。

反映出进步的民本思想

《战国策》中策士们为了舌辩游说诸侯的需要，也谈及“爱民”、“安民”和“士民之众”等。如《战国策·齐策之赵威后问齐史》一章中：齐王使使者间赵威后。书未发，威后间使者曰：“岁亦无恙耶？民亦无恙耶？王亦无恙耶？”使者不说，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问王，而先问岁与民、岂先贱而后贵者乎？”威后曰：“不然。苟无岁，何以有民？苟无民，何以有君？故有舍本而问末者耶？”这段生动的对话，表现出《战国策》中“以民为本，以君为末”、先民后君的重民思想。《战国策》中不少篇章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反映了这种爱民、富民的思想。

揭露了统治者的残暴

《战国策》的许多篇章，揭露和鞭答了统治阶级的残暴、腐朽和罪恶，对广大人民的灾难和痛苦表现了一定的同情。书中描绘的统治者们，既互相争夺、残杀，又互相勾结、利用，不讲信义。为了自身的利益，他们挑起战争，横征暴敛，对外欺凌弱小国家，对内则政治腐败、昏聩无能，迫害忠良等。如赵人李园欲进献其妹给楚考烈王，听说楚王不能生育，恐其妹“无宠”，便设计先献其妹给春申君，得幸有孕。李园又设计将有身孕的妹妹再进献给楚王得宠，生子立为太子，其妹立为王后，李园得势被重用。楚考烈王死，李园再设计在棘门之内藏甲士，“刺春申君斩其头，投之棘门外”，“使吏尽灭春申君之家”。李园妹之子“遂立为楚幽王”。又如楚怀王夫人郑袖，巧设毒计，阴奉阳违，两面三刀，谗害了魏美人。再如秦宣太后淫乱无耻，私爱魏丑夫，死后还想让魏丑夫随身殉葬。这些都充分反映了战国时期贵族阶级腐朽残暴的生活。

后世影响

史学方面

《战国策》在中国史学上，是一部承前启后的著作。它多方面继承了《左传》的传统成就，又对后世史传文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中国近代文史学家刘大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说：“左传……在历史散文的地位上，是成为上承《尚书》《春秋》，而下开《国策》《史记》的重要桥梁”，这不仅谈了《左传》的承启关系，同时也中肯地论述了《战国策》一书的上承《左传》下启《史记》的关系。《战国策》一书对司马迁《史记》的影响最为突出。据研究统计，《史记》采引《战国策》九十余处。《史记》的“列传”体溯源于《战国策》，不仅《刺客列传》与《战国策》关系极密切，而且在苏秦、张仪、甘茂、甘罗、樽里疾、穰侯、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虞卿、范睢、蔡泽、乐毅、鲁仲连等传中，大段的文字也是从《战国策》各篇中采摘下来的史料。

《战国策》虽然不是一部信史，但仍然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在《战国策》中，许多篇章把战国时代混乱、动荡的社会现实表现得生动而具体，从不同角度反映出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在全书的490多章中，较符合史实的约有90多章（这部分多被司马迁采入《史记》中）。除了这部分可以直接作为史料的篇章之外，其余篇章也都有某种程度的历史参考价值。根据学者缪文远《战国策考辨》，今本《战国策》中拟托之作有98篇，而今本《战国策》上海古籍重校本共计有497篇，鲍本有494篇，姚本486篇，拟托之作占全篇比重分别为19.7％、19.8％、20％。即今本《战国策》有80％的内容是可信的。且自秦统一后，非《秦纪》所记各国史料多被焚毁，因此《战国策》具有特别珍稀的史料价值。

文学方面

《战国策》一书对后世文学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战国策》中的驰骋俪句和排比敷陈的文章风采和笔法，对汉代驰骋大赋有着直接的影响。其语言明朗通俗、形象活泼、简炼生动的特点，也对《史记》及以后的史学著作与文学著作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此外，《战国策》中还有些篇章，对后代的小说和戏曲都有很大的影响，并且为小说和戏曲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如《苏秦始将连横》《靖郭君善齐貌辨》《齐人有冯谖者》《赵太后新用事》《燕太子丹质于秦亡归》等，都是叙事细致生动、情节精彩、富有戏剧性、人物描绘形象化和典型化的佳作。

《战国策》中还有些短小精焊、人物不多、情节单纯的“小品”，也包括寓言故事。这些篇章的内容深刻，形式活泼。如《秦武王谓甘茂》《天下之士合从相聚于赵》《靖郭君将城薛》《邹忌修八尺有余》《有献不死之药于荆王者》等等，都是文学色彩浓厚的佳篇。这些短篇佳作对后代文人创作影响很大，如唐代韩愈、柳宗元、陆龟蒙等的“杂说”、“小品”，都与《战国策》中的短文一脉相承。明代刘基的《郁离子》寓言故事，清代的“小品”和现代“杂文”，均受到了《战国策》一定的影响。

评价

《战国策》的思想内容与西汉以来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不相符，历代学者对其思想倾向，众说纷纭，毁多于誉。《战国策》最早的整理者刘向认为该书是“兵革不休、诈伪并起”的产物，是“不可以临国教、化兵革”的“权宜”之说。曾巩则公开声明是把它作为反面教材来整理的，并认为此书充满了招致亡身灭国的“邪恶之说”。南宋叶适在《学习记言》中认为《战国策》一书大部分是“市井小人所羞称”的“儇陋浅妄之夸说”，“为学者心术之巨蠹”。至元、明、清时期，研究家论及《战国策》时，“大抵都是斥其思想而称其文章，很少全面评价”。清代陆陇其认为《战国策》一书，“其文章之奇，足以悦人耳目，而其机变之巧，足以坏人心术”，“惟恐学者陷溺其中而不能出"，还专为《战国策》写了《战国策去毒》之作。

尽管历代文人对《战国策》的思想内容持否定态度，但对它的写作技巧、艺术成就却是赞扬备至，甚至把它作为典范文章进行学习和鉴赏。宋代李文叔称颂它：“文辞骎骎乎上薄六经，而下绝来世。”明代姚三才赞美它：“雄辩变幻，自是字宙间一种好文字。”明代李梦阳在《空同子集》中评论《战国策》对后代影响时说：“《战国策》畔经离道之书也，然而天下传焉，后世述焉。”现代学者朱自清在其《经典常谈》战国策篇中评价道：“铺陈的伟丽，叱咤的雄豪，固然传达出来了；而那些曲折微妙的声口，也丝丝入扣，千载如生。读这部书，真是如闻其语，如见其人。”

争议篇章

时间方面

对于《战国策》时间争议，《楚策一》有“张仪为秦破从连横”章，记载张仪说楚王，言及苏秦在齐国事发，被齐车裂于市。近代史学家唐兰等人经《战国纵横家书》等资料考证后提出，张仪说楚王之事发生在周赧王4年（公元前311年），张仪卒于周赧王5年（公元前310年），苏秦卒于周赧王31年（公元前284年），苏秦的活动在张仪之后，张仪不可能知道27年后发生的事。又如《魏策四》“秦王使人谓安陵君”章，学者缪文远在《战国策考辨》中指出其时间上几处矛盾：一是文中所载为安陵君说秦王的唐雎，据吴师道考证，至秦始皇22年，已百余岁，故其人之存否已属疑问；二是安陵即鄢陵，久为秦有，文中却说安陵至战国末尚存。三是《策》文与秦制不合，根据秦时法规，别国使臣禁止携带武器上殿，故不可能有唐雎带剑上殿之事。

人名方面

《赵策四》“五国伐秦无功”章，苏代说齐王，据现代史学家徐中舒考证“苏代”应是“苏秦”之误；《燕策一》“齐伐宋章”、“苏代谓燕昭王”章及《燕策二》“苏代自齐使人谓燕昭王”章，亦皆应是“苏秦”误为“苏代”。又如《赵策四》“齐将攻宋”章中“李兑乃谓齐王曰”之文，元代吴师道通过详细考证后指出，奉阳君即李兑，“谓齐王曰”之“李兑”必误。

史实方面

《齐策六》“燕攻齐取七十余城”章，载“燕攻齐，取七十余城，惟莒、即墨不下。齐田单以即墨破燕，杀骑劫。初，燕将攻下聊城，人或谗之。燕将惧诛，遂保守聊城，不敢归。田单攻之岁余，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于是有鲁连长篇大书谓燕将，书中燕大将“粟腹以百万之众，五折于外，万乘之国，被围于赵，壤削主国，为天下戮”之事。据鲍彪此章注及吴师道补正，此章前后史实错乱，为后人增饰。前后错乱之一是有关燕所未下的齐城，此章言“惟莒、即墨不下”，而他章（燕策二·昌国君乐毅为燕昭王合五国之兵而攻齐）又言聊、莒、即墨三城未下者，前后矛盾；前后错乱之二是此章言鲁连之书乃在田单杀骑劫前，田单杀骑劫在公元前279年，而鲁连书中所举粟腹败亡之事发生在燕王喜四年（公元前251年），比田单杀骑劫晚了近30年。

版本流传

刘向版本

刘向将《战国策》三十三篇整理成书，实际上是《战国策》的第一次整理。经过漫长的历史沿革，东汉高诱为之作注，至北宋时，不仅流传不广，甚至出现了大量脱误和散佚，高诱注本仅剩十卷，已经不复为原古本的面貌。

曾巩版本

北宋曾巩重校《战国策》，此时北宋已无善本、足本，能看到的刻本、藏本、抄本、一本、手校本等各种版本均是舛误不可读的。在这种情况下，曾巩收集各种版本达十几种之多，他采用的对校之法是“将校勘之书与别本对读，通过版本之间的比对校勘发现异同进而发现错误”。而且，曾巩采用了“不校之校”的方法，校定可校之处，对于没有把握的则存疑待考，也就是他在《战国策目录序》中所秉持的校勘原则———“疑者阙之”。经过曾巩的辨正勘误，《战国策》在内容上可读，在文字上基本避免了舛错。同时，北宋时期，《战国策》篇章佚失也非常严重，高诱注本亡佚约三分之二，官本（崇文院本）亡佚约三分之一。曾巩在定著篇章时，完善了体例，“访之士大夫家，始尽得其书，正其误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后《战国策》33篇复完”，尽量恢复了刘向编撰《战国策》时在内容和编次上的原貌。

姚宏版本（续高诱注之三十三卷本）

姚宏（1088—1146），徽宗宣和年间官员。姚宏在整理校注的过程中，是以孙朴“秘阁黄本”为底本，再用曾巩本、钱躁本、刘敞本、东坡本、晁以道本、集贤院本加以参校，同时参考了《史记》《春秋后语》《史记索隐》《高士传》《淮南子》等古籍材料。他的续注虽然不多，但校注谨严审慎，语言质朴扼要，考证有理有据，对《战国策》研究有极大益处。其特点有四：首先，最大程度保留了刘向三十三卷的本来面貌。其次，保留了《战国策》原本的残缺面貌。再次，保留了《战国策》原本的讹文异字。姚宏在题辞中提到，许多异形字在刘向时期不可能存在，他还是客观严谨地保留了下来。最后，保留了南宋初年数十种《战国策》版本的原貌。

姚本《战国策》存至今日至少有三种刻本，一是南宋绍兴年间初刻本，又称“梁溪高氏本”，二是清同治八年（1869年）湖北崇文书局重刻本，三是光绪三年（1877年）永康胡氏退补斋重刻本。姚宏其书在宋代刊行多次，但流传下来的却极少，一方面是政治原因，姚宏因忤逆秦桧被陷害致死；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鲍彪注本盛行，鲍本更加通俗易懂，符合当下学术潮流，得以受人追捧。

鲍彪（吴师道补正之十卷本）

鲍彪，南宋建炎二年（1128）进士。他注《战国策》时，曾经四次修改文稿，之后又重校了一次，《战国策》十卷方成，吴师道评曰“用意甚勤”。同姚宏重版本校勘不同，鲍彪的校注工作是从历史学角度入手，虽名为注本，实际上是对《战国策》的重编。他将曾巩本三十三卷改变体例和次序，按国别改为十卷，分别为西周策卷、东周策卷、秦策卷、齐策卷、楚策卷、赵策卷、魏策卷、韩策卷、燕策卷和宋卫中山策卷。全书除中山策之外，分别隶属于十一国五十五位王侯之下，是一部完整的战国时期国别史。同时，他还参考《史记》考察文本所述的史实和年代，根据各章节的具体情节重新对曾本进行调正，最终列为四百九十三章。经过这样颠覆性的编排，《战国策》以崭新的面貌现世。在校勘注释方面，鲍本参考了曾巩本等多部抄本、刊本，但并无底本，也未作校勘说明，而是择善而从，衍误倒脱之处径直改易，使得原文基本文通字顺。鲍本的注释也是几乎另起炉灶，抛开高诱注重新注释，有高诱注的地方也有另撰的注解，做到了充实详备。

鲍彪的整理校注，使《战国策》从原来杂乱的国别体史料变成了兼有编年体的新特点，更加具有理性和系统性，同时大量的新注使得文本从艰涩拗口变得平实易懂。但鲍本的缺陷也不容忽视，鲍彪的校勘缺乏严格的体例，多处擅改原文，几乎抹去了《战国策》的原貌，这一点颇受诟病。

后续及其它

南宋初期认可度较高的注本是姚宏注本和鲍彪注本，但两人的校注却差之甚远。姚本实际上是续高诱注本，保存了高诱的校注和曾本的原貌，而鲍本则将曾本三十三篇次序打乱，后有元吴师道为鲍本校注补正。至元时，鲍本被吴师道本所替代。吴师道据鲍本，参姚本，加以校正补注，因而质量更加上乘，得以独霸天下。十八世纪中叶，姚氏本重新流传开来，取得《战国策》注本的正统地位，后有清代校书家黄丕烈依据梁溪高氏本亲自校勘完成士礼居刻本，自此姚氏本和鲍式本合流。到清同治八年（1869），黄丕烈刻本已不多，湖北崇文书局以该士礼居刻本为底本，重刻出版《战国策》一书，姚宏本《战国策》在学术界重新受到重视，有多种版本盛行。

注释

另有说法认为：①该书记事上起公元前453年赵、魏、韩三家分晋，下迄公元前209年秦二世继位，包括245年间历史资料。见故宫博物馆官网《战国策》古籍介绍。故宫博物院-战国策②根据上海古籍出版社汇校汇注本(1978年)，该书记载内容起自周贞定王(姬介)十七年(公元前452年)，终于秦始皇(赢政)三十一年(公元前216年)，记录了前后近204年间事。见论文资料

是后世经、史的合部。

音cóng cuǒ，意思是细碎，杂乱。

指宫廷藏书。

jue，音同“决”。

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

出自《战国策·秦策一》。

出自《战国策·齐策一》。

出自《战国策·赵策四》。

出自《战国策·魏策四》。

主体为周王、诸侯国君、后及卿大夫等。

或作“册命”。

论谏为主。

议政为主。

对答为主。

陈请为主。

音yáo nòu，古代一种大锄。

拟托之作，即模拟假托的作品，也就是非实录之作。

xuān，音同“宣”。

dù，音同“杜”，蛀虫的意思。

据《史记·刺客列传》：“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因为禁止使臣携带武器上殿，所以荆轲入秦劫持秦王，只好将匕首匿于地图之中。既然秦国有这样的法规，那么唐雎是不可能带剑上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