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军队理论 （1945年毛泽东提出的理论）

发展时期

初创时期

北伐战争时期，由于党对建立人民的军队和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加上党的领导人陈独秀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以至于当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向人民举起屠刀时，共产党手中没有一支坚强的革命武装进行抵抗，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受屠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归于失败。沉痛的教训使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了建立人民军队的极端重要性。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全国各地上百次武装起义，进入了创立人民军队的新时期。

建国前期

毛泽东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从理论上深刻阐明了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军队是国家政权的重要成份，谁想夺取政权并且保持它，谁就必须有强大的军队。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只有用枪杆子的力量才能战胜敌人，求得自己的解放。在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里，内无民主制度，外无民族独立，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罢工的合法权利，这就决定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战争，主要组织形式是军队。蒋介石和一切军阀，都是视军队如生命的，蒋介石的命根子是他的军队。在这一点上，应该向敌人学习。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决不能交出去。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对建设人民军队的极端重要性有了深刻的认识，所以才能不断加强人民军队的建设，才能战胜国内外强大的敌人，建立了新中国。

建国后

建国后，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又多次强调加强人民军队的建设，使人民军队不断巩固发展，战胜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侵略和干涉，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和安全，保卫了社会主义建设，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历史的教训和经验都一再证明，夺取政权靠人民军队，巩固政权也要靠人民军队。新的历史时期，为了给国家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创造和平的外部环境和安定的国内环境，保持和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是非常必要、非常重要的。

宗旨

人民军队必须遵循的根本准则。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对人民军队的宗旨作了精辟的概括：“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这一宗旨，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本质。中国共产党缔造和领导的人民军队，永远与广大人民群众血肉相联，永远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战。这一宗旨，也是人民军队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证。人民群众是人民军队赖以生存的基础，是战争伟力的深厚根源。军队视人民为父母，人民就会视军队如亲人，军民团结如一人，则必将无敌于天下。

在人民军队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反复阐明这一宗旨，指导军队为人民利益而战斗。在新的历史时期，人民军队要经得起反"和平演变"斗争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和相对和平环境的考验，最根本的还是要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保持人民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

三大任务

人民解放军担负的战斗队、工作队和生产队三项基本任务的简称。它是由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和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决定的，是毛泽东人民军队建军原则的重要内容。早在1927年12月，毛泽东就提出工农红军要执行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古田会议的决议中，把三大任务进一步理论化，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抗日战争时期，三大任务发展成为打仗、做群众工作、生产三项。在解放战争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又及时指出，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又是一个工作队，同时还是生产队。人民军队执行三大任务是有主有次的，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的工具，它的根本任务是战斗队。在不妨碍执行作战任务的前提下，它可以同时是工作队、生产队。

原则

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原则的形象表述。党指挥枪的原则，是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原则，是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确立和逐步完善起来的。

南昌起义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独立掌握军队和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于是组织了全国范围的百余次武装起义。南昌起义标志着人民军队的诞生，也标志着党对军队领导的开始。

1927年9月，秋收起义部队在三湾改编时，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对实现党对军队的领导，奠定了重要的组织基础。1929年12月，毛泽东主持制定古田会议决议，从理论上阐明了党对军队领导的原则，并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确立了党领导军队的一些基本制度和措施。

1932年9月12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关于红军中党的工作训令》中，第一次出现了“保障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的字句。

1938年11月6日，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针对张国焘同党争权的历史教训，提出，共产党不争个人兵权，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争人民的兵权，并形象地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表述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

意义

党指挥枪的原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人民军队的性质决定的。坚持党指挥枪、即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的基本精神，一是人民解放军必须完全地绝对地无条件地置于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任何情况下，决不允许军队闹独立性，决不允许任何个人向党争兵权；二是除共产党和她的助手--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可以根据党中央委员会的指示在军队中工作以外，其他政党都不得在军队中发展和开展工作；三是人民解放军的一切活动都必须服从于和服务于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重申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强调"党指挥枪"是人民军队的建军之本，立军之魂，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有丝毫的动摇。

(二)古田会议，确立了党领导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原则，成为党从政治上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里程碑

1929年春夏，随着革命的深入和红军斗争的发展，红军第4军党内在创建根据地、加强党的领导、组织发动群众和政治工作等原则问题上产生了不同的认识和争论。由于红军长期处在农村分散游击战争的环境之中，红军的主要成分是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主要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经常反映到部队中来。一部分红军官兵来自旧军队，他们不自觉地带有旧军队的种种旧观念。部分官兵不习惯做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艰苦工作，不习惯党对军事工作的领导，不习惯政治工作地位的提高。他们认为毛泽东强调党对军队的领导，实行集权制（当时对民主集中制的称谓），是搞家长制；他们认为军事高于一切，提出“司令部对外”；他们不赞成创建根据地，而主张四处游击，“走州过府”。

1929年6月下旬，红4军召开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以求解决争论的问题。由于缺乏正确的政治观念，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否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且未经中共中央同意，将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选掉，使毛泽东被迫离开红4军的领导岗位。之后召开的红4军第八次代表大会，仍未能解决问题。

7月，新任红4军前委书记陈毅向中共中央汇报红4军情况后，中共中央于8月21日致信红4军前委，强调要加强红军中的政治工作和党的领导。8月下旬，陈毅亲赴上海向中央政治局汇报了红4军党内在建军问题上存在的意见分歧。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周恩来主持，周恩来、李立三、陈毅集体讨论，陈毅执笔代中央起草并经周恩来审定下发《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著名的“九月来信”。信中指出了中国革命的特征；规定了红军的基本任务；要求对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展开斗争；强调党的一切权力应集中前委指导机关，并指示仍由毛泽东任前委书记。10月下旬，陈毅回到红4军，向前委传达了中央指示信并亲邀毛泽东回红4军工作。

11月28日，毛泽东在福建长汀主持召开红4军前委扩大会议，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决定召开红4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12月下旬，红4军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陈毅主持大会并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精神，毛泽东、朱德分别作政治报告和军事报告。会议总结了红4军的建军经验，纠正了红4军党内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会议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罗荣桓、谭震林等11人为中共红4军前委委员，毛泽东为书记；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

古田会议决议，总结了红军诞生以来部队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正确处理了军队与党的关系、军队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政治机关与军事机关的关系、军队内外部的关系，纠正克服了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确立了新型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原则，解决了以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如何建设成为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的根本问题。

1、决议正确阐明和处理了军队与党的关系，强调红军必须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

决议阐明了军队同党的关系，指出军队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必须全心全意地为着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而奋斗。

决议强调要加强党的组织领导，反对极端民主化和非组织观念。决议指出“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这是军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必须健全连以上各级党的组织，以建立党的领导中枢。在党内，应当“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严肃党的纪律，反对极端民主化和非组织观念，防止“党与军事分离”、“党不能领导军事的危险”。

决议强调红军必须实行党的政治领导，指出：由于一部分同志政治水平低，“因此不认识军队中政治领导的作用”，“应当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以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广大党员，“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使党的组织确实能担负党的政治任务”。

决议强调必须加强党的组织生活，建立正确的上下级关系，增强党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决议指出“上级机关要明了下级机关的情况和群众生活情况，成为正确指导的客观基础”；“党的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对于上级机关的指示，要经过详尽的讨论，以求彻底地了解指示的意义，并决定对它的执行办法”；“党的各级机关解决问题，不要太随便。一成决议，就须坚决执行”；“少数人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除必要时得在下一次会议再提出讨论外，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决议强调要加强党的组织生活，纯洁党的队伍；强调必须加强党内教育，提高党员的质量，增强党的组织性和纪律性。

古田会议决议，在“三湾改编”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认识，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

2、决议正确阐明和处理了军队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强调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初步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决议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是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服务的。“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离开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目标，就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

决议提出必须对红军进行建军宗旨教育，划清红军与国民党军及其他旧式武装的界限，红军必须执行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必须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思想。

决议正确阐明了军队和人民群众的关系，规定了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和任务，奠定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

3、决议正确阐明和处理了政治机关和军事机关的关系，规定了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在军队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强调要加强军队的思想政治教育

决议指出，在组织上，把红军的政治工作机关隶属于军事工作机关，提出“司令部对外”的口号是错误的。“这种思想如果发展下去，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

决议强调红军的政治部和司令部是“在前委指导之下，平行地执行工作”的关系。决议规定了政治部和司令部两个部门各自的职权范围，提出红军的各级政治委员和政治部，应当积极开展政治教育工作，加强对官兵的政治训练，提高其阶级觉悟，纠正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保证党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和各项任务的完成。

决议强调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决议指出，思想政治教育要以基层为重点，以战士和基层干部为主要对象；要与文化学习相结合，着眼于提高士兵和基层干部的文化水平；要着重于革命常识教育，以提高官兵的革命觉悟和宣传群众的能力；要注重思想教育的群众性，要人人作工作、受教育；要因人施教、分班施教，逐步逐级提高；要提倡教授法，形式喜闻乐见，方法灵活多样。

古田会议决议，科学地阐明了政治工作机关与军事机关、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的关系，规定了政治工作机关和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强调要加强军队的思想政治教育，为人民军队政治思想建设奠定了基础。

4、决议正确处理和规定了红军内部、外部的关系，强调人民军队必须建立良好的内部和外部关系，阐明了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

决议强调要处理好军队内部的关系，实行官兵一致的原则。决议指出红军官兵都是阶级兄弟，在政治上是平等的，官兵之间只有职务的分别，没有阶级的分别。官长应当爱护士兵，关心士兵的政治进步和生活状况，特别应当关心伤病兵，给予他们以优待；保障士兵的民主权利，尊重士兵的人格，坚决废止肉刑，纠正打骂士兵等旧军队的管教方法。士兵要尊重官长，自觉接受管理，纠正平均主义、雇佣思想等错误倾向。

决议强调要处理好军队外部的关系，实行军民一致的原则。决议提出要加强对官兵的纪律教育，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爱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尊重地方党和政府。

决议强调要加强瓦解敌军的工作，实行优待俘虏的政策。

决议阐明了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是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原则。

古田会议是人民军队建设史上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成为中国共产党从政治上建军的里程碑。古田会议，找到了党从政治上建设人民军队的正确方向，确立了党领导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它不仅推动了当时红军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发展，而且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军学说，是人民军队建设的伟大纲领。古田会议决议所规定的新型人民军队建军原则，不但在红4军得到贯彻执行，而且中共中央将其转发各地红军，成为指导全国红军的纲领性文献，对全国红军加强政治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