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可望 （大西将领，参与南明抗清事业）

简介

孙可望出生贫困农家，从事为人驾车的工作，后因对官员审判的不满而出走河南，于不久加入了张献忠农民起义军，被赐“张”姓。孙可望在张献忠军中作战勇猛，表现突出，遂为张献忠器重，被其收为养子，在明崇祯十一年至十七年之间先后封平东将军，为诸将之首；入蜀后，为智勇伯，挂平南监军印，加太子太傅，节制朝中文武百官。南明隆武二年（1646年）张献忠死后，孙可望等奉其遗训进入云贵地区，平定了沙定洲之乱，在云南建立起“国主”政权，联明抗清。但由于南明官员对孙可望的轻视，两者间展开了为时三年的“胁改秦封”斗争。永历六年（1652年）四月，孙可望在挟持永历帝后欲谋划独立称帝，但受到义弟李定国等人的不满，南明抗清事业亦因此受到影响。永历十一年（1657年）七月，孙可望反叛南明，并被李定国战败。同年十月，孙可望投降清朝，被清廷封为义王，由此开始与李定国等抗清势力为敌。清顺治十七年（1660年）六月，孙可望因放债取利等事主动辞去官爵，被顺治皇帝婉拒。顺治十七年（1660年）孙可望死，清廷上谥号曰“恪顺”，而爵位于此后逐步降格，至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六月不再袭封。

孙可望早年发迹于农民起义军，后称王并治理地方，联合南明抗清事业，如此现代历史学家钱海岳先生认为他“人多智计，颇知书”，同时指出孙可望的投降使得南明抗清事业陷入被动，抗清士气遭到打击，加速了南明的灭亡；而另一位历史学者顾诚先生在《南明史》中肯定了孙可望在云南的功绩，对其实行的安民举措进行详述。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孙可望生年不详，出生于陕西米脂的一个贫困家庭。青年时他在一次为人驾车的工作结束后，发现自己的母亲消失不见，他认为是邻居的不当便将其告上衙门。当地官员不明所以，发怒于孙可望不知其母去向，便状告于此毫无关系的邻人这一行为，就杖责了他。如此，孙可望逃往河南，后加入张献忠农民起义军，任小头目。

发迹军中

因每次战斗中孙可望所率部队都作战勇猛，其精锐程度便在张献忠军中有“堵墙”之誉。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正月，张献忠被左良玉击败而逃避，在南奔襄阳时为孙可望的极力救护才幸免于难，如此孙可望获得了张献忠的信任，赐姓“张”并收为义子，封平东将军，领二十营兵马。此时张献忠的义子亦有李定国、艾能奇、刘文秀，而张献忠要他们以孙可望为兄，孙可望由此成为了军中翘楚。

崇祯十七年（1644年）大西政权建立，孙可望被封为智勇伯，挂平南监军印，加太子太傅，并拥有了节制内部文武百官的权力。当时张献忠杀掠成性，在孙可望以死相劝下才放弃杀尽川中百姓的想法。明隆武二年（1646年）张献忠中箭身亡，其生前要求孙可望、李定国等“归顺明朝”。其过世后，李定国等人奔往重庆以图生计，大西军因群龙无首而部属离散，众人便推孙可望为头领。此前大西军延续着沿途烧杀抢掠的习性，孙可望就对他们加以约束，下令在战斗之外不能滥杀无辜。之后孙可望带领他们南下贵州，在遵义守将王祥先一步逃离的情况下进入遵义，并保证了秋毫无范；至乌江击败播州杨吉，占领贵阳府。

占据云南

此前云南王弄土司沙定洲已于隆武元年（1645年）十二月叛乱，省府昆明失陷而黔国公沐天波据守楚雄。明永历元年(1647年)正月，沙定洲率大军攻打楚雄，孙可望认为此时是向明朝投诚的机遇，于是在次月假称自己是沐天波妻子焦氏的弟弟，以报仇的名义出兵，后在革泥关击败沙定洲并攻下曲靖以解楚雄之围。当时恰逢隆武政权的宦官孙兴祖前来召兵抵御沙定洲，孙可望以礼相待，两人商定讨伐沙定洲以延续沐天波的爵位，匡扶明室；为师出有名，孙可望还弃去大西军的名号，恢复自己的原名，自称为明将军。他率军进入云南，连下安宁、师宗二城，逼近楚雄，而楚雄守将杨畏知不明情况便在禄丰启明桥进行抗拒，后兵败投水不死为孙可望俘获。孙可望与杨畏知同为陕西人，孙可望便下马劝慰他，讲自己是为了“讨贼”即帮扶明王朝而来，没有其他的意图，于是杨畏知要他遵守三项事情才相信他，即不用献忠年号、尊明朝为正、不杀百姓、不掠妇女。孙可望对此均许诺，并以折箭为誓；同时亦告诉沐天波，但沐天波不相信并出走永昌，孙可望等进入楚雄城，转攻大理。如此沐天波处于劣境，他便一边让自己的儿子联系孙可望，一边暗中使人混入自己队伍当中，夺取作为孙可望军退路的澜沧江铁索桥，但孙可望军紧随其后，于是沐天波被其执拿回昆，并将沐家被抢资产悉数归还；与此同时沙定洲自三月战败后退回阿迷洲，孙可望便令李定国收复东路八郡，他自己和刘文秀、杨畏知出兵西路八郡。

建立“国主”政权

永历元年(1647年)，随着孙可望势力的扩大，他自己便有了割据称王的想法。至孙可望在云南稳下脚跟，便改名“可望”（此前为可旺）并自称王，以雷跃龙为相，用甲子纪年，拆呈贡、昆阳两城城砖来修建自己的王府，铸币曰“兴朝通宝”；毁民宅以建演武场，并招收各方势力。永历二年(1648年)，孙可望遣使者说服军中大将艾能奇、刘文秀听从他自己，翌日他们前往教场，但李定国先一步升起帅旗，在众人诘责时怒言不当，如此被孙可望重罚，后被派去攻取沙定洲，如此两人矛盾始起。李定国于佴革竜围困沙定洲等人，后交予沐天波处置，而沐天波为感激孙可望等人，便听从他们调集云南各土司出兵助战并缴认军饷的命令。既孙可望等人在云南稳下脚跟，孙可望的下属任僎便提议既然已为国王，应诏书卤薄，制定朝中礼仪并设立六卿百官，孙可望以人心未附，商议等永历帝移驾黔地再议而作罢。

“胁改秦封”

永历三年（1649年），还在广东肇庆的永历政权对孙可望的同辈李赤心、李成栋加封爵位，于是孙可望在杨畏知的怂恿下欲要遣人讨要。其间四川巡抚钱邦芑来信招降，其态度使得孙可望欣喜，便正式使杨畏知和龚彝带礼前去请封王爵。而孙可望的请表被递交到朝臣手中，兵部给事中金堡力劝不可，言朝廷自开国就没用异姓封王的例子，严起恒、文安之亦附和，但最终在杨畏知的劝谏下选择封孙可望为景国公，赐国姓并改名朝宗，让赵昱携诏一同回去。赵昱知道孙可望绝不会同意这次册命，便与堵胤锡私下商议改封其为平辽王，于是在更改诏敕后启程；与此同时孙可望因一直没得到朝廷任命，认为被大臣拒绝遂领兵攻击永历政权，攻势甚急；与此同时庆国公陈邦傅谋划挟留永历帝，便私下遣武康伯胡执恭命孙可望为秦王，并伪诏其总领天下兵马，将官服等一同送去。及孙可望承旨便欣喜不已，在接受四方祝贺的同时，使人联系海上的郑成功邀击北方，但于后来因朝中消息生疑，便诘问胡执恭朝中实情。胡执恭怕触怒孙可望，就骗他说这是皇太后与皇上的意见，与朝中大臣无关；及赵昱等携诏回来，孙可望心生害怕，便以已得秦王的封敕为理由拒绝。杨畏知便言此为伪诏，胡执恭知终隐瞒不住，只好言他的那分诏书其实亦是伪造的；真诏书还保留着，是封孙可望为景国公。于是孙可望大怒，将杨畏知、胡执恭等人下狱论罪。

永历四年（1650年），因孙可望之前派去联系郑成功的使者带着鲁王使者复命，孙可望便欲出征，于八月遣总兵常荣、叶芑龙等赴阙请命，并拿出四万两金银贿赂朝臣。如此文安侯、阁臣马吉翔上书为孙可望请封澂江王，但为孙可望的使者以“非秦王不敢复命”为由拒命；阁臣严起恒、文安之则坚持反对授予王爵，并请免孙可望的贿款。当时恰好高必正有事而在朝中，知道此事后便使人责斥孙可望，但孙可望仍自称秦王并行相符合的礼仪，从云南发兵攻击贵阳；九月，孙可望在贵阳杀富顺王平檙等，俘拿将领皮熊并征战黎平、酉阳苗、瑶等异势力，对贵州官员处以滥刑。与此同时驻守重庆的袁韬和华阳侯杨展发生内讧，孙可望遂趁机令王自奇、刘文秀、白文选等人出兵四川；及四川守军大部投降使得孙可望势力大涨，占据湖南、广西、四川等省并有兵力八十万、马万余匹、大象数十头。永历四年（1650年）十一月，永历帝因桂林、广州失陷而移驾南宁。由于清军压境，朝廷遂派刘封孙可望为冀王，后因路不行乃止，及最后是杨畏知出使朝廷真正得到为秦王封号。但孙可望不知杨畏知出使的结果，急不可待便将文安之邀于都匀，遣五千人马至永历帝行在，杀阁臣严起恒、杨鼎和等人，对弹劾者亦或留或杀。其间孙可望获知自己已被封为秦王，于是又遣惺光至朝廷上表称谢，而永历帝封惺光为大理寺卿。

东攻湖广

永历五年（1651年）贵州平定后，孙可望等议定“东攻湖广，北进四川”的战略，其中孙可望、李定国负责湖广方面。四月，孙可望令冯双礼率兵数万进入湖南，分三路攻略；是月十五日，冯双礼军合击于湖南沅江（今湖南芷江），抓获守将郑一统、柴宫桂等人。冯双礼等人还计划攻打辰州，后因辰州防守得当、清沈永忠援军的坚持而作罢，战局陷入僵持状态。

永历六年（1652年）三月，吴三桂、孔有德率兵入川黔地区，孙可望知道后决意北伐。他一边在四川、镇远大规模造江船，一边令安南进贡马匹，并联系郑成功、张名振等人。五月，于贵州进入湖南的李定国与冯双礼军一起攻击靖州，来援的沈永忠军被围杀在靖州城内。又因沈永忠因孔有德有隙，沈永忠见无援军只好北撤，如此清廷地方官员也随之北逃，而沿途宝庆、永州、衡州、道州等十余州为孙可望、李定国等人收复，清军所控制的湖南州府仅剩岳州、常德、辰州三城；六月，李定国率军进攻孔有德，逼得孔有德在桂林城内自杀，生俘贰臣陈邦傅、清官员王荃可、尹明廷等人。如此李定国取得桂林大捷，续而收复广西的功绩使得孙可望嫉妒，便调意图广东的李定国前往湖南作战；及李定国攻克衡阳，孙可望于永历六年（1652年）十一月攻克辰州，但在一次战败后撤军。其后孙可望为李定国请封西宁王，并想为之当面表功，但李定国认为他的退兵是不义之举，便对孙可望的邀约置之不理，如此孙可望对此气愤不已，之前的请封便收了回去，并因李定国“两蹶名王”的名气而想要对其谋害。而刘文秀在北伐时便因轻敌被孙可望斥责，其兵权亦于十月回云南后被解除。

宝庆之役

永历七年（1653年），孙可望兵发靖州，其所领前军便以桂林之捷无所获为恨，言敌人实力今非昔比，请孙可望亲自率兵立功以服众。而孙可望据情报得知敌方主将佟图赖于宝庆岔路口屯兵，便使三军共十万人攻击，并先以轻骑袭击。当时天气阴雨绵绵，清军于周家铺、顿子岭一带受到孙可望军惊扰，一时间阵型松散，为孙可望斩获数人并掠走马匹。而佟图赖奋力搏战，见孙可望军中军帅旗仪仗，遂率兵集中突击。孙可望对此无法抵挡，如此败走宝庆，使诸军回各防区呈防御形态，撤去已任的湖南官吏。而清军经此役也受到重创，便不做追击；四月，孙可望领军退回贵州，清军进入宝庆，宝庆之役结束。永历七年（1653年）八月，孙可望回到贵阳府，安排各部队屯兵在周边。孙可望疑虑有部下想取自己而代之，如此便不严督诸军作战，而诸军队遂奋战欲得战功，却又不愿为之拼力，如此在此间屡屡落败。

篡位失败

此前孙可望在永历五年（1651年）九月便遣总兵狄三品等迎永历帝移驾新宁，后置于安隆府（后改为安龙）。而对于当时朝内朝外对此的异议，孙可望则上书讲自己并不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而是为了维护虚弱无力的朝廷地位。永历帝听此便派吴之俊携诏慰劳孙可望，孙可望上疏言谢。

永历六年（1652年）四月，永历帝于安龙久居且生活困顿，势力大涨的孙可望就欲想谋划篡位，于是其手下将领领其意而谋划皇帝禅位。他们为孙可望及其父辈立太庙、制定朝仪并擬国号“后明”，但终因天气而不行。可此事还是让永历帝所知，在恐惧之余欲让吴贞毓携密诏使李定国率兵保护。永历八年（1654年）三月，宦官马吉祥将此事泄露于孙可望，孙可望便遣郑国至安龙监视，随后还拘诉吴贞毓等人；与此同时孙可望亦矫诏称自己为平乱治安的最大功臣，而吴贞毓则为奸臣并借以震慑其他人。及吴贞毓等十八人被孙可望处死（史称“十八先生之狱”），他为抵消众人对其猜疑，便讲其对皇帝的移跸是为了皇帝“卧薪尝胆”，当皇帝想移驾其他地方时，孙可望自己一定会积极负责后勤且“断不敢阻”。他在旨中也对势大的李定国等人进行贬汰，并因害怕李定国攻袭他而占领雷、廉两州。续而孙可望又想攻占广州，于战败后便攻打柳州，又次战败后在永历九年（1655年）二月退守南宁。

当时清政权洪承畴军于湖南驻扎，见南明内讧就商议驻守永、宝两州来围困孙可望，孙可望对此只好极力保全保靖、奉地、贵州少安，并开始在贵阳开科取士，在宝庆至贵州的地域上建置十余处用来巡幸的行宫以粉饰太平。而李定国在孙可望的进攻态势中一直保持守势，于此时在田州再次击破孙可望手下关有才、刘镇国军的攻势，如此孙可望令白文选、周自贞率军将永历帝劫入贵州，而白文选思量自己本就不为孙可望重用，就携帝出走云南李定国处；刘文秀亦与孙可望有怨，两人不欢而散，刘文秀回到永历帝身边。孙可望无计阻止永历帝的出走，便命杨维先上疏言皇帝可驻跸于曲靖，但被群臣否决，如此永历帝为李定国所拥驾。

称兵谋反

及永历皇帝于永历十一年（1657年）春进入云南，李定国、白文选与刘文秀皆以拥立之功加官进爵。与此同时朝廷为安抚孙可望，其心腹王自奇、张虎等人亦进公侯爵位，还使张虎将孙可望的家人迎至孙可望所管辖的贵州安顿，派出白文选来和孙可望商议和平。但孙可望视白文选为背叛，对他进行拘禁，续而派出朱运久至云南，假意议和而实则与王自奇等人作为叛乱内应。

永历十一年（1657年）八月，孙可望上书言反，并释放白文选进行礼待，封为大招讨，与先锋官马宝共率六万兵力进军，并让王自奇、关有才屯兵楚雄以进军永昌，牵制李定国、刘文秀来方便孙可望长驱直入。及九月，孙可望率领大军已到距离皇帝所在的曲靖只有三十里的交水（今沾益），如此云南大动，李定国、刘文秀此时仅有数千人，如此商议移驾他处，而最终并无结果。当时白文选反叛日久，与马宝等人皆一同谋划归顺朝廷，并后来忽然率军降于李定国，李定国遂整军出击。先前孙可望在知道白文选出降便想撤军，而马宝等人反对并主动领兵，孙可望便趁李定国、刘文秀大军在外，昆明城定是兵力空虚的机遇让手下人夜袭有已方内应的昆明。马宝连夜将此事告知李定国，如此李定国早下防备，于当月十九日与孙可望决战，由是孙可望大败而被李定国等人追击，回到贵州时身边只剩十余人。

降清终逝

刘文秀在普安追上孙可望，孙可望只好带着妻儿共十余人出逃。而孙可望不为手下所拥，经过镇远、平溪、黔兴数城皆无下属迎接。如此他走投无路，但又想与李定国等抗衡，便命惺光向在宝庆驻守的洪承畴投降，刘文秀的追兵于沙子岭追上孙可望，被洪承畴所派援军击退。

如此孙可望等出走长沙，于顺治十四年（1658年）十月被清廷封为义王，至第二年到达北京，受到清廷宴迎并赐金万余。此时孙可望想领兵回云南讨击南明以“洗大耻”，为清廷留中拖延。顺治十七年（1660年），孙可望因放债取利和欲想职便被人举报弹劾，便上疏请求辞去义王爵位和册印，为顺治皇帝婉拒。顺治十七年（1660年）11月20日，孙可望在跟随出猎时被箭射死，清廷上谥号“恪顺”。

及孙可望死后，其爵位亦逐步降格，至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六月不再袭封。

施政举措

政治

孙可望等人在占领云南后，为了争取当地官绅百姓和土司支持，遂废弃了原大西国号，一切事务着眼于拥立明王朝统治；且为了内部稳定，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时人均称为王，其中孙可望以大兄长身份主持军政大事；任命政府官员，恢复地方控制，使得在稳定地方的同时拉拢当地势力；更换篆文，大力整顿吏治，使得云南官员“无一敢要钱”；鼓励百姓进言上策，并积极嘉奖孝廉名节等。

经济

在进入云南之初，孙可望等仍是沿袭大西军强抢暴掠，严重影响了当地发展。永历元年（1647年）五月，孙可望等人在平定战乱后，便开始恢复农业：贷給农民耕牛与农种、兴修水利等民生设施、进行植树造林、扩大耕地面积等。孙可望等人于平乱不久便在农业上行使“营庄”制度，即将云南的一些军民田分为数个营庄管理，而所收获粮食与百姓平分，田地的主人则获得所拥有产出的十分之一。与此同时他们销毁之前的文契账册，多有“更张”。

孙可望等最初实行实物税制，后来才部分改为征银。实行田税税额为分成制，则将总数分为十份，官府分四而农民分六；并下令规定农民向地主上交的田租从一半及以上降为十分之一。如此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的同时亦不至于极大损害地主利益，站在对立面。他们亦重视盐、商税的征收，在云南设立盐税司负责盐课与商税征收；盐井归为官有并鼓励商贾领票贩盐，而盐税征银在每斤一分六厘至一分八厘之间，每年可获盐课收入十余万两白银。

为避免浪费粮食及发生饥荒，孙可望等在进入云南之初严令禁止酿酒，至农业生产的恢复才进行解除。孙可望等人在进入云南之初铸造“大西钱”以使用，在废弃“大西”国号后便铸造流通“兴朝通宝”，对当地仍通用贝币的行为进行矫正，下令继续使用贝币的人将处以劓刑。如此云南在商品流通上普遍使用钱，较大提升了云南的商品流通速度和经济活跃。

孙可望等人在治理云南之初实行较严的户籍制度以维持治安，即在每户门前挂设该户的人口数量及分别姓名，用以日常检查；禁止妇女进出城门，而男子出入城门也要出具所书自己身份、地址与姓名的腰牌。而城外入城内，进入的外乡人要将自己的腰牌挂在瓮城的左侧廊道，到出城时取出；如进入者没有腰牌，也要在脸上打上一可识别的号印才能入城。

军事

其一，对军纪进行整顿，由于孙可望等本为农民军余部，在初入云南时为清灭敌对势力而纪律涣散，不为云南当地人所欢迎，如此在当地动乱结束后开始整顿军纪，兵将只要拿取百姓物品便要被斩杀，并行连坐制度。如此当地治安转好，他们亦很快得到百姓拥护；其二，加强对军队的建设和训练。史载孙可望等极度关注周边及中原的形势，一天两次训练士卒，规定每十天逢三六九便进行小操练，第十天展开大操练；为操练骑兵与其他兵种，孙可望还在昆明征发数万民役修建教场；其三，改善军队装备与衣食供应。孙可望等一边实行“营庄”制度解决军队粮食问题，一边采用宋时的保马法保证马匹的供应。为兵器装备齐全，建造生产军需的场所并使工匠打造，并对损坏的兵器装备积极维修；及时提供每季节所需的衣物鞋袜，对军士的家属亦同生活待遇。

文化

为拉拢当地地主士绅和维系地方稳定，孙可望从进入云南之初便亲自前往文庙祭祀孔子，并由吏部开科取士；为了搜罗人才，还对生活困顿的士子进行物质资助，统治区与新占领区的地方官员多任用云贵士人。缓和民族矛盾，孙可望等在对待云南少数民族和宗教问题上妥善处理。他们承认既有土司现状，团结当地各民族抗清；尊重当地盛行宗教即佛教礼仪与传统，下令保护宗教寺观，孙可望带头刻印佛家经典，铸造用以奉佛的香炉等礼器。

死亡争议

《清史稿》并没用交代孙可望死于何种原因，而当时有私著《行在阳秋》《荷牐丛谈》有文字透露，但死因不一：有说法是孙可望被射杀在一次“随出猎”的活动当中，亦有说法是毒害即“被酖”而死。

影响

孙可望的影响主要在于抗清活动上，而其正反影响以降清为界:

降清前，孙可望作为农民起义军的一员，放弃阶级之隙而联合南明进行抗清，如此使得清廷南下进展困难，沦陷区反清势力亦纷纷响应，抗清根据地云南在孙可望等的精心经营下得到发展；而孙可望心怀称霸野心，在一定程度也影响了抗清势力高层的合作，为他后来降清埋下伏笔；及孙可望降清后，他受到清廷的优待还主动助清瓦解南明，如此使得一批南明官员将领在战与降的选择上摇摆不定，抗清势力的士气受到极大影响。

历史评价

清代官员张廷玉等在《清史稿》中讲孙可望是个“叛故国”“贼旧君”的人，清朝因他是南明高层，对自己有利才接受其投降，并给予封爵；而之后清廷对孙可望后代的降袭爵位，亦正因此。

清代官员魏裔介在弹劾孙可望欲利用权位方便时言其过去“荼毒蜀楚”使得“神人共愤”，再者阻挠清军南下。如今投降于清廷，但是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如此不可准允。

现代历史学家钱海岳先生认为孙可望“多智计”，并心怀划地称王的政治志向。在其著《南明史》中，钱海岳分析了当时的战略形势，得出孙可望优势在于“地险兵悍”；及孙可望向清廷投降，他受到优待还助清瓦解南明，如此使得一批南明官员将领在战与降的选择上摇摆不定，抗清势力的士气受到影响。

现代历史学家顾诚先生在其著《南明史》中讲到孙可望在1657年反叛前的行为即“接管和改造南明永历朝廷”的活动上，创造一个足以同清廷抗衡局面，如此“总的说来功大于过”。顾诚先生亦指出孙可望的缺点，即“个人野心太大”，但也肯定了孙可望在1654年决策部署长江战役的前瞻性，讲其“颇具战略眼光”。

现代历史学者秦晖在其著作中详析大西军余部即孙可望等在云南的生产活动，认为他们在恢复和发展云南农业方面的功绩不可忽视，云贵地区在孙可望等经营下从“土瘠民贫”“不毛之地”下发展到“农勤岁稔”“民安物阜”，甚能在生产满足的情况下支撑孙可望北伐。

轶事典故

十八先生之狱

永历六年（1652年）冬，为将来的篡位做准备，永历皇帝朱由榔被别有用心的孙可望接到贵州安隆所（改名安龙府）暂居。由于安龙府并没有作为皇帝行在的条件，孙可望就以建立南明永历王朝的秩序的名义在贵阳设立了内阁六部、建立太庙和社稷、规制礼仪并定国号为“后明”。永历八年（1654年）春，永历皇帝对孙可望的篡位野心深感不安，便在大学士吴贞毓等人的支持下与出征在外的李定国秘密联系，希望他回军护驾。而这个消息不久被宦官马吉祥泄露给孙可望，孙可望便在大怒中囚禁吴贞毓等18位大臣，并胁迫永历帝下诏处死他们。如此吴贞毓等18名大臣被处死，后人感慨他们为国赴难的气节，便将此称之谓“十八先生之狱”。

人物关系

相关文物

安龙县明十八先生墓

安龙县明十八先生墓位于贵州省安龙县安龙古城的天榜山下，为贵州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目前国内最大、保护最完好的一处南明历史文化遗址。明永历八年（1654年），一心篡位的孙可望杀害吴贞毓等十八位忠君护国、力主抗清复明的朝廷重臣，后人为纪念吴贞毓等人，便主动为他们修墓建祠。现遗址由进门石牌坊、十八先生墓、碑林、十八先生墓祠、忠泉、虚舟、名人摩崖石刻、多节亭等组成，得到了地方政府的妥善保护。

铜官印“平东将军之印”

1979年5月，广西考古工作者在广西玉林市蒲塘乡金鸡坪出土一枚南明永历时期的铜官印。其印保存完整且工艺细致，因印正面和背部有“平东将军之印”的刻字，铸造落款为“永历六年礼部造”，有学者从孙可望跟随大西军于四川活动时便封为平东将军，在永历六年（1652年）有自设六部、把官印全部重铸的史料记载角度出发，认为该铜官印为孙可望本人的信印。

影视作品

注释

见明季南略粤纪10（续）、钱海岳南明史·卷一百二十。

清史稿载死于疾病，但亦有史料有“伴从出猎时被射死”的说法。

又名四将军政权，见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第十四章·第四节。

十八先生墓区里有“忠泉”一方。据传，当时天色突变，风雨交作，天榜山麓忽有泉水涌出，百姓说是天公流泪，因此，将此泉名为“忠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