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葆桢 （清朝第一任船政大臣、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

简介

沈葆桢出身诗书之家，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得中进士，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等职，咸丰三年（1853年）记名以御史用，以御史连上三折，涉及经济与军事。咸丰五年（1855年）沈葆桢被授为江西九江府知府，次年，署广信知府（府城在今上饶市）。以死守广信城抗击太平军而名声骤起，得曾国藩赏识而向朝廷保荐。咸丰七年（1857年）始，沈葆桢历任广饶九南道、江西吉南赣宁道、江西巡抚等职，并于同治三年（1864年）捕获并凌迟太平天国幼天王洪天贵福和干王洪仁玕等人，被授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并赏头品顶戴。同治五年（1866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奏请在闽设局制造轮船，因调任陕甘总督、推荐沈葆桢出任首任船政大臣。次年，沈葆桢就任中国第一任船政大臣，将福建船政局建设成为远东最大的近代工厂。

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军进犯中国台湾。沈葆桢以钦差大臣身份统御福建船政局所产战船保卫中国台湾。和平解决台湾危机后，沈葆桢重新规划并开发中国台湾，通过开山抚番等一系列政策，极大提升了中国台湾的海防，并为中国台湾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光绪元年（1875年），沈葆桢抵达江宁府（南京），就任两江总督兼任南洋大臣。期间，沈葆桢修河堤、挖蝗子、筹积谷、拔罂粟、减税收、整盐务、平冤案、办教案、做了不少有益于国计民生的事。光绪五年（1879年），沈葆桢去世。赠太子太保，谥文肃。

沈葆桢是晚清名臣，洋务派代表人物，曾与李鸿章、丁日昌并列为办理洋务的三大才。曾国藩赞扬沈葆桢：该道器识才略，实堪大用，臣目中罕见其匹。左宗棠则说：江西抚臣沈葆桢，其虑事详审精密，久负清望。赵尔巽评价沈葆桢：沈葆桢清望冠时，力任艰钜，兵略史治并卓然。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沈葆桢，榜名振宗，字翰宇，号幼丹，别号希猬子、磐栖，嘉庆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七日（1820年4月9日）出生于福建省侯官县（今福州市）。沈氏祖上在清朝雍正年间迁至福州，以游幕为业，担任州县属史，管理钱谷。道光年间，族人沈廷枫得中举人。沈廷枫娶林则徐之六妹林蕙芳为妻，生4子5女，次子即沈葆桢。5岁时，沈葆桢随母读书。稍长一些，他又随同父亲（沈廷枫46岁中举，之前以教书为业）去学馆读书。13岁时，沈葆桢与林则徐次女林普晴订婚，二人青梅竹马。17岁时，沈葆桢考中秀才。

入翰林院

道光二十年（1840年），沈葆桢考中举人。同年，与林普晴成婚。次年，沈葆桢首次进京参加会试，不中。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沈葆桢再次参加会试，又不中。其后，沈葆桢滞留京师备考。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沈葆桢得中贡士。殿试后，被赐进士出身，选翰林院庶吉士。同科进士有李鸿章、郭嵩焘、马新贻等人。道光三十年（1850年），沈葆桢被授翰林院编修。供职翰林院期间，沈葆桢与李鸿章、郭嵩焘等人一道形成了经世致用的思想。

御史建言

咸丰元年（1851年），沈葆桢充武英殿纂修。次年（1852年）五月大考，沈葆桢取二等。八月，充顺天乡试同考官。咸丰三年（1853年），沈葆桢记名以御史用。次年五月，补江南道监察御史（御史负责监察和弹劾官吏，并可以上疏条陈议政），同年十二月记名以知府用，咸丰五年（1855年）六月，沈葆桢任贵州道监察御史。被授监察御史后，沈葆桢便连上三折。第一折《奏请变通钱法折》是针对国内财政紧张，他提出了实物抵税及实物支付官俸和兵饷。第二折《奏请饬统兵大臣乘胜东下折》，沈葆桢奏陈反对曾国藩担任疆吏，建议湘军合力东下，水陆并进，一举“荡平”太平天国。第三折《奏清弁兵分隶郡县折》，针对国内战事频起，军队疲乏，沈葆桢建言分兵军队以守备地方。

死守广信

咸丰五年（1855年），沈葆桢被任命江西九江府知府。当时，九江府已被太平天国占领。沈葆楠去曾国藩军中管营务。咸丰六年（1856年），沈葆桢署广信知府（府城在今上饶市），林普晴亦来广信。夏历八月，太平天国将领杨辅清率万人逼近广信，广信守军闻风而逃，沈葆桢夫妇坚守不退。福建陆路提督饶廷选率军千人驰援广信。同年（1856年9月15日），太平天国军队撤走。因死守广信，沈葆桢得曾国藩赏识，向朝廷奏称：“两年以来，江西连陷数十郡县，皆因守土者先怀去志，惟汪报闺守赣州(殉城)，沈葆桢守广信，独能伸明大义，裨益全局。”经曾国藩保奏．诏沈葆桢以道员尽先补用；咸丰七年（1857年），实授广饶九南道。咸丰八年（1858年），石达开率部攻广信，被沈葆桢、饶廷选、福兴挫败。其后，沈葆桢数次率军赶走流窜的贼寇，平定了弋阳土匪，诛杀安仁抗粮民众。咸丰八年（1859年）六月，沈葆桢被清政府赏加按察使衔。同年，沈葆桢因得罪高官，便请开缺回籍养亲。咸丰十年（1860年），清政府授沈葆桢吉赣南宁道，沈葆桢以双亲年纪大，推辞不就，遂命留在原籍治团练。

江西巡抚

咸丰十一年（1861年），沈葆桢被曾国藩招至湘军效力。得曾国藩的力荐，同治元年（1862年），沈葆桢被破格提拔为江西巡抚。其时，曾国藩督办江南军务，镇压太平天国。沈葆桢的任务是弹压地方，巩固后方，保证湘军军粮供应，防止太平军李世贤、杨辅清等太平军进入江西。沈葆桢上任后，就整肃军纪，斩参将陆德胜，绞都司刘青云。上任当月，沈葆桢率江西兵开赴广丰、玉山，他亲自在广信督战，以确保左宗棠等军的粮饷要道。同年，沈葆桢越级上报朝廷，奏请截留江西漕折5万两白银，不予湘军。随后，沈葆桢使江西兵按兵不动，不参与湘军战事。这些事让曾国藩心有芥蒂。清政府以剿灭太平天国为重，对两人进行调和。同治二年（1863年），清政府谕令沈葆桢拨九江守军增援曾国荃湘军大营，继而又谕令曾国藩、沈葆桢二人精诚团结。

同治三年（1864年6月），洪秀全逝世，其子洪天贵福被拥立为幼天王。同年（1864年7月19日），太平天国都城天京被湘军攻陷，洪天贵福逃脱。同年（1864年10月25日），洪天贵福被沈葆桢部擒获。沈葆桢审问后，将洪天贵福凌迟处死。此外，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洪仁政也被沈葆桢下令凌迟处死。灭太平天国后，沈葆桢被授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并赏头品顶戴。在治理江西时，临江府清江县土豪私挖晏公堤，致赣江水冲毁无数良田。沈葆桢将为首者正法，并将临江知府，清江知县一并革职。同治四年（1865年）春，因母亲病逝，沈葆桢开缺守制。

船政大臣

主持船政

见识到了西方的坚船利炮，清政府内的有识之士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并通过购买西洋火轮兵舰来创建中国近海军。然而，重金购买的军舰都被控制在英国殖民主义者手中，清政府遂遣散舰队，决定引进外国机器设备和雇佣一些外国工程技术人员，来创办中国大型造船工业企业。同治四年（1865年），李鸿章在上海虹口创办江南制造总局。同治五年（1866年），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创办福建船政局。其后，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奉旨去西北镇压西捻军和回民起义。在左宗棠的推荐下，清政府谕令沈葆桢主持船政。同年底（1866年12月23日），福建船政局破土动工。同治六年（1867年），沈葆桢守制期满后，正式就任船政大臣。船政衙门落成后，沈葆桢亲笔写下楹帖：且漫道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即此是格致关头、认真下手处；何以能精益求精、密益求密，定须从鬼神屋漏、仔细扪心来。

当时，福建船政局是仅次于江南制造总局的中国大型机器工厂。沈葆桢秉持着以法办厂的原则。福建船政局聘用了很多外国技师、工人。在管理这些外国人时，沈葆桢赏罚并施。福建船政局还聘用了很多中国人，曾有沈氏姻亲触犯厂规，沈葆桢不恤私情，依法将其处死。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积弱，外国殖民者经常干涉中国国事。面对中国开展洋务运动的重要举措之一——组建福建船政局。殖民者制造了多次阻碍和干涉。法国领事意图染指船政权力，英国领事图谋监视船政局，这些都被沈葆桢拒绝。

同治七年（1868年8月），福建船政局已初具规模，成为当时远东最大的近代工厂。同治八年（1869年6月），第一艘蒸汽轮船建造完成，该船命名为“万年清”，同年（9月25日），“万年清”试航成功。该船排水量1370吨，可载重450吨，航速10节。不久，福建船政局又建造出“伏波号”等三艘更大的兵轮及修船用的移动船漕。同治九年（1870年）八月，福建船政局开始制造蒸汽机，次年六月制成，功率为150马力，用于船政局第5号轮船“安澜”之上，该船排水量为1258吨，航速10节。同治九年（1870年10月），沈葆桢父亲去世，他以丁忧请辞船政，清廷不允，服阕期间，仍由沈葆桢总理船政。至同治十三年（1874年）七月，福建船政局共建造出15艘轮船，分为10艘大船和5艘小船，4艘为商轮，11艘是兵轮。福建船政局所造兵轮下海后，中国近海的海盗为之一清。

兴办教育

早在船政局筹办之时，左宗棠就提出培育人才作为师夷之根本的主张。上疏请求开办学堂，定名为“求是堂艺局”，聘请外国教师，教授外国语言文字和科学技术，招收天资聪颖、粗通文义的中国人入学肄习。在这一点上，沈葆桢与左宗棠有着相同的认识。同治五年（1866年12月23日），求是堂艺局开始创办，并招生入学。沈葆桢主持命题、阅卷，招录学生，以第一名被录取的考生是日后成为著名思想家的严复。求是堂艺局开设了船体建造、蒸汽机制造、透视绘图学、物理、微积分、航海天文气象、地理等课程。该校为中国培养出一大批人才，有魏瀚等近代工业的工程技术人员，有严复和罗丰禄等文人，还有刘步蟾、邓世昌等海军将领，以及叶祖珪、萨镇冰等海军统帅。

钦差大臣

保卫台湾

同治十三年（1874年2月6日），日本政府制定了《台湾番地征伐要领》，图谋侵占中国台湾。日本政府组建“台湾生番探险队”，陆军大辅西乡从道中将出任“番地都督”，负责征讨中国台湾。同年（1874年5月），载有3500日军的“高砂丸”“社察丸”等7艘战船陆续抵达中国台湾沿岸。获悉日军进犯，清政府授沈葆桢为钦差大臣，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接旨后，沈葆桢制定了抗击日军的战略，为联外交、储利器、储人材、通消息四策。随即通过外交揭露日本阴谋，准备作战装备武器、调集强兵猛将，架设电线电报以及时传送战场信息等措施。

同治十三年（1874年6月14日），沈葆桢乘坐安澜号兵轮前往中国台湾。通过当地官员的汇报，沈葆桢得知：日军已在岛上建立了基地，用烧杀等手段欺压岛上高山族住民。针对这种情况，沈葆桢使用财物安抚当地民众，并招募兵卒。对于侵略者，沈葆桢开展了同其谈判和积极备战的措施。为了保证战事胜利，他向清政府奏请购买铁甲舰，并调淮军入台。同时，福建船政局所造的伏波等6艘兵轮常驻澎湖，确保台防后路安全。随着沈葆桢战事准备逐渐落实，日军逐渐恐慌。同年（1874年10月31日），日本政府代表在北京与中国政府代表签字，和平解决了日本入侵中国台湾的危机。次月，日军全部撤离中国台湾。

为了解决中国台湾危机，清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了《北京条约》，主要内容是清政府给付50万两白银，换取日本撤军。在这次危机的刺激下，清政府内洋务派积极推动中国海防建设，使得“海防议”通过，清政府决心扩充海军军备。

建设台湾

清政府对中国台湾实施禁令，不允许百姓偷渡到中国台湾。沈葆桢来到中国台湾后，就向清政府奏请开放禁令。看到台湾中国道路不畅，他又下令凿山修路。至1875年（光绪元年）底，沈葆桢开辟的三条路全部开通，共计859里。同时，沈葆桢非常重视对当地少数民族的安抚工作，他采用恩威并施的策略，推动以法治理、公平交易，他累计作出了选土目、查番户、通语言、禁仇杀、教耕稼、设番学、变风俗等举措。另外，沈葆桢还改组了中国台湾的行政区划，由原来的一府三县改为两府八县。为加强台湾防御，他又将中国台湾防兵增至水陆16营，额兵14656人。

福建船政局需煤量大，而煤的价格很高。看到中国台湾煤藏丰富，沈葆桢在中国台湾基隆兴办机器采煤业，并奏请清政府降低煤税。光绪二年（1876年），台湾矿务局成立。次年，煤矿开始出煤。

两江

南款北让

光绪元年（1875年5月30日）谕令李鸿章、沈葆桢分别主持南北洋海防，沈葆桢任南洋大臣。总理衙门决定每年拨付400万两白银作为南北海防经费，南北洋各得200万两。沈葆桢认为当务之急是建立一支外海水师，争取近海制海权，他决定把三年的南洋海防经费全部拨给北洋，以便集中财力由北洋创建外海水师。按照沈葆桢的设想，外海水师以两艘铁甲舰为核心，再配属上福建船政局制造出的“扬武”“镇海”等大小兵轮十几艘，形成一支可以巡弋近海、具有海战能力的舰队。主持台防时，沈葆桢深切第感受到没有铁甲舰就难以夺取制海权。他曾向丹麦订购了铁甲舰，并向英国、德国和美国探访过购买铁甲舰之事。如今，清政府拨付的巨款正是购买铁甲舰的机会。决定南款北让后，沈葆桢数次规劝李鸿章购买铁甲舰，但是，李鸿章迟迟未肯购买。后来在沈葆桢去世后，李鸿章才出手购买了“定远”和“镇远”两艘7干吨级的铁甲舰。

以怨报德

光绪元年（1875年11月），沈葆桢抵达江宁府（南京），在担任南洋大臣的情况下兼任两江总督。到任后不久，沈葆桢接到左宗棠的信件，请沈葆桢向外国银行借款1000万两，以解决西征军饷，保证收复新疆的战事。左宗棠也向清政府提出了这项请求。光绪二年(1876年)正月初七日，清政府渝令，著沈葆桢即照左宗棠所奏，妥速筹议奏明办理。然而，在李鸿章的挑拨下，沈葆桢上奏《筹议出关饷需碍难借用洋款折》，拒绝为左宗棠筹款。左宗棠与沈葆桢的关系因此变得疏淡。

治理地方

沈葆桢治理两江时，甫一到任，他就以故意殴人误伤人命例论处清军提督衔淮阳镇总兵詹启纶绞监候，请旨发落已革总兵陈国瑞到黑龙江戍所。沈葆桢整肃吏治，压制悍将，让江苏官场风气为之一变。

光绪二年（1876年），安徽省民众发生大规模反洋教运动。沈葆桢审理了涉案人员（教民和闹事民众中的极端分子）的违法行为，各自追究了责任。判决结果得到了普通民众的支持，尽管洋人不满，但在沈葆桢有理有据的反驳下，只能偃旗息鼓。

受战乱影响，南京等地区受创颇深，粮食生产一时难以恢复。沈葆桢采取了减免漕赋、豁除虚粮等措施来重振农业。他在任内兴修水利，采用留养、资遣、工赈等措施帮助因旱灾和蝗灾造成的灾民。另外，沈葆桢使用收购幼蝗之策，灭蝗大见成效。沈葆桢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使得他任职两江总督期间，农业生产未受到大的损失。

在镇压造反起义队伍时，沈葆桢采用严惩“首恶”，拆散“胁从”的策略，江苏境内的起义队伍被尽数消灭。史书记载：淮、徐‘莠民’屏迹，长江伏莽不敢发。

争夺楚岸

盐税是清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两江地区生产的淮盐供应两湖（时称“楚岸”）。战乱导致食盐供应系统崩坏，川盐趁机占据楚岸市场，淮盐市场份额降低，出现生产过剩。沈葆桢就任两江总督后，两淮盐商请求沈葆桢出面斡旋，让淮盐夺回楚岸。沈葆桢找湖北巡抚兼署理湖广总督翁同爵商议此事，遭婉拒。光绪二年（1876年8月），沈葆桢奏请“淮盐恢复楚岸”，得旨准行。但是湖广总督李瀚章、湖南巡抚王文韶、四川总督丁宝桢合力抗拒沈葆桢，使淮盐无法收回楚岸。光绪三年（1877年），淮盐积压严重，沈葆桢再次上奏朝廷。李瀚章坚决不允，导致淮盐未能收复楚岸。后来，沈葆桢改变策略，改进工艺，提升淮盐质量，使得淮盐积压问题得到缓解。

卒于其位

就任两江总督后，沈葆桢不习惯华中的气候，染了风寒，久治不愈。数次以病乞退。光绪五年（1879年），沈葆桢觐见慈禧，皇太后温言勉励，要沈葆桢共济时艰，不要再有退志。自此，沈葆桢不再言病。十一月（1879年12月18日），沈葆桢去世。赠太子太保，祀贤良祠，敕准在立功各省建立专祠以彰忠荩，谥文肃。光绪十二年（1886年），诏绘制沈葆桢画像于紫光阁。

施政举措

政治层面

增府置县

沈葆桢刚到中国台湾时，中国台湾仅设一府四县两厅，即台湾一府管辖台湾、凤山、嘉义、彰化四县和淡水、噶玛兰(今宜兰)两厅。沈葆桢认为，完善的政治体制设置，才能对台湾防务建设提供有效的政治保障。为此，在奏请清政府之后，沈葆桢对中国台湾进行了行政区划改革。他先在中国台湾南部的琅峤筑城设官，成立恒春县。在中国台湾北部，增设台北府于艋舺，添设淡水县；分别裁汰淡水厅、噶玛兰厅，改设为新竹县、宜兰县，经过一系列改革，沈葆桢将中国台湾改为二府八县三厅。即台北府，台湾府为二府；恒春、淡水、新竹、宜兰、台湾、凤山、嘉义、彰化为八县；鸡笼（基隆）、卑南、埔里社为三厅，外加澎湖海防厅。学者吕宁和白纯认为，这些行政区划改革，增强了对台湾北部的行政管理，对巩固台湾防务起了重要作用。

开山抚番

沈葆祯认为中国台湾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是沿海七省的门户，而日本对此地虎视眈眈，意图据为己有。实地考察研究后，沈葆祯发现台地“民心可用”。在他上奏清廷后得到指示：酌度机宜，妥为收抚，联络声势，以固其心，稗不至为彼族所诱。

沈葆祯审时度势，因地制宜，提出了一系列治台政策和改革措施，其中最核心的是以“外防内治”为目的的开山抚番政策。他在《请移驻巡抚折》中提出了具体的开山措施：今欲开山，则曰屯兵卫、曰砍林木、曰焚草莱、曰通水道、曰定壤则、曰招垦户、曰给牛种、曰立村堡、曰设隘碉、曰致工商、曰设官吏、曰建城廓、曰设邮驿、曰置廨署，这些是在开山之后必须逐渐完善的事项。

《请移驻巡抚折》中的抚番措施：今欲抚番，则曰选土目、曰查番户、曰定番业、曰通语言、曰禁仇杀、曰教耕稼、曰修道途、曰给茶盐、日易冠服、日设番学、曰变风俗，这些是抚番之时同时办理的事情。

推动“海防议”

同治十三年（1874年11月5日），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恭亲王奕䜣奏请切筹海防。同时，总理衙门还转呈了周家楣提出的《拟奏海防亟宜切筹战备必求实际疏》。清政府于当日降旨，要李鸿章、李宗羲、李鹤年、李瀚章、刘坤一、王凯泰等沿海沿江各省将军督抚及船政大臣沈葆桢讨论，这就是“海防议”。学者林庆元和罗肇前认为，海防议政策的出台，是清政府对官办军事工业的肯定，以及对扩充海军军备的支持。

开禁招恳

清政府对中国台湾设有很多禁令，比如严禁中国内地人民前往中国台湾、严禁台民私人入土著民族居住地区等规定。为了解决中国台湾地区经济落后，耕地无人种的局面，沈葆祯奏请解除了相关禁令。同时，沈葆祯派员赴厦门、汕头、香港等处设立招垦局，招募了大量中国内地人民赴台开垦。

军事层面

奏清饬统兵大臣乘胜东下折

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分兵两路征伐清政府。北伐军直捣畿辅，京师震动。西征军所向披靡，控制了长江流域。但在湖南，被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挫败。为表彰战功，清政府任命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御史沈葆桢上奏《奏清饬统兵大臣乘胜东下折》，反对让曾国藩担任疆吏，建议湘军合力东下，水陆并进，一举“荡平”长江下游的太平军。清政府接受了沈葆桢的建议。东下的湘军击败了太平天国将领秦日纲的部队，但在与太平天国将领石达开的部队作战时大败，太平军乘胜西进，重新稳住局面。

整肃军纪

任江西巡抚时，面对太平天国，沈葆桢任务是弹压地方，巩固后方，保证湘军军粮供应，防止太平军李世贤、杨辅清等部突入江西境内。沈葆桢上任后，就严肃军纪，以杀立威。卸署江西吉安营参将已革莲花营都司陆得胜与南赣镇总兵陈金龙不和。陈金龙告状说陆得胜不服从调遣，沈葆桢开堂提审陆得胜，罗列了多桩罪名将陆得胜绑赴市曹正法。还有都司刘青云，以“从逆”罪名缉捕被太平军强征夫役的郑克，收受贿赂后将郑克释放，后因部分钱票逾期无法兑现，刘青云抓获郑克父亲，后者在被拘处悬梁自尽。沈葆桢审明该案件后，以“诈赃酿命罪”，判刘青云绞决。 沈葆桢肃吏治，严肃有威，文武僚属无不悚然，唯有惴惴小心、谨慎奉公。

筹备战事

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以中国台湾牡丹社于同治十年（1871年）戕害琉球难民为借口，日本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领3500余名日军入侵台湾。清政府派沈葆桢办理台湾等海防事务，他相机制定了抗击日军战略，为“联外交”“储利器”“储人才”“通消息”四项策略。联外交是指将日本侵台事件照会西方各国，通过国际舆论对日本施加外交压力，促使日本退兵。即使不能达此目的，也会赢得“集备设防”的时间；储利器是指向外国购买铁甲船、水雷及各项军火器械，做好应敌准备；储人才是指调集善战的将领和有谋略的文士来中国台湾，谋划战事；通消息是指在福州至厦门，厦门水路至台湾之间铺设电线，使消息瞬间可至。

台防措施

为了增强台湾防务，沈葆桢提出了四条措施：台湾设防以郡城为根本，加强其他要地的防御，形成北、中、南三个重点防御地带，籍此实现中国台湾全岛防御；裁撤台澎疲弱班兵，以当地精壮补充，着力提高驻守台湾军队的战斗力；武装台湾当地的民间力量，举办乡团，招募练勇；借拨内地精兵，增强台湾防务实力。

经济层面

反对“盐斤”加价

盐税是清政府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之一，盐税分盐课和盐厘，此外，盐商还额外缴纳一些捐费名目。这些苛捐杂税推高盐价，最终由民众承担。为了应付日益繁浩的财政开支，清政府的部分高官企图提升盐高盐价。光绪二年（1876年6月），户部侍郎袁保恒奏请，在盐课和盐厘之外，实行盐斤“加价”，要求食盐每斤酌加三四文，至少加二文。沈葆桢上疏极力反对。他认为盐务首重销售，价格决定销售量，价格低会多销，价格高会滞销，而且盐为民间日用所必需，降低售价可以降低民众负担。现时的盐价已经很高，淮盐已经出现滞销情况。由于沈葆桢等人的反对，清政府暂时未在盐税上另行加价。

整顿盐务

由于淮盐滞销，未销售出去的盐出现存放、保管不善的问题，导致淮盐质量下降。为此，沈葆桢规定了搭席棚、水净卤、煎炼白、定盐等、足斤两、严惩罚等6项措施。搭席棚：凡煎炼，存放食盐之处，必须下铺以条石板，以芦席搭成席棚，遮风避雨，防止沙尘混杂，造成盐质降低；水净卤：先销售卤耗陈盐，新盐存放隔年又成陈盐，以此循环，不许错乱，食盐出场前，必须以水冲去卤耗，剔除杂质，使之洁净；煎炼白：以方石垒巨灶，架巨锅，升巨火，煎炼食盐，洁自如霜；定盐等：味浓，色白，无杂质，无卤耗，为合格，味淡，色灰、杂质多，卤耗多，为不合格，不准出场；足斤两：由淮南总局，仪征盐栈及各岸督销局层层严把质量关；严惩罚：销售低质盐、等外盐，缺斤短两，一经查实，吊销盐商专卖证照，参革官员。经过沈葆桢的不懈努力，一扫淮盐陈年积弊，淮盐质量提高，质量稳定，市场占有率得以提升。

减免漕赋

平定太平天国后。因连年战乱，南京等地人丁稀少，田地荒芜。清政府从淮北地区招来的移民不会耕种水田，收成极差，有时都不够支付田租，移民纷纷逃走。而对于收上来的田租不够缴纳田赋的土地，地主宁愿荒芜也不招佃。对此，沈葆祯上奏清政府，减免漕赋。

赈济灾民

光绪二年（1876年），两江辖地多地出现旱、蝗之灾，十多万流民拥至江宁、苏州、上海、靖江、江阴、扬州、清江等地。沈葆桢与辖地官员研究后决定，采取留养、资遣、工赈、典牛等措施安置。留养：各地截留部分流民，予以救济，对留养者，散钱、散米、散粥，生病后予以医疗和接济药品，生孩子的发给布絮，死亡的棺葬；资遣：各级地方官派员把收留的本籍流民送回家乡，并由本籍官府发放两个月的口粮；工赈：对身强力壮的流民，实行以工代赈；典牛，灾区人民连自己的口粮都不够，无奈杀牛，沈葆桢令浦口、扬州、徐州、海州设“厂”，让农民典当耕牛取钱花，来春赎回。

豁除虚粮

明朝正德年间，高湻县固城湖坍，淹没田地十余万亩，这些湖水淹没的土地的征粮额——虚粮，摊入该县现存田内。清承明旧制，每亩加征一升四合至二升。平定太平天国后，人丁稀少，佃种这样的土地后，收获极少。沈葆桢认为田赋过重，不但未垦之田不能恢复，已开垦的土地也会因无人耕种而荒芜。为此，他奏请豁除虚粮。

教育层面

设立义塾

对番民进行教化是沈葆桢治台的一项重要举措。他把教化番民作为其巩固台防的一项重要内容，在生番就抚后，沈葆祯及时设立番塾。仅光绪元年（1875年）一年之间即在恒春县设义塾8所，凤山县设义塾6所，埔里社设义塾26所。为了鼓励番童入学，各义塾提供了较丰厚的优待条件。如凤山县人学番童每人每月给予银一两及米三斗，杭寮义学则给予学费三两，在学校还有厨师为番童治膳事。

编撰教材

沈葆祯还与福建巡抚王凯泰连衔监修了“训番理言”一篇，颁布中国台湾各地，当作“训番”教材。“理言”通篇五言一句，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对番民各方面行为进行了规范。如“恶民为盗贼，孥究不宽容。杀人者受刑，抢掳者治罪，无分番与汉，一体敷教化。”使番民对法律法规有了初步的认识。为增强番民的伦理道德观念，理言指出“鸟兽有毛羽，人当有衣冠，番在边野中，苦无绵与丝，所以男与妇，岂无羞耻心，岂无衣冠志”。通过这些教育，促使番民接受中华民族的文化思想和传统礼仪，改变了以前的一些愚昧落后行为。学者刘中民认为：这些举动在促进汉番融合、稳定社会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船政教育

沈葆桢在担任船政大臣之初就把人才培养放在海防建设的首要地位。创建学堂“求是堂艺局”，并提出，船厂根本，在于学堂，通过学堂教育，数十年之后，人才蒸蒸日上，无求于西人矣。求是堂艺局分为前、后学堂。前学堂义称“法语学校”，有造船专业，课程除法语外还有算术、代数、几何、透视绘图学、物理、三角、解析几何、微积分、机械学等。另开有船体建造和蒸汽机制造两门实习课。还有设计专业，学习船图和机器图。另有训培养技术工人艺圃（艺徒班）。

后学堂又称“英语学校”。最初只有驾驶专业，培养海上航行的驾驶人才、海军舰长。课程除英语外还有算术、几何、代数、直线和球面三角、航海天文气象、航海算术和地理。另有实习课，在练船上训练驾驶与演炮。之后，后学堂又设置了轮机专业。

沈葆帧通过办船政教育，为近代中国培养出大批人才。造就出魏瀚等许多近代工业的工程技术人员，严复和罗丰禄等文职人员，还向中国近代海军输送了众多的将才。马江之战的福建海军总指挥张成，甲午战争中牺牲的刘步蟾、林泰曾、邓世昌、林水升等，还有前后几任中国国海军统帅叶祖珪、萨镇冰、程璧光、刘冠雄等，都是船政学堂最早的几届毕业生。

军事留学

同治十二年（1873年），在《奏请分遣学生赴英法两国学习造船驶船折》里，沈葆桢提出了要在学堂中选出“天资颖异者”赴英法学习制船驶船的建议。李鸿章、左宗棠等都支持沈葆桢的建议。光绪元年（1875年），沈葆桢令日意格在船政学堂毕业生内挑选出魏瀚、陈兆翱、陈季同、刘步蟾、林泰曾等五人，随其出国参观学习，开拓视野、增长见识、强化“洋技”。前三位在法国学习，后两位在英国高士堡学堂学习并登舰实习。光绪三年（1877年3月31日），船政学堂学生刘步蟾、严宗光(即严复)、萨镇冰等28人赴英、法等国学习。此举开辟了中国军事留学的先河。

发展农业

灭蝗斗争

发生蝗灾后，沈葆桢决定消灭蝗虫。通过调查得知，春季蝗虫孽翅未生时，夜间聚伏在芦叶上吸食露水，乘机捕捉不太费力。于是，他派员分设数局，收购幼蝗后扔入盛着盐卤水的大缸中腌毙。利之所趋，人们争相扑蝗，五天内竟收购八万斤。沈葆桢令各局勿惜经费，尽量多收购，再接再厉，务求根除。此举大见成效，次年的夏粮丰收。1877年夏末，江淮各地蝗灾又起。沈葆桢采取紧急措施，动用防营全面扑蝗，五天内捕得成虫百数十万斤。该年秋粮遂获得丰收。入冬后，沈葆桢大举收购蝗卵。他还奏请清政府，谕令本年有蝗省份联合灭蝗，各筹经费，收购蝻子，以绝其根。

修复水坝

扬州府境内的运河河段，有东西两道堤坝。皆已年久失修。1878年4月，江淮水势交涨，淮扬海道庞际云奉沈葆桢之命驻工抢险，度过险关。事后，沈葆桢决心修整堤坝，但需要巨额资金难以筹集。沈葆桢设法筹集了7万两白银后，委任人先行修复东坝。另外，他还着人修复了高邮县的车逻坝。

发展工、矿业

福建船政局

福建船政局位于马尾山麓，是最早的中国近代工业企业之一。在建设过程中，遭到保守势力的反对和攻击。时任闽渐总督吴棠多次阻挠福建船政局的建设。沈葆桢上奏《船政创始需才折》，以在籍绅士的身份与封疆大吏抗争。同治六年（1867年8月8日），吴棠被调离闽渐。没有了阻碍之后，沈葆桢大展拳脚。聘用外国技师、工人。在经济上给予恩惠以达到师夷的目的，但在船政大权始掌握在中国人手中，坚决奉行“权自我操”的政策。

福建船政局有捶铁厂(锻造车间)、拉铁厂(轧材车间)、水缸铸铜厂(动力车间)、轮机厂(制造锅炉车间)、合拢厂(安装车间)、铸铁厂(翻砂车间)、打铁厂(小锻造车间)、造船厂(由3个船台组成)耐火砖厂等。另有船坞，内设有船槽，槽后参列铁厂、轮机厂、机器厂新木厂等。

同治八年（1869年6月），福建船政局的第一艘蒸汽轮船建造完成，该船命名为“万年清”，系木壳轮船。船身长238尺，宽27．8尺，吃水14．2尺，排水量1370吨，可载重450吨，螺旋桨推进，备有风帆助力，航速10节。随后，福建船政局又造出载重五百数十吨、80马力的“湄云”和“福星”两艘小号兵轮和载重1285吨、150马力的“伏波”大号兵轮。1870年3月26日，供修船用的铁船槽也于组装完毕。该船槽分为两段，可以同时上两艘小号兵轮或上一艘大号兵轮。1870年夏历8月，福建船政局开始制造蒸汽机，次年夏历6月制成，功率为150马力，用于船政局兵船“安澜”之上，该船排水量为1258吨，航速10节。至同治十三年（1874年）七月，福建船政局共建造出15艘轮船，分为10艘大船和5艘小船，4艘为商轮，11艘是兵轮，其中特大号的“扬武”顶计划中的两艘。

基隆煤矿

福建船政局需煤量大，主要依靠从澳大利亚进口洋煤，煤价一直居高不下。中国台湾北端基隆一带的八堵、土地、等处有大量民间小煤窑，土法开采，质量逊于西洋煤。沈葆桢和福建当局开始认真考虑在台湾兴办近代煤矿，以满足船政局造船和养船的需要。同治十三年（1874年）冬，沈葆桢和李鸿章相继向清政府提出，用机器开采煤铁以济军需，获准。沈葆桢离任船政大臣前，开采基隆煤矿的工作已准备就绪。光绪二年（1876年），成立台湾矿务局，光绪三年（1877年），开始出煤。由于深入地下寻找煤层，使用机器开采，所以出产的煤的成色甚佳。

对外关系

沈葆桢在与外国殖民者打交道时，通常秉持着坚持立场的原则，既不决裂，也不妥协。

收回吴凇铁路

英商怡和洋行偷偷在吴淞到上海虹口之间修筑铁路。光绪二年（1876年2月23日），苏松太道冯凌光向英国驻上海领事提出抗议，要求停止修路活动，英国领事不予理会。冯凌光将此事报沈葆桢。后者出面交涉。同年（1876年6月），英国公使威妥玛来到上海，态度强硬。同年（1876年8月3日），铁路轧死一名中国士兵，中国民众自发阻断铁路运行。沈葆桢借机照会英国领事，要求停止铁路运行。同年（1876年10月24日），中英双方签订《收赎吴淞铁路条款》。其中载明，中方出钱买断该铁路。之后，该铁路被沈葆桢下令拆除。

处理教案

光绪二年（1876年）三月起，江苏金陵发生剪辫案，到夏历五月，剪辫案蔓延到安徽庐州、池州等地。此事为白莲教、哥老会所为，散布谣言说是教会所为。安徽省民众激愤之下，发生大规模反洋教运动，烧毁教堂，烧死教民。教案发生后，宁国、宣城的地方官抓来乡绅定罪，以应付洋人。沈葆桢没有敷衍了事，他查明被烧死教民的罪状，一一历数，并将作恶教民正法。同时，还诛杀了一些趁火打劫的人。民众对判案结果满意，但洋教士不满，他们要求替被烧死的教民昭雪并处分对教堂的保护不力的官员。洋教士捏造几条谎言，被沈葆桢一一驳斥。随后，沈葆桢将教案处理结果发给法国公使，要求其约束教民。

相关作品

公牍奏折

学者林海权收集整理沈葆桢各种公函一千余件，汇集成《沈文肃公牍》，该书涉及政事与吏治，以及台湾之管辖、防务和经济开发等内容。

后人整理沈葆桢自同治元年（1862年）二月至光绪五年（1879年）十月之间的奏折，汇编成《沈文肃公政书》。

书法

晚年沈葆桢书法的颇具颜体风格，多取横势，下笔厚重，笔势连贯，转折处挺拔劲健。而用笔的厚重之处体现出浓厚的章草（早期的草书，由草写的隶书演变而成），以及钟繇小楷的古拙意味。点画安排上，极见巧思，善于留白，给人以字形跌宕、笔势灵动、奇峻厚重的视觉感受。

楹联

成都杜甫草堂

诗有千秋，南来寻丞相祠堂，一样大名垂宇宙；

桥通万里，东去问襄阳耆旧，几人相忆在江楼。

石钟山梅花厅联

梅开六十树，雪是精神，梦寄罗浮忘物我；

航受两三人，花为知己，笑经沧海载乾坤。

人物评价

【民国】赵尔巽评价沈葆桢：沈葆桢清望冠时，力任艰钜，兵略史治并卓然。其手创船政，精果一时无耦。后来不能充拓。且听废弃。岂非因任事之难其人哉。《清史稿》

【清】曾国藩评价沈葆桢：该道器识才略，实堪大用，臣目中罕见其匹。《请起用沈葆桢折》;幼丹近亦猛进，心地谦而手段辣，将来事业，当不减于林则徐。《曾国藩致胡林翼信》

【清】左宗棠评价沈葆桢：接办之人，能久于其事，然后一气贯注，众志定而成功可期，亦研求深，而事理愈熟悉。再四思维，惟江西抚臣沈葆桢，其虑事详审精密，久负清望。《派重臣总理船政折》

【清】台湾史专家连横评价沈葆桢：析疆增吏，开山抚番，以立富强之基，沈葆桢缔造之功，顾不伟欤。

人物关系

相关轶事

绝无良心科

曾国藩保举推荐沈葆桢任江西巡抚。而沈葆桢到任后，数次截断江西给付湘军的饷银。曾国藩气愤，私下里与幕僚痛骂沈葆桢：“我要建议朝廷于博学鸿词科外，再增设一个绝无良心科，取沈葆桢为第一名。”

林则徐改诗

沈葆桢曾写下咏月的诗：一钩已足明天下，何必清辉满十分。意思是残月已经足够照亮了大地，何必需要银盘一样的满月。沈葆桢将此诗歌送给林则徐看。林则徐看后，思考片刻，拿过笔随手把“必”字改为“况”字，使诗句成：一钩已足明天下，何况清辉满十分。沈葆桢看后，十分羞愧，虽然是一字之差，但意思却大相径庭，诗歌意境由自满的口吻变成了壮志凌云。

血书求援

咸丰（1856年）六月，沈葆桢就任广信知府，林普晴也来到广信。八月初，沈葆桢去河口筹集军饷。当时，太平天国将领杨辅清率万人逼近广信，广信守军闻风而逃。林普晴坚持留在城中，写下血书向玉山县求援。次日，沈葆桢弛归广信城，夫妇二人坚守广信。同年（1856年9月7日），玉山县援军来到广信，林普晴亲自烧火煮粥劳军，援军振奋。太平天国军队攻打广信不下，又在战场失利，于同年（1856年9月15日）退走。

艺术形象

电视剧

后世纪念

沈葆桢故居

沈葆桢故居位于鼓楼区宫巷西段北侧26号。始建于明朝天启年间，清朝同治年间，沈葆桢购置后加以修缮。该房屋坐北朝南，规模宏大，布局严谨，集明、清两代建筑风格于一体，属明、清时期福州典型的豪宅。宅院占地面积2800多平方米，周围封火墙，前后三进，属于木质结构建筑，每进均有围墙分隔，建筑总面积为2000平方米。主座中轴线自南而北，依次为门头房、厅堂、正座、藏书楼。2006年，沈葆桢故居被列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为各建筑四周由外墙各向外延伸20米。

沈葆桢墓地

沈葆桢墓位于洪山镇梅亭村北，占地面积230平方米，坐北向南，三合土夯筑，前方后弧，平面皇“如意”形。有四层墓坪，面阔10.9米，进深20.5米。封土隆起，形如覆釜。封土前立墓碑，高0.85米，宽0.60米，上刻沈葆桢官职和沈葆桢夫妇等名字。墓碑两旁分立一对三合土堆塑狮子。祭台裙板浮雕动物墓柱下刻对联，1988年全面修缮。

沈文肃公祠

沈葆桢祠堂 名日“沈文肃公祠”，位于乌石山南麓的福州市政府大院内，现存御碑亭和祠厅。

纪念活动

2014年6月中旬，在中国台湾举办了由马尾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与中国台湾海军军官学校校友文教基金会合办的《船政与台湾》展览。通过图画和文字，系统介绍了沈葆桢抚台期间及继任船政大臣时在台开山辟路、兴办义学、巩固海防、发展经济的功绩。

2014年6月14日是沈葆桢与福建戍台将士出发赴台驱日140周年纪念日，福建在中国台湾举行大型展览。同年9月，举行“两岸各界纪念沈葆桢保台建台140周年大会”、“纪念沈葆桢保台建台140周年学术研讨会”。

2019年5月1日—2019年5月20日，在林则徐纪念馆举办了“溯古汲新•林沈一脉书法展”。该展览由沈葆桢六代外孙女黄见嘉女士发起，主要展出馆藏林则徐、沈葆桢书法作品以及沈葆桢后人的书法作品40余幅。

2020年12月5日，在福州安泰新华图书城举行了纪念沈葆桢诞辰200周年读书分享会。分享会由福州中国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马尾船政文化研究会、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福州分公司、福建人民出版社联合主办，近百名船政文化及阅读爱好者参加。

注释

清康熙年间，首开武英殿书局。康熙十九年（1680年）将左右廊房设为修书处，掌管刊印装潢书籍之事，由亲王大臣总理，下设监造、主事、笔帖式、总裁、总纂、纂修、协修等30余人，由皇帝和翰林院派充。

依清代制度，遭父母之丧，官吏须离职守制。

服阅 古制，因父母死亡，服丧三年，期满除服，称服阒。清制，官员为父母，或祖父母居丧，丁忧二十七个月，期满释服，起复。

兼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

左宗棠筹办及沈葆桢主持福建船政局的重要助手，法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