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 （发表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的文章）

简介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陈独秀一直是中共的主要领导人。1923年，他先后发表《资产阶级的革命和革命的资产阶级》和《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等文章，系统地阐述了他对中国革命和社会各阶级的看法。

创作背景

但是，陈独秀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地位的认识表现了很大的动摇。认为“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固然是重要分子，然亦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是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而“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而且随着产业的发展会不断增强。他认为，民主革命的胜利，只能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应先由资产阶级握得政权，发展资本主义，然后再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这后来被称为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是右倾投降主义的理论根源。五卅运动后，随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斗争的发展，国民党内部发生了新的分化，以蒋介石为首领的新右派势力抬头。在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后，蒋介石已经公开实行反共的步骤，而陈独秀却一味妥协退让，不敢进行坚决的斗争，害怕会导致国共关系的破裂。1926年7月12日至18日，中共在上海召开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着重讨论对待资产阶级和蒋介石的方针问题。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议决案》。会议虽然指出资产阶级的妥协性，但对资产阶级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作用仍估计偏高，强调“国民革命若没有资产阶级的有力的参加，必陷于异常困难或至于危险”，不能“敌视他们过早，逼他们为帝国主义利用”。会议虽然提出要防止右的和“左”的两种错误倾向，但仍片面强调对资产阶级联合，害怕斗争会吓跑资产阶级，“使革命运动流产”。会议把蒋介石列为新右派，但仍幻想争取他向左转，而看不到他已逐渐发展成为与共产党争夺领导权的更危险的主要对手。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形成群众团体联合掌握政权的形势。共产党员董必武参加了湖北省政府的领导工作，林伯渠、李富春参加了江西省政治委员会。王环心、涂振农、师古隆等共产党员担任九江等县县长职务。但以陈独秀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却严厉批评和制止各地共产党员参加政府的正确做法，坚持不参加政府的在野党的方针。9月27日，他们给中共湖北区委写信，提出“此后我们的人力务全用在民众方面，万勿参加政府工作”。10月7日，他们在复中共湘区区委的信中，强调在国民革命阶段，共产党“必须立脚在野党的地位”，“应该彻头彻尾表示独立的在野党态度”。之后，中共中央又提出要“严厉取缔党中机会主义做官热的倾向”，限令已担任县长的共产党员立即辞职，否则开除党籍。在与政权问题紧密联系的军队问题上，陈独秀和中共中央的多数领导人忽视掌握军队，也没有尽力在北伐战争中直接掌握武装力量。北伐战争开始后，中共中央决定少派共产党员去黄埔军校学习，凡从事工运、农运的同志“绝对不可令之抛弃工作前去”军校。当时，中共所从事的军事工作，主要是在国民革命军中的政治工作、敌军中的兵运工作和群众武装工作。中共中央还要求在国民军联军中担任党代表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只是注意政治宣传的事，而不可干涉军事行政上事”。结果，北伐军的实权，大部仍在旧式的军官手中，特别是在蒋介石的手中。当时，一些国民党人看到蒋介石个人独裁倾向的发展，曾主张迎汪（精卫）倒蒋。蒋介石感到自己的处境一时比较孤立，请求中共中央给予支持，以维持他的总司令地位。陈独秀竟向蒋介石派来的代表作出保证：一是汪蒋合作，不是迎汪倒蒋；二是仍维持蒋介石的军事首领地位；三是不主张推翻整理党务决议案。这显然是表示对蒋介石的完全支持。

由于陈独秀的妥协退让，使蒋介石有可能逐渐摆脱困境，有计划地加强右翼势力。1926年12月13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民族革命中联合战线问题，主要是关于国民党问题。陈独秀在会上作政治报告。会议通过了《政治报告议决案》、《关于国民党左派问题议决案》等文件。会议指出，自国民革命军攻克九江、南昌之后，“我们与国民党的关系又发生许多新的变化”，中国的民族革命联合战线已发生各种“危险倾向”，其中“最主要的严重的倾向是一方面民众运动勃起之日渐向‘左’，一方面军事政权对于民众运动之勃起而恐怖而日渐向右。这种‘左’右倾向继续发展下去而距离日远，会至破裂联合战线，而危及整个的国民革命运动”。会议虽然也承认国民党的右倾，承认蒋介石言论虽左，实际行动很右，但是对此却拿不出任何有效的办法，反而着重批评共产党内“左”的幼稚病，如看不起国民党、包办国民党、包办民众运动、否认左派存在、误解党的独立等。为此，提出要“防止党外的右倾，同时反对党内的‘左’倾”。陈独秀提出挽救危机的7项策略措施，一方面提出“督促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实行‘武力和民众结合’的口号”，“继续对外对内在城市在乡村中反封建势力的争斗，在城市在乡村扩大民主主义的宣传运动。扶助国民党左派领袖获得在政府及党的领导地位，以推动国民党的军事政权向左，至少也要不继续更向右”。另方面强调要“改善我们和国民党的关系，纠正同志们关于我们党独立之误解，纠正同志们否认左派存在之错误，一切群众运动尽可能的与左派合作，使左派获得他们的群众（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工农群众实际争斗中勿存幻想（如手工业工人过高要求，工人纠察队执行一部政权，实行耕地农有等），以防止我们过于向左”。认为“如此才能够停止左右倾之距离日远的危险，才能够弄好我们和国民党的关系，才能够巩固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这是目前最重要的策略”。实际上，就是把挽救革命危机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汪精卫和其他国民党军事首领身上，压制正在蓬勃高涨的工农运动的发展。这种政策实质上是牺牲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去迁就国民党右派的要求，为蒋介石、汪精卫夺取国民党领导权提供了方便。会议的决定得到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和苏联顾问鲍罗廷的赞同。这次会议标志着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右倾投降主义。1927年初，中共中央对蒋介石的某些阴谋活动有所察觉，努力加强工人纠察队，力图巩固革命成果。但当时共产国际仍对蒋介石抱有期望，不赞成同蒋破裂。3月下旬，陈独秀致信中共上海区委，提出“要缓和反蒋”。4月5日，陈独秀和汪精卫会谈后发表联合宣言，只字不提蒋介石的反革命言行，却把“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说成是“不审自何而起”的“谣言”，希望国共两党的同志“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任何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协商”，“开诚合作，如兄弟般亲密”。这个宣言的发表，使一部分共产党员误以为局势已经和缓下来，而放松了警惕。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陈独秀继续把维护与国民党“左派”的关系当作一切问题的中心，不惜做任何让步。陈独秀等坚持北伐讨奉，不敢采取深入土地革命、广泛武装工农的果断措施来挽救革命，而是企图把革命限制在汪精卫等允许的范围内，以此来稳定武汉国民党。当汪精卫集团日趋反动，夏斗寅、许克祥等相继叛变的时候，陈独秀对汪精卫处处迁就退让，跟着他们片面指责工农运动过火，不敢对反动派的进攻进行坚决的斗争。6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通告说：“放任农民无组织的自由行动来解决土地问题，已经引起了无数的过火行为，这种情形，必须纠正。”6月28日，中共中央决定自行解散工人纠察队。7月3日，中共中央开会，通过《国共两党关系决议案》。这个决议案仍然承认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并表示为了减少冲突，共产党的部长可以暂时离开政府；工农群众组织必须受国民党的领导；“根据国民党的命令，工农纠察队必须置于国民政府的监督之下”等。这是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恶性发展。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企图以投降式的让步来拉住汪精卫，只能助长了反革命的气焰。7月15日，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正式同共产党决裂。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1924年至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宣告失败。这次大革命所以遭到失败，客观上是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联合力量大大超过了革命力量，国民党背信弃义地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群众发动突然袭击；主观上则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自愿地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

表现

1．压制工农运动，取消土地革命

自5月以来，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就跟在汪精卫集团后面，一味指责农民运动“幼稚”、“过火”；站在工农群众的对立面，拥护武汉政府推行压制工农运动的反动政策，他们指责说：“农民的幼稚行为，特别在湖南——使军队里发生不安”；“整个军队对农民运动的过火行为都抱有敌意”，而夏斗寅、许克祥的叛变“是这种普遍敌意的表现”。当武汉国民党中央和政府连续发布压制工农运动的反动训令后，鲍罗廷竟催促中共中央及一切工会农会赶快发表宣言，拥护这些反动法令。于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农民部也就唯命是从地连续向党内发出通告，强令各级地方党组织和各地工会、农会服从政府训令，不得违抗。共产党人谭平山，在其就任农政部长之日就明确宣布：“本部职司农政部，实负有领导农民，诱掖农民之责任，对于农民所有一切幼稚举动，应加以纠正，而对于轶出正轨，妨碍大多数农民利益者，更不得不加以制裁。”其口气同汪精卫集团如出一辙。中共中央宣传部竟站在对立的立场上，公开批评共产党：在农民政策中“是采用了过火的、反地主、反小资产阶级、反军官的路线”，应当予以纠正。

对于土地革命，陈独秀等强调土地问题“尚须经过相当宣传时期，并且必须先行解决土地问题之先决问题——乡村政权问题”，要求各级党组织、农协立即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斗争。对国际要求立即实行土地革命的指示，鲍罗廷抱怨说：目前叛变接踵而来，共产党同国民党“左派”的关系处于“千钧一发”之际，此刻还同武汉政府讨论土地问题是“纯粹的胡闹”！只有等到国民党“左派”东征讨蒋，占领南京后，才有可能讨论土地革命问题。

陈独秀、鲍罗廷推行压制工农运动，取消土地革命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压抑了革命群众的革命要求和斗争意志，助长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使经过革命战争洗礼的湘、鄂、赣等省蒙受反革命腥风血雨的摧残。也使中国共产党因工农运动遭到残酷镇压而处于孤立无援的困难境地。当汪精卫集团实行“清党”反共，叛变革命时，共产党也就难以动员、组织群众，进行有力的反击。

2．大搞阶级调和，反对任何斗争策略

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不同意共产国际关于改组国民党的指示，认为“用改组的办法驱逐汪精卫尤其困难，当我们还不能实现这些任务的时候，必须与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将领保持良好关系”。在这种错误认识指导下，陈独秀等完全放弃了无产阶级独立自主原则，同汪精卫集团只讲合作，不讲斗争。

郑州会议后，新老军阀反共叫嚣甚嚣尘上。陈独秀连忙向汪精卫表白：“此时国民党群右（从蒋介石到阎锡山）纷起通电排共，其口实，除将民众对资产阶级及土豪劣绅地主所谓过火的行动归罪于共产党外，不能举出共产党对于国民党阴谋破坏之一二事实”。他甚至重弹4月5日《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的老调，以赞许的口吻说：“国民政府的领袖在郑州会议已决定了讨蒋政策，这是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时机，在革命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实际上起了为汪精卫集团的反共行为打掩护，麻痹革命人民警惕性的有害作用。

3．放弃革命武装，对反动派实行全面退让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忽视和反对建立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的革命武装。1927年春，吴玉章等“本想建立一支完全由我党掌握的军队，因此决定把共产党员连某所指挥的一个营扩充为一个师，人员、粮饷、军械都已经筹划好了”，但陈独秀认为“计划中配备的枪械比别的军队好，怕引人妒忌”，“自己建立军队，太引人注目”，极力进行阻止，结果使计划夭折。夏斗寅叛变后，蔡和森等建议扩大工人纠察队，向国民党中央要求发给枪支和月费。汪精卫还允诺发枪2000支。湖北省委也计划扩大工农武装及省防军。而陈独秀又持异议，认为切不可使工人力量和国民政府造成对立。“五月指示”要求中共立即建立以工农为主体的革命武装。就当时的具体情况，执行这项指示，并非完全不可能。因为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还有少量的军队和武汉的警卫团，以及武汉军校、武汉工人纠察队。可是陈独秀等不去利用这些有利条件，拒绝执行共产国际指示。

到6月下旬，武汉的形势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6月28日，陈独秀在汉口西门子鲍罗廷寓所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研究应付时局的办法。会上，周恩来、张太雷都报告了何键将起事的消息。他们认为何键等大造总工会纠察队将缴三十五军枪械的谣言，是和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的借口一样的。谭平山报告说，邓演达在离开汉口时，也说过希望共产党注意汉口“马日事变”的到来。接着，张太雷提出纠察队和童子团问题一定要妥善解决。于是，与会者就武汉工人纠察队是自动缴械？还是准备抵抗？发表意见。鲍罗廷主张还是自动缴械为好。多数委员同意鲍罗廷的意见。于是会议决定“公开宣布解散纠察队”，解散童子团。

同日，颁布《湖北省总工会解散纠察队布告》。该布告宣布“本会为避免反动派借口武装纠察造谣起见，业于本月二十八日将纠察队全体解散”。所有前领枪弹即刻交存管理汉口卫戍事宜办事处，并请该处派员于29日上午10时来敝会点收。

当革命正需要加强武装力量，进行自卫反击的时候，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竟作出了解散工人阶级武装的错误决定。决定下达后，党中央机关和总工会机关呈现出一片惊慌失措的失败主义气氛。而反动派则得寸进尺。李品仙派了一个机枪连占领全国总工会会址。何键也派人来要房子。反动派甚至唆使地痞、流氓，捣毁各业工会，抢劫财物，殴辱工会负责人员。事态并没有按陈独秀、鲍罗廷的主观愿望发展，工人纠察队是自动解散了，然而反动派对革命的进攻不仅未停止，反而加强了。这是大革命最后时刻，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妥协退让策略的典型事例。

7月3日，陈独秀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通过了《国共合作十一条决议》。该决议完全承认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重申共产党人参加国民政府“并不含有联合政权的意义”；要求参加政府工作的共产党员，“为图减少政局之纠纷，可以请假”，决议强调“工农等民众团体均应受国民党党部之领导与监督”；工农民众的要求，“应依照国民大会与中央会议之决议案及政府公开之法令”，工农武装“均应服从政府之管理与训练”。决议指出：为了“避免政局之纠纷与误会”，武汉现有的武装纠察队“可减少或编入军队”。根据上述决议精神，中共中央立即命令谭平山、苏兆征辞去农政部长和劳工部长职务。谭平山在辞职书上，竟称自己“未能纳农运于正轨”，向汪精卫“引咎辞职”。

《国共合作十一条决议》充分反映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为了维持同汪精卫集团的合作，不惜把党、政、军乃至群众运动的领导权统统交给国民党，甘心充当国民党的附庸，这是地地道道的“投降式的让步”。它充分证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在大革命后期，由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者不敢坚决领导农民进行反封建的土地革命斗争；不去扩大工农革命武装，甚至解散工人武装；只想依靠暂时的同盟者资产阶级，只讲联合，不讲斗争，幻想以退让求团结。其结果，不仅未能挽救革命，反而加剧了革命危机，使汪精卫集团以为共产党软弱可欺，更加快了反革命叛变的步伐。

史料

自1921年7月至1927年7月，陈独秀连任五届中共中央总书记，这期间中国革命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都与他息息相关，从而给他写下了一段光辉的历史。但是，在大革命后期，他又犯下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从而导致了大革命的惨痛失败。陈独秀也因此留下骂名，成为悲剧式人物。

过去，把这称为中共历史上第一次路线斗争。

陈独秀主张共产党成为国民党内的秘密支部

1924年元旦，陈独秀出席了上海的党团会。在这次会议上，鲍罗廷建议作为共产党总书记的陈独秀不参加国民党一大，陈独秀同意了，并且事前通知了孙中山。

在这次会议上，陈独秀介绍了“三大”以来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政策和目前各地加入国民党的情况。几天前，陈独秀与秘书罗章龙共同签发了《中共中央通告第十三号》，要求各地指定参加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

陈独秀讲话时考虑到了党内一些同志的意见。12月15日，邓中夏在《中国青年》上发表《论工人运动》；4天之后，瞿秋白又在《新青年》季刊第2期发表《自民治主义到社会主义》，均是针对他的《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提出针锋相对的意见。同时，鲍罗廷还一再提示他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对此，陈独秀说：“我们同国民党的关系是作为国民党内的秘密支部，……虽然要尽力争取国民党内的领导权，但做法要自然。”

中央执委会的成员明显地感受到了陈独秀发言中的与以往不同的东西。

国民党“一大”期间，孙中山以撤销大本营宣传委员会的方式，自动免除了陈独秀国民党宣传委员长一职。

独断专行的“家长”

1924年2月，出席广州国民党一大的共产党代表都先后到了上海。“三大”执委利用这个机会召开了三届二次中央执委会大会，作出了《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

《决议案》出现一些新提法，如“对他们中间极腐败分子，亦宜取敬而远之的态度，须尽力避免不必要的冲突”。“我们切不可把那样的分子，欲认为他们是所谓的右派”。

陈独秀十分满意大会接受了他的观点。

5月上旬，陈独秀与张国焘去拜访刚从苏联回到上海的维金斯基。维金斯基说：“中共中央的工作方针重点应放在本身组织的发展和领导工人运动上。对于国共合作，共产党员要积极支持左派，反对右派。”陈独秀决定开一次中执委扩大会议。

这次大会改变了2月的《决议案》。承认国民党内有右派，提出我党在国民党内的方针是：“巩固国民党左翼和减杀右翼势力。”同时强调了职工运动，提出“党的最重要的职任，便是继续在产业工人里有规划地创设工会的组织。”

邓中夏等对此十分满意。

但陈独秀坚持“应到国民党工人部去开展工人运动。”

对于农民运动问题，在最后形成文件时，陈独秀同意写进农民问题决议案，但只提出一些宣传性口号，而且，把它安排在文件的末尾。

陈独秀对自己的一些个人独断进行了检讨。

在国共合作政策上，蔡和森与瞿秋白、邓中夏、张国焘一样，有不同看法。

从主张武装斗争到反对武装斗争

“四大”之后，中共中央加强了工人运动。

5月，上海工人与资本家的矛盾白热化。5月15日，发生了日本纱厂资本家枪杀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的事件。

5月30日下午，2千多名示威群众行至南京路时，遭英巡捕开枪射击，当场打死11人，重伤10余人，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当晚，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张国焘、刘少奇等人刚从广州回沪，参加了会议。在会上，陈独秀强调民族自由运动是一个长期斗争，要有普遍的持续力。会议还决定立即成立上海总工会，发动罢市、罢工、罢课反帝斗争。

为配合中共中央统一行动，周恩来等迅速领导了省港大罢工。于是，上海、香港、广东成为反帝斗争的前线。

陈独秀斗争情绪日益高涨。一天，他与瞿秋白坐在一起闲谈，说：“我以前讲罢工，主张依照法律、依照政府，现在看来，这条路行不通，只有依赖国民的团结力。”

在“五大”开幕这天，是李大钊临刑前夜。4月28日，他被张作霖杀害。

十天前，邓培、萧楚女、熊雄、李启汉、刘尔荪在广州被李济深、古应芳、钱大钧杀害。

周恩来、陈延年、赵世炎没来，作为转入地下斗争的上海特委，正在白色恐怖中和敌人周旋。

陈独秀主持会议。身旁坐着罗易、维金斯基、鲍罗延及米夫、罗卓夫斯基等人。

会前，住在中央机关61号的陈独秀精心准备了长篇发言提纲。

陈独秀首先想到的是中山舰事件，他重重吸了一口烟：

“当时退让是不错的，左派力量就是弱嘛！汪精卫不也回避了吗？”

上海的武装起义有没有问题呢？假若不举行武装起义，蒋介石就找不到借口缴工人纠察队的枪？

他突然想到前几天吴玉章的一个提议，要把一个共产党员领导的营扩成一个师，他当时没同意，说：“这不是让人家抓我们的把柄吗？”

陈独秀无奈地低头沉思。

朝气蓬勃的毛泽东，已几次和陈独秀谈到农民问题，这也许和《向导》上个月登出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有关。但陈独秀感到，这位擅长农民运动的活动家，对他已很疏远！

毛泽东主张没收地主土地，目前也太革命了，这样必然会引起国民党左派内部的不满。但对土地问题一点不关心，也是太右了，毛泽东意见会更大，走中庸路线吧。

陈独秀在铺陈文章时，脑中总有一个影子，在恍惚之中支配着他的思维。

这个影子就是共产国际！

对下一步怎么办，陈独秀很伤脑筋。上海、广州、北京、帝国主义和反革命势力很强大。武汉是汪精卫的势力范围，共产党要想独立发展自己，是很困难的。

陈独秀的发言遭到了反对。

要求签名发言的达38人，达到参加会议代表的半数，任弼时、瞿秋白等人的发言引人注目。

陈独秀家长制的地位动摇了，彭述之自身难保。护驾的人越来越少。

瞿秋白写了4万字的小册子，满肚子话要说。

在上海坚持斗争的周恩来，请罗亦农带来两点意见：中央要承认错误，彭述之不能进中央委员会。

陈独秀不相信，这些意见是来自平时看去十分宽容的周恩来。

毛泽东向大会提出了立即普遍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方案，但陈独秀等人没有列入大会议程。

会议间隙，毛泽东与蔡和森散步。毛泽东说：“当年我们是漫步橘子洲头，其后在广州东山，今天走到黄鹤楼来了。”

蔡和森笑笑，说：“你的心情还挺好？”

毛泽东说：“自己宽心吧，我自己的情绪倒不要紧，我担心的是再这样下去，中国革命还要受损失。”

“大会没有安排讨论你们的农民问题提案，会不会和你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有关？”

“我们的差距的确很大，老头子越来越右倾了。”

“陈独秀看不起农民运动。向西北去实质是逃避土地革命，最终是消灭革命。”

“他根本不懂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我说农运好得很，他说过火了。”

在瞿秋白、任弼时、毛泽东、恽代英等大多数代表的坚持下，会议批评了陈独秀等人的错误，如中山舰事件，使资产阶级占上风；上海工人武装起义，重视拉资产阶级进市民政府，没有提出土地问题及与农民团结；蒋介石叛党时，不能使他孤立等。

陈独秀表示接受代表们的批评。

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周恩来、刘少奇、李立三、张国焘等31人。

政治局委员是陈独秀、蔡和森、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苏兆征九人。彭述之落选。

政治局常委陈独秀、李维汉、张国焘，周恩来任秘书长。

陈独秀虽连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但威信已大不如从前。

罗易讨好国民党，竟将共产国际的电报给了汪精卫

5月底，共产国际两个“紧急指示”传到中国，即“五月指示。”

指示要求实行土地革命，动员千百万农民自动没收土地。

罗易接到指示后，通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罗易、鲍罗廷、维金斯基参加了会议。

陈独秀沉默无语。

周恩来、吴玉章关于建立共产党的独立武装的提议，毛泽东关于土地革命的主张都被他否定了，这份电报一拿出来，必然是一场轩然大波。

“我主张先不忙着把这个电报内容说出去，以免引起思想上的波动。”陈独秀说，“国际主张维护与国民党左派的统一战线，如果执行国际指示，势必导致联合战线破裂。”

蔡和森想，不拿出电报，不是扣压国际提示吗？

鲍罗廷、维金斯基也感到，莫斯科太不了解武汉的情况，汪精卫这个人，哪能执行呢？

陈独秀想说，国际指示是叫中国共产党人在粪缸里洗澡。

但没有说出口。

罗易想执行，他认为汪精卫同意了，便可执行。

给国际的回电字斟句酌成：“命令收到，一旦可行，立即照办。”

几天后，罗易私会汪精卫，泄露了“五月指示”内容。汪精卫大吃一惊，但不动声色地问：能否拿来看一看？

罗易犹豫了一下，终于点头答应了。为了让汪精卫对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信任，罗易决定把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五月示的抄本给汪精卫看。他反复看了看国际的指示信，虽然有些不应直接给汪，但也没讲不支持武汉国民政府的话。

汪精卫得到抄本，说声：“谢谢”，便打发掉罗易。他将抄本递给陈友仁看，陈友仁面如土色，说：“这意味着两党之间的战争。”

汪精卫冷笑着说：“你既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了。”

刚从上海到武汉的周恩来，从国民党内部得知罗易泄露国际指示的情报，立即报告了中央。大家呆住了，鲍罗廷气得发昏。

鲍罗廷、维金斯基问罗易：“为什么这样做？”

罗易说：“我的本意是缓和与汪精卫的关系。”

汪精卫得到“抄件”，拿给唐生智及其部下看。6月4日，即发生了江西省省长、第三军军长朱培德将方志敏等164人“礼送”出境的事件。

后来毛泽东说：“谁促成同国民党的分裂？到头来还是罗易本人。”

愤怒的鲍罗廷将罗易泄密情况电告了国际。

6月9日，因罗易泄密事件消沉了几天的陈独秀情绪又高涨起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分析，北伐军与冯玉祥会师郑州后，张发奎、唐生智回师武汉，有利于抵制何键部队，共同解决共产党的危机将延缓。

鲍罗廷没列席会议。冯玉祥邀请江精卫、徐廉去郑州开会，因为是北代会议，鲍罗廷去了郑州。

张国焘也去了郑州，打听会议情况。

陈独秀觉得去年刚访问苏联的冯玉祥五原誓师，是国民党再起的希望。

但罗易否定了陈独秀的分析，他认为唐生智回来，情况严重，中共应执行“五月指示”，征服广东，发动湖南暴动，北伐军回汉时，实行总罢工，讨伐朱培德。

罗易想将功补过。在此之前，罗易支持蔡和森提议，准备发动湖南农民暴动，后与周恩来“大闹一场”，加上人骂“C．P．有推翻国民党阴谋”，陈独秀发火将此决议取消了。

蔡和森、任弼时表示赞成。会议勉强通过罗易提案。

会后，谭平山骂罗易是“左派”幼稚病。陈独秀写了《蒋介石反动与中国革命》，坚持认为郑州会议是讨蒋会议。

这次陈独秀又错了。

6月13日，汪精卫、唐生智回汉准备分共。迎接他们的是“欢迎铁军凯旋”的罢工，和“打倒纵容反动势力的国民政府”口号。

一打听，是总工会领导人刘少奇及中共中央秘书长蔡和森同意的。

汪精卫立即找到鲍罗廷、陈独秀，声泪俱下地说；“总工会连络武人来倒我。”

鲍罗廷、陈独秀“气得要死”，对总工会行动很不满。

6月27日晚，冷落的街道不时传来几声汽笛声。

西门子鲍宅里，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谭平山、张太雷、周恩来、罗易小声交谈着。

“中央军委得到紧急情报，获悉何键今日就动手了。”周恩来讲话时，已是次日清晨，“我们和湖北省委已经决定，下午把总工会纠察队调进武昌，编入张发奎军队。张发奎同意我们加入，但不能穿纠察队制服，不能带枪。”

蔡和森说：“这实际是解散纠察队了，何不率性公开公布，以消灭何键暴动之借口。”

罗易表示赞成。

陈独秀也表示赞同。

武汉工人纠察队有5000人，拥有3000支枪，有人反对解散这支队伍，但附议声很小。

最后决议是，同意公布25日总工会作出的解散工人纠察队的命令。枪械归还公安局长。

第二天，汉口《民国日报》刊出“全省总工会自动解散纠察队”布告。

50多年后的1980年3月17日，新华社播发为刘少奇平反的文件提到这件事，“主要应当由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负责”。

陈独秀时代结束了

1927年7月12日，鲍罗廷按国际训令对中共中央改组，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5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

国际训令6月底便到了鲍罗廷手里，内容是批判机会主义错误，改组中共中央，调回被解除顾问合同的鲍罗廷。之前，罗易已被国际电令免去“代表”资格，但鲍罗廷扣住了国际训令，没及时执行。

陈独秀6月中旬致电国际，述说暂时不能执行国际五月指示的理由。他说：“整个军队对农民运动的过火行动都抱有敌意……要建立我们自己的军事力量将很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我们迫切的任务是纠正‘过火’行为”。

这份电报促使共产国际下决心调整陈独秀、鲍罗廷和维金斯基。

鲍罗廷清楚，自己和陈独秀命运的一致性，陈独秀时代的结束，就是他鲍罗廷时代的结束。他尽力拖，希望峰回路转，拖了半个月，不能继续拖，国民党已公开准备叛变，汪精卫已通知谭平山、苏兆征退出国民政府。并且，接替他的国际代表已在往武汉的路上。

鲍罗廷当天与陈独秀谈话。张太雷传达了国际训令后，陈独秀一言不发，只点点头。老鲍很伤感，在中国很多问题上，他与这位前中共领导人是一致的。他建议陈独秀、谭平山到莫斯科。

和鲍罗廷谈话后，陈独秀给临时中央写了一文，称“我实在不能工作”，要求辞去总书记职务，之后收拾了自己的办公室。

陈独秀神情憔悴、似笑非笑地咧咧嘴，拿着一把大大的芭蕉扇，拖踏着一双黑平绒布鞋，步履蹒跚地走了。

陈独秀乘船到武昌，住进了党的一个秘密地点，和汪原放有联系的一家银行楼上。

数日后，发生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许多共产党、工农群众人头落地，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彻底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