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鎏金喇嘛塔 （藏于南京博物院的明代喇嘛塔）

简介

该塔整体由塔身、石座以及石座四角的青花瓷罐三部分组成，其塔身通高32.7厘米、宽19.3厘米、座高16厘米。塔身有四个壸门，内有释迦、韦陀佛像，上施有相轮、十三天、宝盖、宝珠等。须弥石座正面凹下部位放银棺、金棺，内有一躯铜铸镀金释迦涅槃像。石座的四角各放一个青花瓷罐。须弥石座正面刻有二力士像，右刻双狮戏球，左刻双鹿斗角，后刻云龙。塔座下枋刻有题记：“金陵牛首山弘觉禅寺永充供养”，背面则是“佛弟子御用监太监李福善奉施”。其塔身为铜质，采用鎏金工艺制成，鎏金厚重，温暖的色调熠熠生辉。

鎏金喇嘛塔属于佛教密宗塔式，主要供五方佛或者埋葬佛舍利。存世本来不多，而像南京弘觉寺塔地宫中出土的用石座、铜塔、瓷罐合成的小型金刚宝座塔仅此一座，弥足珍贵；其塔为藏式形制，属善逝八塔中的尊胜塔，为目前内地发现的较早遗例。此塔保存有 13 至 14 世纪藏式塔的一些特征，某些元素也体现出汉藏艺术的交融，并为探讨善逝八塔形制的发展与成熟提供了重要线索。

基本情况

文物特征

鎏金喇嘛塔，置于一个红色砂岩雕成的方形须弥宝座上，是由鎏金塔和砂石岩塔基及四个瓷罐合成的一个“金刚宝座塔”。塔高32.7、宽19.3厘米，座高16厘米。整体由塔身、石座以及石座四角的青花瓷罐三部分组成。塔身有四个壸门，内有释迦、韦陀佛像，上施有相轮、十三天、宝盖、宝珠等。须弥石座正面凹下部位放银棺、金棺，内有一躯铜铸镀金释迦涅槃像。石座的四角各放一个青花瓷罐。须弥石座正面刻有二力士像，右刻双狮戏球，左刻双鹿斗角，后刻云龙。塔座下枋刻有题记：“金陵牛首山弘觉禅寺永充供养”，背面则是“佛弟子御用监太监李福善奉施”。

此塔的塔座部分突出，由两层带有褶皱的底座堆叠而成。最底层上雕刻着金刚杵，表示守护和安宁，就像浮雕在素色地面上一样。上面的各层都采用了宝石镶嵌的工艺，呈现出圆形凸起的装饰，顶部和底部都有莲花瓣的装饰。在塔基的上方，有三层台阶，呈现出圆形的平面，比较低矮。塔瓶的底座不太明显，整个瓶身显得庄重而厚实。

其塔身位于一个红砂石底座的后部中央，采用了藏式塔形制。它的工艺非常精湛，表面鎏金厚重，温暖的色调熠熠生辉。瓶身显得庄重而厚实，保留了元代及之前的噶当塔式的风格和特点，这在它的平头、十三重相轮、伞盖和宝瓶等部件上都表现得非常明显。例如，平头的造型占据了塔身肩部宽度的将近四分之三，平头上也模仿了宝石镶嵌的工艺进行装饰。伞盖的比例宽大，铸造工艺精良，周围的流苏由兽面口吐珠链组成，伞盖上沿还点缀着莲叶宝珠和刹顶的安宝瓶等装饰。

铭文解读

明鎏金喇嘛塔塔座下枋刻有题记：“金陵牛首山弘觉禅寺永充供养”，根据《金陵梵刹志》记载，该寺虽于南唐保大年间（943－957年）改称弘觉寺，但是明初仍用南朝梁肇建时之原名佛窟寺，至正统年间再称弘觉寺，因此该喇嘛塔的施入年代约在1436－1440年间。

鎏金喇嘛塔上的铭文“佛弟子御用监太监李福善奉施”，说明包括鎏金喇嘛塔在内的地宫文物都是一位名叫李福善的信奉佛教的御用监太监奉施给弘觉禅寺永充供养的。御用监是明代的太监机构。明王朝建立伊始，就设立了内府衙门，总称为“二十四衙门”，负责明朝宫廷各个方面的需求。

制作工艺

此塔造型端庄，工艺精巧，塔身为铜质，采用鎏金工艺制成，最后与砂岩石塔基和四个瓷罐合成一个“金刚宝座塔”。而其采用的鎏金工艺，又称黄涂、金涂、火镀金、飞金，是一种铜器装饰工艺，用来在金属表面加上金层。

鎏金工艺的步骤为以下四步：一、将黄金锻成金箔，剪成碎片，放入坩埚内加热至400摄氏度左右，然后倒入汞，以搅动使金完全溶解于汞中，然后倒入冷水中使冷却，逐成为银白色泥膏状的金汞合剂，这种液体俗称为金泥，此一工艺过程通称“煞（杀）金”。二、用磨炭打磨掉铜饰件器表面铜锈后，用“涂金棍”（铜制，将其一端打扁用酸梅汤涂抹后浸入汞内，反复多次，使沾上一层汞，晾干即成）沾金泥与盐、矾的混合液均匀地抹在被器物表面，边抹边推压（现代匠师称此手法为“拴”，三分抹七分拴），以保证金属组织致密，与器物粘附牢固。此一工艺过程通称“抹金”，涂在欲镀铜饰件表面。三、以适当的温度经炭火温烤，使水银蒸发，黄金则固着于铜器上，其色亦由白色转为金黄色，此一工艺过程通称为“开金”。如要求金属较厚，即要将上述过程反复多次（在实际操作中经过四次鎏金的铜件，金层厚约为36微米）。四、用毛刷沾酸梅水刷洗，并用玛瑙或玉石制成的“压子”沿着器物表面进行磨压。使镀金层致密，与被铸器结合牢固，直到表面出现发亮的鎏金层。此一工艺过程通称“压光”。再经过清洗压光等工序，一件精美鎏金件的便诞生了。

功能用途

1956年，弘觉寺塔内发现地宫，出土了鎏金喇嘛塔、瓷罐、玉瓶，兽角雕刻的佛像等文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鎏金喇嘛塔。鎏金喇嘛塔上的铭文“佛弟子御用监太监李福善奉施”，说明包括鎏金喇嘛塔在内的地宫文物都是一位名叫李福善的信奉佛教的御用监太监奉施给弘觉禅寺永充供养的。而明鎏金喇嘛塔又属于佛教密宗的塔式，其主要用途为供五方佛或者埋葬佛舍利。

出土发掘

发掘地点

明鎏金喇嘛塔出土于弘觉寺塔地宫。弘觉寺位于南京南郊牛首山的东峰西南坡。弘觉寺始建于南朝梁天监二年(503年)，初名“佛窟寺”称“弘觉寺”。清代为避乾隆帝弘历名讳，改称“宏觉寺”。弘觉寺塔建于明正统初年至正统五年之间。1956年7月14日，弘觉寺塔内发现地宫，出土了鎏金喇嘛塔、瓷罐、玉瓶，兽角雕刻的佛像等文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鎏金喇嘛塔。

出土过程

1956年7月14日，几个青年游览南京著名风景区牛首山时，在宣德八年所始建的弘觉寺舍利塔塔基发现了地宫。南京博物院得知消息后，立即派出专业人员前往清理。据蔡述传先生介绍：“塔底中央有一圆洞，洞盖已被揭开，盖的反面刻有41.5厘米直径的圆形花纹，洞深1.06米，底为83.5厘米见方，上圆下方，有砖砌的拱券，顶口直径83.5厘米。”明鎏金喇嘛塔正是出土于此地宫，同一批出土文物还包括：铜镶金释迦涅槃像、青花瓜棱形盖罐、青玉贯耳著瓶、弦纹圆锡香盒、二齿白铜小香叉、宜兴窑青釉划花莲花瓣纹舍利盖罐、墨汾石雕黄财神像。

文化背景

佛塔形象

鎏金喇嘛塔是由鎏金塔和砂石岩塔基及四个瓷罐合成的一个“金刚宝座塔”，而金刚宝座式佛塔最早出现在印度比哈邦南部印度佛教四大圣地之一的佛陀伽耶城。相传佛陀离家出走，苦行六年，一无所获，后来到佛陀伽耶城的一棵菩提树下静坐思虑，终于大彻大悟，得道成佛。为纪念这一佛教圣地，印度佛教徒曾围绕菩提树建造了一座方形高基座上有五塔耸立的佛教纪念物。据说佛陀在菩提树下得道成佛的这块地方与地极相连，为金刚所构成，能经受大震动而不毁，过去及未来诸佛皆于此成道，故称金刚座。在此地所建之塔，即称金刚宝座塔。

金刚宝座塔一般下有一台座，台座上有五塔，中间为大塔，四隅为小塔，象征着礼拜金刚界五方佛。佛经上说，金刚界有五部，每部有一位部主，中间为大日如来佛，东面为阿閦佛，南面为宝生佛，西面为阿弥陀佛，北面为不空成就佛。

宗教信仰

佛教自东汉时传入中国，晋时逐渐为中国社会所接受，信奉者日多。历代宦官皆有信奉佛教者。据史料记载，北魏时期开始出现宦官信佛建寺。唐时，专权太监大多信佛，修建寺院，吃斋念佛，礼敬僧人。但自魏晋直到元代的宦官崇佛建寺之举远不能与明代相比。明代宦官对寺院的布施从钱钞到物品，乃至工力、技艺等，囊括了寺院的一切日常用度。一些宦官还吃斋念佛，成为不出家的佛教徒。永乐以后，明朝宦官中崇佛信僧之风开始浓厚。明代宦官所奉佛教既有汉传佛教, 又有藏传佛教。藏传佛教进入明宫廷应是在成祖登基之后。明成祖曾长期以藩王身份驻镇北京, 而北京作为元代都城, 受藏传佛教的影响很深。因此，御用监太监李福善信奉佛教并奉施具有藏传佛教色彩的鎏金喇嘛塔等文物，是不足为奇的。

文物价值

历史价值

金刚宝座塔属于佛教密宗塔式，存世本来不多，而像南京弘觉寺塔地宫中出土的用石座、铜塔、瓷罐合成的小型金刚宝座塔仅此一座，弥足珍贵，故珍藏于南京博物院“镇院之宝”展厅内；其塔为藏式形制，属善逝八塔中的尊胜塔，尊胜塔为佛教八大灵塔之一，而八大灵塔是佛教用来象征释迦牟尼生平中最重要的八大事件的传统，从降生、成道直至涅槃，尊胜塔象征为释迦牟尼延寿三月。明鎏金喇嘛塔是内地形制明确、年代清楚且较早发现的尊胜塔遗例之一。

艺术价值

此塔保存有 13 至 14 世纪藏式塔的一些特征，某些元素也体现出汉藏艺术的交融。明鎏金喇嘛塔在塔瓶四面各开一门，上部为连弧尖拱顶，下部稍内敛。在佛教美术中，早期龛多取平顶或圆拱形券顶，至迟11世纪在印度、缅甸等地流行连弧圆拱形券顶，并逐渐从三叶发展到多叶。而这里的连弧尖拱顶体现出汉藏艺术的融合。这种龛形早已见于汉地，如五代、宋时南方流行这种壸门形式的佛龛，并将之应用到佛塔的门窗上。至明代，李童施金铜塔、昆明妙湛寺石塔、北京真觉寺塔等内地的藏式塔可能汲取了汉地佛教艺术的这一元素。直至清代，汉藏佛教建筑与绘塑中仍可见到这种券顶形式的门或龛。这说明了汉藏艺术的交融。

馆藏信息

明鎏金喇嘛塔现藏于南京博物院“镇院之宝”展厅内。南博特展馆专设“镇院之宝”展厅，轮流展出院藏镇院之宝，明鎏金喇嘛塔首展于2015年12月。同时，此塔的展出也是南京博物院自2013年11月重新开放以来首次更换“镇院之宝”。

相关争议

关于功德主御用监太监李福善的身份，学界提出过不同意见。南京博物院的葛晓康先生通过考证弘觉寺地宫出土文物之后，如：坛城中的释迦涅槃像和红砂石金刚宝座北面的龙纹图案表明, 郑和希望在第七次下西洋中继续得到皇上和佛天之诃护、又或是对同一批出土文物青釉舍利盖罐的论述：“盖面‘水’字形的纹饰, 竟然是一个甲鱼壳, 它和周围的六朵小花寓意‘花甲之年’，盖面纹饰系指死者于‘花甲之年’升天。罐身中部的七朵小花纹饰系指死者生前曾在人间所从事七次下西洋的辉煌业绩等从而由此认为：“李福善”为七下西洋的郑和；但同在南京博物院的杨海涛先生认为：葛晓康先生考证“李福善”为七下西洋的郑和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郑和虽有“福善”的法名，但从未姓过李；二是葛先生基本上没有提供什么能够直接支持核心论点的第一手史料，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大多是作者自己的主观推测。

而随着时间推移，综合时代、人名、任职机构等线索来看，现在学界主流观点基本认为功德主御用监太监李福善的身份即位李童（1389－1453年），法名福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