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征祥 （中国近代外交官）

简介

1890年陆征祥毕业于上海广方言馆，被保送至京师同文馆学习。因成绩优秀，陆征祥被许景澄选中担任驻俄使馆翻译，此后开启外交生涯。1912年3月25日，陆征祥由驻俄外交代表升任民国第一任外交总长。1912年6月15日，陆征祥被袁世凯提名为内阁总理，并于1912年6月29日任命为国务总理。1913年因为中俄协约问题，陆征祥向袁世凯请辞外交总长一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袁世凯又任命陆征祥为外交总长，陆征祥最终代表中国政府签署了《二十一条》。1919年，陆征祥代表中华民国率代表团赴法国参加巴黎和会，拒签对德和约后，1920年7月13日北京政府免去陆征祥外交总长职务。1921年初因妻子病重，陆征祥携妻赴瑞士疗养。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陆征祥以“木兰”为笔名主编了《益世报海外通讯》，以此来呼吁世界人民支持中国人民反抗侵略者的正义斗争。晚年，陆征祥隐居于比利时圣安德隐修院，著有《回忆与思考》《人道主义的会和》等书。1945年陆征祥被教廷封为圣安德鲁修道院名誉院长，以嘉奖他虔诚的宗教信仰和不畏纳粹强权的精神。1949年1月15日，陆征祥病逝，享年78岁，安葬于圣安德隐修院。

陆征祥自21岁进入外交界，至56岁离开，亲历了中国从甲午战争到巴黎和会，作为清末民初重要的外交家，陆征祥历任翻译、荷兰公使、和会使节、驻俄罗斯部长兼外交部长。陆征祥主掌外交其间，民国近代外交制度的建立和外交职能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使相当多的外交家长期服务于外交战线，逐步形成了中国的一支专业外交家队伍。陆征祥在1912年10月8日国会提出了外交部官则，并对外交部进行了改组，这些对推动中国外交近代化的步伐起到重要作用。《申报》1948年4月15、16日专发的《谈陆征祥》一文中，对陆征祥的一生作了客观的评价，称他是“忠”之魁首，又是“奸”的班头。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1861年清政府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主管外交、通商及其他洋务事宜的中央机构。之后，1862年6月清政府在北京设立了培养外交和翻译人才的洋务学堂，命名为“京师同文馆”，隶属于总理衙门。第二年，上海开办了广方言馆，旨在培养外语人才。

陆征祥，字子欣，1871年6月12日生于上海基督教家庭。陆征祥父亲陆云峰是一名基督新教徒，曾在伦敦传道会（LondonMissionary Society）工作，1854年与吴金灵结婚，育有一女，因病夭折，陆征祥为第二个孩子。吴金灵生下陆征祥后，即患水肿病，历经8年病逝。

陆征祥10岁才开蒙，入私塾修习古文，学习“四书”两年。1883年，12岁的陆征祥考取江南制造局附设之上海广方言馆，主修法文。1890年陆征祥19岁自上海广方言馆毕业，八月陆征祥以位列第四名，与朱敬彝、陈贻范、杨书雯、刘式训、刘镜人、翟青松等一起，由广方言馆保送到京师同文馆深造。在同文馆除学习《礼记》外，还向华必乐（Charles-Emile Vapereau）教授学习法语、法国文学及外交学等，陆征祥因学习勤勉、表现优异，被许景澄看重培养。

出使俄国

光绪十七年（1891），陆征祥由出使俄、德、奥、荷国大臣许景澄调充驻俄使馆学习员。陆征祥于光绪十七年九月奉调出洋，12月自上海搭法国邮轮经马赛、巴黎，到柏林谒见许景澄钦使，往俄罗斯首都圣彼得堡（St.Petersburg），当时的驻俄公使实际上是驻俄、德国、奥地利和荷兰公使，但公使馆设在俄罗斯首都圣彼得堡。光绪十八年正月初三日（1892年2月1日）到差，任驻俄使馆学习员，7月24日任四等翻译官。

从1892年起，陆征祥在俄国公使馆一做就是十四年。1906年，陆征祥升为驻荷兰公使，由于此前中国驻荷公使总由驻俄、德公使兼任，所以他也是中国在荷兰设使馆的第一位全权公使。1907年陆征祥出席第二次海牙保和会专使，会后回任驻荷公使谈判《中荷领约》。同年6月12日陆征祥遵电签署《陆地战例条约》，同时亦遵命取消对《日内瓦公约》的保留部分，至此中国加入了第一次保和会所有公约。1911年，陆征祥奉命赴俄任特使，主持与俄国谈判修订1881年签订的《中俄陆路通商条约》，王广圻以参赞身份随行。不久，陆征祥转任驻俄公使，王广圻遂充任驻俄使馆二等参赞、留俄学务监督。

外交总长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革命党人成功推翻了清王朝。为进行全面改革，临时政府决定对前清驻外使团进行大规模改组。驻俄使团成为第一个改组对象，导致陆征祥在圣彼得堡长时间等待新任公使的任命书。在组建新政府的过程中，唐绍仪总理首先考虑到陆征祥。一是因为他没有参加任何政治派系，具有公正无私的口碑；二是因为他在外交领域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深入的了解，能够借助他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来建立新的外交部门。唐绍仪期望陆征祥能够为中国带来推翻帝制后的新气象，推动中国在外交领域的发展和进步。陆征祥一再推辞担任外交总长一职，结果临时总统袁世凯一再来电力邀。最终，再三辞退不掉，在袁世凯答应三个条件后，陆征祥启程回国任职。

1912年3月30日陆征祥赴任首任外交总长，改外务部为外交部。出任外交总长后，陆征祥凭借多年在欧洲工作时积累的经验，着手革除清朝官场遗留下来的陈规陋习，引进较富科学性的管理制度。1912年3月25日，新任责任内阁总理唐绍仪任命驻俄外交代表陆征祥出任民国第一任外交总长。回国途中，陆征祥考察西欧外交机构，搜集有关资料，制订外交部改组计划。在王广圻的配合下，陆征祥重建了外交部组织机构。

内阁总理

1912年6月15日，内阁总理唐绍仪与袁世凯发生分歧和矛盾，弃职出走天津。陆征祥作为无党无派的“超然内阁”代表被袁世凯提名为内阁总理，1912年6月29日，北京临时参议院以74票赞成，10票反对，多数通过陆征祥任国务总理，王广圻被袁世凯委任为国务院秘书长，协助处理政务。1912年7月18日，陆总理向参议院提出六名内阁成员，财政部周自齐、交通部胡惟德、司法部章宗祥、农林部王人文、工商部沈秉堃、教育部孙毓筠，7月19日所提六阁员全部被参议院否决。8月2日，陆征祥以“无组织内阁之能力”，向袁世凯提出辞职。袁世凯仍持极端的超然内阁主义，不准陆征祥去职，由此，演化成全国性的政治风潮。8月23日，段祺瑞代替陆征祥到参议院提出二次阁员补充名单：财政部周学熙、司法部许世英、教育部范源濂、农林部陈振先、交通部朱启鈴、工商部蒋作宾。8月26日，参议院在袁世凯的软硬兼施之下，除蒋作宾一人落选外，其他五人一律通过。这次内阁风潮以袁世凯的胜利而告终。

中俄协约

1912年11月3日，沙俄与外蒙古“独立”当局签署了独霸外蒙古、分裂中国领土的《俄蒙协约》。消息传来，举国震惊。外交总长梁如浩呈请辞职。情势急迫，袁世凯决定再次起用陆征祥出任外交总长交涉解决外蒙古问题。陆征祥面临的处境很不乐观，他所希望的就是尽可能多的挽回国家利益，只要俄国承认外蒙古是中国领土，那他们所签条约就是非法与无效的，民国政府就可以伺机收回外蒙古的主权。自1912年11月30日始，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陆征祥在谈判桌上据理力争，和沙俄驻华公使库明斯基在北京举行谈判。半年之内，共会谈二十多次。最终在沙俄的胁迫下，于1913年5月20日双方草签了《中俄协约》。虽然草约挽回了一些权益，但本质上仍是一个不平等协约。众议院通过了该草约，但参议院却否决了该草约。

前后相比，后签署的《中俄声明》使中国的主权遭受到更严重的摧残。沙俄政府原本就对草约规定俄国承认外蒙古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甚为不满，听说中国参议院否决了草约，马上通知中方推翻和否认5月20日拟定的草约。此种背信弃义的做法，使陆征祥深受刺激，他立即提出辞职，并表示要自杀以谢国人。1913年9月4日，袁世凯接受了他的辞呈。

出访欧洲

1913年，陆征祥被准辞外交总长后，原拟10月中旬赴比、瑞两国医养旧疾，同时袁大总统商请他担任保和会专使。后因协助新任外交总长孙宝琦与俄国交涉外蒙古问题，暂缓赴欧，最终于11月下旬赴欧。1914年4月陆征祥在瑞士，代表袁世凯给比利时国王亚尔倍一世赠送袁世凯总统头等大勋章；随后，于同年5月份又赴法国，奉袁总统命致赠法国总统普恩加莱民国大勋章。

第三次保和会原定1914年8~9月间在海牙召开，袁世凯拟派陆征祥及驻荷兰唐在复公使分任正副专使，然而8月欧战全面爆发，第三次保和会不克举行。德国与法国宣战之时，袁世凯电召陆征祥即刻回国，协筹外交方面的种种事项。

“二十一条”签字

1914年8月14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立即以英日同盟（1912年签订）为借口，趁机向在中国胶州湾租借地的德军发动进攻，大肆在中国领土上烧杀抢掠，袁世凯政府无能为力，只得宣布中立，并划设了“交战区”。11月，日军占领青岛。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面见袁世凯，抛出蓄谋已久的“二十一条”要求。然而，袁世凯迫于日本继续霸占山东的军事压力，只好与日本展开谈判。在1月27日，袁世凯任命陆征祥第三次担任外交总长，接手处理民国创立以来最困难的外交问题。

谈判于1915年2月2日开始。在谈判过程中，刚从东京回任的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提出种种无理要求，态度盛气凌人，甚至不顾国际外交礼仪，威胁陆征祥。日本政府为配合谈判，也频频调兵遣将，向中方施加压力。面对对手的施压，陆征祥通过自己专业的技巧来应对。同年4月17日，在“二十一条”前四号各条款的交涉结束之前，日置益又提出了开议第五号内容的要求，但始终没有得到中方代表的同意。26日，日置益遂又提出日本最后修正案。5月7日，在日方的强大军事政治压力下，北京政府决定向日方屈服以期缓和局势。5月13日，陆征祥以外交部名义全文发表了顾维钧起草的声明，后来这份声明文件成为巴黎和会特别是华盛顿会议重新讨论山东问题时的一个有力证据。

1915年5月25日，陆征祥代表中国政府和日本代表签署了《关于山东省条约》《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条约》以及福建问题等13项换文协定，通称为“中日民四条约”。“二十一条”签字后，全国民怨沸腾。陆征祥作为中方主谈代表，虽迫于形势做出屈从，被迫签字，但整个过程已算尽己所能维护国家权益，尽管如此，陆征祥也深感遗憾。因此，当巴黎和会召开时，陆征祥认为废除《二十一条》的时刻来到了。

巴黎和会

1915年11月初，洪宪帝制的准备工作正在全力进行中，徐世昌因不赞成帝制，10月27日称病请假，由外交总长陆征祥暂兼代理国务卿。陆征祥因《二十一条》的交涉心痛莫名，他向袁世凯提出补救建议——只有参战，到和会时，再提出请各国修改。这样，既可帮助中国废除《二十一条》收回山东权益，解除日本的威胁，又可为自己洗刷历史罪名。1917年8月14日，北京政府宣布正式对德、奥宣战。但是，英、法、俄、意政府先后与日本签订密约，支持战后日本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从而埋下了巴黎和会中国山东问题交涉失败的种子。

1917年12月陆征祥再任外交总长，议和筹备趋于积极。1918年1月威尔逊发表“十四点和平原则”，陆征祥一方面命令驻外使节探询和议相关消息，并提出议和建议；一方面征询各外籍顾问对和会及威尔逊“十四点和平原则”与英、美领袖对战后和议相关言论，尤其是国际联盟之意见，于春夏之交做—系列演讲，整理出版小册子，并频频开会讨论。

1918年4月，议和筹备处正式成立于外交部，定期开会。从4月初到7月中，共开15次会，由外交总长陆征祥、次长高而谦及参事们参与。5月10日陆征祥在第五次会称，中国已非与国际事务隔绝之时代，必须研究国际重要问题，事先准备好，把握和会良机提出，全力以赴。直到1918年8月，对和会提出要求诸案尚未形成最后决定。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919年1月，27个战胜国代表聚会巴黎，研究处置德奥等战败国问题。中国作为协约国的一员，是战胜国，被邀请出席巴黎和会。中国政府便派出外交总长陆征祥、驻美公使顾维钧、南方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比利时公使魏震组等五人为代表，组成中国代表团，并任命陆征祥为代表团团长。陆征祥一面开展和会外交活动，一面与王广圻、胡惟德、颜惠庆、汪荣宝积极协商，致电政府，要求政府将他们四人纳入其中，参加代表团会议讨论，而且应有表决权，以作陆征祥的后盾。

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在凡尔赛宫召开。同年4月22日，美国总统威尔逊向中国代表陆征祥和顾维钧宣读了解决山东问题的方案，陆征祥当即拒绝了这一方案，但无济于事。美、英、法与日本代表经过讨价还价，最后将山东问题写入《对德和约》，山东问题的交涉彻底失败。在北京政府不肯给出明确态度、明显不想承担责任的情况下，陆征祥最终决定中国代表团拒签对德和约，表现了中国外交强硬的一面。拒签对德和约，开创了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外交史上前所未有的先例。在被誉为"拒签英雄"的陆征祥返京后，令他更为痛心的是，山东省的"民众代表团"认为他的未签字行为得罪了日本人，对他的行为表示了强烈的责难。

巴黎和会后，陆征祥因自责一直闭门谢客，1919年3月中旬，陆征祥提出巴黎和会报告书。3月20日日袁世凯晋授陆征祥以勋一位，陆征祥再次请辞。陆征祥不断请辞，北京政府则一再给假，直到7月直皖战争后，7月13日袁世凯准外交总长陆征祥辞职。

赈灾防灾

在历经巴黎和会一年的煎熬后，陆征祥身心俱疲。此时，国会由安福系控制，中国南北分裂，陆征祥自身与日本政府在和会上的立场存在抵触。因此，他既无心也无能力处理山东、福州等棘手案件。于是，陆征祥选择了“归国述职，随即引退”。

1920年10月19日北洋政府派陆征祥为赈务处会办，与各国公使磋商赈灾借款，25日陆征祥赴天津与曹锐省长接洽赈灾问题，10月下旬，陆征祥赴上海调查赈灾。12月陆征祥主持与英、美、法、日四国公使磋商400万元赈灾借款之事。

1921年5月19日北洋政府派陆征祥为防灾委员会会长，8月6日上午陆征祥主持召开防灾委员会会议，报告防灾计划书审查之结果案，山东黄河险工及决口情形，以及直隶黄河决口、鄂省大水成灾案。9月29日国务会议，陆征祥辞去全国防灾委员会会长一职。

夫人离世

1921年10月下旬，陆征祥在北京西城天主教人士利玛窦、汤若望等人的墓地附近，买了半公顷坟地，修筑了一座叫“慕庐”的墓园，将祖母和父母的遗骸从上海迁来，装新棺重新安葬。陆征祥夫妻原拟就此退休，居住墓园养老，但是，陆征祥妻子培德忽然病重，医生建议培德到瑞士疗养，于是，陆征祥为了夫人早日康复，只好前往欧洲，同时受北京政府委任为瑞士公使。然而培德的病情却并未有丝毫好转，1925年，陆征祥亲自前往罗马朝圣，请求教皇为夫人祝福，并得到教皇亲赠的圣年纪念章一枚，这虽然不能减轻培德的病痛，但在精神上却是莫大的安慰。1926年4月16日，71岁的培德安然谢世。

出家修道院

培德在瑞士去世后，陆征祥马上辞去公职（他当时任中国驻瑞士公使）为夫人守丧。次年，他送夫人灵柩回到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培德下葬后，陆征祥于1927年7月5日进入了本笃会的圣安德鲁修道院，同年10月，他经过更衣礼后成为一名初级修道士。1929年，他立下“三绝”誓，即不富、不美、不用心，决心过一种修道生活。1929年1月，他行过发终身愿礼后成为正式修道士，后升为司铎。

抗战出刊

1937年，日本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这个消息传到欧洲后，陆征祥无法置身事外。为了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他主编了《益世报海外通讯》。通过这个平台，他以“木兰”为笔名撰写文章，向欧洲妇女介绍中国人民浴血反抗侵略者的情况，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呼吁世界人民支持中国人民反抗侵略者的正义斗争。他呼吁中国人民为求自己生存而战，也为保存文化和文明而战，为全世界的公义和利益而战。

1940年5月，希特勒出动大军占领了比利时，圣安德诺修道院也被德军充做了军营，包括陆征祥在内的修道士全部被赶出了修道院。生存环境的日益恶化并没有动摇陆征祥反抗强权的信念，他不顾纳粹盖世太保的干扰和威胁，坚持在比利时各地演说，给深受战乱之苦的比利时人民带去了心灵上的慰藉。

在战争时期，陆征祥与比利时人民共同经历艰苦，以自己的方式进行了诸多反抗侵略者的努力。他常常组织民众进行祷告，以此相互鼓励并通报消息。陆征祥与修道院的修士们一起，深入民间，以他们的方式点燃民众的希望，坚定民众与法西斯抗争的信心。

修道院病逝

1945年陆征祥被教廷封为圣安德鲁修道院名誉院长。1945年，二战结束。陆征祥回想自己初涉外交之时正值中国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在那一刻，他终于看到被日本践踏的祖国领土主权一一收回。

1949年1月，陆征祥病重，修道院的院长南文主教去看望他时，陆征祥曾表示，中国占去了他四分之三的心神。1949年1月15日，中国历史上唯一的“总理修道士”陆征祥在比利时布鲁日圣芳济修女医院逝世，享年78岁。

施政措施

外交活动

陆征祥的外交经历丰富，《圣教杂志》记载云：清光绪十六年（1890），随许文肃公充俄国使馆翻译，逾年升随员，旋又升秘书，襄理使馆事，甚得文肃公之器重。清光绪二十五年（1894）充任海牙和平会议中国代表，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任驻荷比公使，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任海牙第二次和平会议中国代表，翌年专任驻荷公使。民国元年，任北京临时政府唐绍仪内阁外交总长，唐绍仪辞，继任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九月辞职，十一月复任外交总长，次年冬，辞职。民国四年，复一度以外交总长代阁。民国八年任巴黎和会中国总代表，民国十年任全国赈灾会督办，民国十一年六月任命驻瑞士公使。民国十六年（1926）弃官入比利时本笃会修院。

陆征祥自21岁进入外交界，至56岁离开，亲历了中国从甲午战争到巴黎和会，在中国清末民初的外交活动中承担许多责任，堪称清末民初“弱国外交”的代表性人物之一。陆征祥进入修道院后仍然关心中国外交，见证了中国抵抗日本入侵到成为世界“五强”的历程。他与中国外交及中西文化交流关系密切，其经历与观点颇多可供借镜之处。

外交方面，通过陆征祥之手失败的外交也有一些部分，如中俄对外蒙古谈判、中日《二十一条》谈判、巴黎和会等。但作为清末民初重要的外交家，陆征祥历任翻译、荷兰公使、和会使节、驻俄罗斯部长兼外交部长。从其外交经历来看，如学者唐启华所说，堪称晚清最好的外交官不再像过去那样软弱。他在条约方面尤其独特特殊的理解。在签约谈判中，陆征祥更加坚忍低调，援引公法，坚决谈判，力挽国家权利。

在“弱国外交”时期，陆征祥成为了一个更具典型性的代表。1915年中日“二十一条”签约时，他作为中方主谈代表，尽管在压力下做出了让步，但仍然尽其所能维护国家权益。1919年巴黎和会上，陆征祥作为真正的核心人物，在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和国内五四运动的舆论风潮中，慎重权衡并做出了拒签对德《凡尔赛和约》的决定，使得中国的收益尽可能最大化。

人才选用

陆征祥主掌外交其间，说服袁世凯同意废除清代外务人员“保举制”（由高官推荐外交人员）任用办法，禁止他部向外交部“疏通”人事，坚持选拔“不闹笑话之外交官”。陆征祥就职后另订《外交官领事官任用暂行章程》，先将所有部内留任人员免职，再重新依照专业考核，凡无外语外事专业者不予授职，袁世凯之侄儿也因此离任，顾维钧则甫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返国即被延揽入部。至于外馆，陆征祥废止了清代由大使统筹包办使馆人事与财政权的旧规，外馆预算改由中央每年核拨决算，外馆正式人员皆须经中央政府考核任命。

民国近代外交制度的建立和外交职能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使相当多的外交家长期服务于外交战线，逐步形成了中国的一支专业外交家队伍。这一群体的早期代表人物有陆征祥、胡伟德、颜惠庆、石兆基、吴廷芳、王佩辉、曹儒林等人，这些人敢于勇往直前，致力于使中国成为世界强国而努力奋斗。

现代外交体制建设

随着外交部职能专业化程度的提高，1912年10月8日国会通过了陆征祥提出的的外交部官则，外交部内设一处一室一厅四司：秘书处、参事室、总务厅、外政司、通商司、交际司、庶政司，部长下新设一次长，四秘书，分管英、日、法、德相关业务，参事则负责法规与条约之研究草拟。

民国初年，陆征祥改组外交部推动了中国外交近代化的步伐，1913年3月，袁世凯任命唐绍仪为内阁总理，同时任命陆征祥为外交总长。回国前，陆征祥明确提出就职条件：第一，外交次长应为一熟谙英文者，并提名颜惠庆为外交次长；第二，不得向外交部保荐人员，以保证外交人员专业化；第三，外交部相对独立，别人不得任意干涉外交部事务。正处用人之际的袁世凯全盘接受了他的条件。

陆征祥上任后立即下令解散现有的外交部，按照西方国家的模式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组。主要内容有：一是参照西方模式，制定新的外交部组织法；二是驻外使领馆等机构专业性强，外交人员均为职业外交官；第三，全面调整外交部与驻外使领馆关系，强化外交部权威。

相关著作

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比利时被德军占领的颠沛留离之后，陆征祥致力将其晚年数次演讲稿集成之《回忆感想录》，他特别强调该书并非“为公教宣传之作品”，而是偏重宣传中国传统礼教。陆征祥晚年日记比较具体详细地反映了陆征祥晚年思想、信仰、生活等方方面面的情况。

人物评价

北洋政府时期外交部副部长颜惠庆在自传中评价说：从此以后，秘书长在会见外国使臣时，不再因为激烈的争论而拍打桌子，客人也不再面红脑涨、粗鲁无礼。谈判的处理更像商务谈判，对话不再通过翻译进行，避免了双方对翻译的不满和浪费时间。外国外交官很快就同意了这种做法。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历史学者唐启华：对于陆征祥的历史评价一直有争议，因他与袁世凯及北洋派关系密切，受到革命党敌视与抨击，过去学界主流观点对陆征祥外交评价较低，认为他要为《二十一条》、洪宪帝制、巴黎和会等外交重大失败与签署条约负责。然而陆征祥也以其高尚人格、道德操守与虔诚信仰，致力于融合儒家思想与天主教，以及天主教之中国化，受到部分国人景仰，与徐光启、马相伯同为中国近代天主教徒的典范，在教会史中地位崇高。

政治学与行政学系副研究员冯先祥：罗光是天主教的主教，主要关心陆征祥的精神生活与宗教奉献，在他的传记中，有极大的篇幅是描写陆征祥的宗教信仰与修道历程，陆征祥被看作一位信仰虔诚且坚定的爱国天主教徒。对于他的政治和外交生涯，罗光的了解比较浮面，倾向用大量的轶事堆砌成历史叙事，很难深刻剖析当时复杂的政治与外交问题。

《申报》1948年4月15、16日专发的《谈陆征祥》一文中，对陆征祥的一生作了客观的评价，说：他是“忠”之魁首，又是“奸”的班头。

人物关系

轶闻趣事

租房风波

一次许景澄讲到这么一件事，中国驻法国的使馆当年租的是巴黎民房，租约到期，中国公使退房，房东却不接受，声称要中国方面修缮后才能接受。原来中国使馆从门房到公使个个吸水烟，把滚烫的水烟筒乱放，结果连地板都弄脏了。使馆的差役疏于打扫，房东家里几代人挂在墙上的画也被虫蛀坏了。房屋被糟蹋成这样，房东特别生气，此时许景澄把这讲给陆征祥听，告诫他不要不拘小节，不能蹈其覆辙。他告诫陆征祥，要求他从平常之处做起，首先从“不”字做起——不吸大烟、不赌、不去声色场所。他还告诉陆征祥外交非立时可学，外交人才亦非立时可造，他若有志，当潜心用功，仔细观察。陆征祥把这些记在心里，努力照办。正是由于师从许景澄，陆征祥才走上了职业外交家的路。他后来在外交工作中，无论做公使还是做总长，都不忘教诲，一方面努力吸取欧洲诸国之长，改良中国的外交另一方面在造就外交人才方面强调德才并重，颇有成绩。

外籍妻子

陆征祥在俄国公使馆工作时，认识了比利时驻俄公使的一个亲戚——培德·博婓小姐。培德·博婓的祖父是个将军，父亲是比利时国王勒阿波一世的侍从武官、陆军上校，她是随一位当外交官的亲戚来圣彼得堡游玩散心的。她和陆征祥跳了一曲，也被陆征祥舞姿和气度吸引住了，陆征祥对培德一见钟情，一生都敬爱有加。

然而陆征祥和培德都对自己的选择心坚如磐，他们对人们的说三道四只是淡然一笑，决定在相识的日子一2月12日(1899年)举行婚礼。培德嫁给陆征祥后，一直是夫唱妇随。她学会了烧中国菜，悉心照料丈夫的起居和日常生活，成了一位中国式的“贤内助”。陆征祥在政治生涯中每遇大事，都请培德为其出谋划策。在他心目中，夫人的地位和父母、恩师同等重要：“生我者父母，助我者吾妻，教育以栽培我者吾师也。1912年7月，继唐绍仪之后成为民国袁世凯内阁第二任总理的陆征祥自绘了一幅三友图，三友者，其父、其师、其妻也。

他们婚后一直无子女，在他们二十七年的共同生活中，培德无怨无悔地分担陆征祥承受的种种误解和中伤。陆征祥任外交总长，培德也跟着回到中国。由于培德深居简出，许多人都以为陆征祥的太太不愿来中国而愿留在国外。

拖延谈判

1914年在谈判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时，陆征祥为了争取各列强的支持，陆征祥尽量拖延谈判时间，每次谈判开始时，他便吩咐上茶献烟，侍从们稳步慢走，又是点头，又是鞠躬，等到一一敬献完毕，三小时会议已变成了两个小时，日本公使虽然心急如焚，但知道这是中国人款待宾客的礼节，也没有办法。

羸弱多病

陆征祥从小就身体弱，他觉得自己一直体弱的原因很重要的一点是在圣彼得堡待了十几年，天气太冷，让身体经受严酷考验。同时，他经手的都是压力很大的“弱国外交”，经常要被沙俄的外交总长拍桌子咆哮、在多方势力中忍辱周旋，他的脑和胃就都出了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中午一定要有一段时间休息，和外宾会面超过一小时就很难支撑。

一件很有名的“公案”是他参加巴黎和会途经日本时，原本约定好要谒见天皇、首相等，加强中日合作，但因中国对日政策上有所转变，陆征祥遂以身体不适为由，取消应酬以作周旋，日本高层也不好说什么。体弱的特质确实给陆征祥带来过不少麻烦，却也让他拥有了一些独特的外交策略，形成了一种“以退为进”“以柔克刚”的外交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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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声明最后提出：“此次交涉相持至三月有余，正式、不正式会议至数十次之多，中国政府期期以争者，实只限于有碍中国主权之独立领土之完全以及与条约及各国机会均等主义相冲突之条……意谓日本政府必能谅察中国政府之苦心维持，不幸日本政府仍不惜取最后手段以相胁迫，此则中国政府所深为可惜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