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豚鱼计划(ふぐけいかく) 是日本在中国大陆安置犹太难民的计划。

本页面主要目录有关于河豚鱼计划的:计划由来、计划背景、计划名称、核心内容、计划经历、影响、评价等介绍

中文名

河豚鱼计划

本国语言名

ふぐけいかく

发生时间

1939年7月7日-1940年12月

发生地点

中国东北哈尔滨与上海

主要人物

板垣征四郎( いたがき せいしろう)

起因

1935年中东铁路转卖给日“满”以后,苏联势力被逐出,日本势力开始独立占领中国东北,建立南下北进的战略基地

事件结果

河豚鱼计划未能得到充分实施,也显现了哈尔滨成为东亚,特别是中国东北犹太人的精神文化中心的历史地位

简介

计划背景是1935年中东铁路被转卖给日“满”以后,苏联势力被逐出,日本势力开始独立占领中国东北,建立南下北进的战略基地。

河豚鱼计划是日本为了本国的利益,将逃避纳粹迫害的欧洲犹太难民安置在日本控制下的东北、上海等地,利用生活在东北的犹太人和犹太移民的影响,在美国营造一种更为有利于日“满”的气氛,吸引美国犹太人向远东投资,实现“满洲”工业化,以便使东北成为其南下北进的战略基地。

1938年12月6日五相会议召开后被日本政府采纳,1939年7月7日,《关于引进犹太资本的研究与分析的报告》的出台标志着河豚鱼计划开始正式实施。

1940年日本加入三国轴心(德意日)以后,打破了西方势力在中国的垄断格局,《德意日三国同盟协定》的签订意味着日本想通过美国犹太人资本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目标无法实现,河豚鱼计划因此中止。但计划的实施,还是使日本利用军事势力争取了日本民族利益,它为哈尔滨犹太人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稍微宽松的外部环境,计划停止后,哈尔滨犹太人陷入绑架勒索和撕票杀害的迫害中。

计划由来

这个计划源于满洲系,即板垣征四郎( いたがき せいしろう)和石原莞尔(いしわら かんじ)等日本政府人员及关东军军官的团体。

美国犹太银行家雅各布·希夫(Jacob Henry Schiff),曾在34年前向日本政府提供巨额贷款,使日本赢得了日俄战争。受日本藏相高桥是清的影响,满洲系认为犹太人拥有大量的金钱和政治权势。满洲系认为改善与犹太人的关系,将会使日本得到美国犹太人的支持。

早在1932年,板垣和石原一致认为,日本国防的关键是利用美国资本实现满洲工业化,而满洲工业化也是日本管理犹太人的基石。

河豚鱼计划

1936年以后,日“满”表现出明显的亲犹态度,这种态度在1937年末至1939年12月达到顶峰,日本在哈尔滨连续召开三届远东犹太人社团代表大会。1938年12月6日这项政策获得政府批准后,日犹关系进入“亲善”时期,日本人称这项计划为“河豚鱼计划”。

计划背景

东北态势

1935年中东铁路转卖给日“满”以后,苏联势力被逐出,日本势力开始独占中国东北,建立南下北进的战略基地。日“满”当局本欲利用欧美资本,但英美等国不满日本在中国的侵略行为,拒绝对“满洲国”进行投资,致使日本军队虽占领中国东北,却没有资金开发这块广袤而富饶的土地。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看中了犹太人,特别是犹太资本以及犹太移民来开发中国东北的计划,即“河豚鱼计划”。

河豚鱼计划之所以选在东北哈尔滨,是因为哈尔滨曾是近代犹太人在东北亚最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战期间,有大批犹太人迁居于此,最多时达2万余人,他们不仅拥有自己社区的领袖,粗具规模的犹太会堂,还建有学校、医院、银行、养老院和墓地。

日本方面

1938年12月5日,五相会集,召开内阁会议讨论“河豚鱼计划”。会议极端保密。因为当时日本正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日本与纳粹德国结盟,任何帮助犹太人的做法都会危及这一同盟。另一方面,1938年犹太人正大批逃离欧洲,这是吸引犹太人与犹太人资金的时机。日本内阁对政策出台的表决,不是多数通过则可,而是需要一致通过方可出台。面对这两难境地,决策裁定很是难产。最终,内阁还是达成了一致意见,政府批准实施“河豚鱼计划”,但申明必须以不得有损与德国的关系为前提。

国际背景

河豚鱼计划

马文·托克耶(Marvin Tokayer)在《河豚鱼计划》一书中指出,日本帝国因侵略而迅速扩张,日本需要具有的资金和理财才能的人、需要有经验的企业家和技术人员,从而建立一个安全的缓冲区“满洲国”,以抵制苏联的威胁。”

道威斯计划后德国经济迅速崛起,成为欧洲的一个经济大国,1929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各国设置关税壁垒,组建货币集团,使德国向外经济渗透走投无路。为了日耳曼民族的生存空间,希特勒对外主张侵略扩张,对内则主张对非日耳曼的犹太人残酷惩治。

第三帝国建立的1933年,纳粹党规定犹太人不得竞选公职,不得担任文职官员,不得在新闻界、广播业、农业、教育界、戏剧界、电影界工作。1934年,犹太人被赶出交易所,后来又禁止犹太人从事医药业和商业。这种对犹太人从业权利的剥夺是一种生存空间的争夺行为。1935年的组伦堡法律,剥夺了犹太人的公民籍。广大普通日耳曼人自发地在面包店、肉铺、牛奶站、食品店门口挂上“犹太人不得入内”的牌子。1938年11月7日德国外交官恩斯特·冯·拉特(Ernst Eduard vom Rath)在巴黎被犹太人赫歇尔·格林斯潘(Hermann Grünspan)刺杀,希特勒等蓄谋已久的残害犹太人的行动终于找到借口。11月9日夜,纳粹党对犹太人进行了残酷地迫害,即有名的“水晶之夜”。之后的二战中,希特勒在占领的欧洲土地中又进行了大规模屠杀,表示要通过战争杀光犹太人。

希特勒借助经济危机全面展开了他的反犹运动,也正是从反犹的种族斗争中,大量日耳曼经营者由于没有了竞争对手而赢利颇丰,大约有60亿至80亿马克的财产转归到雅利安财阀和希特勒党魁手中,希特勒的战争经济全权总代表亚尔马·沙赫特(Hjalmar Horace Greeley Schacht)曾表示军备的一部分是用纳粹的政治敌人(主要指犹太人)的钱来支付的。”

自从犹太人被逐出家园(今以色列/巴勒斯坦一带)之后,他们就散居欧洲各国,没有一个统一的地域。由于非民族化特征决定犹太人是缺乏种族的自我保护能力的。而纳粹残酷地迫害犹太人,并没有地区性的民族问题产生。因而,迫害犹太人的行为愈演愈烈。

九·一八事变后,哈尔滨犹太人的生活出现了明显的改变,“满洲国”建立后,哈尔滨犹太人便受专门管理犹太人机构的管理,部分规模较大的犹太企业逐渐由日本人掌管,犹太商铺也陆续倒闭。一些反犹的白俄组织进行了犹太人绑架案、宣传反犹思想等行动。

计划名称

河豚鱼计划

日本的“犹太专家”犬冢惟重( いぬづか これしげ)在一次会议上称,这个计划极像河豚鱼,意思是在烹制这道美餐之前,必须去掉其致人于死地的毒物,就是说要对“绞猎的”犹太人保持警惕,而只是利用他们的财富和对外联络。

核心内容

日本计划以募集有才能的欧洲犹太人及美国犹太人资本、影响和同情等为手段,来构筑20世纪的日本帝国,即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计划中允许犹太人移居的人数从1.8万人上升到60万人,建立犹太人居留地的规模,学校、医院等公益机构的组建,居留地的犹太人享有宗教自由,文化、教育实施自治,等等。因该计划,上海犹太难民的数量从1939年7月开始已超过了在上海的英、法、美三国人数的总和,上海犹太社区居民组成代表团向犬塚表示希望可以对新来的难民表示制止。犬塚在1939年8月宣布了移民至上海的犹太难民需缴纳保证金 400 美元且还需持有任职合同的政策来限制移民。

五相会议发布文告中对日本对犹太人的政策作出以下的具体规定:1.目前,我们不应对现在居住于日本、满洲、中国的犹太人进行抵制,而应像对待其他外国人那样对待他们。2.对待今后日本等地的犹太人,应同对待入境的其他外国人一样。3.我们不应特别邀请犹太人来到我们的领土,但对资本家和工程师可提名邀请。

在日本占领下的中国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居留地”,先安置3万名犹太难民,然后逐步扩大;建立这一居留地的费用,由美国的犹太财团承担,先需要1亿美元的安置费,大力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宣传此项计划,请世界各地犹太知名人士到居留地来访问;通过建立居留地吸引犹太资本,并改善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

1938年4月,日本当局为了减轻东北犹太人社区的忧虑而采取的行动是封掉了反犹的报纸《我们之路》。

计划经历

计划开始前

河豚鱼计划

河豚鱼计划在开始执行之前,就遇到了第一次重大挫折。1933 年 8 月在哈尔滨,俄罗斯犹太人西蒙·开斯普(Simon Kaspé)被绑架并杀害,这使东北的犹太人不再信任日本军队,他们大批地逃往天津和上海,将这恐怖的事件告诉周围的人,进而对西方的公共关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满”当局从亲犹的姿态转变为一种介于中立与明确的反犹之间的立场,犹太人继续南迁天津、上海和其他国家。

为了消除这些不利影响,改善与犹太人的关系,以吸引美国资本以及犹太移民来中国东北的目的,满洲系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同犹太人的友好合作关系。日本与在哈尔滨有威信的犹太人交友,河村爱三担任哈尔滨宪兵特高课长后,对该地不公平对待犹太人的事件进行管理。1934年,日本实业家、满洲系重要代表人物鲇川义介(あゆかわ よしすけ)在日本外交刊物上发表了《一项邀请五万德国犹太人来“满洲国”的计划》的文章,得到了满洲系众人的支持,并在日本国内引起反响,同时该文章也是对犹太世界放出的一只试探性的气球。1936年,满洲系负责建立了由A.H.考夫曼(Abraham Kaufman)主持的远东犹太人理事会,这就自然地承认了东北俄罗斯犹太人的地位,也保护了他们免受讨厌的反犹的白俄团体的干扰,同时安江仙弘(やすえ のりひろ)被任命为理事会与日本驻大连军事使团的联络官,他多次前往哈尔滨犹太社区,并与社区领袖考夫曼交友。这表明日本对犹太人的政策已有改变的迹象。

1937年,哈尔滨犹太人领袖与安江仙弘谈话以后,使他们确信日本人已经改邪归正,于是在随后数年中举行了多次会议,讨论在哈尔滨市内和郊外建立犹太人居留地的问题。

第一届远东犹太社团代表大会

1937年12月26到28日,首届远东犹太社团代表大会在哈尔滨商务俱乐部召开。这次会议选举A.H.考夫曼为中国各犹太社区联合会主席,亚伦·摩西·吉谢列夫被选为远东犹太人社区的总拉比。会议发表了犹太人愿与日本和“满洲国”合作、“建立亚洲新秩序”的声明。大会闭幕后,犹太难民到达“满洲国”国境的满洲里对岸的奥特波尔,发生了申请从“满洲”入境的事件。伴随着中国东北犹太问题的增多,日本设立了由外务省次官为首的回教及犹太问题委员会,负责处理和协调犹太问题。

大会次年的1938年5月,哈尔滨著名犹太糖商杰克曼代表远东犹太人出席了美国犹太人大会,并递交了一份题为“犹太人在日本和满洲帝国的状况”的报告,其中包括A.H.考夫曼的几个声明,及第一届远东犹太人大会上的部分内容。尽管美国犹太人大会主席斯迪文·S·怀斯拉比表示坚决反对犹太人支持日本,还是在11月,日本放弃了以蒋介石为对手的政策,宣布在东亚建立“新秩序”,并与德国签订了文化协定。这触动了西方国家的在华利益,他们将日本定为法西斯国家,禁止向日本出口飞机、航空汽油等战略物资,于是日本外交“亲犹”的方针出台了。同年12月6日日本召开了五相会议,“亲犹”方针得到了官方的批准,河豚鱼计划被日本政府采纳。

第二届远东犹太社团代表大会

1938年12月26到29日,哈尔滨犹太宗教公会成立35周年之际,第二届远东犹太社团代表大会在哈尔滨商务俱乐部举行,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德国及中欧来华犹太难民的一体化问题。而在次年的1939年5月,A.H.考夫曼博士受日本经济联盟会的邀请访问日本,他受到日本的热烈欢迎,并被日本授予了“帝国勋章”。这是日本为与东北犹太人建立更好关系而采取的又一步骤,其目的是改善同美国的关系,以便吸引美国向中国东北投资。在这一拜访下,同年的7月7日,犬家惟重和安江仙弘等日本“犹太问题”专家提出了《关于引进犹太资本的研究与分析的报告》,报告标志着河豚鱼计划开始正式实施。

第三届远东犹太人大会

1939年12月23到26日,第三届远东犹太人大会在哈尔滨商务俱乐部召开。23日晚8时举行大会开幕式,发表大会宣言。24日午前选出大会主席团,民族评议执行委员会做报告;晚间讨论难民问题的决议、各社团业务问题、巴勒斯坦问题。26日午前,大会决议通过;晚间选出民族评议执行委员会。

与前两次会议一样,大会以考夫曼会长的名义向纽约美国犹太会议、伦敦犹太人代表会议以及日内瓦世界犹太人会议等世界主要犹太人组织发去电文,向他们通报了会议情况。

终止背景

1940年12月,《德意日三国同盟协定》在柏林签订,协定规定,“日本尊重德国和意大利在欧洲建立新秩序的领导权”“德国和意大利承认并尊重日本在大东亚建立新秩序的领导权”“如果三缔约国中之一受到目前不在欧洲战争或中日冲突中的任何一国攻击时,应以一切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相援助”。这一条约的签订,标志着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的正式形成,日本想通过美国犹太人资本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目标根本不会实现,日本的犹太政策便画上了句号,河豚鱼计划亦告终结。

影响

由于犹太人在世界上的政治和经济权势并没有日本预估的高,而且1940年日本加入三国轴心(德、意、日)打破了西方势力在中国的垄断格局,以及其他许多因素,河豚鱼计划未充分实施。但河豚鱼计划执行过程中举办的三届远东代表大会,从客观上看,达到了日本利用军事势力争取日本民族利益的目的,也展现了哈尔滨是东亚,特别是中国东北犹太人的精神文化中心的历史地位。

河豚鱼计划

计划的实施,使日本与犹太人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对沧陷时期哈尔滨犹太人的生活产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影响。三次远东犹太社区会议的召开体现日本承认了犹太人在满洲的合法地位,计划既为哈尔滨犹太人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稍微宽松的外部环境,也使哈尔滨犹太人上层与日本人有了更多的接触。犹太人许多权益都得到了保障,如《我们的道路》 等反犹刊物被日本政府查封,并鼓励犹太资本家经商来开发满洲。 犹太人在哈尔滨建立了养老院、妇女慈善会、贫民救济会、免费食堂等救济设施。在1938年12月,一批德奥犹太难民逃脱德国法西斯的魔爪,通过上海辗转来到哈尔滨,这其中包括后来成为德国柏林爱乐乐团首席小提琴家的斯特恩一家。

计划终止后,日本在1942年11月准备采取将散居于上海的犹太人集中在虹口区所建立的犹太人区内,并对其采取监视、控制等军事行为,于 1943年2月在上海建立无国籍难民隔离区。哈尔滨犹太人的生活状况也发生了改变并日益恶化,日本人开始监督并迫害有亲苏、亲共倾向的犹太人,著名犹太小提琴家特拉赫金贝尔格就曾在 1942 年因有通共嫌疑被日本宪兵队抓捕,后因没有证据, 且他在日本和日本侨民中也有很高的知名度,便于两个月后被释放;日本宪兵队常在街上走动,总会有犹太人在不明原因的情况下被逮捕。

评价

饶立华在《《上海犹太纪事报》研究,流亡者的精神家园》中评价到,河豚鱼计划是法西斯扩张和侵略本性的展现。日本对犹政策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在太平洋战争爆发(1941年12月8日)前为亲善时期,河豚鱼计划就属于这一时期,在这期间犹太人和其他外国人一样在上海租界内自由地生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的对犹政策发生急剧变化,从亲犹的姿态转为一种介于中立和明确反犹之间的立场,这种转变集中地表现为犹太隔离区的建立。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也没有像德国纳粹所希望的那样置犹太人于死地,2万余犹太难民在东西方法西斯利益摩擦的夹缝中在上海侥幸生存下来。

注释

[a]

拉比是对犹太人的一种称谓,它包括两方面内容。其一是指接受过正规犹太教教义并担任犹太人社团或犹太教教会的精神领袖,或在犹太教宗教学院传授犹太教教义的人。其二是犹太教哈西德派的精神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