卣 （中国古代盛酒器）

简介

《诗经·大雅·江汉》中有曰“厘尔圭瓒，秬鬯一卣。”秬鬯（jù chàng），是一种用黑黍和郁金草酿制的高级香酒，在周代这种酒经常用在重大祭祀以及赏赐功臣的典礼中，而卣就是专门用来装秬鬯的酒器。《礼记·郊特牲》中有记载“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郁合鬯，臭阴达于渊泉。”不要被这个“臭”字所迷惑，这里的“臭”通“嗅”，是指香气。所以鬯酒具有浓郁的香气，为了避免带有香气的酒容易挥发，所以卣都有盖子，而且为了在礼仪中方便倾倒，所以卣都带有提梁。1974年1月19日，广西武鸣县马头乡（今南宁市武鸣区马头镇）一个名为勉岭的小土坡附近挖出兽面纹提梁铜卣。1974年，在冯家塬坡地挖出青铜器伯各卣。1985年10月，在元龙坡发现了一处大型商周古墓群。其中发现了一个提梁卣。

卣产生的深渊意义，广西至少在西周时期，在中原先进青铜文化的影响下，已经有了自己的青铜文化。 青铜器是人类社会迈进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三千年多前，壮族先民努力向更为先进的中原文明靠拢，并仿照中原文化建立了自己的礼制，武鸣出土的这两件青铜卣成为文明萌芽的时代见证。

基本情况

卣，是古代一种盛酒的器具，主要盛行于商代和西周。《诗经·大雅·江汉》中有曰“厘尔圭瓒，秬鬯一卣。”秬鬯（jùchàng），是一种用黑黍和郁金草酿制的高级香酒，在周代这种酒经常用在重大祭祀以及赏赐功臣的典礼中，而卣就是专门用来装秬鬯的酒器。

据《王度记》记载：“天子以鬯，诸侯以薰，大夫以兰芝，士以萧，庶人以艾。”只有周天子才可以有资格将鬯酒赏赐给臣民，可见鬯酒是相当高规格的赏赐。在《礼记·郊特牲》中有记载“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郁合鬯，臭阴达于渊泉。”不要被这个“臭”字所迷惑，这里的“臭”通“嗅”，是指香气。所以鬯酒具有浓郁的香气，为了避免带有香气的酒容易挥发，所以卣都有盖子，而且为了在礼仪中方便倾倒，所以卣都带有提梁。

各卣特征

兽面纹提梁铜卣

出土发掘

1974年1月19日，广西武鸣县马头乡（今南宁市武鸣区马头镇）几名生产队员在一个名为勉岭的小土坡附近挖地建粪池时，无意中挖到了一件青铜器。

介绍

铜卣通高40厘米，腹部宽19.4厘米，总重约10公斤。整器造型庄重，纹饰华丽，充满厚重奇诡之感。器物由盖至足纵向装饰四条高耸的扉棱，通体以云雷纹为地，饰三重花纹。提梁像一把弯刀，两端钮处做成牛头形，角似镰刀，双眼圆睁，栩栩如生。盖面和腹部是浮雕式的兽面纹，也就是饕餮纹。

餮饕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四大凶兽之一，十分贪吃，把自己的身体都吃了，因而形态狰狞、有头无身。以饕餮为纹饰，象征着权力的神秘和威严，在商周的青铜器上十分常见。

如此贵重的商周礼器，在广西还是首次发现，经由中山大学青铜专家商承祚及北京多名文物专家鉴定，出土于勉岭的铜卣是商代晚期的遗物。

这个推断，源于卣上的蝉纹。蝉又名知了，在夏天的时候常常鸣叫，扰人清梦。但在古人眼中，蝉是一种神秘而圣洁的灵物。《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载：“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蝉从幼虫、蛹蜕变成长翅的成虫可谓出污泥而不染，又因其有脱壳现象，使古人以为蝉能复活永生，故而十分推崇。在3600多年前，商代人把对蝉的喜爱及对蝉意的理解广泛地表达在各种器物上，蕴含饮食清洁之意。勉岭铜卣的纽盖像一个呈六瓣的花蕾，每一个花瓣上饰有小蝉纹；器盖左右两侧的附耳正面也各装饰一个大蝉纹，除了这两处外，卣上共有蝉纹十六个，可见对蝉特别看重。北方出土的青铜卣提梁两端多以羊首、鹿首或其他瑞兽为饰，而武鸣勉岭铜卣则以牛首饰之。

相关研究

自古以来，牛在广西都具有重要地位。壮族先民曾流行过牛图腾崇拜，并出现过以牛为图腾的部落。壮族中的“韦”和“莫”两大姓氏，就分别是“水牛”和“黄牛”的音译。据此推断，这件青铜卣的主人，可能就是牛图腾部落的首领。

馆藏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

评价

兽面纹提梁铜卣应该是在广西发现年代最早的，也是最精美的青铜器。——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原馆长 蒋廷瑜

梁铜卣

出土发掘

1985年10月，在距离勉岭东约1.5公里的元龙坡发现了一处大型商周古墓群。“元龙”在当地壮语中的意思是龙颈，相传这里曾经有人以龙自喻称王。广西考古队在位于坡顶墓区中心地位的M147号大墓的发掘过程中，发现了一个提梁卣。

介绍

元龙坡墓地发现的铜卣通高28.5厘米，底径13.2-16.4厘米。扁圆腹、圈足，提梁呈交缠的绳索状，提环和勉岭铜卣一样，饰牛头纹，腹部有形似牛角的刻线，与西周时期的铜卣纹饰颇为相似。它的造型与我们在北方地区发现的告田父乙卣、启卣基本相同，虽说纹饰有一点点区别，但是整体造型和纹饰位置是基本一致的，所以据此判断，应该是同一时期的器物。

相关研究

据《山海经·大荒经》记载：“流波山其上有兽，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其声如雷，其名曰夔。”传说在上古涿鹿之战中，黄帝用夔皮做鼓，夔骨为槌，声震五百里，因而士气大振，遂大败蚩尤军，天下始定，因此夔纹就有了祈求胜利的寓意。

元龙坡铜卣的主人葬于坡顶最高最大的M147号墓中，陪葬品还有铜矛、铜钺等物，据此推断，他应该是部落的首领，不但主持祭祀，还主导战争。

馆藏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

意义

从勉岭铜卣到元龙坡铜卣，其间差距最短100余年，最长也就200多年，其形制和牛头纹饰一脉相承，足以说明勉岭铜卣并非后人窖藏，而是商末周初就存在于此。

但是，元龙坡铜卣盖及上腹的纹饰却和勉岭铜卣有着较大差异，其上已经不再以饕餮纹、蝉纹为主，而是遍饰夔纹。

元龙坡墓地发现之前，很多人都认为广西没有自己的青铜文化，即使在广西发现了一些青铜器，也普遍认为都是从北方中原地区传过来的，元龙坡墓地我们发现了大量的青铜器，及其制造这些青铜器的范，那么这个就证明，广西至少在西周时期，在中原先进青铜文化的影响下，已经有了自己的青铜文化。 

青铜器是人类社会迈进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三千年多前，壮族先民努力向更为先进的中原文明靠拢，并仿照中原文化建立了自己的礼制，武鸣出土的这两件青铜卣成为文明萌芽的时代见证。

伯各卣

出土发掘

1974年冬天，宝鸡市茹家庄村民在村东冯家塬坡地平整土地，劳动过程中挖出青铜器，经过考古工作人员清理发掘，确认是一座西周时期的车马坑，出土青铜器都为车马饰。1976冬至1977年夏进行了第二次发掘，清理墓葬三座。1980年6月至1981年11月，在竹园沟进行了第三次发掘，发掘西周墓葬十九座，马坑三座，竹园沟13号墓是此次发掘最大的一座墓葬，4号、7号墓规模也较大，三座墓均有妾属殉葬，出土有青铜礼器、乐器、兵器、玉器等非常丰富的各类遗物。伯各卣就出土于竹园沟7号墓。

介绍

伯各卣通梁高27.5厘米，口径8.5×10.7厘米，腹深13厘米，圈足径9.8×11.9厘米，重3.17千克。卣有提梁，带盖，卣身直口，敛颈，器体横截面为椭圆形，深腹下垂，高圈足；装饰有云雷纹、夔龙纹、兽面纹、羊首和牛首等，采用地纹、浅浮雕、高浮雕、圆雕相结合的装饰工艺，使整器显得华丽精美、纹饰立体而繁缛；器、盖同铭，二行六字：“白（伯）各乍（作）宝尊彝”。

工艺特点

许多著名的青铜器大多以铭文而著称，伯各卣则是以精美的纹饰，高超的铸造技术见长。伯各卣采用34块泥范（包括8块活块泥范）、6块活块模，4块独立泥芯、6块泥范自带泥芯，通过复杂的组合，才铸造成型。该卣器身、器盖和提梁三部分分别使用复合陶范法一次浇注而成，器身和器盖的立体卷角处采用翻制活块范工艺翻范，提梁与器身分两次铸造并连接，提梁端部羊首和梁中部的牛首处，也使用了活块范技术，是我国青铜铸造中复合范技术、分铸技术的典型代表作。采用活块模制作铸型，更是中国青铜器铸造技术中“执简驭繁”思想的典型体现。

相关研究

竹园沟7号墓出土两件卣和一件尊，铭文相同，均为“白（伯）各乍（作）宝尊彝”，可知是固定搭配使用的一套酒器。其中“伯各”为墓主名，“宝尊彝”泛指祭祀的礼器，多见于青铜器铭文中。

伯各可能为一代弓鱼伯，即弓鱼伯各；伯为爵称；各是私名。考古学家根据考古资料排定了弓鱼伯家族的世系，可知宝鸡弓鱼国墓地从商代末期延续到了西周穆王时期，弓鱼伯各的时代在西周康王后期、昭王前期。

馆藏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

祖辛卣

出土挖掘

1965年秋天，河南辉县褚邱乡一位农民在自家田里耕地时发现一件精美的青铜器，挖出后藏于家中。当时新乡市博物馆获知后，去其家中再三动员，遂交公。

介绍

这件商代晚期的祖辛卣通高25.5厘米，重3千克，由器盖和器身两部分组成，现仍可轻松分开。器盖顶部呈椭圆弧状，正中立一六瓣花蕾状钮，椭圆弧顶周边锐角内折然后垂直向下形成较宽的折边母口。器身与器盖母口对应的位置为呈内折状的斜内倾子口，颈部近直，斜肩，鼓腹，圜底，高圈足，下部水平外折出一个宽边后再垂直向下折出第一个圈足。颈部较宽的两面正中各有一竖向的半环，环内套着扁弧状提梁。整体而言，正视如壶形，俯视呈椭圆形。

相关研究

器内盖顶和器内底有阴文对铭“祖辛”二字、，两字笔划粗壮，浑厚有力，字内凹壁笔直，字底平整。从这些特征来看，两字是和器体一次铸成，系铸铭。作为商周时期的青铜礼器，也是祭祀用器，器内所铸“祖辛”二字应是器主所要祭祀的对象为日名辛的先祖或祖父。在商王的谱系列表中，也有祖辛其人，而该器又出土于商朝殷墟王畿范围之内，是否可能是商王祖辛的后人制作的用来祭祀其祖辛的器物呢。目前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此说有理。

馆藏

河南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