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春煊 （中国近代邮传部尚书）

简介

岑春煊是云贵总督岑毓英之子，光绪十一年（1885年），岑春煊考中举人，两年后，因父亲恩荫，岑春煊被授五品京堂候补，之后因门第超擢，被授光禄寺少卿、太仆寺少卿、署大理寺正卿。维新变法期间，岑春煊屡次上书条陈变法事宜，获得了光绪帝的信任，被任命为广东布政史。不久，岑春煊又调任甘肃省藩司。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岑春煊奉命赶赴京师“勤王”，受到慈禧太后的嘉奖，相继被授予陕西巡抚、山西巡抚之职。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岑春煊调补广东巡抚，不久又改授四川总督。四川任职期间，他参与镇压了义和团运动，并在四川推行“新政”。次年，广西爆发大规模的会党起义，岑春煊出任两广总督，节制桂粤湘黔等省清军围剿会党起义。光绪三十年（1904年），岑春煊奏请清政府实行立宪，在立宪期间，岑春煊、瞿鸿禨一派与奕劻、袁世凯一派斗争激烈，最终，岑春煊被开缺。

武昌起义爆发后，岑春煊转而赞成民主共和，并和袁世凯一起逼清廷“逊位”，之后，岑春煊参加了“二次革命”“护国运动”和护法运动，并加入广州护法军政府。但西南军阀并无与孙中山合作的诚意，他们改组军政府，并选举岑春煊为主席总裁，以排挤孙中山。1920年粤桂战争后，军政府解散，岑春煊寓居上海。1933年岑春煊因病逝世，享年72岁，生前著有《乐斋漫笔》。

孙中山认为，岑春煊是旧官僚，“见识思想均极愚陋，断不足维持中国”；台湾历史学家吴相湘认为，岑春煊清劲刚直的作风，在晚清腐败的政风中是很难得的，可惜他见识有限，又无政治理想，以致每有可为而卒无可为。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岑春煊是云贵总督岑毓英之子，少年时期“随宦读书”，光绪五年（1879年），岑春煊入京，由国学生捐官为主事，分工部学习行走，不久又调刑部供差。光绪十一年（1885年），岑春煊回广西桂林参加乡试，考中举人。光绪十四年（1888年），岑春煊补工部郎中。当时，恰逢光绪皇帝大婚，岑春煊协助办理筹备庆典事宜。第二年，岑毓英病逝于昆明，岑春煊返乡丁忧。两年后，岑春煊进京服阙，因为父亲的恩荫，被赏五品京堂候补，之后，他数次因为门第超擢，被授光禄寺少卿、太仆寺少卿、署大理寺正卿。

甲午战争爆发后，两江总督刘坤一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节制关内关外各军，但刘坤一迟迟不肯出关。大学士兼军机大臣李鸿藻以前方军情瞬息万变为由，派岑春煊出关视察，以寄耳目。之后，烟台、威海告急，岑春煊带兵前往布防。《马关条约》签订后，岑春煊托病请假回乡，寓居桂林。

维新干将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以康有为等人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主张变法维新。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康有为第二次到桂林讲学时，岑春煊与其结识，并对其变法主张和宣传活动表示赞许与同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春，维新派在京师进行变法活动，岑春煊赶赴京师。百日维新进入高潮之后，岑春煊屡屡上书，条陈变法事宜。七月，岑春煊向光绪帝呈递奏折，主张对内外冗滥官员进行比较彻底的裁汰。他的奏疏得到光绪帝的赏识与接受，不久，光绪帝便颁布了裁官上谕，岑春煊也由此得到光绪帝的信任，并被任命为广东布政使。广东任职期间，因不满两广总督谭钟麟等人的营私舞弊行为，岑春煊受其排挤，不久，岑春煊被调任甘肃省藩司，到达甘肃后，岑春煊仍具疏弹劾谭钟麟等人，最终谭钟麟被参倒，岑春煊由此以正直闻名。

庚子“勤王”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进犯京津地区，清政府谕令各省督抚派兵进京“勤王”，应命赴京者寥寥无几，但岑春煊率兵从兰州日夜兼程北上。当时，慈禧太后正挟光绪帝出德胜门西逃，岑春煊“勤王”之举受到慈禧嘉奖，遂命其督办粮台，向沿途各省府催粮催饷。行至潼关时，慈禧授岑春煊为陕西巡抚；到达西安后，又任其为山西巡抚。当时，正值八国联军攻到山西边境，岑春煊秉承慈禧“不轻于开衅”的旨意，一到山西就下令撤走娘子关、固关的守军，不许清军还击侵略军，致使入侵山西的联军长驱直入。同时，由于前任巡抚毓贤纵容山西境内的仇教活动，山西成为全国教案的重灾区，岑春煊到任后，下令清理教案，对洋人赔罪抚恤，帝国主义则乘机大肆讹诈勒索，岑春煊被迫先后与自立会、内地会、公理会、浸礼会、耶稣教等教会签订“合同”，清政府被勒索大量赔款。此外，岑春煊还镇压了山西40余县的曾参加义和团运动的农民。

任职四川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岑春煊调补广东巡抚，未及成行，又改授四川总督。当时，四川连年灾荒，义和团、哥老会会众纷纷起事，前任总督奎俊用重兵扑剿，但未见成效。九月，岑春煊带领新式晋军抵达成都，当即在北门外诛杀起义者百余人，以儆效尤。同时，岑春煊实行“清乱源”的办法，他首先查办了一批贪官污吏，以缓和阶级矛盾；同时，他实行“保甲连坐”制度，一家犯法，十家连坐，以孤立义和团而加以扑灭；他还整顿团练，扩大地主武装，以镇压起义群众。此外，岑春煊派出大批军士，扮成算命先生、江湖术士分赴各地诱索起义军首领，此举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年底，起义军首领廖观音被清军捕获，义和团余部被迫向川北、川南边远州县转移。

总督两广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广西旱灾严重，瘟疫流行，清政府浮收苛派，激发了大规模的会党起义。巡抚王之春欲借法国的士兵和钱款平乱，又引发了各地的“拒法运动”。于是，清政府令岑春煊出任两广总督，节制桂粤湘黔等省清军围剿会党起义。就任后，岑春煊首先参劾罢免了原巡抚王之春、黄槐森、提督苏元春等军政要员，又革除两广数百名官吏；同时，他遴选了龙济光、陆荣廷、张鸣岐等亲信将领率兵进入大山中。第二年，岑春煊在百色设立指挥机构，调集数十万兵力围剿起义队伍。两年的时间内，岑春煊先后镇压了左江、右江和柳州境内的会众起义。之后，岑春煊转而整理财政，兴办实业，派员整理海关，制定税收章程，一年即征税660万两。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在社会各界的强烈要求之下，岑春煊出面奏准将粤汉铁路交归商办，岑春煊由此在工商界博得名望。岑春煊任两广总督期间，不断培植个人势力，后来成为桂系军阀头目的陆荣廷、陈炳焜、谭浩明、林俊廷等人，都得过岑春煊的提拔。

主张立宪

光绪三十年（1904年），立宪呼声日益高涨，张之洞、孙宝琦等人率先上折奏请立宪，岑春煊等督抚也相继以立宪入奏。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七月，清政府颁布“预备仿行宪政”上谕，委派载泽、袁世凯等人会同编制新官制，派奕劻、孙家蒲、瞿鸿禨总司核定，又调岑春煊、张之洞进京参议讨论。在这次官制改革中，内外权贵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岑春煊和赵尔巽主张建立以督抚为首长的行省衙门，布政使、按察使同署办公，另设审判厅专司审理案件。岑春煊、赵尔巽的主张有削减督抚权力、相互制约之用意。

后因官制迟迟不能实行，立宪派表示强烈不满。岑春煊为了与权势日重的奕劻、袁世凯相抗衡，并促进立宪的实行，秘密派亲信到上海，并写信联络张謇，承诺出资一万元，支持江浙立宪派筹设立宪团体。十月，预备立宪公会在上海宣告成立，岑春煊的幕僚郑孝胥被选举为会长。同年，奕劻调岑春煊为云贵总督，但岑春煊拒不赴任，托病蛰居上海。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岑春煊与立宪派内外呼应，上奏速设资政院、都察院、省咨议局和州县议会，呼吁尽快实行立宪。

随着宪政改革的进行，清廷各派斗争激烈，其中重要的两派政治势力便是奕劻、袁世凯集团与瞿鸿禨、岑春煊集团。为排除集权障碍，奕劻改调岑春煊为四川总督，岑春煊仍不从命。此时，军机大臣瞿鸿禨也受到排挤，他联络岑春煊向奕劻、袁世凯反击。岑春煊到达京师后，多次在光绪帝和慈禧面前参奏奕劻和袁世凯势力，慈禧命其为邮传部尚书。紧接着，岑春煊奏罢奕劻、袁世凯任用的邮传部侍郎朱宝奎，并与赵炳麟、赵启霖合谋参劾段芝贵和奕劻、载振父子。赵启霖上折参劾段芝贵买歌妓送给载振，且以10万金送奕劻祝寿，由此得以超擢黑龙江巡抚。瞿鸿禨指使报馆披露了此事，一时舆论哗然，清政府不得不撤销段芝贵、载振二人的职务。

之后，奕劻、袁世凯势力开始反击。他们借口两广边境动乱难靖，奏请派岑春煊前往办理剿抚事宜，以便将岑春煊排挤出京。于是，清廷谕令授岑春煊为两广总督，但岑春煊以“病尚未痊”为由，奏请收回成命，未得允准。岑春煊被迫离京。之后，他滞留上海，迟迟不肯南下赴任。接着奕劻、袁世凯势力向慈禧太后密奏岑春煊暗通康梁，曾入保国会，为康梁死党，并将伪造的岑春煊、梁启超合照呈于慈禧太后，慈禧将岑春煊开缺。

赞成共和

宣统三年（1911年）五月，清府公布“铁路国有”法令，把原本商民合办的川汉、粤汉铁路的主权强行没收，转手卖给帝国主义国家，引起了以四川为中心，波及湖北、湖南、广东等省的保路运动，其中以四川的铁路风潮最为激烈。当四川商民向四川总督赵尔丰请愿时，赵尔丰下令开枪镇压，当场打死32人，打伤无数，造成了震惊全国的“成都血案”。“成都血案”发生后，引发了同盟会同志军起义，各地同志军汇集20多万人，将成都围得水泄不通，赵尔丰不得不通电求援。清廷急令湘、鄂、粤、黔、滇、陕六省派兵入川，并催令端方从湖北迅速起程，又起用岑春煊为四川总督，命他会同赵尔丰镇压起义队伍。岑春煊见局势复杂，反而观望，踌躇不前。后经盛宣怀再三电催，一个多月之后，他才抵达汉口。这时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独立，岑春煊见清王朝大势已去，便寓居上海。十二月，他致电载沣等人，表示赞成共和。之后，他又在袁世凯写好的电奏稿上签名，领衔电请清廷“逊位”。民国元年（1912年），袁世凯命岑春煊为福建宣慰使，次年又任命他为汉粤川铁路总办，但不久，袁世凯又下令罢免岑春煊督办之职。于是，岑春煊决定反袁，并在胡汉民的劝说下，加入了国民党。  

反袁斗争

“宋教仁案”发生后，国民党人发动了反对袁世凯独裁的“二次革命”，岑春煊被黄兴等人推举为“全国讨袁军大元帅”。革命党人希望通过他的关系联络广西的陆荣廷和广东的龙济光，岑春煊曾南下劝说陆荣廷、龙济光起兵反袁，但未成功。二次革命失败后，岑春煊被通缉，之后，他经香港逃往南洋避祸。

民国四年（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活动激起新的反袁斗争，黄兴等革命党人多次催促岑春煊回国主持反袁大计，曾被岑春煊提拔重用的广西都督陆荣廷也邀请岑春煊回国。次年，岑春煊东渡日本，与孙中山多次会晤，约定联合讨袁。岑春煊还以个人名义向日本政府借得日币1000万元及若干枪械，绕道香港潜回肇庆。当时两广已宣布独立，岑春煊、梁启超认为一定要袁世凯退职才能息兵，因此，他们策动滇、黔、桂、粤四省都督通电全国，宣布独立。五月，护国军都司令部在肇庆成立，并推岑春煊为都司令，梁启超为都参谋，唐继尧、岑春煊为正副抚军长。因唐继尧不能离开云南，由岑春煊代行抚军长职权，指挥全国军事；接着，云南和两广的出征部队统一编制，统称为护国军，岑春煊成为西南各省军阀的领袖。由于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和讨袁，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袁世凯去世后，黎元洪即位，宣布遵守临时约法，继续召集国会。七月，军务院撤销，岑春煊仍寓居上海。当年“双十节”时，北京政府为了粉饰全国统一，大授勋位，岑春煊、陆荣廷等受授“勋一位”，成为所谓“再造共和”的“民国伟人”。

西南护法

民国六年（1917年），张勋拥护溥仪复辟帝制，岑春煊通电声讨。张勋复辟失败之后，段祺瑞解散国会，企图废除“临时约法”，孙中山发起护法运动。岑春煊在上海与孙中山多次会面后，表示支持孙中山护法，并电请陆荣廷速抵广州，共商大计。九月，以孙中山为首的广州护法军政府成立，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唐继尧、陆荣廷为元帅，负责行使军政府职权。但唐继尧、陆荣廷不肯与中山合作，没有就职。之后，西南军阀不断制造分裂活动，并推出岑春煊以排斥孙中山的领导。

十一月，桂系军阀发出通电，建议成立三省“都司令部”，拥岑春煊为都司令，企图将军政府挤出广州。不久，直、皖两系矛盾尖锐化，岑春煊、陆荣廷主张“联直反皖”，与冯国璋谋求妥协，准备发起成立“西南各省联合会”，但未获成功。民国七年（1918年），西南军阀另组独立于军政府之外的“中华民国护法各省联合会”，议定由岑春煊担任南北议和南方总代表，但因遭到孙中山的坚决反对，不久，该机构瓦解。之后，岑春煊、陆荣廷串通非常国会中的政学系和益友社议员，在非常国会通过“修正军政府组织法案”，把军政府的大元帅制改为七总裁合议制，选出唐绍仪、孙中山、唐继尧、陆荣廷、林葆怿、伍廷芳、岑春煊等七人为总裁，并推举岑春煊为主席总裁，剥夺孙中山的领导权。孙中山愤然离开广州到上海，通电辞去大元帅职，护法运动至此失败。

倒台退隐

岑春煊当选主席总裁后，依照陆荣廷等桂系军阀的主张，暗中与北洋军阀来往。同年，皖系军阀段祺瑞支持的徐世昌当选大总统，徐世昌为取得西南各省之合作，曾拟推举岑春煊为副总统，但因陆荣廷一向主张联直抗皖，所以，岑春煊所主持的军政府一再宣言，不承认徐世昌的合法地位。十月，岑春煊通电响应直系军阀吴佩孚等自衡阳发表的要求立即停战的通电，之后又特派钮永建前往慰劳，以联合吴佩孚反对坚持“武力统一”的段祺瑞。民国九年（1920年）二月，滇桂军阀为争夺广东北江滇军统率权发生矛盾，唐继尧公开揭露岑春煊秘密与北方直系军阀接洽和议的内幕。因岑春煊秘密派人北上接洽和议，旧国会议员对岑春煊提出不信任弹劾案。在此情况下，岑春煊宣布辞职，后经陆荣廷等人通电挽留后，岑春煊仍照常视事。伍廷芳在目睹一系列的情况变化后，乃脱离军政府，出走香港。岑春煊得知消息后，一再派人赴港挽留，但伍廷芳坚不回。之后，军政府政务会议决议免除伍廷芳外交财政总长的职务，另派人继任。但伍廷芳却在港通电继续执行职权，致使事态严重。其时，岑春煊又派兵搜查参众两院，发现国会文件已运往香港，议员经香港赴上海者已有二百余人，留居广州者不过三百余人，已不足法定人数。四月，唐继尧通电否认军政府政务会议的效力。

不久，伍廷芳到上海与孙中山及参议院议长林森等商进一步行动，岑春煊等人则建议在广州的国会议员加选熊克武、温宗尧、刘显世三人以代孙中山、伍廷芳及唐绍仪任总裁，凑成法定人数。六月，孙中山、唐绍仪、唐继尧、伍廷芳四总裁联合宣言，否认军政府及在广州之国会；岑春煊、陆荣廷亦在广州宣言孙中山、伍廷芳、唐绍仪已辞职，无发言权。

八月，桂系决定讨伐由孙中山扶植的寄驻漳州的粤军陈炯明，十一日，岑春煊下令进攻福建陈炯明军防地。次日，陈炯明誓师。十六日，大战开始，桂军被击溃，粤军占领汕头，桂系大为震动。这时，岑春煊又以调和者自居，用军政府的名义劝告双方停战，但粤军乘胜锐进。十月，粤军占领惠州等地后，岑春煊见大势已去，于是通电宣布退职，次日，岑春煊又与陆荣廷等宣布撤消军政府。之后，岑春煊离开广州，后抵达上海，桂军退出粤境。自此，岑春煊隐退上海租界。

民国二十一（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岑春煊捐助十九路军三万元，以支持抗日。第二年，岑春煊病逝于上海。

为政举措

整饬吏治

任职甘肃省藩司时期，岑春煊以藩司微职，参倒两广总督谭钟麟；任职四川总督时期，据说，被岑春煊弹劾罢免的文武官吏有几千人；两广总督任内，岑春煊先后参罢不法文武大小官吏1060人。因为治吏严酷，岑春煊有“官屠”之称。

兴办教育

任山西巡抚期间，岑春煊扶持了李提摩太在太原开办“中西学堂”；任四川总督时，岑春煊推行了“新政”措施，在成都创办了警政学校，训练警政人员；积极筹办武备学堂，编练新军。他还设立了劝工局，内设工艺厂、迁善所等机构，并选派匠人赴日本学习工艺，招纳穷民、游民入局，“教工以养民”，以减少社会动乱因素。

任两广总督时期，岑春煊创设了两广学务处，先后开办了广东将弁学堂、军医学堂、陆军测绘学堂、陆军中小学等，训练两广新军；又开设各种师范，以及两广实业学堂、政法学堂、蚕业学堂、农林学堂、女子师范学堂等，并选派士子赴日本留学。岑春煊的教育措施造就了一批知名人士：陈炯明、邹鲁即毕业于政法学，杨永泰毕业于高等学堂；国民党知名人士邓仲元则是将弁学堂的学生。

发展实业

岑春煊任四川总督期间，为了抵制印度卢比在四川的流通，设立了四川官造局，铸造有光绪半身像的四川银币，这也是中国最早带有帝王人像的货币。两广总督任内，他又奏请开办广东官银钱局发行纸币，成为官办钱庄之始。同时，他还兴建了士敏土（水泥）厂，自来水厂。同时他还提倡实业改良，两广的每各县城大都办有农林试验场。

人物著作

岑春煊撰有《乐斋漫笔》一书。该书为其自传性笔记，书中涉及“家世旧闻，中朝掌故”，可视为清代历史笔记，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岑春煊作为清末民初的政治人物，其著作多是奏稿、文件，迄今，以《岑督春煊奏稿》《岑西林先生遗集》和《岑春煊文集》收录比较集中。

历史评价

孙中山认为：“岑春煊本旧官僚，见识思想均极愚陋，断不足维持中国，奉之者不过借为傀儡而已。”

徐一士认为，春煊勇于任事，声望很高，但也因学养不足、气质粗俗被诟病。

胡思敬认为，岑春煊“虽好直言”，但性格狭隘急躁，“其刚可用，其智则黯矣。”

台湾历史学家吴相湘认为，“在卖官鬻爵、贿赂公行的晚清政界中，岑春煊是出污泥而不染，并且被称为‘贪黩之克星’。”又认为，“岑春煊清劲刚直的作风，在晚清腐败的政风中是很难得的。民国以来，国民党、进步党利用其为袁世凯政敌及陆荣廷知己等关系屡与提携，实在是很难得的机会。可惜他的见识有限，又无政治理想，以致每有可为而卒无可为，终为武人政客所包围，几不能自拔。”

台湾历史学家苏同炳（庄练）认为岑春煊鲠直有为，“在早年虽有纨袴恶少之名，到后来却俨然是一个‘社稷之臣’的重要人物模样；还认为他“不畏权势，风骨峥稜”。

《清代人物传稿》中认为，岑春煊“性情暴躁，梗烈自恃，遇事锋发，无所回避”。又认为他为官30余年，作为一个深受清廷宠用的封建旧官僚，他能顺应时代潮流而进，是值得肯定的；“然而，岑春煊不可能真正理解孙中山的共和思想，他极力维护军阀割据的局面，寄希望于扩张桂系势力，实现‘南北和议’，这种幻想是注定要落空的。”

轶事典故

“京师三恶少”与“三屠”

岑春煊凭借父亲的余荫补授光禄寺少卿，又迁太傅寺少卿。当时，岑春煊放荡不羁，自负门第才望，不可一世，黄金结客，车马盈门，花天酒地，胡作非为，与瑞征、劳子乔号称“京师三恶少”。

清朝大吏，有“三屠”之称，即：袁世凯屠人，岑春煊屠官、张之洞屠财；但同时，他们又有“三宫保”之列，因为当时人认为袁世凯、岑春煊、张之洞都是清朝江山的有功者。

“假照片”事件

在奕劻、袁世凯与岑春煊斗争激烈的时候，粤籍候补道蔡乃煌为了巴结逢迎奕劻和袁世凯，便为他们出了一个点子：蔡乃煌精通照相，他找来了一张岑春煊的照片，又找了一张康有为的照片，然后将两张照片拼凑在一起，再拍一张岑春煊与康有为的亲密合影的照片。奕劻将这张照片送给了慈禧太后，说此照片是岑春煊与康党密谋，策划拥戴光绪帝的铁证。当时，西方照相术刚刚传入中国，因此，慈禧没能识破他们的小伎俩。慈禧原本就对岑春煊心有不悦，看到这张照片后，她一怒之下，就将岑春煊开缺了。

救驾慈禧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岑春煊亲率2000兵马从兰州赴京“勤王”，恰遇北京失陷，慈禧携光绪帝仓惶西逃。岑春煊知道这是亲近帝后、大显身手的时机，便率兵“扈驾”。慈禧太后对岑春煊的举动十分感激，哭着对他说：“若得复国，必无敢忘德也”。自此，岑春煊得到了慈禧太后的重用，先后被升为粮台督办、陕西巡抚、山西巡抚。

人物关系

后世纪念

广州小蓬仙馆，曾改名“八公祠”，奉祀林则徐、岑春煊、叶名琛、张之洞、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戴鸿慈等八人。

影视形象

2003年出品的电视剧《走向共和》中，由演员胡龙吟饰岑春煊。

注释

护法运动时期，护法军政府在广州组织的国会，与北京政府对抗。

由张耀曾、李根源、谷钟秀等组织的政治集团，护法军政府时期与滇桂军阀唐继尧、陆荣廷等勾结，对孙中山掣肘。

国民党人张继和吴景濂组织的政治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