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系军阀 （北洋军阀主要派系之一）

简介

张作霖出身草莽，在张作相、张景惠等绿林兄弟支持下，逐渐发展成奉天当地不可小觑的一支武装力量。1903年，张作霖接受奉天将军增祺的招抚归顺清廷。张作霖在剿灭东北匪徒过程中，军队规模不断扩大，成为当时东北旧军最为强大的五支部队之一。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张作霖投靠了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张作霖以镇压革命之由，大肆购买军火积极训练军阀，奉军战斗力显著加强。1916年，在袁世凯的支持下，张作霖入主奉天，彻底掌控奉天的军政大权。

张作霖入主奉天后，得到日本人的重视。他们将张作霖视为日本策划满蒙独立的重要棋子，对奉系军阀势力极尽拉拢。张作霖不惜损害东北经济利益，借助日本人力量一统东北。与此同时，张作霖还趁袁世凯死后北洋政府四分五裂之际，在各派系军阀中左右逢源。在1920年的直皖战争、1922年的第一次直奉战争、1924年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奉系军阀均有获益。特别是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奉军打败直军，直接控制北京中央政府，成为北方最为强大的军阀势力。1928年，国民党军队再次北伐，将消灭奉系军阀势力作为主要目标。张作霖见大势已去，连忙退回关外，1928年6月4日，在沈阳附近的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预先埋好的炸弹炸死，享年53岁。同年12月，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宣布从此归降南京国民政府，奉系军阀宣布灭亡。

在奉系军阀政府统治的近 20 年中，张作霖通过依附日本人谋求发展，使得日本对中国的渗透越发严重，为后来九一八事变埋下伏笔。与此同时，东北地区在财政金融、工商业、文化、政治等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对于张作霖及奉系军阀，后世学者观点不一。历史学家来新夏认为，张作霖在第二次直奉战争获胜后建立的临时执政府，在政治制度史上是一个不伦不类的政治畸形儿而已。华人学者唐德刚则表示张作霖虽然作为奉系军阀，因不愿卖国拒签日方的“五路”条约而被暗杀。这种行为大节无亏，均足以名垂青史。后世治史者应该记述实际情况，不能因为个人成见而全盘否认。

发展历程

组建帮团

张作霖本为山东人，甲午战争后张作霖之父携家眷迁往海城县大高坎村，在当地一家名为杜家店的旅店以打工为生。张作霖十六七岁时，也在杜家店打工，时常在店内聚众赌博以至于欠债累累。无奈之下，张作霖便盗卖村民驴子以偿还赌债，店主得知后令人捉拿张作霖欲将其打死。张作霖逃往辽河一带，投奔到当地最有名的大胡匪杜立山帮中避难，外号老疙瘩。

1900年，张作霖在岳父赵占元德帮助下，在赵家庙召集二十余人组成保安队，负责维护附近几个村子的治安。在张作霖等人保护下，当地治安情况有了较大的改善。此后陆续有二十几个村子被纳入张作霖保护范围内，他在民间的声望也越来越大。在赵家庙西北方向的中安堡，也有一个一百多人的保安队，队长叫金寿山。以金寿山为首的保安队在当地无恶不作，百姓们便托请张作霖出兵帮助他们驱除金寿山。张作霖应邀出兵，将金寿山打得大败，占领了中安堡。1901年12月30日，张作霖在举办庆功宴时被金寿山偷袭，仓促之下张作霖部大败，向八角台方向溃逃。张作霖在八角台时经人介绍与保安团团长张景惠相识，两人一见如故，张景惠认为自己不如张作霖，便将保安团团长之位让与张作霖，自己退居副手。张作霖部与张景惠部合并后，张作霖在八角台积极招揽人手购买枪支弹药，周边的汤玉麟、张作相等人也纷纷率领手下前来投靠，张作霖所部很快发展成当地数一数二的帮派势力。

接受招安

随着社会治安逐渐稳定下来，清朝政府有意解散各地的民间武装势力，张作霖与张景惠等人商议后决定向朝廷投诚。1903年，张作霖接受奉天将军增祺的招抚归顺清廷，张作霖所部两百余人被新民府收编为一营。清廷任命张作霖为管带，张景惠作为副官带，至此以张作霖为首的武装势力得到了官方正式承认。张作霖将这支队伍作为骨干班底，不断扩张已方势力，为后期形成奉系军阀势力打下坚实基础。

剿灭匪徒

1905年，张作霖被任命为统带，率领五营兵力将辽西一带大大小小的匪帮尽数扫平。之后张作霖奉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命令，与知县殷弘寿一同前往辽中剿灭杜立三匪帮。当时杜立三匪帮兵强马壮，手下有一千多悍匪为其效力。张作霖与殷弘寿商议之后决定智取，张作霖遣人送信称清廷有意招抚杜立三，请杜立三速来新民府报道，杜立三担心是阴谋便婉拒了提议，张作霖见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将义父杜泮林接至新民府，向他引荐知县殷弘寿，称殷弘寿是省里派来的招抚大员前来招抚杜立三。杜泮林不知是计，见状给族侄杜立三写信劝他接受朝廷招抚。1907年6月6日，杜立三率领十三余人前往新民府接受封官，张作霖借此机会将杜立三擒杀。杜立三死后帮众群龙无首，张作霖派张景惠率军乘胜追击消灭杜立三余部势力。张作霖因剿匪有功，升任奉天巡防路统领，管辖马步5营，此时马步5营、中路、左路、右路、后路等4路军队皆由张作霖管辖，成为当时东北旧军中最为强大的五支部队之一。在多年剿匪中，张作霖常因兵力不足而功亏一篑，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为增强张作霖部队实力，将张作霖部扩编为七营兵力，又将驻扎在洮南的孙烈臣部交由张作霖指挥。

入主奉天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奉天新军将领暗中谋划准备发动起义，以响应武装起义。时任东三省总督的赵尔巽闻讯赶回奉天，准备征调吴俊生所部前来奉天镇压新军。张作霖得知后认为机会难得，立马率领帐下七营士兵火速前往奉天省城，赵尔巽见张作霖前来大喜，任命张作霖兼任中路巡防营统领，此时张作霖已统率将近十五营士兵，成为当时奉天省城中兵力最多的军事将领。1912年1月23日晚，张作霖派人暗杀革命党人张榕，又在城中大肆搜捕数百名革命党人，对他们进行残酷镇压，前前后后将近一百余人遇害，革命党人的起义计划失败。因镇压革命有功，张作霖被清廷任命为关外练兵大臣。控制了整个奉天城的军事大权。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中华民国正式建立。然而好景不长，很快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被袁世凯窃夺。1912年，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不久，张作霖多次写信表达自己愿意效忠袁世凯。1912年9月11日，袁世凯下令对东三省军队进行重点整编，张作霖部队被改编为国家陆军第二十七师，张作霖任师长，授陆军中将衔，驻地奉天。1912年9月，袁世凯任命袁廷銮为东三省西边宣抚使，节制奉天、吉林、黑龙江军务。张作霖虽对袁廷銮表示极为尊重，暗中将袁廷銮架空，袁廷銮忧惧难安不久便上书辞职，由段芝贵接任东三省西边宣抚使。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复辟，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改元洪宪。袁世凯此举激起全国上下一片反对，蔡锷在云南率先扛起反袁大旗，发起护国运动。各地纷纷宣告独立，起兵反袁，袁世凯要求张作霖出兵湖南镇压革命，张作霖假意答应并从袁世凯处获取了大量的银元武器，又以奉天人民要求奉人治奉为由拖延出兵。此后张作霖与冯德麟两人联手，称冯德麟的二十八师部队群情激愤，要进城惩治袁世凯党羽段芝贵。段芝贵闻讯后逃回天津，1916年4月22日，袁世凯任命张作霖为奉天威武将军，管理奉天军务。

1917年，冯德麟因参与张勋复辟被段祺瑞政府逮捕，张作霖托请人从中斡旋将冯德麟营救出狱，并且吞并冯德麟所统率的二十八师，奉天完全落入张作霖手中。张作霖以奉天作为基地，不断对外扩张，逐渐形成威震东北的奉系军阀势力。1918年9月，张作霖被任命为东三省巡阅使。1919年，吉林督军孟恩远因为和日本驻军发生武装冲突，被段祺瑞政府罢免。在日本军方的帮助下，张作霖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东北王”。袁世凯死后段祺瑞掌握了中央大权，他不满全国军阀割据的混战局面，想要出兵实现武力统一。由令心腹徐树铮等人操纵安福国会将徐世昌选为民国总统，在段祺瑞的支持下，皖系徐树铮势力扩张至热河、察哈尔、绥远和外蒙势力后，与张作霖所领导的奉系军阀势力冲突不断。1919年冬，张作霖作出与直系军阀联手，双方共同对抗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势力。

主要战役

直皖战争

1919年7月14日，直皖战争正式爆发。皖军兵分两路，西路军由段芝贵率领，以保定为中心，而东路军则有徐树铮率领以天津为中心，对直军防线发起进攻。段芝贵所率领的西路军遭遇吴佩孚主力，一时难以攻破直军防线。而徐树铮则率领东路军猛攻驻扎在杨村的直军，同日杨村驻军战败被迫退北仓一带。7月16日，直系将领吴佩孚突击皖军边防军前敌总部，俘虏皖系前敌司令曲同丰和司令部全体高级将领，皖系军队士气大衰，西路军全线溃败，段芝贵逃回北京。7月17日左右，张作霖派遣奉军第二十七、二十八两师进入天津协助直军作战，收复杨村进逼廊坊地区，7月18日东路军徐树铮部见势不好慌乱撤回逃回北京，皖军全线溃败。7月19日，段祺瑞通电下野。7月23日，直奉联军进驻北京南苑，北京政权落入直奉两系军阀手中，双方各自争夺原先属于皖系势力控制区，在此期间张作霖将奉系军阀势力扩张至热河，察哈尔、绥远特别区及京、津、库页等地

第一次直奉战争

直皖战争结束后，直奉两方军阀为争抢地盘矛盾日益尖锐。1922年上旬，奉军改称“镇威军”并从关外向山海关及奉、津浦铁路沿线大举集结。奉军集结总兵力约十二万人。直奉双方从4月21日起即在东线的任丘、静海、马厂等地展开接触战。双方各有胜负。西线双方在良乡一带展开拉锯。4月29日，两军同时展开总攻，第一次直奉战争正式开打。在前期战事中奉军稍稍占优。但5月4日接连传来西中二路失败的消息，东路奉军军心动摇，终致溃败。7日，吴佩孚进占军粮城。至此，第一次直奉战争以直军的全线大胜而告一段落。7日，吴佩孚进占军粮城。5月19日，奉天省议会宣布实行“闭关自治”，张作霖任东三省保安司令兼奉天省长。20日，奉军在关内的最后据点滦州被直军占领，全军退往关外。26日，张作霖发布全国通电，“宣布东三省一切政事由东三省人民自作主张”。从此在东三省就出现了张作霖拥兵自守的半独立状态。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北京政权落入直系军阀手中。

第二次直奉战争

1924年9月，江浙战争爆发，张作霖发出通电，以援助浙江军阀卢永祥为借口，挑起第二次直奉战争。9月5日，张作霖将奉军编成六个军，共计12.5万人，兵分两大战场，东战场以山海关一线为主战场，西战场以热河一线为辅战场。奉军兵分两路，向榆关、朝阳进发。9月17日，直奉两军在山海关战场激战，双方军队死伤惨重。10月23日，冯玉祥从前线秘密回师北京发动兵变，囚禁总统曹锟。此后与张作霖的奉系军阀联合出兵，击溃吴佩孚所率领的直军主力。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吴佩孚率领残部南下逃遁，张作霖、冯玉祥等人在天津曹家花园召开会议，决议成立中华民国执政府与善后会议以取代国会，并推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北京政权落入奉系军阀手中。此时张作霖已经拥有将近三十五万士兵，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军阀势力。

浙奉战争

1925年10月，在英美的支持下，直系军阀孙传芳，自称浙闽皖苏赣五省联军总司令，以反对奉军压迫上海工人为名，出兵进攻奉系军阀，也称第三次直奉战争，或孙奉战争。战争一开始，湖北、安徽、江西三省直系军阀纷纷支持孙传芳讨伐奉军，奉军刑士廉、丁喜部不占自退，孙传芳顺利占领江苏、安徽。1925年10月16日，孙传芳攻占上海，奉军节节败退。1925年10月19日，南京亦被孙传芳部队攻陷。1925年11月7日，孙传芳部大胜奉系军阀将领张宗昌，11月8日，孙传芳部占领了安徽蚌埠和徐州，浙奉战争以孙传芳部胜利告终，奉系军阀在东南地区势力大衰。

郭松龄反奉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控制了北京政权，而此时奉军内部士官派和大学派将领之间的矛盾越发尖锐。大学派将领郭松龄认为土派将领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张作霖在封赏有功之臣时不顾实情，一味偏袒以杨宇霆为首的士官派军官，最卖力的大学派官员反而没有落下太大好处。郭奉龄决定联合冯玉祥，将杨宇霆等人驱离奉系，扶立张学良作为奉系军阀之主。1925年11月，郭松龄在滦州发起兵变通电要求张作霖下野，主张以张学良为司令，并且查办杨宇霆等人。郭松龄率七万大军势如破竹迅速攻占山海关，夺取绥中、兴城，占领锦州等地，奉天危急。此后日本出兵援助张作霖以及郭松龄盟友李景林倒戈，郭松龄陷入孤立局面被打得大败，12月25日在辽中县被害身亡。

入主北京

1926年3月，日本军舰炮轰大沽口炮台。3月初奉系渤海舰队司令毕庶澄率领5艘军舰，运送张宗昌的陆战队，企图在大沽口登陆，同榆关张学良部、马厂李景林部联合进攻国民军。3月7日奉军舰队在北塘登陆，与国民军发生激战，结果为国民军所败，于3月10日退回直隶湾。3月12日下午3时，日本两艘驱逐舰驶入大沽口，后面尾随着数艘奉船。驻守炮台的国民军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即以旗语阻止其前进。日舰却突然向炮台实施炮击，当场打死国民军四人，伤八人。国民军被迫进行还击，将日舰驱逐出大沽口。同年8月奉军攻下南口后，控制了张家口、直隶、热河、察哈尔等大片地区。张作霖当即任命褚玉璞为直隶督办、汤玉麟为热河都统、高维岳为察哈尔都统，商震为绥远都统。

1926年9月，广东革命政府决定出师北伐，以消灭奉系军阀张作霖、直系军阀孙传芳、吴佩孚为主要目标。北伐军队在两湖一带与吴佩孚部激战甚久，10月北伐军击破武昌，吴佩孚主力覆灭。1926年北伐军攻打江西，11月攻克南昌，孙传芳部主力被消灭，孙传芳逃亡南京。张作霖分析当时形势，认为北伐军连战皆捷，已据有两湖、两广及江浙地区，建立起南京国民政府，已成为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有意与南方国民政府谈判进行“南北议和”。1927年6月16日，张作霖在北京召开奉系高级将领会议讨论“南北议和”，孙传芳和张宗昌极力反对张作霖实行议和之事，认为如今南方国民政府内讧不断，正是收复失地的大好时机。并且建议张作霖改组北京政府，组建军政合一的安国军政府，由张作霖任安国军政府大元帅，以便对国民政府用兵。张作霖采纳了张宗昌、孙传芳等人的提议。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怀仁堂就任安国军大元帅，并且颁布了《安国军政府组织令》，以元首身份入主北京政府。

奉系军阀的溃败

1928年1月，蒋介石重任北伐军总司令，并作出北攻张作霖的决定。在此之前，蒋介石曾于1927年5月北上进攻奉军。日本以“保护侨民”为名，出兵山东。蒋介石下达了讨伐奉军的总攻击令。由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新军阀，组成四个集团军，共同向奉系军阀发动攻击。5月28日，各路北伐军奉命发起总攻，奉军节节败退。6月2日，张作霖发出通电，宣布退回关外，所有中央政府，暂交国务院摄理，军事归各军团长负责。

皇姑屯事变

6月3日凌晨1时15分，张作霖乘车离开北京。6月4日清晨5时30分，当张作霖所坐专列行驶至皇姑屯附近京奉、南满铁路交叉点时，日本帝国主义分子预挂在铁路钢梁上的250磅黄色炸药发生剧烈爆炸，三节贵宾车全被炸翻。张作霖被炸成重伤，几小时后死去。张作霖死后，年仅28岁的张学良易服回沈，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

张学良改旗易帜

皇姑屯事件后，1928年12月29日，当时统治中国东北的奉军军阀将领张学良通电全国，表示从即日起，服从南京国民政府。奉系军阀将代表着北洋军阀的五色旗换成了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标志着北洋军阀长达16年的军阀混战和长期的分崩离析彻底结束，中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

权利架构

奉系军阀内部派系丛生，其中以张作霖为首的元老派、以杨宇霆为首的士官派及以张学良、郭松龄为首的大学派实力最强。元老派和士官派关系紧密，生活方式和思想较为保守旧官僚习气较重，大学派思想较为激进，反对内战主张对奉系内部进行改革。随着奉系军阀势力的日益壮大，三派之间矛盾日益尖锐。

旧派将领

新派将领

主要装备

购买武器

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张作霖为了加快对直系的复仇战争，开始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向其大量购买军火。1922年10月，张作霖以100万元购买日本存在海参崴的两万支步枪和炮弹、飞机等；1923年2月，日本把从意大利购买的13000支步枪、12尊大炮全部转卖给奉军；同年8月，日本又供给价值368万元的武器装备。1923年，日本不仅向这些兵工厂提供技术和主要的生产机械，还安排了数名日本工程师进行指导，为张作霖称霸东北和发动内战源源不断地制造军械。由于张作霖不能直接从欧美进口武器，日本还专门从意大利订购枪炮，转手高价卖给奉军。

军工生产

为维护奉系军阀在东北统治和实现对外武力扩张，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先后投入巨额资金，创办了一系列军事工业企业，从而摆脱对外国帝国势力的武器依赖。东北军事工业虽然起步较晚，但技术新发展速度较快，其中以奉天军械厂、东三省兵工厂、东北航空工厂、奉天迫击炮厂等最具代表性。

奉天军械厂

1916年，张作霖在大东门里（沈阳造币厂院内）创造奉天军械厂。奉天军械厂占地面积4.7万平方米，有工人200名、职员100名，从海外购买的各类设备100余台，负责保管、修理军械和制造炮弹。1919年，张作霖认为奉天军械厂厂区面积有限，不能满足大规模武器制造需要，令陶治平另外筹建新厂。1923年，奉天军械厂被并入东三省兵工厂。

东三省兵工厂

东三省兵工厂位于大东门外东塔以西原农业试验场旧址，1919年东三省在原奉天军械厂的基础上开始扩建，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全厂占地3200余亩，拥有工人2.5万人，职员1000多人，机器设备上万台。在张作霖的支持下，东三省兵工厂积极引进国外先进设备，不断革新生产技术，并且斥巨资聘请顶级武器专家作为技术顾问。东三省兵工厂所生产武器种类繁多、质量优良，特别是火药和炸药生产技术位于全国前列，日本人更是盛赞称东三省兵工厂为远东第一兵工厂。

奉天迫击炮厂

1922年10月，张作霖雇佣沙敦任奉天迫击炮厂厂长，在北大营陆军第27师修械司一带设置厂房，为奉军制造迫击炮、迫击炮弹等武器。该工厂建立之初，占地70余亩，下设炮厂、炮弹厂、装药厂、翻砂厂等机构。主要生产八厘米的迫击炮及其炮弹驮鞍，与十五厘米的迫击炮及其炮弹、迫击药车、迫击弹车等。1926年6月，张作霖在惠工工业区建设奉天迫击炮新厂。1927年2月，新旧两炮厂合并，此后奉天迫击炮厂规模不断扩大。1929年5月，奉天迫击炮厂更名为辽宁迫击炮厂。

随着炮厂生产技术不断进步，工人在原有八厘米的迫击炮基础上，分别于1922年、1924年、1926年制造出改制的十一式、十三式、十五式迫击炮，在选用材料，加大威力及操作灵敏等各方面都有明显进步。1927年，奉天迫击炮厂对老式十五厘米的迫击炮重新设计，其炮车、弹药车仿制山野炮形式进行设计，称为新式15厘米击炮。这种迫击炮外形美观便于运输，作战时可携带炮车1辆，药车2辆。每辆可载炮弹10发，新式15厘米击炮迫击炮的射程和威力得到很大提升，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令直军十分忌惮。

东北航空工厂

东北航空工厂位于沈阳东塔机场，于1921年开始建设，是当时奉系军阀修理飞机、制造飞机零件、配置航空无线电零件的空军后期机关。1923年，张学良担任航空处总办后，开始大力发展空军，不断扩大厂房规模，至九一八事变爆发前，东北航空工厂能够独立制造三四十种飞机零件。

军旗

五色旗根据五族共和理念设计而成，红、黄、蓝、白、黑分别对应汉、满、蒙、回、藏五族，五色旗设计既有革命之意，又可以凸显中国革命乃民主革命而非种族革命，从而减缓民族之间的对立情绪，有利于维护祖国统一和加强民族团结。

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在资产阶级革命派陆皓东设计的青天白日旗基础上添加了红色，旗面为蓝色代表青天，旗中置一射出叉光的白日图案，叉光代表着十二时辰，红色象征自由、平等、博爱。

作用与影响

政治方面

因为袁世凯的复辟帝制引起了全国范围的抵制，这时的蒙古军开始趁乱崛起。为了平定作乱，当时的奉天督军张作霖派出洮辽镇守使吴俊升前往洮南镇压，战败而归。为了能够让蒙古军知难而退，张作霖只好派出军事顾问日本陆军中作菊池武夫前往郭家店进行劝和。

当时的蒙古军首领巴布扎布接连与日军对抗，最终战死。9月18日，失去了首领的蒙古军四处逃散。1916年7月6日，北京政府将各省将军一律改称督军，张作霖任奉天督军兼省长。

就任之后的张作霖在1926年末起用王永江为全省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王永江就任之前，就向张作霖提出两个条件：一是改革警政，不能受到阻难；二是绝对严禁军界干涉警政。得到了张作霖的允诺之后，在王永江的大力改革之下，张作霖的地位愈加巩固，也让东北政治制度变得更加清明。

财政方面

1917年5月22日，张作霖任命当时的省警察厅长王永江为财政厅长。第二年，又让王永江兼任东三省官银号督办。这才使奉天省的财政金融走上正轨。

奉系军阀的财政改革包括财政收入改革和财政支出改革。财政收入改革期间，王永江调整了奉天的税率和税目，清查了土地，削减了政府人员开支。

具体内容包括：

（1）撤换贪官污吏。

（2）关闭亏损的官营企业；开垦荒地，奖励移民；收回省内矿山的开采权，变为官营；官有企业，经营不善者，尽快卖给民营。

（3）调整税收人员，厘定税收项目，清丈土地面积，定出税收额度，确立赏罚章程。财政支出改革阶段，王永江创办实业，发展教育，兴建交通。这两次改革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奉天财政赤字的压力。

由于措施得力，经三年多的努力，终获成效。1920年末，奉系除还清4000万元外债，省库尚存1100万元的结余金。

文化方面

张作霖本人文化不高，因此他很重视教育，张作霖曾说道：“凡国家若想富强，哪有不注重教育与实业，会能成功的呢？我们现在这几天正讨论设立东北大学问题。并且，也计划派送留洋的学生。现在救急的法子，就是凡本省自费出洋的，都由省政府酌量予以救济，不使他们失学。”这段谈话是在1921年12月5日，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前。

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后，张作霖在整军经武的同时，便狠抓东北大学的创办。1922年8月，在省长公署成立大学筹备委员会，聘请教育界名流李树滋、范先炬、佟兆元、林成秀、关海清、谢荫昌、王镜寰、恩格、吴家象、汪兆璠、王之吉为筹备委员。12月2日，省长公署发布委任令，令莫贵恒筹备理工科，汪兆璠筹备文法科，吴家象筹备干事科。东北大学筹建工作开始走上正轨。

1923年4月26日，东北大学正式成立，以此日为建校纪念日。除奉天省长公署拨款外，张学良个人慷慨解囊，出资奉洋150万元，以解燃眉之急。购地款除外，东北大学基建费用即达奉洋600万元。省财政向东北大学的投资巨大，每年人均为奉洋800元。仅1929年度，就投入经费133万元。经费的投入在全国58所大学中占第四位。功夫不负有心人。1929年，东北大学终于建成。

军事方面

为了整顿奉军，张作霖依靠新派力量，于1922年7月底成立了“东三省陆军整理处”，作为整军经武的最高执行机构，实行“精兵主义”以提高战斗力。

采取的主要措施有以 下几点 ：

（一）规定各部队采取考试的方式提拔军官，废除推荐制度 。

（二）各部队要培养人才，淘汰无能者 。

（三）军队增设学科，每日上课两小时 。

（四）各部队发行军事杂志和讲 义，以广官兵的见闻 。

（五）各部队人员必须足额，军官吃空饷者严厉处罚。

（六）发现军人吸鸦片，立即免职处罚等。并规定军人的年龄为十七岁以上，四十岁以下 ；身份不明、 无保人者一律淘汰。

通过建立海军及军事装备的自给，奉系军阀拥有了盘踞 东北大地不可动摇的根基，东北地区的军事力量由此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进步。

工商业方面

为摆脱对日本资金依赖，张作霖治奉期间大力支持工商业发展。利用位于辽宁的辽南新兴棉田，发展纺织业。除外之外，张作霖鼓励民间各行各业积极投资建厂，同日本企业展开竞争，在张作霖的支持下，东北的民族工商业发展迅速。以1905至1914年和1915至1924年两个9年的民族企业增设数字为例：纺织业前9年共建立了15家，后9年，共设立88家；豆油业前9年共设立54家，后9年，共设立75家；酿酒业前9年共设立28家，后9年共设立78家；制粉业前9年共设立2家，后9年共设立14 家。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上看，这个时期正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时期，为中国民族工业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到了张学良执政时期，张学良投入大量资金，支持军事工业企业往民用化转变，1929年5月，奉天追击炮厂制造出中国第一辆国产汽车，在全国范围内引起轰动。张学良在此基础上，积极支持发展民族汽车工业，令日本当局甚为忌惮。

兴衰原因

人际原因

张作霖出身草莽为人轻财重义，在他创业之初便得到张作相、张景惠等一众绿林兄弟倾心拥护，一路随他南征北战，成为奉系早期发展的坚实力量。张作霖任保安队长时，通过剿灭匪徒积极维护地主绅商的利益，得到当地地主绅商的认可。奉天军阀由最初的绿林组织发展为强大的军事集团在此过程中，与当地乡绅名流支持密不可分。

张作霖不仅厚待随他起家的绿林骨干派，还积极招揽各方的优秀人才，如王永江长于谋略、杨宇霆擅长内政、郭松龄善战，他们在不同程度上为奉天军阀的发展立下汗马功劳。然而随着奉系军阀统治范围不断扩大，奉系军阀内部派系林立，各派别之间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矛盾。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奉军惨败，张作霖同意张学良的请求由郭松龄代理参谋长职务，另外启用大量新派军官来整顿奉军风气。张作相、张景惠、汤玉麟、吴俊升等人作为奉系军阀元老，他们对此极为不满，认为自己受到了张作霖的冷落。1925年，围绕着第二次直奉战争是战是和、是否留在北京以及战后赏赐等问题，奉系军阀内部各派系爆发了激烈地争吵，矛盾一触即发，直接引起郭松龄反奉事件。为平息内乱奉军精锐大损，郭奉龄反奉也成为奉系军阀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军阀混战

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内部发生分裂，分别形成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冯国璋、曹锟为首的直系军阀、和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和冯国璋、曹锟为首的直系军阀，双方为掌握北洋政府大权明争暗斗，纷纷拉拢张作霖。张作霖远在关外，趁中原皖系军阀和直系军阀混战之际，在皖系军阀和直系军阀左右摇摆从中牟利，并大肆购买军火壮大奉系军阀实力。因段祺瑞执意武力统一全国，张作霖遂与冯国璋等人联合倒段。1919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此战中直奉联军消灭了皖系直系主力。直系军阀取代皖系军阀成为北京政权最高统治者，奉系军阀通过与直系军阀合作，将势力扩张至热河，察哈尔、绥远特别区及京、津、库页等地。

1922年，为争夺原皖系军阀在南方的地盘，20万奉军入关与直军大战，此战最终以奉军失败而告终。1922年5月，张作霖率兵退回东北，宣布东三省实行 “联省自治 ”。张作霖吸取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的教训，并且分别在军事、外交、政治上作出了一系列对应措施。军事上，张作霖实行 “精兵主义 ”，建立空军，编练海军，扩建东三省，兵工厂，购买军火。同时，张作霖积极组织反直联盟，孤立分化直系势力。首先，组成了孙、张、 段反直 “三角同盟 ”。

第二次直奉战争由于奉系准备充分，加之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奉系取得了胜利，战后“三角同盟 ”旋即瓦解，唯张作霖从中得利，此时奉系军阀一跃成为北方最大的军阀势力，并且控制北京政权。此后奉系军阀盛极而衰，1925年在浙奉战争中，奉系军阀被退往南方的直系军阀打得大败，失去了江苏、安徽、徐州、上海等地，在东南一带势力大衰。

连年的军阀混战，使人民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推翻北洋军阀黑暗统治，实现民主共和逐渐成为人民共同的心愿。1928年，在消灭吴佩孚、孙传庭等直系军阀残余势力后，南京国民政府再次北伐，开始对奉系军阀全面进攻，失去民心的奉军被打得节节败退，各省民众纷纷支持北伐军，此时奉系败亡已无法避免。

和日本复杂的外交关系

日俄战争后，日本将东三省纳入势力范围内。1912年，张作霖曾拜访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落合谦太郎，表达自己愿意和日本政府合作，来争取日本对自己入主奉天的支持。然而当时张作霖仅仅为一师长，并没有得到日本的重视。1916年，张作霖入主奉天后，日方开始拉拢张作霖，将他视为策划满洲独立活动的重要棋子，张作霖对待日本的态度采取勾结但不妥协的政策。张作霖多次以国家不动产作为担保，在经济上对日本作出让步，来接受日本方面有条件的借款。并且多次镇压东北境内的反日爱国运动，允许日本在中国境内修建铁路。而日本也多次出面帮助张作霖购买军火，并且帮助奉军镇压郭奉龄叛乱。

在涉及国家主权方面，张作霖主张寸步不让对日交涉中态度强硬。1916年，张作霖多次致电北洋政府，拒不接受二十一条中涉及东北方面的多项条款，并且不惜与日方一战捍卫来国家主权。20世纪 20年代以后，张作霖在东北力所能及地推行抵日、排日政策，如利用在东北的苏联势力，来牵制日方进一步侵略。为了让东北摆脱对日本的经济依赖，张作霖除支持东北本土企业发展外，还要求欧美企业进入东北投资，来打破日方对东北的经济垄断局面，日本对张作霖越发不信任。

1926年初，日本威逼张作霖退回东北，解决所谓的 “满蒙悬案 ”时，张作霖断然拒绝了日本的要求。日本认为张作霖穷兵黩武将，对日本在东北的经济利益受到损害，准备对张采取 “断然措施 ”。最终在 1928年 6月4日发生了日本阴谋策划的皇姑屯事件。

后世评价

历史学者胡玉海认为，北洋军阀统治是中国由封建专制政治向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转变、过渡的一种政治形态, 这种承上启下的历史角色, 决定了它最终是要让位于民主共和政治的。

常城在1980年出版《张作霖》一书中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长期被学界一致认定为日本侵略中国的工具，张作霖为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不惜出卖国家主权，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直到20世纪80年代国家进入改革开放时期才开始在此问题上出现分歧意见。少数学者仍坚持张作霖与日本相互勾结，互为利用。

曾任吉林省博物院抗联史部副主任的刘朝钊，主张应该全面看待张作霖及奉系军阀。张作霖称霸东北，一方面是靠他的武力优势和政治权术，以及东北地主买办阶级的支持。另一方面也是他投靠日本、 取得日本支持的结果。然而尽管在近代化的过程当中，奉系军阀曾经站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旗帜下戕害过中国人民，但在维护统治的基础上也直接或间接地为东北的近代化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空间。

历史学者佟德元认为，1916年奉系形成后，经过张作霖及王永江等文治派十余年的苦心经营，东北社会与经济面貌大为改观，近代工业也初步建立起来。虽然张作霖屡次兴兵入关，耗费巨大，给东北尤其奉天财政和经济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但在十余年的时间里除了郭松龄反奉尚有一些影响外，东北基本没有再发生兵灾战祸，所以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下，东北社会与经济仍在曲折中前进和发展。

建国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历史学界普遍认为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工具。针对这一观点，历史学家罗志田则提出了新的看法，他认为奉系军阀与日本的关系类似于国民党与苏联之间的关系，奉张在外交的这种倾向引起了日本少壮军官的注意，对理解后来的皇姑屯事变有着重要影响。

美籍华人学者唐德刚表示，对于“军阀”这一万恶名词，是该阶段的特殊产品。张作霖虽然作为奉系军阀，因不愿卖国拒签日方的“五路”条约而被暗杀。这种行为大节无亏，均足以名垂青史。后世治史者应该记述实际情况，不能因为个人成见而全盘否认。

历史学家来新夏指出张作霖在第二次直奉战争获胜后建立的临时执政府，在政治制度史上是一个不伦不类的政治畸形儿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