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源 （中国翻译家）

人物生平

《中国翻译家辞典》，该书1988年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饭。具体内容如下：孙源（1912— ）

浙江定海人。原名孙德鑫，笔名王益太等。1931年在上海中法学堂毕业，翌年入上海沪江大学新闻专修科读书，于1933年肄业。1934年赴香港与友人创立香港世界语学会。1935年开始推广拉丁化新文学运动，曾主编这方面的书刊，同时加入国际新闻社，其间发表过一些政治时事文章及译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到桂林，进文化供应社工作，继后，转到重庆自由法国驻华代表团，充任新闻参赞助手。抗日战争胜利后，到新加坡任《南侨日报》特约记者，不久，因做过中法文化交流工作，曾荣获法兰西文学院骑士奖状。解放后，来到北京国际新闻局（外文出版局前身）从事对外宣传工作，历任外文出版社法文翻译室编辑、翻译、副主任等职务。现已离休。

几十年来，孙源除译、校、审定过大量的各类法文稿外，又从法文译有：《海的沉默》（连载《法国文学》月刊，1945年第1、2、3期），《人质诀别书》（载《法国文学》，1945年第1期），[法]特莉奥兰《伊凡蒂》，[法]爱弗林纳《死亡时期》，《一个爱和平的人》（新群出版社，1946年初版；1950年再版、三版），《海龙王的琵琶》（生活书店，1947年初版；曾再版），《我怎样成为苏维埃代表》（中外出版社，1950年），《阿尼丝之死》（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自豪的西班牙》（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法国共产党十三次代表大会文件》（合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5年），《法国工人运动》第1卷（合译，三联书店，1957年）等。

原文地址：上海光明中学关于孙源的简介 作者：法兰西文学院骑士

这是上海光明中学关于孙源的简介，转自上海光明中学网站

1912年5月1日生于上海。1925年入中法学堂读书，因成绩优异，多次跳班后推荐入中法工业学堂。1931年进沪江

江大学新闻专业学习一年。

1932年任达理会计事务所助理会计师，1933年至1941年任香港邮船公司会计师。1942年为参加抗日救国，毅然从香港回大陆，参加由中共领导下，以进步文化人士组办的党的外国组织——文化供应社工作。1943年至1948年，在中共党组的安排下，以“民主同盟”成员的身份，赴重庆法国新闻处（戴高乐领导下的主战派组织，是中国抗日盟友）工作，任中文部主任。在此期间， 1946年——1947年，兼任新加坡《南侨日报》特派记者。曾利用其特殊身份，为地下党及进步人士提供住宿，物质帮助和联络工作。并成功完成由中共指示把蒋介石打内战的内部“反共”手册“勘乱”文件，首先在海外《南侨日报》发表，引起国际上对蒋介石的谴责和国人对国民党的愤怒。

抗日战争胜利，国民党政权由重庆迁都南京。戴高乐将军就任总统，法新社改为法国大使馆，在使馆内工作至1949年初。

1949年初，接党组通知，过长江参加南下工作团。在江北待命期间，接上级调令，赴北京参加新中国的《中国新闻社》的组建工作，后改名为中国外文局，任正局级高级翻译，直至离休。

在担任翻译工作的几十年里，曾翻译大量党和政府文件、新闻，其中包括中苏论战中的“九评”。文字翻译著作主要有：《自豪的西班牙》、《安妮丝之死》、《海龙王的琵琶》、《一个爱好和平的人》。

孙老除精通法语外，意大利语也有良好的基础，并熟悉英语、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多国语言。曾获法国文学院颁发的“法国文学骑士”勋章。曾任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常务委员，民盟北京市委文教委员。

孙老七十岁离休，八十多岁还有译著。如今九十高龄，还念念不忘“中法”时代的童稚生活。

人生格言：诚实是做人的根本，正直是做人的原则，谦虚是做人的美德，勤奋是作人的乐趣。

寄语母校：光明，光明，大家光明。

类别：作者(信息来源)：管理用户 发布时间：2002-11-25 9:40:00

永不消亡是老兵永不消亡是老兵

我在译苑耕耘50年结识的译家中，许多人生活轨迹都是上海-南宁-桂林-重庆-北京这样一条线。这类文化人如刘尊棋，金仲华等我能举出一打以上。孙源（1912-）便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个。提起此人来，年纪大些的香港读者大致都还有些印象。

孙源毕生从事文化交流工作。1933年到香港后，立即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创办世界语学会，读书会，请香港中文大学许地山办文字改革讲座。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才回内地，在港整整干了九年。到重庆后，当时法国已沦陷，他参加戴高乐的自由法国驻华代表团，任新闻参赞助理，后任法国新闻处中文部主任。抗战胜利后又任《南侨日报》特约记者。因为长期从事中法文化交流工作，曾获法兰西文学院骑士奖。据我所知，以翻译业绩获得对方国家奖的，只有巴金，萧乾，杨绛等少数几位杰出译家。

孙源的译品很多，有《海的沉默》，《人质诀别书》，《阿尼丝之死》（1958年，人民文学版）。从1982年离休后，他至今仍精神矍铄，密切关注着国家中兴大业的进展。我每从电话中听到他的慷慨陈词时，总不由想起西方老人（如麦克阿瑟元帅）常说的一句名言：

Old soldier never dies ,he passes away（老兵永远不会死亡，只像影像淡出那样逐渐褪色）。

当年叱咤风云的五星上将在美国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这句告别词时，多少观众感动得流下泪。老年人就该有这种襟胸。

（原载1993年9月9 日香港《大公报》转录在符家钦先生编著的《译林百家》）

符家钦先生（1919--2002），老报人，作家，翻译家。

忆孙源兄

作者：徐知免(原名徐幸生，字知勉。1921年生于江苏如皋。1941~1945年就读于昆明中法大学法国文学系。毕业后从事过新闻、编辑工作，后长期从事法语教学与法国文学研究和翻译工作。现为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法国语言文学教授。1980年后在南京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指导硕士研究生，兼作《当代外国文学》编辑工作。现任全国法国文学研究会理事。)

孙源兄，我是1946年认识的。当时他在旧时南京法国使馆新闻处工作。因为有一法国经济代表团来宁，我作为记者去采访，这样就认识了。他满头华发，看上去像个小老头似的，其实他年龄并不大，当时大约也不过三十四五岁的光景。人身材不高，瘦瘦的，戴着一副角质边近视眼镜。他是个好动的人，只见他精神抖擞地转来转去，动作敏捷。自那以后，我有时间就去临湖村他家（这地方在中央路，靠玄武湖很近），或是他的办公室坐坐。他办公的地方在傅厚岗。这里原是徐悲鸿住宅的前楼，整个园子布置得十分精致，幽深。在我的印象里，园中有高大的白杨树。棕榈，植物繁茂，夏日里庭间充满了绿意。屋子里一式漆成白色的落地长玻璃窗，一派清光映人。最让我看中的是这里有个小图书室，收藏了不少新的法文书籍。孙源带着我边走边看，嘴里还说着：“喏，这儿，莫里雅克，这，纪德，这维尔高尔......”（他曾经译过最后提到的这位作家的中篇小说《海的沉默》，在重庆《时与潮》杂志上发表），我还瞥见一些战时子夜出版社地下发行的洁白封面，只印黑色印刷体书名的小开本书，还有若干“自由法国”（France Libre)的宣传画。可惜书籍不能外借，只可借阅那些在阿尔及尔出版的报纸，杂志。当时我于译事还很陌生，偶尔读后有兴趣时也译些东西，请孙源看看：他总是不厌其烦地给我指出错误或译得不合适的地方。

我觉得他这个人热情，诚挚，毫不矜持，真像长兄一样。我非常感动。社会上流行的那一套胡乱吹嘘，捧场的世俗客套，他没有，他的性情是率直的，没有什么虚情假意。他的家乡是浙江定海，生在上海，1931年上海中法学堂毕业，翌年进沪江大学新闻专修科学习，随后经人介绍，到香港一家邮船公司任会计。他积极求知，研习世界语，参加新文字运动，因此结识了乔冠华，金仲华等，经常和左翼文化人来往。1941年香港沦陷后转到桂林，重庆工作。1943年起在法使馆新闻处，任翻译，编辑，直至中文部主任。前几年，我在老友王淮冰兄处亲眼看到一本“国际新闻社”成员通讯录，其中有他的名字。“国际新闻社”是我国著名记者范长江于1938年在桂林成立的一个进步的新闻工作者组织，只是，在孙源去世后我收到的外文局寄来的一份讣告中没有提到这件事。

1949年夏秋之间，组织上调他去北京，在刚刚筹办起来的国际新闻局，（外文局前身）法文组，组长是诗人戴望舒，他任副组长。对外宣传需要中译法的人才，向国外介绍新中国的各个方面。这些文件，资料或文章译成外文出版，都是不具译者姓名的（孙源曾对我说：初期，以至50年代中，你校何如教授译的东西也都只付稿酬，不署名）。就这样，孙源做了几十年大量的这种无名的中译法的工作。谈到翻译，我觉得这应当是中外双方文化的交流，既要外译中，也要中译外。可是历来似乎一提起翻译，都是指把外文译成中文，而繁难的中译外反倒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这几乎成为一项被冷落的工作：有人甚至认为这应当是外国人的事情。许多大部头的翻译理论也只是“半边天”，然而这个“半边天”却几乎遮盖了整个苍穹。其实，从前在学校的课堂上，Version和 theme犹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是并重的，不允许偏废的，中译外，确实是一项繁难的，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因为把中文翻译成外文，既需要确切理解原文，体会作者思想感情又需要用另一种非母语的语言文字恰如其分的表现出来。历史文化愈悠久的国家，其语言文字就愈丰富，词汇量大，而词义精致，真是浩如烟海，波澜壮阔，而其表现形式更是多种多样的，因此，译者是否能拥有丰富的词汇和表现形式，并善于从大量的表现形式中挑选出最精妙的那一种，就成为译作成功与否的关键。孙源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离休，一直都埋头在干中译法这项工作，即使在他“五七年”遭难和被批斗，被抄家的“文革”期间，其前其后，也从未间断过。他毫无怨言。

“文革”期间，厄运总是笼罩在他头上。既然曾经在法国使馆新闻处干过，肯定是里通外国，洋奴的帽子先给他戴上了。然而，据我所知，1949年初，南京解放，绝大多数外国使馆还在，中法当时尚未建交，孙源曾为促进中法双方以及其他方面相互了解做过不少工作，虽然这些工作是细微的，不是高端的，但在当时情况下却是非常必要的。这样的同志应该受到人们尊敬。谁有资格污蔑他，咒骂他，还要抄家。

上世纪80年代后，落实政策，他已离休，搬到北京展览馆那套房子里，居住条件改善多了。我去北京时看望他，他邀我小住，清晨一起在附近的小树林里散步，做健身操。他已瘦骨嶙峋，人真的苍老了，眼睛几乎贴在书上才能看到字。有一回我顺便谈起我译克洛代尔《认识东方》碰到的问题，他马上为我查阅参考书：还有几个字仍有疑义，他甚至特地去请教了李风白夫人帮助解决。其实他这时身体已经很不好了。

随后数年，老伴过世，小儿子不幸跌落到一架未装好的电梯底部，成了残疾，灾难重重啊！我最后一次去看他，他的样子形同痴呆，几乎一切都不明白：面对老友，好像想说什么，却什么也说不出。我临走的时候，为他安排生活的那个小保姆告诉我：有一位姓吴的老先生有时还来看望他。

原载《出版史料》2005年第四期

大老成旧刊数据库只提供（他们能收集到的在大陆发表过的部分）

父亲以笔名高飞在香港发表过文章《法国人的中国老婆》，在《南侨日报》发表文章用过笔名萧穆（都有复印件为证）。

在 香港中文大学大学图书馆 查到三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