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我叫刘进,是一位流浪的数学家,我发现了一种新的数学理论叫系数空间……”在王府井地铁站,当刘进走进地铁车厢里,他一天的工作便正式开始了。乘客们显得很好奇,目光纷纷投向了他手里的那张封塑好的A4纸。
这张小报报头印着“科学发现宣布坛”,小报正反两面可读,上面印着各种数学公式和空间图形,但是整张报纸并没有能够给所谓的“系数空间”一个确定的含义。上面还有一段自我宣传:“你所看到的报纸创办于1992年,迄今发行总量已逾70000余份……对于本报而言,看本身即是一种消费行为……本报按人民币币值(2元、5元定价)以免除找零之苦”。
刘进的努力没有白费,在15分钟内有两名乘客自掏了2元钱买了一份,直到下车的时候,两人还在看着手中的这份科学小报。刘进说,每天早晨8点多他都会带着二三十份小报到地铁来“上班”,一上午便会卖光,下午则回家休息。而每天的收入足够他的生活,甚至还有盈余。
生平经历
“我和系数空间是父子关系”
40岁的刘进说,自己在高中学数学“杨辉三角”时曾有过一个闪念:按照“杨辉三角”定理无限推导多项式,这些多项式在空间上的图形会是什么样子?数学成绩并不理想的他把这个闪念记在了日记本里。
在云南读大学的时候,他偶然翻日记本,突然产生了突破“杨辉三角”的想法。此后,他常常在图书馆里悉心推算,并将这些过程记录在日记本中。1988年,他自称发现了“系数空间”理论——将系数体叠加至四维,每4个系数按逆向结果相乘相加等于下层系数。
“重大发现”使他觉得一夜成为了“数学家”。为了保护学术成果,避免同学偷看,他甚至将日记本付之一炬。
1990年,刘进将他的发现送到云南师范大学科研处,“鉴定”的副教授认为其研究结果有一部分是正确的。在这一鼓励下,他随后向全国多份学报投稿,但终未在任何学报上发表。
“我和系数空间就是父与子的关系,我就站在‘系数空间’研究的至高点上,并为这一空间的‘优美性’深深叹服。而发表它,就会带给我尊严和满足,否则我就过着乞丐不如的生活。”刘进说。
“系数空间让我变得很强大”
刘进自认不是一个功利的人,不过为了能够让他的理论“发表”或者让更多的人认同,他辞掉了教师的工作,从云南来到北京闯荡。1992年,他将“系数空间”理论的精华提炼为一张小报,用170元购置了一台油印机来印制,然后在高校、北图等地进行免费发放。为收回成本,他很快将报纸定价为1角/ 份,随后考虑到生计问题,又将报纸提价为1元/份。
在北大、清华等高校的自习室,很多学生见过突然闯入的刘进,他会在10分钟内,简单介绍自己的发现,随后将报纸卖给有兴趣的同学。“孔子在收弟子时也要有进贡之物,我传授自己的发现自然也不是无偿的。”刘进说。
这一阶段,刘进每天的收入稳定在20至30元,除去每千份80元的成本,他足以自给自足,从1996年开始,他走遍了中国大陆除拉萨以外的所有省会城市,在每所城市中呆1周至2周,去五六所高校进行宣传活动,然后返京。
“那时候,我觉得‘系数空间’让我变得很强大。有一次,我抵达大连的时候已经身无分文,可就凭借我所带的报纸,我自如地生活下来了。”他说。
曾考虑转型
十余年来,那张小报的内容没有变化。刘进遗憾地把其归结为没有精力和时间的结果。由于没有新的进展,这个理论面对的市场也趋于饱和了。“大家都会听腻的,因此越来越不好做”。
刘进说大学生虽然有知识,但经济能力有限,于是他的宣讲阵地也从高校走进了地铁,同时报纸的价格也升至每份2元。刘进说,地铁中总有很多知识分子模样的好人对他的理论有兴趣,而他也不再为销路发愁。
刘进现在开始感受到了一种压力,并对未来也开始有了些新打算,由于地铁卖报纸也会有不稳定的风险因素,再加上现在的经济情况,他也在考虑“转型”。但是,他坦言,在他去过的招聘会上,他发现找工作太难了,而大多数工作也并不对他的胃口。“我现在只能还是做这个,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了”。
记者手记
理想的沉沦
一个人没有理想无异于行尸走肉,但是当一个人脱离了现实而只有理想的时候,他就成了一个“空想主义者”。在采访中,刘进始终没有说明白到底什么是“系数空间”,他研究的这个东西的意义何在,而仅仅以“优美”、“和谐”这样的字眼来形容他心中的伟大理论。
在刘的讲述中,我们听到的更多是他寻求人家认可的过程,而不是他如何发现、演算和论证这个理论的过程。这个有着理想的人在十余年的时间里,他的伟大发现没有任何新的进展。
不过刘也不是完全地脱离生活,他开始用自己的“理想”来换钱,但是他没有用换来的钱继续他的研究,而是变成了一种谋生方式,并沉浸和习惯于此。
我们不能说刘是一个乞食者,也不能说他是一个骗子,更没有权利批评他的生活。我只能说在刘进的故事里,理想变成了一种执拗,一种经营,这或许是理想的一种沉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