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行仓库保卫战 （抗日战争时期重大战役）

战斗背景

1937年8月初，上海形势顿时紧张，一直把上海当作战略目标的日本开始大规模撤侨，包船已订到8月15日。当时日本在上海的侨民已超过10万，绝大多数都居住在虹口。除了老幼妇孺外，日本军队已经开始向在乡军人会、日本居留民团等组织的成员分发武器。8月9日，日海军中尉大山勇夫驾车冲击虹桥机场，与中国守军发生冲突，被当场击毙。当晚日本陆军2000余人坐军舰开赴上海，大战一触即发。

8月13日夜晚，大风肆虐、暴雨如注。从太平洋上刮来的台风与上海擦肩而过，但余威还在。突然从虹口、闸北、南市都传来了极为猛烈的轰炸声与枪炮声。依照张治中将军的计划，装备精良的国军一部攻占日军在上海最重要的据点虹口日本海军司令部；另一部攻击日海军在上海唯一的码头汇山码头，将日军赶到黄浦江里去，这样淞沪抗战可获全胜。但这两个目标均未实现。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抗战自卫书》，宣布“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唯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8月15日，日本宣布全国总动员，成立作战大本营。9月初，日本天皇召开“九一八“事变以来第一次御前会议，正式宣布向上海陆续派遣5个师团约30余万人的精锐部队。中日两国上百万军队在上海长达几个月的生死搏杀就此开始……

战斗过程

1937年8月13日以后，蒋介石尽遣70余万国民党精锐之师，与日本侵略军展开激战。尽管在局部战役曾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但在几乎没有任何天然屏障可以防守的淞沪平原，面对海空占绝对优势的日军，两个多月下来，伤亡巨大，败相已露。

10月26日，鉴于在上海闸北地区抵抗已日趋艰难，蒋介石决定撤出该区绝大多数部队，去防卫上海西部郊区；同时命令顾祝同将军让其麾下的八十八师单独留守抵抗。因为九国公约的签字国将于11月6日召开会议，蒋介石希望以八十八师的牺牲来赢得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

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通过参谋长张柏亭向顾祝同提议：既然出于政治目的，那么留守闸北的部队，实力多是牺牲，实力少也是牺牲；守多个据点是守，集中兵力守一、二个据点也是守。最后顾祝同同意八十八师留下一个团的兵力，留守地点自行处置。孙元良决定，就以四行仓库为据点固守，固守时间为7天，这也是蒋介石向他提出的。他想来想去觉得一团兵力还是过多，在最后撤离时，决定只留下八十八师五二四团第一营这么一个加强营。营长为陆军少校杨瑞符；为加强领导，特派五二四团副团长中校谢晋元作为最高长官。

四行仓库是一座位于苏州河北岸、新垃圾桥即西藏路桥西北角的仓库建筑，是交通银行与北四行（金城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与盐业银行）于1931年建成的联合仓库。它是当时闸北一带最高最大的建筑物，建造得十分坚固。

杨瑞符营长接到从闸北前沿阵地撤退的命令，很不情愿，因为他在这块阵地上已坚守了2个月，牺牲了差不多有一半的兄弟。当孙元良告诉他撤到四行仓库，就一个营坚守7天，掩护全军撤退时，他非常高兴。他明知有可能与他的部下全部牺牲，却说“大敌当前，男儿自应以死报国”。

兵力经过两个月的艰苦奋战，经过5次补充兵员，全营撤退到四行仓库时，包括谢晋元副团长在内，仅414人。而他们的对手，是以后制造了南京大屠杀的松井石根亲自指挥的日本王牌军第三师团。

27日早晨，天刚蒙蒙亮，日军在重炮、坦克的掩护下，攻进了早已是一片废墟的上海火车站（老北站）。他们惊讶地发现，这里已是空无一人。松井石根不敢相信这一状况，他亲自视察了老北站后，便命令部下快速挺进到苏州河北侧。

当时苏州河南岸是英美的公共租界。为了应付局面，保护英美帝国主义在华的利益，美国海军上将亨利·欧文率领一支以“奥古斯塔”号巡洋舰为首的由40多艘舰船组成的舰队开进了黄浦江；英国人除了海军中将查尔斯指挥的海陆军队外，还特别从香港调来了威尔士燧发枪团的一个营。日军虽然骄横，但当时还不敢向英美动手。

当日军第三师团先头部队挺进到四行仓库前，突然遭遇到中国军队的猛烈射击，一下子扔下了10多具尸体，余部慌忙撤退。下午，日军在坦克的掩护下，从东西两侧同时进攻，但炮弹打在仓库坚硬的墙壁上根本无济于事。日军又不敢用重炮，唯恐炮弹越过苏州河，打到租界内。新垃圾桥（即西藏路桥）东侧的苏州河边，还矗立着一个几十米高的巨大煤气包。万一炮弹击中煤气包，引起煤气爆炸或泄漏，后果不堪设想。结果日军的两路夹击碰到火力迅猛、居高临下的守军，根本无济于事。日军扔下20来具尸体再次败退。

上海市民得知国民党军队全线败退的消息原本是十分沮丧的。现在突然听到闸北传来的枪炮声，了解到四行仓库还有一支中国军队在坚守，极为振奋！无数市民爬上屋顶向闸北眺望。有些胆大的市民甚至跑到苏州河南岸观望。由上海市民组织的各界抗敌后援会和主要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救亡协会随即行动，十多辆汽车运来的各种物资堆积在河岸。

当谢晋元与杨瑞符从这位10多岁的小姑娘手中接过国旗时，都情不自禁地向她行了一个军礼！杨惠敏问谢晋元今后的打算，在场的军人齐声回答：誓死保卫四行仓库！

日军占领了四行仓库一侧交通银行大厦，并在四行仓库背面部署加农炮射击，但加农炮对四行仓库厚厚的墙壁无法造成致命伤害，日军只得放弃进攻，但日军将四行仓库的供水与供电完全切断了。

夜幕降临，四行仓库的守军用沙袋筑成一堵墙，慢慢筑到了新垃圾桥边，并派部队驻守。他们整整花了四五个小时将市民运来的食品、水果、衣物、药品等物资及一大袋慰问信拖到仓库里。同时，几位记者也沿着沙袋爬行几十米，来到了四行仓库。机枪连连长雷雄代表谢晋元与杨瑞符接见了记者。谢晋元通过上海商会向美军提出要求送10名重伤员离开战场，美军答应了。这10名重伤员趁着夜幕被抬离了战场。在整个行动中有3名中国士兵被日军枪击身亡。

这时还发生了一件版本众多影响重大的事情，就是杨惠敏送国旗的事情。当时中国军队都没有携带国旗和军旗，谢晋元突然提出希望有一面国旗悬挂在四行仓库顶上，以振国威军威。上海市商会迅速送来了一面大国旗。据著名中医陈存仁在《抗战时代生活史》一书中回忆：“突然一名女童子军杨惠敏，很勇敢地用油布包了一面大国旗，在枪林弹雨之下，跳入苏州河，泅水到达对岸。把她带的一面国旗送入国军手中。”这种说法最具英雄主义与浪漫主义色彩，却似乎缺少现实可行性。而据一位英国工程技术人员回忆：当时连接苏州河南北两岸有一根直径达75厘米的管道，是他亲自带着杨惠敏通过管道爬行到对岸的。这段回忆由英国记者海默写成稿子，配上杨慧敏的照片，刊登在当时的《时代周刊》上。而在曹聚仁与舒宗侨合著的、影响很大的《中国抗日画史》中写道，“女童军杨惠敏送国旗不是游苏州河过去，而是经由隔壁大楼凿开的墙洞过去的。”后来杨慧敏在武汉发表的《自述》中说：“当我负着神圣的使命走到垃圾桥附近时，被一英军阻止了。经我多番辩论后，我终于在这英兵的许可之下爬过了铁丝网，随又匍匐在地，爬过了许多沙包堆，约二小时之久，我终于爬到了四行仓库，将国旗献给了谢团副和杨营长。”当谢晋元与杨瑞符从这位10多岁的小姑娘手中接过国旗时，都情不自禁地向她行了一个军礼！杨惠敏问谢晋元今后的打算，在场的军人齐声回答：誓死保卫四行仓库！当小姑娘问及你们还有多少战士？谢晋元回答说：800人。而杨瑞符回忆，之前送出的重伤员也被一一告知：若外界问起仓库中还有多少守军时，统一回答说800人。这就是“八百壮士”的由来！

战斗后续

从10月27日至30日，战斗已经打了四天四夜，引起了中外各方面的严重关注。10月29日，英美等国派代表向国民政府递交请愿书，要求以“人道主义原因”停止战斗。

蒋介石经过再三考虑，认为坚守闸北、坚守四行仓库最初的目标已经达到：绝大部分的中国军队已经顺利撤退，并重新部署；而这场战斗已引起了西方世界的注意。于是他下令部队于10月31日撤离仓库，并委派上海警备司令杨虎与英国将军斯马莱特会面，商议中国军人如何撤退至公共租界，并与在上海西部作战的第八十八师汇合。于是租界方面出面，与日本军部反复磋商，让中国军队撤退。

日军指挥官松井石根原以为四行仓库至少应该有一个旅，二、三千人的兵力，因此他答应了让中国守军撤退。后来当他从报纸上获悉，造成他的第三师团阵亡200多人的四行仓库守军不满800人时，脸上立刻挂不住了。他当即要求英方：当谢晋元部撤退到英租界后必须全部缴械，并限制行动自由。否则，这支部队退到哪里，日本皇军将追击到哪里……

租界当局屈服了，而谢晋元与他的八十八师五四二团第一营的全体官兵还蒙在鼓里。

当上海警备司令杨虎派员通知谢晋元率部准备撤退到苏州河南岸公共租界时，谢晋元坚决不答应。因为当他从孙元良将军处受命坚守四行仓库时，他已经立下了“殊死报国，誓于四行仓库共存亡”的誓言。杨虎不得不找来了八十八师参谋长张柏亭，经张柏亭的一再劝说，并明示这是蒋介石的命令时，谢晋元才同意率部撤退。

蒋介石提升了所有参加保卫战的军人的军衔（各晋一级），并授予谢晋元与杨瑞符青天白日勋章。

英国士兵热烈欢迎了谢晋元和他的部队。英国准将亚历山大对泪流满面的谢晋元说：“我从来没有见过比这更壮烈的场面”。但随后租界当局的政客们便兑现了对日本侵略者的承诺，他们解除了一营官兵的全部枪械，并将他们全部送到了租界西部意大利防区内的胶州路进行隔离。

租界当局决定转移到上海胶州路花园附近，这里实际上是租界当局用来收容难民的地方，到处是垃圾堆、污水沟，高高低低。从此，部队就在这个地方开始了长达四年多的“孤军营”生活。他们开始住在几间临时的草席棚里，谢晋元团长住在帐篷里。后来部队与工部局交涉，要求建筑房屋。这样工部局请民工做了四幢平房。部队搬进新房子后，开始平整操场、修路、做礼堂、修篮球场、网球场，使占地二百多亩的营区大为改观。

进入“孤军营”的第二年（1938年），部队成立了孤军学校，创办了工务社。谢晋元团长说：“现在的抗日不是一天的事，你们年纪又大了，当团长的应对你们负责。办工厂、学校，是为了你们学得一技之长，将来抗战胜利之后，能参加祖国的建设事业。”工务社主要生产肥皂、袜子、毛巾、筐子、藤椅等，所有原料材料都是上海爱国工商业者廉价供应的，如荣毅仁先生提供棉纱，大生纱厂经理刘鸿生先生提供油脂。当时工务社的主任是二连连长伍杰。他抓生产、跑业务并且还当师傅。万连卿当时负责织袜子，班长是陈凯凡。我们产品的销路很好，出售价格比市场价低，一部分由前来参观的人购买，一部分送到上海最大商场永安公司销售，有时也赠给国民党地下工作人员，但绝对不卖给日本、汪精卫政府。商品印有“孤军营”、“八百壮士”或“四行孤军”的商标，开介绍信，结算时加盖“工务社”的印章，印章上面有四行仓库图案，是由伍杰在外面雕刻的。

孤军学校主要学习历史、算数、国文、地理四门课，并按照文化程度高低分为甲乙丙丁四个班，谢团长兼任校长、副校长倪灿曾、教导主任李宏生，教员是复旦、上海交大的大学生。

编班时进行了一次测验，不分官、兵都参加，然后按照考试成绩分班。万连卿当时在甲班学习，老师是高洪道。课本由老师从外面带进去，内容主要是传播文化知识。每天上午做工，下午、晚上上课，一次两个班。在课堂上老师对大家要求很严，并不因为官兵们年纪大，又是四行孤军就让他们“随随便便”。师生关系很融洽，官兵们很尊敬老师，在路上碰到老师一律行军礼。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原先不会写字、写信的如今都不用请人代劳，效果十分明显。

谢晋元团长教育大家，身体是本钱。官兵们始终注意加强体育锻炼，开展篮球、乒乓球、跑步、跳高、跳远、标枪等活动，上海人民常前来孤军营参观，和大家关系密切，经常和官兵们一起搞球赛，并为他们表演节目，当时有三位女学生叶菌绿、叶珉、叶君炎，其中君炎和叶珉是两姐妹，由于他们都热心帮助四行孤军，经常到军营演戏慰问，所以大家亲切地称她们为“叶氏三小姐”。在她们和其他爱国人士的帮助指导下，孤军营也成立了话剧组，组长是上官志标。剧目内容大都是揭露日寇侵略暴行和反映中国人民英勇抗日事迹的。业余时间孤军营内到处可以听到歌声，《松花江》、《歌八百壮士》、《满江红》、《游击队员之歌》、《黄河大合唱》等歌曲都是大家所喜爱的，这些歌曲起到了振奋民族精神的作用。

1938年8月，为了纪念“八一三”淞沪会战一周年，四行孤军决定举行一次升旗仪式。但公共租界当局怕得罪日本人，不敢答应。谢晋元团长打电话与外界联系，12日上海人民送来了旗杆。13日，四行孤军官兵们举行了庄严的升旗仪式，然而租界认为旗杆太高，官兵们作了让步将旗杆截短了一些，但租界当局还是不允许升旗，并派来一百多持警棍的白俄军人围攻他们。面对暴行，四行孤军则用酒瓶、石头、棍棒等还击，最后四行孤军官兵有二百多人被打伤，其中刘尚方、游长青等四人不幸牺牲。事后租界当局把四行孤军排长以上军官除留伍杰一人外，统统关押到上海中央银行，大家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举行了绝食斗争，以示抗议，三天后租界才被迫放人。

1939年，孤军营开了一次体育运动会，有赛跑、撑杆跳、跳高、跳远、单杠等项目，每人每项都参加。记得当时工务社仓库保管员上士刘一林获得跳高第一名，他还是篮球队主力队员之一。万连卿当时跳高的成绩是1.4米。运动会共开三天，团长负总责，裁判工作均由外面来的人员担任。体育锻炼对官兵们的帮助很大，他们后来能从敌人虎穴中逃出来，能在战争中挺过来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强壮的身体。那时四行孤军纪律很严格，各连值星官出操点名，如有疾病需要向班长请假，无故不到者罚立正，凡打架、斗殴者都得关禁闭。

1941年4月24日，谢晋元在四行孤军营操场被4名汪伪76号特务收买的兵痞刺死，年仅37岁。他的遗体被安葬在孤军营宿舍门前的小花园内。国民政府追赠其为陆军步兵少将。25万上海市民到孤军营为谢晋元将军送葬。

由于悼念的人太多，只能绕遗体而行，不能停留，当时孤军营内外凡是参加吊唁的人没有不掉泪的。孤军营用最好的棺木来收殓谢团长的遗体，并用水泥棺材做外棺，最后安葬在他生前住的小花园里。大家还一致决议铸造了一枚塑有团长半身像的铜质纪念像章，以表示官兵们对谢团长永恒的怀念。

孤军营生活一直延续到1941年12月。

1941年12月8日，日本突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占领了公共租界。孤军营也被日寇接管，日军就把四行孤军官兵们押送到宝山月浦机场，以后转到“龙华游民习艺所”挖沟、护铁路。然后又转到南京老虎桥第一监狱。虽然形势日趋严峻，但是大家仍然团结在一起，在雷雄（谢晋元牺牲后代理团长）率领下，全体官兵坚持操练，从不懈怠，日寇对此既怕又恨，强迫孤军做苦力，挑大粪、百般折磨。一名湖北籍士兵叫邓贵清，是个豪爽的汉子，气愤不过，用扁担将一日军手臂打断。当时日军没有公开进行报复，后来邓贵清被日军派到鼓楼做苦力时，走在一座桥上被日本兵用枪托活活打死。日军为了不让孤军团结在一起，便对他们实行分散看管，分别把大家押往裕溪口、杭州、孝陵卫、光华门、新几内亚等地做苦力。

1946年，名扬天下的“八百壮士”才从各地回到上海，总计100余人。他们请回老团长的遗孀，在老团长的陵墓四周搭起棚子住了下来。

三年内战开始后，“八百壮士”的幸存者们，不愿打内战，有的当了车夫，有的当了警察，有的做了苦力。

四行仓库

四行仓库是位于上海闸北区苏州河北岸的一座混凝土建筑，在新垃圾桥（台湾地区读：Lèsè Qiáo，今西藏北路桥）西北沿。是四间银行──金城、中南、大陆、盐业共同出资建设的仓库，所以称为“四行”，建于1931年，占地0.3公顷，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屋宽64米，深54米，高25米，是该地区最高的建筑。由于先前被当作第八十八师师部，因此仓库中贮存了大量食物、救护用品及弹药。

军队资料

国民革命军-第八十八师 第524团，团副，陆军中校谢晋元;

第524团一营：营长，陆军少校杨瑞符；一连：连长，陆军上尉上官志标；二连：连长，陆军上尉邓英；三连：连长，陆军上尉石美豪（负伤）；连长，陆军上尉唐棣；机枪连：连长，陆军上尉雷雄。总兵力423人，当退出四行仓库时还剩358人。

第一营作为一支加强营最初有接近800人，但经整个淞沪会战的消耗到该次战斗前包括军官只有423人（另一说453人）。而在部队从北站转移到四行仓库的过程中人数又降为414人。经过两个月的艰苦战斗损失了大量原经过德式训练的士兵，通过五次兵员补充此时的士兵大多为原周围省份的驻军。他们大多来自湖北驻军第五团第一营。湖北方面不愿意将他们原用于同共产党作战的训练的最好的军队送到上海。因此被送到上海的都是些在7月7日战争爆发后招募的尚未完成训练的新兵。为迷惑日军中国军队当时在其正式通讯中用“524团”代替“第一营”，让日军以为有一个团防守四行仓库。

该团每人装备一支中国仿造Gewehr 88或Gewehr 98式步枪300发7.92毫米毛瑟子弹，两箱手榴弹，一顶德制M1935式头盔，一副防毒面具及食物袋。守军共装备有27挺轻机枪，大部分为ZB26式轻机枪（布伦式轻机枪），接近每班一挺。4挺24式水冷马克沁机枪以及两架高射机枪。

后世纪念

1983年4月1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在虹桥万国公墓（现宋庆龄陵园）为谢晋元重建陵墓。

1985年9月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批准，将四行仓库列入抗日纪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