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东军 （20世纪侵驻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陆军部队）

名称由来

“关东”是指中国山海关以东的地域，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1898年，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旅大租地条约》，强占了中国旅顺和大连湾，此后沙皇俄国将其称为一个州，即“关东州”，辖区包括辽东半岛普兰店以南的全部陆地和岛屿，面积约3400多平方公里。

日本从沙皇俄国手中接管了关东州的全部利益后，为方便对该地的管理，以及扩大在华侵略范围，日本先是成立了关东都督府，后又于1919年将关东都督府分为关东厅和关东军司令部，关东军的称号由此诞生。随着关东军的发展，逐渐成为日本陆军中战斗力最强、装备最好的军队之一，故被日本人称为“皇军之花”。

成立背景

政治方面

1889年，日本正式确立近代天皇制，规定了天皇至高无上的地位和绝对的无限的权力。但由于“明治维新”的不彻底性，使其带有封建军事性质。日本由此开始走向军国主义道路，与此同时日本军部还向军人和学生宣传“忠君爱国”的军国主义思想，从而驱使他们效忠天皇。

日本国土面积狭小，资源贫乏，缺少发展工业资本主义必要的原料和市场条件，促使日本企图通过对外侵略扩张来弥补资源短缺，进行海外市场的开拓。由此，“富国强兵”成为了其三大国策中的核心。在制订了“富国强兵”的基本国策后，日本军国主义又进一步制定了以日本列岛为基点，向中国、朝鲜等邻近大陆国家和海洋地区辐射开来的侵略扩张政策，史学界称之为“大陆政策”和“海洋政策”。

军事方面

明治政府确立了对外侵略扩展的路线后，便将其首要目标指向了中国台湾和朝鲜，分别于1874和1875年入侵中国台湾和朝鲜，趁机将琉球岛（今日本冲绳县）纳入了自己的版图，从朝鲜获得了贸易免税权和领事裁判权权等。

1894年，中日双方爆发中日甲午战争（日称“日清战争”）。由于清政府的落后无能，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日本越过朝鲜，登陆旅顺、大连，制造了旅顺大屠杀。1895年，清政府向日本屈服，双方签订《马关条约》，日本借此攫取了中国的台湾、澎湖列岛，并实质控制了朝鲜，实现了其对中国侵略扩张的第一步，奠定了日后入侵东北的基础。

自甲午战争后，日本将沙俄作为头号目标，加紧扩军备战试图与沙俄争夺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权益，同时沙俄也在不断增强其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兵力。1904年，日本突然袭击旅顺俄国舰队，日俄战争爆发。

在日俄20个月的战争期间，清政府为保持中立，任由日俄两国在中国的土地上进行杀戮。1905年5月，日俄双方在对马海峡进行海战，沙皇俄国波罗的海舰被日军歼灭，至此，日俄战争大规模战斗告终。此后，双方在英美等国的调停下于1905年9月5日签订了《朴次茅斯条约》。日本从该条约中获取了沙俄在中国东北南部地区的权益，包括“关东州”、南满铁道及其铁矿的经营权，而后又将朝鲜正式变成自己的殖民地。

至此，日本在中国的利益扩展到东北地区南部，实现了其大陆政策的新阶段，为适应继续在中国东北进行侵略扩张，关东军应运而生。

历史沿革

早期机构的产生

“满洲军”的独立

日俄战争期间，日本成立了“满洲军”总司令部，由参谋总长大山岩元帅出任总司令官。由于“满洲军”直接隶属于天皇，故其与日本本土的其他军队相比具有相对独立性，由此日本军部的首脑部“参谋本部”和“陆军省”常在“满洲军”的各项事物上产生激烈的对抗。参谋本部认为应在战地设立陆军大总督府，且大总督享有任免权，遭到陆军省的强烈反对。

随着日俄战争中局势的变化，设立在日本本土的“满洲军”司令部无法灵活指挥远在中国东北的前线部队，于是日本在中国辽阳地区成立了辽东守备军，总览其在日俄战争中“占领区”的军政事物。

日俄战争结束后，辽东守备军被撤销，取而代之的是兵站总监部，兵站总监部设立了关东州民政署，负责关东州的民政。由于兵站总监部隶属于满洲军总司令部，至此，“满洲军”实现了挥机关与后方兵站的一体化。

关东都督府的设立

1905年9月，日本从沙俄手中接管了关东州的权益后不久，设立了直属于日本天皇的关东都督，由陆军大将大岛义昌担任，总部位于辽阳（次年5月迁往旅顺）。关东总督府接管了原关东州民政署及其他驻满的日军所有军事机构等，主要职责是统率指定军队和其他机构，执行对关东州的守备，同时监督民政、统辖和处理经济、卫生、兵站业务。

“满铁”的成立

日俄战争期间，日本在安东、奉天之间建造了一条简易铁路，即安奉铁路，日俄战争后又将其修建为正式的铁路。日俄战争后，日本又从沙俄手中获取了南满铁路的权益，为经营这两条铁路，日本成立了“南满州铁道株氏会社”，在铁路沿线占据大量中国土地，非法形式行政权。

“满铁”总公司先设于东京，1907年3月5日迁往大连，4月开台营业。“满铁”附带经营矿业、航运、电力、仓储事业，兴办附属地内教育、卫生设施以及建筑工程,进行经济、文化侵略，逐步成为日本侵华的核心机构。

根据《朴次茅斯和约》，日本可以在南满铁路沿线驻军，守备“满铁”及其附属地，每公里驻扎15名士兵担任守备。日本陆军省于1906年2月28日下令在中国东北建立6个大队独立守备队，警卫南满铁路沿线。次年，又改编成独立守备队6个营，此外还有1个驻满日军师团，总共约1.04万兵力，统归关东都督府统辖。这支武装力量便是日本关东军的前身。

奉天总领事馆

1906年6月1日，日本为了管辖和处理有关外交事务和保护日本人的利益，在奉天（今沈阳）成立了奉天总领事馆，“满铁”附属地的警察权也归期掌管。在奉天总领事馆下，又在辽阳、铁岭、安东、长春、吉林、延吉、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陆续设立了3个总领事和8个领事馆。

奉天总领事馆不仅拥有领事裁判权，还拥有设警权，实际上是日本外务省派驻中国东北地区的外交总办事处，与关东都督府、“满铁”成为三足鼎立的“三头政治”，三者以独霸东北为共同目标。然而三者却在具体的实施措施、时机选择等方面产生不一致，因指挥不统一还经常产生争权夺势的事件。

三者在地位上虽然是平行的，但关东都督府拥有监督“满铁”以及干预外交的权利，相较另外两者权利更为集中。此外，由于关东都督府还拥有统帅驻满部队等权力，常常比奉天总领事馆和“满铁”占据上风，尤其是奉天总领事馆在策略的制订和方案的实施上通常有名无实。

关东军的建立

关东军司令部的建立

关东都督府的权利膨胀、独断专因引起了奉天总领事馆和“满铁”的不满，日本决定对其进行调整，试图缩小都督府的机构，限制都督的权利。1919年4月12日，日本撤销关东都督府，建立了关东厅，其权限仅限于对关东州的管辖和专司南满铁路警务，监督“满铁”的有关业务，在涉外工作中受外相的监督。同时，又以原关东都督府陆军部为基础，在旅顺成立了关东军司令部，并从关东都督府中独立出来，实行军政分治。“三头政治”由此编成了“四头政治”。

关东军的诞生

关东军司令官由日本陆军大、中将担任，直属于天皇，受参谋总长和陆军大臣的指挥，其职责是“统帅驻关东州及南满陆军部队，防卫关东州和保护南满铁路及路线”。

关东军司令部所统帅的驻“满”师团和“满铁”独立守备队，即原关东都督府所掌握的1个师团、6个独立守备队，以及关东军宪兵队和驻旅顺炮兵大队即为最早期的关东军。

在华势力发展

扶植张作霖

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在逐步控制奉天军政的过程，频繁与日本进行交涉，早先在拜访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落合谦太郎合日本关东都督福岛的时候，都曾向日方表示过愿意与日本加强合作。日本方面在经过研究后，认为扶植张作霖是对自己侵略日本的一项必要步骤。此后，日本先后在支持张作霖统一东北、逼走掌握奉天军权的冯德鳞、驱逐吉林都督孟恩远等事件上给予支持。

1922年与1925年爆发的第一次直奉战争和第二次直奉战争，关东军对张作霖出兵关外提供了军事援助。1925年，奉系将领郭松龄起兵倒奉，关东军出兵进行武力干涉，张作霖得以成功镇压郭松龄的起义。

1927年日本先后在本土和旅顺召开了两次东方会议，会议确立了用武力侵略中国的一系列原则。会议还就如何对待张作霖问题进行了讨论，提出了“逼张从日”和“放弃论”两种不同的态度。时值国民革命军北伐，张作霖势力逐步衰微，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认为应该在张作霖衰败之前，做最后的勒索，然后再抛弃。7月20日，日本首相田中指示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义一与张作霖政府交涉铁路问题，希望逼迫张作霖接受日本关于“满蒙铁路让筑权”“满蒙土地商租问题”等方面提出的强硬条件，但遭到张作霖的拒绝。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发动了以北洋军阀为主要对象的北伐战争。张作霖为阻止北伐军北上，与日本草签了“满蒙新五路条约”以换取日本出兵山东济南。随后，日本以“保护日本侨民”为借口出兵山东，制造了“济南惨案”。济南惨案后，张作霖“日本出兵能够阻止国民军北伐”的希望落空，在国民革命军的征讨和中国人民反日情绪中，张作霖作出了退出关内的决定。

策划“皇姑屯事件”

“满蒙新五路条约”的签订被日本媒体披露后，引起了英、美等国对张作霖政府的不满，在英、美等政府的质问下，张作霖又被迫回应“不希望日本在满蒙有垄断性发展”。张作霖的表态，引起了日本政府的忌惮，日本政府以会谈的方式对张作霖进行了要挟，但被张作霖断然回绝，此后张作霖开始设法摆脱日本政府的控制。

关东军一向主张用武力解决张作霖，在得知张作品企图脱离日本的掌控时，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提出了使用暗杀的方式解决张作霖的方案，他认为只要解决了张作霖，奉系便会四分五裂，日本可趁机图谋东北。

关东军经过密谋，决定在张作霖从北京返回奉天时，在皇姑屯附近的三洞桥炸毁张作霖乘坐的列车。为了探知张作霖的活动情况，河本大作与北京、天津、锦州等地的关东军情报人员取得联系，获悉了张作霖返回奉天的出行计划。1928年6月4日5点半，张作霖与随行的黑龙江督军吴俊升等人乘坐列车经过皇姑屯奉山、满铁的并接点时，日军守备第四中队守备队长东宫铁男大尉奉河本大作之名按下预设炸药的电钮，张作霖的装甲列车被炸毁，吴俊升头顶穿人道钉，当场死亡，张作霖深受重伤，被卫官送回帅府后不治身亡，但密而未宣。

张作霖的身亡引发了社会的关注，起初关东军对此事矢口否认，但随着中国对此事的调查和媒体的多方披露，关东军无法再掩盖皇姑屯事件的真相。关东军及日本政府遭到了其他各国强烈的谴责，日本议会决定追究责任，直接导致了田中内阁的倒台，首相田中义一失去了天皇的信任，黯然下台。

挑起侵华战争

鼓吹战争

皇姑屯事件发生后，日本趁东北政局混乱，以“维持治安”和“保护侨民”的名义在奉天城制造爆炸案、举行大规模演习。另一方面，在国民军北伐的节节胜利下，东北政局新掌舵人、张作霖之子张学良选择接受国民政府的改编。期间，日本外交人员、军政要人，如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等人都曾出面与张学良会谈，企图阻挠东北军接受国民政府的改编。张学良在国民政府的争取下宣布东北军改旗易帜，中国实现基本的统一。

皇姑屯事件发生4个月后，河本大作推荐了石原莞尔调任关东军参谋作战主任。早前石原莞尔在留学德国期间对德国进行了考察，回到日本后提出了“石原构想”，其核心是“日本要同美国通过世界大战，争夺统治世界的霸权，日本若要赢得此次争霸战争，第一步首先要占领满蒙，确立以战养战的基地；然后再征服中国，威压苏联，确立东洋盟主的地位；最后与美国进行总决战，取得世界霸主的地位”。“石原构想”成为日本军部法西斯侵略理论的突出代表。

1929年4月，河本大作退役，由板垣征四郎接替其职位。在板垣征四郎的支持下，石原莞尔先后提出了“关东军占领满梦计划”“处理满蒙问题方案”等一系列侵略中国东北的主张，这些方案和主张进一步将“石原构想”具体化。

1929年，日本受到西方经济危机的波及，日本国内矛盾迅速激化，日本为转移国内矛盾，加紧了殖民侵略。在这一背景下，石原莞尔与板垣征四郎继续鼓吹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战争。在石原莞尔与板垣征四郎的鼓吹下，关东军制定了《处理满蒙问题方案》。在关东军第二师团会议上，明确了一武力侵占满蒙的意图和具体构想，并向参谋本部提交决议。

此后，关东军开始为计划武力侵略中国东北进行各种准备。第一，日本陆军调任精通中国事物的日本法西斯分子本庄繁任关东军司令；第二，日本加紧军事部署和训练，并通过日本军部的永田铁山秘密向中国运输武器；第三，在中国东北、日本和朝鲜散发“满蒙危机”言论，大肆煽动战争言论；第四，利用张学良在中原大战期间出兵援助蒋介石的机会，秘密派出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成立天机特务机关，在华北制造叛乱，策动国民政府将领石友三“反蒋倒张”，使得东北的防务陷入空虚；第五，为发动战争寻找借口，关东军先后制造了“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这两件事成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口实。

制造“九·一八”事变

1931年春，关东军确定了具体侵略方案，即“柳条湖计划”，具体是关东军以破坏铁路、威胁到日本所管理的南满铁路运输安全为借口，进行护路战争。在关东军对“柳条湖计划”进行秘密准备时，计划被泄露，遭到日本外务省的质问，计划被迫暂停。但计划仅搁置了4个小时，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再度启动。

1931年9月18日下午，关东军守备队川岛中队以巡查“南满”铁路为名，到达了奉天城以北的东北军第7旅驻地北大营西南约800米的柳条湖。川岛中队抵达后，河本末守中尉率领几名士兵在“南满”铁路一侧安装了炸药，然后点燃了导火索。晚上22时20分左右，爆炸将铁路炸毁。

“柳条湖事件”发生后，川岛中队随即赶到现场，向驻守北大营的东北军发起攻击。与此同时，板垣征四郎收到了“柳条湖铁路被中国军队破坏”的报告，随即下令进行全面进攻。关东军各部接到命令后，按照早已预演的方案出动，与此同时安装在独立守备院内的巨型榴弹炮开始向北大营轰击，“九一八事变”爆发。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张学良在北京，代管东北军务的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致电张学良报告了北大营的情况，得到的却是不抵抗命令。在荣臻的命令下，除第7旅在军事主官赵镇藩的率领下进行了抵抗，其他大部被关东军分割保卫，北大营之战，日军以4个中队数百人的兵力进攻了东北军近万人的北大营，且在5个小时内就完全控制了北大营。在关东军独立守备队进攻北大营的同时，关东军各部以及“满铁”附属队倾巢出动，向奉天城发起攻击。由于执行不抵抗命令，中国军警除个别队伍有抵抗外，其他大部面对关东军的进攻并未进行有组织的抵抗。至9月19日早晨6点，关东军占领了奉天大部分军政机关，随后又接连占领了奉天航空处及兵工厂、奉天东大营。19日中午，奉天内外全部沦陷。

出兵侵占东三省

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同时，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做出了“关东军全线出击，对中国军队发起攻击”的决定，在“满铁”的配合下，关东军各部迅速沿“满铁”铁路沿线进攻被动各主要城镇，将九一八事变扩大成了对中国东北地区的侵略战争。

至9月19日上午，日军在未遭遇重大抵抗的情况下，接连攻占了辽东重要城市营口、安东、凤城。同日，本庄繁下令攻占东北腹地长春。关东军第4联队开始执行命令，向宽城子一带发起进攻，同时驻守公主岭的关东军骑兵第2联队向长春进行增援。面对日军的进攻，宽城子守军进行了小规模的还击，后因再次接到“不许抵抗”的命令，宽城子守军开始且战且退，至上午11时，日军占领宽城子兵营。同时遭到日军进攻的南岭中国守军也依托防御工事对关东军第2大队进行了阻击，但由于接连接到不抵抗命令，南岭守军放弃抵抗，撤出战斗，9月19日下午14时30分，南岭失陷。

在日军进攻长春重地的同时，长春最高行政首长周斗钦在接到“不抵抗”命令后，于19日上午通过日本领事馆与日本方面进行了接洽，周斗钦在接洽中同意了日本方面“解除长春城内军队武装，治安在日本指挥下由公安局负责”，日本军队随即进驻长春城，长春宣告失陷。

关东军很快攻占了“满铁”沿线，控制了“南满”，随后发起第二期的作战计划，即东取吉林、北进哈尔滨。奉天特务机关为配合关东军的计划，在各地制造了多起日本侨民被袭击的事件，关东军则以“出兵保护侨民”的名义于9月21日出兵吉林，当时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张作相在锦州为父奔丧，代理政务的军署参谋长熙洽是前清皇族，在得知日军进攻后，强行通过了“不抵抗、迎接日军入城”的决议，吉林市未有任何抵抗便沦陷日本之手。

10月8日，关东军为进攻哈尔滨，下令对锦州进行轰炸。石原莞尔亲自乘飞机指挥关东军24个飞行中队，6架侦察机和5架战斗军，向锦州市的政府大楼和兵营等重要目标，投弹70多枚。锦州遭遇空袭的事件引起了西方国家以及国联的指责，要求日本嫌弃撤兵。但日本内阁于10月26日发表“关于满洲事变的声明”，称“为确保满洲帝国臣民的安全，不能把军队全部撤回”并提出了中日谈判的“五项原则”，强迫国民政府承认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权益”。

关东军轰炸锦州，对辽西进行了“威慑”，而后将进攻矛头指向了黑龙江。关东军为避免直接进攻黑龙江会刺激到苏联，于是收买洮辽镇守镇张海鹏为伪军，充当进攻黑龙江省垣齐齐哈尔的先锋。10月16日，关东军指使张海鹏所率伪军由洮南向齐齐哈尔的必经之路江桥发起进攻，遭到马占山所率领的中国守军的顽强抵抗。关东军受挫后于11月3日在空军的火力掩护下，向马占山所部的阵地发起轮番袭击，攻击持续至19日，马占山所部因寡不敌众，撤离阵地，关东军遂于当日午后攻占齐齐哈尔。

齐齐哈尔沦陷后，关东军以此处为基地，制订了攻取锦州和哈尔滨的计划。12月17日，关东军兵分三路，沿北宁、打通、营沟三线西进进攻辽西重镇晋西。面对关东军的进攻，驻防锦州的正规军在收到撤退命令后，连夜退入关内。1月3日，敌军迅速攻占锦州，中间仅有锦州公安总队稍作抵抗。

1月中旬，关东军在伪军的配合下，向哈尔滨进犯，2月4日关东军第2师团向哈尔滨市发起全面进攻，中方守军向日军发起猛烈反，哈尔滨保卫战爆发。日军对哈尔滨进行了轮番轰炸，至2月5日中午，中方守军的中央阵地被日军突破，各部随即陷入混战，最终因伤亡过重而相继撤离。2月5日下午，关东军攻占“北满”重镇哈尔滨。

哈尔滨的失陷，标志着东北三省和特区的全部陷落，关东军对中国东北的作战告一段落。

侵华势力的深入

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的侵占逐步趋于稳定之后，开始图谋向关内的入侵。1932年7月，关东军派遣特务石本权四郎开始了对热河都统汤玉麟的诱降工作，后被中方发现在列车上逮捕，后称“石本事件”。此后，关东军开始以此为借口，不断挑起事端，制造进攻热河省（今承德）的借口，并加紧对进攻热河的备战工作。

1933年1月1日，日本在榆关制造了日军营房爆炸的事件，并反诬中国军队所为。关东军以此为借口出兵榆关，逼迫中方交出榆关。被中方拒绝后，于1月2日发起进攻，榆关之战爆发。榆关之战揭开了华北抗战的序幕，中国守军虽进行了抵抗，但因为实力悬殊，于1月2日午后退出榆关，日军攻占榆关。

榆关被攻占后，日本为关东军侵略热河制造舆论，鼓动“所谓热河问题，纯粹为满洲国之内部问题”。1月28日，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下达了进攻热河的指令，20月20日起，关东军在日伪军的配合下分为热南和热北两个作战方向，发起热河之战。中国守军约13万兵力在张作相的统帅下，进行热河抗战。

2月20日至25日为关东军的第一阶段作战，关东军占领朝阳寺、开鲁。2月25日至3月4日为关东军的第二阶段作战，在热南战线，关东军第8师团在友军的配合下，接连攻占了凌源、平泉，以及热河省会承德；热北战线，关东军第6师团和骑兵第4旅团分路技工赤峰，孙殿英部弃城而逃，热北重镇赤峰告陷，关东军随即向长城沿线推进。3月4日至3月10日为关东军的第三阶段作战，关东军第8师团自承德向古北口长城推进，第6师团向围场、隆化方面进攻，关东军司令部也移至锦州，方便在前线指挥；至3月11日，热南战线的关东军接连攻占喜峰口、界岭口，热北战线的关东军第6师团攻占热西要地围场。

3月14日，关东军占领热河全境，热河作战基本结束。5月30日，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作为代表，于中方代表熊斌在塘沽签订《塘沽协定》，关东军对关内地区的军事侵略暂告中止。

建立伪满洲国

扶植傀儡政权

九一八事变之后，关东军的野心迅速膨胀，主张立即“领有满蒙”，这一主张与参谋本部的意见发生了冲突，参谋本部的建川美次认为“消灭现有东北政权，树立以宣统皇帝为盟主而受日本支持的政权，当为上策”。陆军中央部也发文指示关东军直接在东北实施军政是不恰当的。随后，关东军与军部中央始终难以在东北建立“独立政权”一事上达成一致。直至国际联盟决定派调查团赴东北调查，日本感到必须在国联调查团到达之前，在东北建立一个“新政权”。国联调查团的出现促使关东军与军部中央达成了一致，1932年1月4日，关东军确定了最后的 方案，其主要内容是：

设置伪“满蒙中央政府”，以宣统皇帝溥仪为“元首”，在伪中央政府中设置参议府；建立“独立国家”，以脱离中国本部，并将其伪装成中国人本身的“内部分裂”；“国防军”以日本充任，其费用由“满蒙中央政府”承担；驻“满蒙”的日本官厅，要采用都督制或总督之，如不可能时，则在关东军内部设置政务部，在关东军司令官的直辖下掌管产业及交通等。

关东军为将溥仪挟到东北加以利用，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在天津制造了“天津事件”，趁乱将溥仪藏于车中，偷偷运出其住所静园，再换乘日本商船辗转至营口。溥仪抵达营口后，立即被关东军软禁起来，直至伪满洲国成立。

关东军侵占锦州后，认为在东北建立伪中央政权的时机已到，根据日本政府筹建伪满洲国的指示，关东军参谋长三宅筹建了“建国幕僚会议”，对伪政权的“国体”“政体”“元首”“宣言”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意见交换。1932年1月18日，关东军策动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发表“独立宣言”，宣称“东北独立”，脱离同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2月25日，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发表《新国家组织大纲》，宣布了伪国名为“满洲国”，伪国土为“奉天、吉林、黑龙江、热河及内蒙古自治领”；伪国旗为“红蓝白黑满地黄”；伪元首称“执政”，由溥仪担任；伪年号为“大同”；伪国都为“长春”，改成“新京”；伪国政治为“民本主义”。

1932年3月1日，张景惠以伪“东北行政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伪“建国宣言”，宣告伪“满洲国”的成立。随后，在关东军的指挥下，参与创建伪满洲国的伪“政要”人士，分批到溥仪的住所旅顺大和旅馆，“恳请”溥仪出山，溥仪则表示“暂任执政一年”，而后被关东军秘密接到长春，于1932年3月9日，在关东军的操纵下，溥仪举行了就任“执政”典礼。

1932年8月，日本任命武藤信义陆军大将担任关东军司令官兼驻伪满“特命全权大使”和关东厅长官，9月15日，武腾信义和伪“国务院总理”郑孝胥在长春签订了《日“满”议定书》及3个秘密附约，日本正式承认伪满洲国。《日“满”议定书》以条约的形式确认日本将伪满国防、外交、治安、交通、行政等一切大权，攫为己有，溥仪则成为了完全任由关东军摆布的傀儡。

对殖民区的统治

伪满洲国成立后，关东军提出了统一日本在中国东本殖民机构的方案，主张以关东军司令部为中心，将关东厅、领事馆“满铁”等方面统一起来，后得到日本政府的采纳。1934年9月14日，日本内阁决定废除关东长官，在关东州设“敕任知事”，关东军司令官兼任驻“满”全权大使，在外交上接受外务大臣的命令和监督，拥有对“关东州知事”“满铁”等行政监督权，设置“关东局总长”作为办事机构。在日本国内，设置了对“满”事物局统一协调对“满”行政事物。至此，日本在东北的“四头政治”宣告结束，驻“满”全权大使确立了关东军主宰伪满洲国的实权。

关东军对伪满洲国的“统治”以“内部指导”为核心，即在关东军司令官兼驻伪满大使的统辖下，通过参加伪政权的日系官吏，对其严加控制，分别通过“总务厅中心主义”和“日系官吏要职制”来实现。伪满洲国的“国务院官制”规定：总务厅为伪满洲国伪国务院的幕僚机关，处理部内机密、人事、财会、需用等事项，实际上总务长官的职权远远超过伪国务院总理的职权，这种以总务厅为伪国务院中心的伪行政组织的特点，便被称作“总务厅中心主义”。总务厅的背后则是关东军，关东军内设有负责伪满洲国事物的第三课（后改为第四课）。在这一体系中，真正掌有实权的“官员”均为“日系官员”，“满人官员”则仅作为其遮人耳目的傀儡。

伪满洲国成立后，关东军开始推行“国民组织化”政策，通过宣传所谓“建国精神”“民族协和”伪核心的思想战，来保证其殖民统治。为此，关东军将其在此前成立了“协和党”改组为“协和会”，以伪“国务院总理”郑孝胥为会长，伪“执政”溥仪伪名誉总裁，关东军司令官为名誉顾问。此后，关东军多次改组“和协会”，利用“和协会”将伪满洲国所谓的“国政”贯彻到沦陷区的人民生产与生活中，以维护其日伪统治。

“协和会”的主要手段包括：协助日伪当局镇压和解除抗日武装；出版《协和》《王道月刊》等鼓吹“日满一体”的刊物；发展外围团体，成立“满洲童子团”等组织控制和奴役沦陷区百姓，尤其是青少年；大搞“国民运动”，鼓吹战争，大肆搜刮沦陷区百姓的血汗，号召“捐献钱款”“奉献劳力”等；大肆进行“反共反苏”的活动。“协和会”的活动遭到了当时沦陷区百姓的痛恨和厌恶，被当地人民成为“蝎虎会”或“协和坏”。

“围剿”抗日武装

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东北地区的爱国军民，开辟了中国抗日战争在东北地区的敌后战场，日本关东军及其伪满政权也开始以“武力”和“谋略”等手段对东北地区的抗日武装进行残酷镇压。

1931年9月至1933年春，是关东军“围剿”抗日武装的第一阶段，其主要目标是东北抗日义勇军。关东军根据吉林、黑龙江两省的抗日义勇军力量较强这一情况，先是集中力量“消灭”了吉林自卫军为首的吉林义勇军，在吉东地区形成“治安”区。而后集中“围剿”黑龙江中、西两部的义勇军，确立了黑龙江省“治安”区。至1933年3月热河沦陷后，东北地区大规模的抗日义勇军相继失败或瓦解，人数由最盛时的30万人（一说40万人）锐减至7万人左右。

1933年春至1936年春，是关东军的“围剿”抗日武装的第二阶段，其主要目标是抗日义勇军残部和由中共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这一时期，随着抗日游击队的发展和人民革命军的建立，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不断壮大，形成了“南满”“北满”“东满”“吉东”四大相连的抗日游击区。1933年6月，关东军重申了《关东军“讨匪”手段概要》，在武力讨伐的基础上，施以招抚和政治工作。为此，关东军在1933年5月至1934年9月、1934年秋冬季、1935年秋冬季进行了三次大型“围剿”。

1936年春至1941年春，是关东军的“围剿”抗日武装的第三阶段，其主要目标是中共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由于先前东北各路抗日武装缺乏统一的指挥，因而在关东军的“围剿”下纷纷转入低潮。1935年夏，中共中央在长征路上，发表了《八一宣言》，提出建立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准备工作。此后，东北各地抗日武装逐步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关东军对东北抗日联军的“围剿”主要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主要“围剿”目标是杨靖宇及其率领的第1路军司令部、警卫旅和第1方面军；杨靖宇牺牲后，日军从1940年3月转向对第一路军政委兼副司令魏拯民和第2方面军指挥金日成、第3方面军指挥陈翰章的“围剿”；第三阶段，是自1940年10月起针对伪间岛省等地区的“围剿”；第四阶段是自1940年底至1941年1月上旬，至此，东北抗日联军第1路军主要领导干部除金日成进入苏联境内外，其余全部牺牲或叛变，部队损失殆尽。

1941年至1945年日本投降，是关东军的“围剿”抗日武装的第四阶段，其主要目标是所谓“西南地区”的八路军。1938年春，晋察冀军区从第一军分区和120师抽调部分干部和部队，组成了八路军和第11支队、第12支队，后合并为八路军第4纵队，深入冀东、热南、察东北，创建了冀察热抗日根据地。为此，关东军进行了所谓的“西南地区肃正”，推行“三光政策”，即“杀光”“烧光”“抢光”。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期间在受损最为严重的兴隆、青龙、宽城、承德、丰宁、滦平、隆化等县，约有7.5万人丧生，近3万人被捕，约33万多间房屋遭损毁，近40万亩土地荒芜。

关东军的崩溃

张鼓峰事件

张鼓峰是中、朝、苏边界附近一个高位150米的丘陵，“满鲜”铁路从中经过。“满洲事变”后，日苏两国军队在这里配备了守备部队，双方在张鼓峰至沙草峰一带稜线(日本方面主张的国境线)轮流占领。

1938年7月11日，日本陆军总部得到情报，称约有四十名苏联士兵在张鼓峰山顶构筑阵地，关东军此事态度强硬，主张动用武力，但日本陆军总部因当时日本深陷对华战争，迟迟未制订出最终的计划。7月29日上午，日本驻朝鲜军尾高师团长在未向日驻朝鲜军总部汇报的情况下擅自出兵张鼓峰，31日拂晓以一个联队约一千六百人的兵力向张鼓峰到沙草峰一线苏军阵地发起袭击，苏军被迫撤退。随后，苏军在飞机、坦克和重炮的火力支援下进行反扑，由于日方未得到出动飞机的命令，因此日军伤亡不断增加。张鼓峰事件导致日军尾高师团丧失了百分之二十的兵力，该事件在苏联主动让步的情况下，进入了停战谈判。根据协议，日军于8月13日将全部日军撤过图们江。

负责“苏满边境”防务、对边界争端持强硬态度的关东军领导层对这一事件的结果强烈不满，张鼓峰一带于事后交由关东军管辖。一部分关东军领导主张利用这个机会，把苏军赶到日本主张的“国境线”以外去，遭到参谋本部的拒绝。但关东军始终坚持，在日后日苏双方发生“边界”纠纷时，在局部范围内给予苏军以致命打击。1939年，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下令制订了“满苏边界纠纷处理要纲”，宣称关东军对苏强硬态度论。

诺门坎战役

1939年5月11日，日军与外蒙古军队在中蒙边境诺门坎附近发生冲突，关东军驻海拉尔的第23师团长小松原立即命令部队出击。5月28日，苏联军队下令出兵，第23师团险些全军覆没，被迫于31日撤退，该事件后称“第一次诺门坎事件”。6月19日，关东军接到电报，称苏军不断向诺门罕一带增兵，日军阵地遭到空袭。关东军立即召开作战会议，于次日向诺门坎方向调集兵力，包括重新补充兵力的第23师团，第1坦克团和第7师团一部，以及配属的第2飞行集团，此外关东军还拟定了空中轰炸计划。6月27日早上，关东军对苏蒙空军基地塔穆斯克进行了空袭。该次事件称为“第二次诺门坎事件”，在关东军强硬的态度下形成了大规模的日苏战争。此后，日苏双方不断向诺门坎一带增兵。

7月1日，关东军开始向诺门坎进行进攻，苏联方面进行了激烈的抵抗，出动了数百辆坦克进行回击。至7月3日，日军在战局不利的情况下撤退至哈拉哈河右岸，同时退到此处的还有第7师团一部安冈支队。事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主张对苏让步，但关东军却主张再进行一次大规模作战，为此关东军组建了第6军，由荻洲立兵中将出任司令官，统辖诺门坎前线全军。苏联方面在朱可夫的指挥下组成了第一军团，以五个机甲师为中心不断增强兵力，准备与日军进行持久战。8月，苏联重新夺回了制空权，此后双方开始不断进行小规模的战斗。

8月20日，苏军在大批飞机有力支援下全线展开攻势，于23日形成一个大的包围圈，切断了日军的退路。投入战斗的关东军第7师团、第2师团、第5师团接连陷入被动局面，其防御阵地被苏军穿插分割成几块，只能在几个孤立的据点中进行抵抗。8月24日，日军试图进行反击，试图从内外两个方面突出保卫，但在日军的攻势下，孤立的据点逐个被攻克。至8月29日，日本军队被完全驱逐出外蒙古主张的边界线外。

在第二次诺门坎事件中，关东军遭遇惨败，据日本的统计数据，关东军共战死7696人，战伤8647人，失踪1021人，计17364人，损失率为28.7%。尤其是第23师团，损失率为70.3%，一线作战部队的联队长及以上军官几乎全部战死或自杀。9月15日两国达成停战协定，事后又有3名关东军队长为战败而引咎自杀。但关东军此时仍不死心，对出兵苏联跃跃欲试，为此举行了“关特演”，策划如何进攻苏联。

关东军的覆灭

双线作战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夏威夷的珍珠港，开始了以英、美等国为敌的太平洋战争。次年，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成立，6月日本在中途岛海战失利，此后日军有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由于日本的节节失利，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兵力逐渐不足，关东军开始被多次抽调兵力到太平洋战场。至1944年7月，关东军在中国的军事力量仅有8个师团的兵力。

至1945年，日本在太平洋占领的主要海上据点丧失殆尽，战火临近日本本土，日本为此制订了“本土决战计划”，同时进行了军事部署，再次将关东军中的相当军事力量调回日本本土，以加强日本本土的防卫力量。与此同时，美、英、苏三国首脑于2月11日签订了《雅尔塔协定》，苏联确立了对日作战计划。日本为加强关东军的防御力量，于1945年6月起从中国其他战场的派遣军调往中国东北和朝鲜，先后有第4军司令部和第63、117、59、39师团从关内被调往东北。此外关东军还紧急动员了在东北的日本在乡军人25万人，编成第30军司令部、8个师团和7个独立混成旅等作战部队。

至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前，关东军虽然在兵力上再次膨胀起来，但新组建的战斗序列中兵员素质差，其中不乏40岁左右的老兵，在武器装备上也相当不足，甚至少量士兵以猎枪等土制枪械充数。故当时关东军被称为“稻草人兵团”。

战场投降

1945年7月26日，中、英、美三国发表《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苏联于8月8日宣布加入。日本政府获悉《波茨坦公告》后，拒绝接受公告。盟国决定对日本进行最后的打击，美国于8月7日和8月9日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下了两颗原子弹。与此同时，苏联决定于8月9日起进入与日本的作战状态，并任命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为远东红军总司令，统一指挥对日作战。同日，苏联百万红军进入中国东北和朝鲜北部，关东军未来得及组织有效的进攻便被苏军迅速摧毁。苏联出兵东北的同时，中国人民随苏军一同展开了对关东军的全面反攻作战

8月9日清晨4时，苏联宣战的消息传到日本，在苏联出兵和原子弹的双重威胁下，日本裕仁天皇于8月14日主持最高战争指导会，会议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停止战争。8月15日中午12时整，日本广播协会播出了天皇宣读《停战诏书》。《停战诏书》播出的当日晚上，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司令部举行了会议，对关东军的下一步计划进行讨论，最后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将决定终止战争。

8月18日，日本关东军宣布停战和投降，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横行一时的关东军宣告覆灭，沦陷14年的东北土地重归中国人民。关东军缴械投降的同时，伪满洲国傀儡政权也宣告劈裂，日本关东军宣布“大满洲帝国”解体，2日前准备逃亡日本的溥仪在奉天机场被苏军俘虏。8月24日，东北全境宣布解放。

历史审判

1946年5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原日本陆军省礼堂正式开庭，由中、英、美、苏等11国为原告，以“破坏和平罪，战争犯罪，违反人道罪”向28名被告提起控诉，史称“东京审判”。东京审判历时两年半之久，在长达42页的起诉书、55条罪状和共计10章的判决书中，阐述了日本在20年中发动侵略战争的史实和罪行。

在诉讼过程中，最先被陈述的便是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炮制伪满洲国、奴役中国东北人民的罪行，最为积极参与的被告分别是荒木贞夫、土肥原贤二、桥本欣五郎、广田弘毅、板垣征四郎、松冈洋右、南次郎、大川周明等8人，溥仪作为证人在法庭留下了长篇证词，原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对日本侵略东北、制造伪满洲国的罪行供认不讳。

判决书最后认定25名被告有罪，对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等7人被处以绞刑；荒木贞夫等16人为无期徒刑；重光葵等人为7至2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25名战犯中不乏在关东军中任职并积极参与侵略中国东北的原关东军将领。

但东京审判对于日军的细菌战和化学战没有进行追究，期间苏联曾主张追究日本的细菌战责任，并建议将731部队的首要人员交由东京法庭进行审判，但遭到了美方拒绝。直至1949年苏联军事法庭根据自己掌握的罪证材料，对日本关东军细菌战犯进行了审判。但由于受审的731部队队员隐瞒了部分事实，731部队相关的重要元凶如石井四郎、北野政次等人未被推上被告席。最终伯力审判判决了山田乙三、川岛清等相关人员2至2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组织机构及兵力部署

关东军司令部组织机构及部署

关东军司令部建立之初，其组织结构设有参谋部、副官部、兵器部、经理部、军医部、兽医部、法务部、军法会议、军司令部。

随着关东军的发展，后来又设置了补给监部、情报部、特种情报部、化学部（通称“满洲”第516部队）、技术部、建设团、防疫给水部（通称“满洲”第516部队）。

其中防疫给水部除本部（通称“满洲”第731部队）外，另有牡丹江支部（通称“满洲”第643部队）、林口支部（通称“满洲”第162部队）、孙吴支部（通称“满洲”第673部队）、海拉尔支部（通称“满洲”第543部队）、大连支部（通称“满洲”第319部队）、军马防疫厂（通称“满洲”第100部队）。

关东军组织机构及兵力部署

早期关东军的主要部队是驻“满”师团和“满铁”独立守备队，即原关东都督府所掌握的1个师团、6个独立守备队，总兵力约1万多人。其任务是防卫关东州，保护“南满”铁路。

1907年4月，关东都督府把在南满铁路交给“满铁”会社的同时，把两个驻扎师团缩减成一个，其司令部设于沈阳，军籍在日本国内，每两年换防1次，辖有步兵旅团2个，骑兵联队、野炮兵联队、工兵联队、通信队、辎重兵中队各一个，定额10583人。1931年7月，日本废止了驻“满”日军每隔两年调换的制度，从日本移调一个师团常驻“满洲”，该师在辽阳设一个步兵旅团司令部和一个步兵联队；在长春、旅顺各驻步兵一个联队；沈阳驻骑兵一个联队；公主岭驻炮兵一个联队；海城驻工兵一个大队。

此外，隶属于关东军的还有旅顺要塞司令部、旅顺重炮兵联队、关东宪兵队、卫戍医院、关东陆军仓库、卫戍监狱等。

在华罪行

宪兵队及其暴行

1906年，日俄战争后，关东军在日俄战争期间“满洲派遣军”宪兵的基础上成立了关东宪兵队，隶属于关东总都督府（后改隶关东都督府）。起初，关东宪兵队的主要任务是对日本驻东北的军队执行军事警察的任务，在业务上受日本本土的宪兵司令部的指导。1917年，日本开始实行宪警合一，关东宪兵队由此称为日本在东北殖民行政及军事司法的主导者。

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前，关东宪兵队设有旅顺本部1个，分队7个，分遣所个，共218名相关人员。其侵华的主要活动是：从保护所谓日本权益出发，对中国人进行监视，并搜集各种情报；打着“合法司法者”的招牌干涉中国内政；镇压发日活动；积极配合关东军的侵略活动。

九一八事变后，为了对中国东北进行殖民统治，关东宪兵队升为关东宪兵司令部，并直接隶属于关东军司令部，人数也扩大至500人，后随着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的势力扩张，宪兵队也几经扩张，此外还成立了由汉奸担任的伪宪兵队。截至1941年，关东宪兵队的人数达到3800余人。

关东宪兵队在关东军对东北进行殖民统治期间，主要的任务是镇压抗日活动，通过其情报网和特务的方式，镇压、屠杀中国人民和抗日力量。在关东军殖民中国东北的14年中，关东宪兵队先后制造了“六·一三”事件、“四·一五”事件、“安东事件”、大连“放火团”事件等镇压抗日力量的暴行。此外，关东宪兵队还对中国的平民百姓进行了血腥的屠杀，如“平顶山惨案”“海兰江惨案”等。在进行屠杀后，宪兵队将尸体集中抛弃。以及，负责看管被强迫的劳工，这些劳工大多因过度劳累病死、累死后被关东宪兵队抛尸。久而久之形成了“万人坑”，如“平顶山万人坑”。

后期，关东宪兵队为配合关东军执行“三光”政策，成立矫正院，收押关东宪兵队认定的“嫌疑人”，对其进行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双重压迫。由于“三光”政策的推行，大量的中国百姓离开了世代生存的土地，“无人区”由此形成。与“无人区”同时形成的则是“人圈”，及宪兵队在执行“三光”政策的同时，将中国百姓集中前往某一地点，进行集中的看管，这些地点被称为“人圈”，绝大多数的中国百姓在其中无法得到人权保障，或是饥饿而死、或是病痛而亡、或是因强迫劳工而累倒。

细菌武器及化学战

1933年8月，日军在哈尔滨市的南岗宣化街和文庙街的中间地带秘密设立了一个新的细菌战基地，即“石井部队”，为了隐蔽部队的性质，称为“加茂部队”，与此同时，在距哈尔滨70多公里以外的五常县背阴河还附设了一个细菌实验场。1936年，“石井部队”1941年改称“满洲第731部队”，对外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另外在长春孟家屯设立“若松部队”，1941年改称“满洲第100部队”，对外称“关东军兽疫预防部”。

731部队队长由日本细菌学专家石井四郎担任，在本部下设8个部，另外还有设在孙吴、海拉尔、牡丹江、林口等地的4个支队和设在大连的1个研究所。731部队打着“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的称号，在中国东北进行了大量的细菌研究和相关实验，主要分为利用动植物进行的细菌战实验和以活人为对象的细菌战实验。

据原731部队队员证实，用活人进行实验方法五花八门、数以百计，手段更是惨不忍睹。如把含有病菌的溶液注入被实验者静脉的菌液注射实验；将细菌混入水中从实验对象嘴里灌入，或者强令实验对象饮用染菌水或口服染菌食物的灌菌试验；用活人进行的冻伤实验；毒气实验；活体解剖实验；将被实验的人押入坦克内，用火焰喷射器对着坦克喷射，观察在什么情况下人能被烧死的武器性能试验；人体器官移植手术实验等。

大连卫生研究所是731部队的分支机构，起初其主要的工作是生产牛痘苗、菌苗。后来扩大规模，设置了血清贮藏库、鼠疫研究室及鼠疫预防液制造室等，主要从事细菌的研究和制造工作，并将其用于活人实验。

“满洲第100部队”，对外称“关东军兽疫预防部”，与731不同的是，第100部队的实验对象主要是家畜，主要分为两个部。一个部主要研究关东军司令部所属各部队的军马以及其他动物血液，通过这一研究来研制鼻疽菌、痈疽菌、传染性贫血菌，并研究可导致马匹死亡的病菌与生产它的方法；另一个部主要研究细菌战的方法，包括研究繁殖各种细菌，研究鼻疽、羊痘、炭疽热等牲畜病毒。

在日本侵华战争中，进行过多次细菌战，其中造成巨大伤害力的有四次，分别是1939年8月的“诺门坎战役”；1940年7月的“宁波战役”；1941年11月的“常德战役”；1942年7月的“浙赣战役”。除用于战场外，他们还曾多次散播细菌。第100部队曾将掺有细菌的豆包或饼干扔到贫民住宅区，诱引饥民和孩子食用，并假借防疫的名义对感染病菌的人们进行观察和记录。1946年7月，第100部队将大量霍乱病菌投放到东北各地，致使开原老城镇内瘟疫流行，并迅速向外蔓延，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因瘟疫死亡的人数多达700人。

经济掠夺和破坏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操纵伪满洲国公布了“满洲经济统制根本方策案”，核心宗旨是强调“日满经济一体化”，1933年关东军又以伪满洲国的名义颁布了“满洲国经济建设纲要”，即通过设立特殊会社等形式，由日本控制和垄断东北经济，目的是使伪满洲国的经济要服从日本侵略战争的需要，对东北进行经济掠夺政策，把东北变为日本“以战养战”的战略基地。为实现对东北经济命脉的控制，关东军先后攫取了东北铁路交通的权益；海关、税政大权；垄断了东北的金融业；劫夺了东北的邮电事业。

为了将东北变为扩大侵略战争的基地，关东军制订了“满蒙开发方策案”，提出了“经济统治”的构想，以伪满洲国的名义，吸引日本产业界到东北投资，自1932年至1936年日本民间对伪满洲国的投资增加了9亿元。与“经济统治”向匹配的是关东军实行的特殊的经济制度“国策会社”，即在关东军军事占领下完全为日本帝国主义服务的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为形式的经济制度，和由关东军掌控的伪满洲国重要的产业部分的企业，称为“特殊会社”。

1939年，关东军指使伪满洲国当局发布了所谓“三大国策”，即“产业开发五年计划”“百万户移民计划”“北边振兴计划”，这些方案的宗旨是实现“日满经济一体化”的目标，以在东北达到日军战时自给自足的目的。

在关东军对东北经济的控制和掠夺下，东北称为其发动战争的“能源基地”，大量日本急需的钢铁、石头、轻金属、汽车、煤炭等产业“迅速发展”，还有日本所需要的面粉、油脂、水泥等生活物资。为了防止与日本同行造成行业竞争，关东军还对东北养蚕业、大米生产业、杂粮、果蔬等农产品生产等进行了“统治”。

奴化教育及文化专制

思想文化统治是关东军在东北地区进行殖民的思想工具，1932在伪满洲国的伪“建国宣言”中，关东军便提出实行“王道政治”，建设“王道乐土”，所谓“王道”便是利用中国旧有的封建主义思想和道德礼教继续欺骗和奴役东北百姓，使其在伪满洲国的“统治”下消除反日、抗日思想。

在奴化教育方面，关东军在占领东北初期因无法抽出时间维持干预东北的教育领域，便下令停办了东北境内的所有学校。伪满洲国成立后，各类学校开始在关东军的控制下恢复教学。在关东军的操控下，东北的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均被改变，关东军指使伪满洲国编写“国定教科书”，以其“王道”为教育准则，大肆鼓吹日本文化，歪曲其侵略史实。在课程设置上，日语成为小学生的必修课，高校的课程设置则主要为关东军的“人才”需求设置，陆续开设了一些专门培养军警、医学、农林、工业科目或学校。在关东军的控制下，在校学生都要接受“尊皇敬神”教育，要求东北沦陷区的青少年学生绝对忠诚于日本天皇，同时还向他们灌输“大东亚共荣”“大东亚圣战”等思想。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成为世界舆论的焦点，备受各国关注。关东军为了掩盖其侵略罪行，开始控制东北的舆论宣传。首先，严酷地控制新闻通讯和报刊出版、广播事业，在伪满洲国之下成立了直接隶属于关东军司令部的“国通社”，取代了东北原有的新闻通讯机构，对新闻报道进行垄断。此后广播业、文化事业、出版行业等均被关东军一一垄断。

为了从思想上奴役东北人民，关东军在东北建立了遥拜日本的“皇大神宫”和“建国神庙”，强制东北人民进行祭拜，以达到消除东北人民对日本天皇和伪满洲国“执政”溥仪的抵抗情绪。

特务机关及间谍罪行

日本在东北的特务机关于19世纪末便已出现，如“青木机关”“板西机关”等，都曾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19年秋，日本将哈尔滨特务机关交由关东军管辖。此后，关东军以哈尔滨特务机关为据点，开始了其间谍据点的建设。1920年5月，关东军设立了奉天特务机关，由关东军进行直辖。该特务机关后成为关东军在中国东北进行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情报刺探的重要工具，在制造“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扶植傀儡政权”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

伪满洲国政府成立后，关东军特务机关将其工作重点转向策动、诱降中国官员、镇压抗日势力。热河抗战前期，关东军特务机关曾试图策动热河都统汤玉麟，制造“张北事变”“察东事变”等。

历任关东军首领

历任关东都督首领

历任关东军首领

后世留存

关东军司令部旧址博物馆

关东军司令部旧址博物馆位于大连市旅顺口区，建于1903年，建筑面积近3000平方米。1906年该楼为关东都督府陆军部，1919年4月12日改为关东军司令部，至1931年9月18日先后有九任关东军司令官在此办公。

博物馆内共分3个展厅、4个复原室和1个音像室。主题展览《罪孽之师--关东军》通过300余幅具有史料价值的珍贵图片及大量的实物,见证了关东军从建立直至灭亡的历史进程。

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官邸旧址

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官邸旧址位于，吉林省长春市新发路1169号，建成于1934年，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1932年底，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由沈阳迁到长春。由于无房可用，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所属各机构只能分散四处办公，有的机构甚至要和其他机构挤在一起办公，关东军司令官暂住在长春“满铁”大和旅馆里面。不久之后，因为无法承受高额的费用，日本关东军司令官也只好无奈地搬出了大和旅馆，并在该处开工建设关东军司令官官邸。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

1983年8月2日，根据哈尔滨市平房区人民政府办公室22号文件，成立“哈尔滨日本细菌工厂罪证展览馆”，2年后更名为“侵华日军第七三一细菌部队罪证陈列馆”，2003年4月9日更名为“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

七三一陈列馆成立之后，通过考古发掘、社会调查征集、收购、交换与调拨和接受捐赠等方式收藏大批与细菌实验或日本化学战相关的侵华日军的罪证，并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意义的物品作为本馆的藏品。

罪证陈列馆中的基本陈列以“反人类暴行”为陈展主题，以卷宗中罪犯、罪行及罪证、审判三个核心要件为主线，揭露日本进行细菌武器研制、实施细菌战的国家犯罪和反人类暴行。

注释

“满蒙新五路条约”又名“满蒙新五路协定”,规定由日本承包修筑敦图线、长大线、吉五线、洮索线、延海线五条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