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 （1898年由康有为等领导的变法）

简介

19世纪末，帝国列强时刻准备瓜分中国的领土，加上晚清的内部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在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惨败后清廷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刺激下，很多像康有为、梁启超戊等维新派站了出来寻求变法，最终于1898年6月11日发动戊戌变法。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通过光绪帝颁布了一系列关于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教育方面的改革法令，因变法损害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利益而遭到镇压，在1898年9月21日发动戊戌政变后，光绪帝被囚瀛台，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日本，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此次戊戌变法宣告失败。

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这次变法是对腐朽封建制度的一次猛烈冲击，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也是一次具有爱国救亡意义的思想启蒙运动，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觉醒。

变法背景

国内背景

• 政治

19世纪末中国的民族危机深重，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数次签订不平等条约，数次割地赔款，逐渐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期间也有人站出来提出救国策略，比如19世纪60年代出现的洋务派，他们发起了以“自强”和“求富”为口号的洋务运动，洋务派打开了向西方学习的大门，而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这场历时9个月的战争最终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惨败告终，这场战争的惨败也彻底宣告了维持30年之久的洋务运动的失败。

• 军事

洋务运动以“富国强兵”为目标，推行了一系列军事改革，如建制造局、设厂造船、筹建海军等等，而甲午战争是洋务派最重要的一次军事实践，可甲午战争以惨败告终。甲午战争的惨败不仅表明了清政府的腐朽无能，还加深了民族危机，尤其是《马关条约》的签订，激起了全国的悲愤和抗议，很多人从天朝的迷梦中彻底清醒了过来，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寻找新的救国之路。

• 经济

民族资本的兴起，19世纪后半期，沿海地区开设了几十个近代企业，这是中国最早的一批民族资本主义工业，自此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开始发展。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开始投资新式企业，他们逐渐向资产阶级转化，随着洋务运动的失败以及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进一步深入，民族资本主义有了进一步发展，为资产阶级开启变法运动提供了经济基础。

• 思想

伴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出现，也涌现出一批像马建忠、陈炽、郑观应等改良主义思想家，这些早期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人士著书立说发表变法理论，其中郑观应编写的《盛世危言》影响颇深，他们提出中国不能故步自封了，只有主动求变才有自我拯救的可能，他们认识到中国落后的根源是封建专制统治，提倡学习西方实行君主立宪制，这也为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组织的戊戌变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国际背景

• 经济

19世纪末，世界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到帝国主义阶段，他们对中国的侵略主要以资本输出为主，不断在中国开设工厂，企图用外国财政资本控制中国，将其完全变成半殖民地或者殖民地。而且这些列强国家不断蚕食中国周边的国家作为基地，企图控制中国的边疆地区。

• 政治

19世纪后期，不少国家通过改革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道路，其中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成功崛起，这对国内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使得中国找到了模仿的对象，洋务派认为日本向西方学习主要以“创制”为主，清政府要“谋尽仿效行之”。而且洋务派在税收、军事等方面都有在模仿明治维新。虽然洋务运动失败了，但明治维新的影响依旧存在，维新派人士康有为就主张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

变法经过

前期宣传

公车上书

1895年清政府会试期间，中日甲午战争以清廷的失败告终，同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了北京，康有为得知清廷要割让台湾和辽东，便和梁启超商量发起广东籍举人联名上书的活动，要求清政府拒绝签字，1895年4月22日，湖广两省的举人前往督察院联名上书，其他各省的举人也纷纷响应。后来康有为看到十八省千余名举人积极响应，他决定策划一次规模更大的上书请愿，于是他起草了一份万字的上皇帝书，在此书中康有为系统地提出了“富国之法”“养民之法”和“教民之法”，来自十八省的千余名举人在这万言书上签字，在1895年5月2日康梁组织的“公车上书”开始，他们带领十八省举人以及数千民众来到了督察院门前，可督察院却认为这些举人在“闹事”，拒绝帮他们呈递，这次的上书也宣告了失败，不过上书的内容却在民间知识分子中得到了广泛宣传，传递了新思想，也推动了变法维新的改革浪潮。

“康梁”活动

公车上书失败后，康有为于1895年5月29日，以进士的身份呈上了一篇一万三千多字的“上皇帝书”，康有为在书中把变法内容详细描述，从各方面说明了中国变法的必要性，同年6月3日这封“上皇帝书”到了光绪帝手中，光绪帝看完后对康有为很赞许，于是康有为等改良主义者开始和光绪帝接触。

以翁同龢为首的帝党官僚们也愿意和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合作，翁同龢还拜访了康有为并商讨变法的相关事宜。1895年7月在康有为的策划下，翁同龢命人起草了十二道新政诏书，准备通过光绪帝颁布，但他怕慈禧太后等守旧党反对变法，就想请求恭亲王奕䜣出面主持，可被他拒绝了，这次康有为的计划失败了。

康有为为了让更多清朝封建官僚们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况，他在1895年7月在北京创办了《中外纪闻》报，由梁启超、麦孟华等人撰稿，刊登的文章都被分送给在北京的官员，后来康有为等维新派又组织了强学会，鼓吹变法制造舆论。强学会和《中外纪闻》报的出版，使得改良主义政治运动逐渐高涨，清廷中一些投机官僚看到维新变法日益高涨，便表示支持，而徐桐、褚成博等守旧派官僚请求慈禧太后严惩康有为，最终康有为让梁启超留在北京主持事务，他离开北京前往上海。

康有为来到上海后积极展开维新变法的宣传工作，并建立了上海强学会，还创办了强学报，康有为在上海的维新工作也逐渐发展起来，但以慈禧为首的守旧派反对进行任何社会改革，强学会和改良主义的传播，让守旧派感受到了威胁，1896年1月杨崇伊诬陷北京强学会“结党营私”，慈禧听后便下令强迫光绪帝关闭强学会，并禁止《中外纪闻》的刊登，一些投机官僚也与强学会断绝关系，最终北京和上海的强学会被守旧派强迫解散。

在北京的强学会被解散后，梁启超应汪康年等人的邀请来到了上海，并创办了《时务报》，梁启超用通俗流畅的笔调在《时务报》上宣传维新变法的主张，在这些维新派人士的大肆宣传下，全国掀起了议论时政的风气。1896年9月，康有为先后游历了香港和澳门，并在澳门创办了《知新报》，又于1897年在桂林组建了圣学会，继续宣传维新变法。

取信光绪帝

1897年11月，德国强占了胶州湾，紧接着沙俄强占旅顺口和大连湾，法国强占了广州湾，英国强占了威海卫和九龙半岛，此时的中国正面临被列强瓜分的紧要关头，各省人民纷纷掀起斗争运动，维新派直接将维新变法运动推向高潮。1897年12月，康有为写了一封六千字的“上皇帝书”，他向光绪帝提出了变法的上、中、下三策，可他的这封“上皇帝书”到了守旧派手中，暂时没法到光绪帝手中，最终是翁同龢在光绪帝面前夸奖了康有为，光绪帝决定召见康有为，不过被守旧派阻挠，后来光绪帝不得已只能派总理衙门的大臣去问康有为有关变法的意见，还说康有为有想法可以呈递给总理衙门。

1898年1月24日，康有为被叫去总理衙门“问话”，其实这是一场维新派与守旧派之间激烈的辩论，康有为期间再三强调日本的明治维新很有成效，中国应该取法日本，翁同龢将这场“问话”的内容都汇报给了光绪帝，并极力向光绪帝推荐康有为，可光绪帝被恭亲王奕䜣阻挠，不得已只能让康有为把《日本明治变政考》与《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这两本书呈递给他，光绪帝命令总理衙门只要是康有为的奏折，要立即呈递给他，不能阻拦或者积压。

康有为在京期间，组织建立了粤学会，又帮助林旭建立闽学会等，他也通过清廷中有维新倾向的官员，积极参与政治。1898年1月29日，康有为向光绪帝上书《应诏统筹全局折》，他指出世界各国的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同年4月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成立保国会，并于4月12日保国会在广东会馆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并通过了康有为起草的章程三十条，保国会已初步具有改良主义政党的性质。

保国会成立后，又出现了保滇、保川等会，这引起了守旧派的不满，潘庆澜上书弹劾保国会，指责康有为图谋不轨，后又有黄桂鋆斥责保滇、保川等会，光绪帝虽然不追究，但这些会最终还是被守旧派破坏了。之后清廷的那些守旧派大臣就开始进攻康有为，文悌诋毁康有为“名为保国，势必乱国”，最终被文悌被光绪帝免职，保下了康有为。

1898年5月29日，恭亲王奕䜣去世，这让光绪帝任用维新派人士少了一层阻碍，同时也加剧了帝党与后党之间的冲突。奕䜣去世后，康有为写信给翁同龢让他抓紧时间变法，他又替徐致靖、杨深秀等草拟了一份要求光绪帝早日颁发“明定国是”的变法上谕，光绪帝开始启用维新人士并让庆亲王奕劻转告慈禧太后，若是不给他变法的权力他便退位。慈禧听后表示她早已不想光绪帝坐这个位置，不过被庆亲王奕劻以“不要误了大局”为由，让慈禧暂时同意了光绪帝去变法。不过光绪帝也听闻了废立之说，便感到恐惧，翁同龢和康有为也抓紧时间部署变法事宜。

变法实施

“帝党”行动

光绪帝于1898年6月11日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开始。光绪帝在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书后，便集结维新派人士，同年6月16日，光绪帝召见了康有为，两人一起就变法讨论，康有为向光绪帝论述了自己对变法的各项意见，光绪帝对康有为的意见都表示赞同，光绪帝想重用康有为，不过遭到了守旧派荣禄、刚毅等人的竭力反对，不得已让康有为担任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一职。之后光绪帝为了不让慈禧太后猜忌，他不敢频繁召见康有为。

1898年7月3日，光绪帝召见了梁启超，两人商讨了提倡西学与设立学校等问题，光绪帝对梁启超也大为赞赏，并让梁启超专门办理译书局的任务。同年9月初，光绪帝召见了谭嗣同，维新派人士不断聚集到了光绪帝的身边，不过光绪帝没有实权，没有办法将这些人提为亲近大臣，一直到9月5日，光绪帝才授予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四人四品衔，让他们名义上担任军机章京的工作，实际上这四人成为新政的“宰相”，光绪帝颁发的诏书都由他们拟稿。在此变法期间光绪帝颁布了上百道变法诏令，也废除了很多不合理的旧规，也触动了守旧派的利益。

变法期间康有为等人看到守旧派发动政变的现象日趋明显，康有为就向光绪帝提出了收回军权、改元“维新”、迁都上海的三个方法，不过这三个方法都是脱离实际的空想，光绪帝不敢贸然采纳。随着天津“阅兵”日期的逐渐到来，尽管光绪帝表示不愿意去，但慈禧与荣禄已经在商量阅兵的日程和仪式，并通过上谕的形式公布了，这时候康有为向光绪帝推荐了袁世凯，并派徐仁禄去游说袁世凯，光绪帝同意了康有为的建议，于是在1898年9月11日发布上谕让袁世凯进京，最终在9月16日接见了袁世凯，让他专办练兵事务。

1898年9月13日，光绪帝前往颐和园向慈禧太后请求开懋勤殿以议制度，却被慈禧拒绝并被痛骂了一通，这次也让光绪帝认识到他与慈禧之间的矛盾很深了，便两次下密令让康有为离开北京，以便日后救他。同年9月18日，康有为等人让谭嗣同去访问袁世凯，可袁世凯表面上很慎重，实际却不想派兵拯救光绪帝。9月20日康有为离开北京，把救光绪帝的任务交给了谭嗣同、梁启超等人。这一天光绪帝又召见了袁世凯，希望他好好练兵，可袁世凯已经决定投靠“后党”，拒绝了光绪帝并返回天津，他向荣禄泄露了光绪帝和维新派的秘密，荣禄当即就前往颐和园向慈禧告密。

“后党”行动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了“明定国是”的诏书后，慈禧立即召集守旧派议事，荣禄、刚毅等人前往颐和园和慈禧进行秘密磋商政变的事宜，同年6月15日慈禧让光绪帝下令免除翁同龢的职务并让其回老家，慈禧的这次操作不仅警告了光绪帝还打击了维新派，同时也实现了守旧派想削弱帝党以及阻止维新派与光绪帝之间联系的目的，慈禧还强制光绪帝宣布今后二品以上大臣谢恩陛见并令各省的高级官吏也要向她具折，这暴露了慈禧想再度“临朝训政”的野心。之后慈禧又内调直隶总督王文韶，派荣禄暂时署理督篆，接着又实授荣禄为直隸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通过他来掌握北洋三军。

慈禧太后为了“废立计划”的实施，她强迫光绪帝在1898年6月15日宣布将在秋天（后确定为10月19日）前往天津“阅兵”，慈禧和荣禄密谋在这一天胁迫光绪帝退位。同年6月16日任命守旧派崇礼为步军统领，任命刚毅管理健锐营事务等，加强了慈禧对京畿地区的军事掌控。1898年7月11日，慈禧任命裕禄为军机大臣上行走，借以加强对军机处的控制。变法期间慈禧又派人监视光绪帝的一举一动，严格检查各宫门的出入人员，若有形迹可疑的人出入紫禁城要立刻向慈禧汇报。

1898年9月4日，慈禧安排在礼部六堂官职位的怀布塔等人被光绪帝革除，守旧派的李鸿章和敬信两人也被光绪帝赶出了总理衙门。在光绪帝下令取消满人特权的时候，让满洲贵族大为震动，他们派人去颐和园跪求慈禧再次“临朝训政”，慈禧表示不用着急。之后在光绪帝召见了袁世凯后，“后党”人士立即采取措施，荣禄把武毅军调往天津，防止袁世凯军西行，并造谣说有十余艘军舰聚集在大沽口外，致电袁世凯迅速回防。而怀布塔、立山等人继续上折请慈禧太后回来“训政”。

1898年9月21日，慈禧从颐和园回宫，直接将光绪帝囚禁在南海中的瀛台，并用光绪帝的名义发布上谕，公开表明她回来“训政”。慈禧太后囚禁光绪帝后，又以“结党营私”的罪名下令逮捕康有为和康广仁，最终康广仁在南海会馆被逮捕，慈禧得知康有为逃跑的消息，便捏造康有为谋害了光绪帝。在政变发生后，梁启超等人去寻求英美日等政府的帮助，他们虽然不出面保护新政，但愿意保护梁启超和康有为等人。

1898年9月22日荣禄封锁城门，在城内大肆抓捕帝党与维新派人士，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杨深秀、徐致靖等人被捕入狱，这时英日派遣舰队来到中国海面，想让慈禧太后让步。同年9月28日慈禧太后下令将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杨深秀、康广仁等六人处死，其他的帝党和维新派人士被革职永不叙用。慈禧太后在训政后，不断下令废除新政，迅速恢复了旧政，戊戌变法也宣告失败了。

变法内容

戊戌变法是以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通过光绪帝发起的一场资产阶级政治改革运动，它主张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改君主专制制度为君主立宪制度。主要内容分类叙述如下：

政治改革

其一是鼓励创办报纸，让人民有一定的出版自由，主要表现有广开见闻，所有中外时事都可以依据事实畅言，不用意存忌讳。

其二是广开言路，给予民众一定的言论自由，主要表现有光绪皇帝下诏凡院、部司员欲条陈意见，可以上书，普通百姓可以到都察院呈递。

其三是改定律例，精简机构，主要表现有语意含混，易滋舞弊的律例就直接删除，销詹事府（主管皇后、太子家事）、通政司（主管内外章奏）等六个衙门。

其四是澄清吏治，提倡廉政作风，主要表现有任用人才时，不得徇私舞弊，任人唯贤、办公的时候不得无故请假、严格考察地方官吏的吏治、不得积压民间诉讼案件。

军事改革

其一是精炼陆军，办厂制造军火，主要表现有各省军队统一改练洋操，统一口号，统一规格各省制造的枪炮弹药，八旗练习洋枪。

其二是筹建海军，培养海军人才，主要表现有各省拨款给福州船厂造船，增加水师学堂学生名额来培养海军人才。

经济改革

其一是保护及奖励农工商业，主要措施有在京师设立农工商总局、各省会设立商务局、鼓励开垦还未利用的耕地、鼓励翻译西方务农书籍。

其二是修筑铁路，开采矿产，主要措施有在京师设立铁路矿物总局、鼓励私人开办工矿企业。

其三是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主要措施有颁发制器及振兴工艺给奖章程，有新书创行新法或制定新器的人，都能有执照，专利也可以拿来售卖。

其四是改革财政，编制预算决算，主要措施有整顿财政，杜绝腐败、户部收支款项分门别类用表格列好，按月刊报，让人人都了解国家财政、严查偷税漏税。

其五是取消满人寄生特权。

文化教育改革

其一是广办学堂，大力提倡西学，主要措施有举办京师大学堂、各省会设高等学堂、郡城设中等学堂、州县设小学、鼓励私人开办学堂。

其二是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主要措施有科举考试一律改为策论、开经济特科、一切考试以讲求实学实政为主。

其三是派人出国留学，主要措施有各督抚挑选天资聪颖的学生上报到总理衙门，派往日本矿务学堂学习。

其四是广办邮政，裁撤驿站，主要措施有京师及各通商口岸多设立邮政局。

变法后续

1898年9月21日慈禧再次“训政”后，便下令抓捕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派人士，梁启超逃到了日本使馆寻求伊藤博文的帮助，请求他搭救康有为，后谭嗣同等人在策划拯救光绪帝，不过没有成功，9月22日谭嗣同、刘光第、杨锐等人被抓捕入狱，之后在9月28日，慈禧下令处死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六人，他们就是后人所说的“戊戌六君子”，而康有为、梁启超两人则一起逃亡了日本。

失败原因

学术界对于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也进行了多次探讨，主要可以分为以下4点：

其一是斗争策略失误，维新派的革命纲领和组织并不完善，还缺乏实权和足够的支持力量。学者刘红美认为维新者们想要借助光绪这个无权无势的皇帝来推进这场大的改革，简直是在白日做梦，当时清政府的实权是在以慈禧太后为主的守旧派手中，维新派只有少数几人，还没有实权，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支持他们进行变法。从康有为编著的《大同书》《孔子改制考》等书以及谭嗣同等人的激进主张，他们没有成熟的革命纲领指导，而且没有看到人民大众的力量以及忽视了洋务派的作用，没有完善的改革的组织。

其二是维新派不熟悉国际事务，却盲目希望引入外国势力。康有为在《应诏统筹全局折 》中 ，要光绪皇帝实行日本明治之政法，可他忽略了中日两国国情的差异，也没有考虑日本明治维新的社会背景，可见维新派对当时的国际事务不熟悉，而且清朝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力量不足，他们迫于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势力的钳制，不得不借助于封建政权的力量和外国资本的支持，中国的财税外交主权可能进一步被掠夺。

其三是维新派的改革触动守旧派的权利以及满族的整体利益。其实慈禧也不是反对变法，她认为只要 “不遗祖制”，其余均可由光绪“自为之 ，吾不内制也”。可维新派没有利用好这些因素，反而走到了慈禧等守旧派的对立面。熊小欣认为由于这场运动的变法者不成熟以及激进的变法内容，最终激怒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引来了守旧派的强烈反抗，如果变法者们能考虑到顽固派的承受能力，稳切而不激进的话，改革或许会走向另一个结果。

其四是维新派的改革行动急躁冒进，导致大量措施缺乏人手实施。自维新变法开始，康有为等维新派的新法令平均每天有3条，没有循序渐进，而日本的明治维新用了6年的时间，可戊戌变法的改革行动进行的很仓促，他们没有考虑到一个新事物的出现，社会大众也需要有接受的过程，加之当时很多有实权的人还是守旧派，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有法令出来却缺乏人手去实施。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人有不同的看法，例如香港大学博士区仲桃在澳门日报上发表的《有另一种历史》中说到了康有为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清廷的改革进程，而且维新派采用的手法也激进，康有为还策划过要暗杀慈禧，但没有成功。还有上海师范大学教授雷家圣认为西方传教士建议引进日本革新派领袖伊藤博文掌权控制变法，甚至提议与美日英“合邦”，引发守旧派警觉。

影响与评价

后世影响

戊戌变法虽然在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后失败了，不过它推动了晚清政府的自我改革，同时激起了民众对满清政府的不满，推动了知识分子由维新向革命转化，更加推动了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进程。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可之后有很多年轻人出国留学，更多的西方学说传入中国，使得中国的思想界更加活跃，而且戊戌变法也成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奏。

事件评价

中国历史学家范文澜在他所著的《中国近代史》中就把戊戌变法称做是“第一次改良主义运动”。

学者秦国经在《戊戌变法与戊戌变法档案》中对戊戌变法有很高的评价，他认为戊戌变法是一次伟大的爱国救亡运动，是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是对封建制度猛烈的冲击，开创了中国近代政治改革先河。

学者陈维昭认为戊戌变法运动是一场革除旧制、取法西方的改良运动，对当时的人才的选拔培养有重要意义。

学者羽戈认为戊戌变法是激进思潮所导演的第一场政治运动。

英国政治家罗伯特·赫德认为戊戌变法中皇帝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他的顾问康有为和其他人等都缺乏工作经验，他们简直是以好心肠扼杀了“进步”。

学者李公明认为领导戊戌变法的维新派力图仿效日本的明治维新，他们所设想的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可见变法不是改良主义运动。

影视作品

（不完全收录，仅例举与戊戌变法相关的影视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