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处机 （长春真人，全真道龙门派祖师，全真七子之一）

简介

丘处机生于金熙宗皇统八年（1148年）正月十九日，其家世代务农，他幼时便父母双亡，未曾读书。金大定六年（1166年），丘处机独自前往昆嵛山烟霞洞出家修道。次年，于宁海州拜王重阳为师，跟随王重阳读书习字修道。王重阳逝世后，丘处机为其庐居守墓三年。大定十四年（1174年），他前往磻溪隐居修行，大定二十年（1180年），又迁往龙门山继续苦修，直到大定二十六年（1186年），才结束了十三年的苦修生涯。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丘处机奉金世宗诏前往燕京主持万春节醮事。明昌二年（1191年），丘处机回到家乡栖霞建观隐居。兴定三年（1219年），成吉思汗从刘温等人处听闻丘处机的名声，遣使相召。次年丘处机带弟子十八人，西行觐见成吉思汗，于元太祖十七年（1222年）四月到达大雪山成吉思汗行宫，被成吉思汗赐“神仙”号。同年九月，成吉思汗又三次召见丘处机，询问养生、治国之道。元太祖十九年（1224年），丘处机回到燕京，奉旨掌管天下道门。元太祖二十二年（1227年）七月九日，丘处机病逝于长春宫，后被弟子葬于处顺堂（今北京白云观邱祖殿）。次年（1228年），他被元廷追封为“长春弘道通密真人”。元世祖至元六年(1296年)，又被封为“长春演道主教真人”。元武宗至大三年(1310年)，又加封为“长春全德神化明应真君”。

丘处机继承并发展了王重阳的“性命双修”“三教合一”思想，秉承并践行济世安民的理念，西行觐见成吉思汗，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蒙元统治者对所征服地区所推行的杀戮政策，通过成吉思汗的支持，使全真道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同时他在文学、医学方面也有所建树。其主要著述有《磻溪集》《摄生消息论》等。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金熙宗皇统八年（1148年）正月十九日，丘处机生于登州栖霞县（今山东栖霞市）滨都里，小名丘哥。其家世代务农，他幼时便父母双亡，未曾读书。少年时的丘处机即有向道之心，金大定六年（1166年），十九岁的丘处机独自前往昆嵛山烟霞洞出家修道。次年，全真道祖师王重阳在宁海州点化其大弟子马钰，丘处机得知后，便前往宁海拜王重阳为师，得到王重阳训名处机，字通密，道号长春子。丘处机拜师后，便跟随在王重阳身边读书习字。大定十年（1170年），王重阳客死汴梁（今河南开封）后，丘处机随马钰等护送王重阳灵柩回终南（今陕西终南县）刘蒋村安葬，之后便在此处庐居守墓。

苦修十三载

大定十四年（1174年）中秋，服丧期满，丹阳子马钰、长真子谭处端、长春子丘处机、长生子刘处玄师兄弟四人，在秦渡镇真武庙中言志话别。同年冬，丘处机独自前往磻溪（又名璜河，在今陕西宝鸡市虢镇附近）隐居修道。大定二十年（1180年），他又迁往陇州（陕西陇县）西北的龙门山继续苦修。通过多年的苦修，丘处机对于王重阳的全真思想有了较深刻的理解，对修炼方法有了比较全面的总结。他生活极为清苦，磨练了他的意志，但他仍坚持读书，学习文化知识，并广交当地文人学士，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以及宣传全真道。后世全真道龙门派便因丘处机隐居龙门而得名，并将丘处机奉为开派祖师。在龙门期间，全真终南祖庭掌教人马钰被令返回原籍，将教事托付给了丘处机，后马钰、谭处端相继去逝。大定二十六年（1186年）冬，丘处机迁回终南祖庭，结束了十三年的苦修生涯。

短暂出山

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二月，丘处机奉诏至燕京（今北京）见金世宗，主持万春节（三月一日，金世宗生日）醮事。此后，丘处机数次受金世宗召见，为他讲述养生之道、剖析天人之理，并得到金世宗的赐钱。同年冬日，丘处机离开燕京，利用金世宗所赐钱财建立了资福、清真、岳云三座道观。正当丘处机利用皇帝召见的影响力，大力发展全真教时，次年正月，金世宗驾崩，丘处机失望不已。

隐居家乡

明昌二年（1191年），丘处机将教务托付给弟子吕道安、毕知常后，回到登州栖霞老家，在其故居建观隐居。丘处机隐居家乡期间，他论文讲道、吟诗写字，每年五月还会率道众至蓬莱消暑，或与道友游历崂山。

承安二年（1197年）开始，丘处机的师弟王处一、刘处玄受到金章宗的多次召见，终南祖庭被御赐宫观额，全真教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合法地位。泰和八年（1208年），金章宗才赐丘处机隐居道观观名“太虚观”。金章宗对丘处机的冷落，让他这个全真掌教人对祖庭的贡献不及王处一、刘处玄两位师弟。

丘处机西行

此后，金朝开始慢慢衰落，北方蒙古开始兴起。为了掠夺中原财富，成吉思汗率领蒙古军大举攻金，金朝连连败退，中原陷入混乱之中，金朝迁都汴梁，中都燕京也被蒙古攻破。为了利用宗教稳定统治，贞佑四年（1216年），金宣宗召丘处机前往汴梁，但被丘处机拒绝。由于丘处机在民间的声望，南宋也曾遣使征召丘处机，但他均未奉诏。蒙古的成吉思汗从金朝降臣刘温、耶律楚才处听闻了丘处机的名声，兴定三年（1219年）五月，他派刘温持虎头牌敦请丘处机。同年十二月，刘温到达丘处机此时居住的莱州（治所在今山东掖县）昊天观，丘处机对刘温冒险深入敌境的举动十分感动，丘处机的弟子尹志平也乘机进言劝说，丘处机遂决定西行觐见成吉思汗。

兴定四年（1220年），丘处机挑选弟子赵道坚、宋道安、尹志平、李志常等十八名弟子，离开昊天观，启程西行。二月二十二日，到达卢沟桥，宿于玉虚观。此时成吉思汗正在攻打不花剌城（今乌兹别克共和国布哈利），三月，丘处机上表称，他年事已高，西行路途遥远难行，想留在燕京，等成吉思汗回来后再行觐见。等待期间，丘处机曾在燕京天长观作醮，去德兴府（今河北涿县）龙阳观度夏，在宣德州（今河北宣化县）朝元观过中秋，与官僚士大夫谈经讲道、吟诗论画。十月成吉思汗回复，坚持让丘处机前往行宫。兴定五年（1221年）二月，打点好行装的丘处机率众弟子再次启程。他们先是从宣德州出发北行，于四月十五日到达呼伦湖东侧，拜会成吉思汗幼弟斡辰大王后再一路西行。七月九日至田镇海城时，被蒙古人掳走的金章宗二名妃子、卫绍王之妻以及一干汉人工匠号泣相迎，于是他留下宋道安等九名弟子在此建造栖霞观以抚慰汉人。十一月八日，丘处机到达撒马尔干决定留在此地过冬，明年再至成吉思汗行宫，此地他见到故人耶律楚材，两人相谈甚欢。

元太祖十七年（1222年）四月五日，丘处机终于到达了成吉思汗行宫（位于今阿富汗巴达克山心西南处阿坛豁尔恒山的塔里罕，原为回纥王的一座行宫），成吉思汗问丘处机有无“长生之药”，丘处机回答说只有“卫生之道，无长生之药”，成吉思汗有感丘处机之诚恳，赐号“神仙”。四月十五日，成吉思汗问道丘处机后，巴里黑（今阿富汗巴尔克）叛乱，成吉思汗前往平叛，丘处机北归撒马尔干。同年九月十六日、十九日、二十三日，成吉思汗三次召见丘处机，询问养生、治国之道。这三次谈话内容成吉思汗规定不可外泄，《长春真人西游记》中没有记载，《玄风庆会录》记载了他们谈话内容，大意为丘处机让成吉思汗敬天爱民，减少杀戮，清心寡欲，积善修福以延长寿命，还有则是中原地大物博，为成就霸业之要地。

三次讲道后，成吉思汗开始东归，丘处机随行，并时常劝解成吉思汗行道义教化之道。元太祖十八年（1223年）二月七日，丘处机向成吉思汗辞行，但成吉思汗坚持让丘处机随其一起东归。三月，丘处机再次提出要先行东归，成吉思汗见丘处机去意已决，遂赐圣旨一道，让阿里鲜作为宣差使护送丘处机东归。太祖十九年（1224年）二月，丘处机回到燕京，入住太极宫。

颂歌而逝

丘处机西行觐见成吉思汗后，获得了三大特权，其一，出家的全真教徒有豁免赋税差役的权利，其二，由丘处机掌管天下道门，其三，成吉思汗管辖之地任由丘处机设立道观收授门人。这让丘处机成为了“帝者之尊师”，“天下之教父”，“万乘之国师”，全真教也借此得到快速的发展，全真宫观广泛创建，门人弟子也迅速增加。在此期间成吉思汗也多次送信给丘处机，要“神仙勿忘朕旧言”。

元太祖二十年（1225年），丘处机在燕京主醮，祈蒙古吉祥。元太祖二十一年（1226年），燕京遭逢大旱，丘处机设醮祈雨。元太祖二十二年（1227年）春，成吉思汗将丘处机居住的太极宫改为长春宫。同年六月二十一日，丘处机得病。七月四日，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七月九日，丘处机将教务托付给弟子宋道安，由尹志平为副手辅佐，宋德方、李志常参与处理教务。随后他登宝玄堂，留颂而逝，颂曰：“生死朝昏事一般，幻泡出没水常闲。微光见处跳乌兔，玄量开时纳海山。挥斥八纮如咫尺，吹嘘万有似机关。狂辞落笔成尘垢，寄在时人妄听间。”，后丘处机被弟子葬于长春宫之处顺堂（今北京白云观邱祖殿）。次年（1228年），丘处机被元廷追封为“长春弘道通密真人”。元世祖至元六年(1296年)，又被封为“长春演道主教真人”。元武宗至大三年(1310年)，又加封为“长春全德神化明应真君”。

主要著作

据郭武《丘处机学案》记载，丘处机主要著述有《磻溪集》《长春真人西游记》《玄风庆会录》（附《西游录》卷下）、《大丹直指》（附《丘祖秘传大丹直指》）、《摄生消息论》等。除此之外，丘处机的著述还散见于其他典籍中，如《鸣鹤余音》《清河真人北游语录》《盘山栖云王真人语录》《长春真人规榜》《长春丘真人寄西州道友书》《陈情表》《学仙记》《邱祖语录》《邱祖训文》等。

人物思想

和平思想

作为一名宗教信徒，丘处机的和平思想直接来源于道教，而道教又以道家的哲学本体论为基础。道教张道陵在《道德经》的道生万物、万物皆有道的基础上，建立了两种生存意识。其一，是从道生万物的本体论引申而来的“众生平等”主张；其二是重生，道教要求人爱惜生命，追求永恒的生命。从这两点出发，道教反对战争、战乱，祈盼有一个安稳太平的社会。战争会打破社会的稳定，妨碍道教追求永恒生命的理想，在和平的环境中人才能延年益寿。

基于以上理论，丘处机对道教平等理论作了系统、通俗的论证，“黄童白叟如女宰官王侯帝主，一切平等。”同时他注重天地二气（即阴阳二气）的自我运动，推动事物的变化发展，即所谓“万化随时出，三光合度明。九霄自运转，八极自生存。”并强调了“一切平等”的永恒性，即“神奇亿万变，道德杳冥存。”其次，丘处机根据时代的需要，提出了仁善是实现和平的根本途径。他呼吁统治阶级珍惜人的生命，同时他要求每一个世人，尤其是每一个道徒要积德行善，常怀悲天悯人之心。他对民众的苦难充满同情，并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使其苦难解除。因此，丘处机率道徒们连日祈雨， 且疾呼: “安得人心似我心，免遭痛彻临头厄。金世宗的统治下，社会有了短暂的安宁，丘处机十分喜悦。在中原陷入战乱后，丘处机西行劝诫成吉思汗止杀，希望拯救百姓于苦海，也尽力拯救战乱、饥荒中的百姓、设斋醮告慰亡灵。

入世思想

“无为”与“有为”是道教行为方式的基本原则，也是道教思想学说的重要范畴。历代道教学者对此有自己的见解。丘处机则认为“有为”和“无为”，是道在动静之时互为体用的表现，动则以“无为”为体，静则以“有为”为体，两者实为一体，应念随时，相互圆通，它们是“道”的不同表现形式。因此他认为“无为即有为”，即是“无所不为”。

而在政治层面上，丘处机在“无为即有为”的入世思想的指导下，他积极的政治上层建立良好的关系，宣扬止杀慈柔、选贤任能，以此来推动全真道的发展。在对全真道的管理组织上，他秉持“人情反复皆仙道，日用操持皆力行”的信念，以身作则持守戒律戒规，力主苦行勤修之风，强调积“功行”、修“阴德”等外在的“日用操持”的作用，主张外修功行，要求介入社会生活，以仁爱之心，济贫救苦，传道度人。

学者郭武认为丘处机关于“无为”“有为”的种种说法，实际上也是丘处机认识论的体现，它既有强烈的实践色彩，同时也具有“唯心”的神秘色彩，如他主张，人进行认识的最终目的是“识道”“体道”，而“道”又是无形无象，难以用感觉来认知的。“道”又多与心相连，认识须从“正心”开始，如此方能“识道”“体道”，从而将认识视为一种不依靠客观对象，纯粹靠主观意识来进行的活动。

修炼思想

唐代道教借用佛教的“双遣两边”的思维方式，建立了以“心性”为主体的成仙学说的雏形。所谓“心性”，多被称为“心”“性”“神”“识”，是作为“道”在人身中的体现，属于人的主观意识而非意识形态，实即为人生命之“主宰”的灵魂。在这种推崇“心性”的基础上，唐代以后道教开始贬低早期道教的保养形体之术，而推崇对“心性”的修炼，认为只有“性命双修”才能得道，如唐末五代兴起的“钟吕金钟派”。此后，在“钟吕金钟派”“性命双修”主张的基础上，产生了两大派别，一派是以北宋张伯端为代表的“金丹派”南宗，主张“先命后性”，另一派则是全真道祖师金代王重阳为代表的“金丹派”南宗（即全真道），主张“先性后命”。

丘处机的修炼思想则是对王重阳修炼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他也重视对“心性”的修炼，他认为道生万物，万物生而有性，元神即性，任何形体中都有性。人因为七情六欲从而使性迷惑，所以需修性，通过艰苦而不间断的修身养性去掉心中的浮云杂念，达到一种至高至善的境界。除了修性之外，丘处机也重视命功，即所谓“覆命”，又称“练命”，即模仿“外丹”炼制原理，将人体内的“精”“气”“神”炼制成“内丹”。如此，他的修炼方式是先性后命、性为主、命为辅、性命双修，通过“修性”和“练命”相结合的方式修炼成“仙”，来实现“真性”，这就是所谓“真功”。

丘处机所著《青天歌》系统的描述了全真道“性命双修”的整个过程。除此之外，《正统道藏》中署名丘处机著述的关于修炼、养生的著作还有《摄生消息论》《大丹直指》。其中《摄生消息论》的内容主要讲述四时之气对应五脏之盛衰，与传统道经医术相似。《大丹直指》中将修内丹的修炼功法分为小、中、大三成，各包含三种功法，小成法包含“五行颠倒龙虎交媾法”“五行龙虎颠倒周天火候法”“三田返复肘后飞金精法”，中成法包含“三田返复金液还丹法”“五气朝元太阳炼形法”“神气交合三田既济法”，大成法包含“五气朝元炼神入顶法”“内观起火炼神入道法”“弃壳升仙超几入圣”，讲述了修仙的基本过程，内容丰富。该书所记载的修炼法多重“炼命”，但郭武认为它实际上也多是“性命双修”的思想。

三教合一

在处理全真道与其他宗教、政治关系时，丘处机奉行“三教一家、平等多元”的思想，主张相互吸收，共同发展。

他的外修功行方面就吸取了儒家仁、义、礼、智、信等说教，在《寄西州道友书》一文中提到的内外日用理论便是以道为内、以儒为外的儒道结合理论，即用道家的修性结合儒家的事功以达到追求的目标。在论及性与道的关系时，他也融合了儒家的人性论，将儒家的“天命”“天道”融入道家的“道”中。他号召全真教徒不断修炼心境、消除邪念、杂念，也类似于儒家“性相近，习相远”的说法。在为金、元朝统治者讲道时，他也将儒家的“仁爱”“忠孝”理论掺杂其中，以此作为重要的命题。

而在内修心性方面，丘处机则更多吸收了禅宗的观点，与佛家的“明心见性成佛”颇有相似之处，不同的是丘处机不赞成禅宗的“顿悟说”，而是要经过长期艰苦的修炼来达成成仙的目的。另外他的和平思想也融入了佛教的“至善”观念，要求信徒心存善念，提倡止恶扬善。他将佛家的“至善”观念与儒家忠孝仁义思想相集合，形成了他济世安民思想的基础。

教育文化思想

丘处机的教育文化思想是通过歌颂真善美，鞭笞假丑恶，展现了人性本真及其教化与修炼在返璞归真、得道成仙中的价值和实践意思，他建立了包括智育、德育、美育在内的较为系统的教育文化体系。

智育是丘处机教育文化思想的基础，他认为人性本真，但后天的七情六欲使人之本性渐渐迷失。因此人性本真是教化可行的根据所在，而本性的迷失则是教化的意义所在。他的智育论包含三个环节，其一，因为“道”是为不可描述、不可言状之物，必须圣贤点化才能入道，而圣贤点化的重要手段为著经立论，在著经立论的过程中，包含通过文字语言表达“已说”和通过思考来表达“未说”，如同“台词”与“潜台词”的关系。其二，丘处机的教化论坚持因才施教，针对愚俗者，他主张应端正其其意念，提高认识，引导其看破俗尘、弃幻存真；对于智识者，丘处机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智识高代表悟道条件好，则应珍惜时间尽早、尽速去修行成道。其三，为了明“道”，应远离尘俗，时时拂拭尘俗之影响，直至彻底屏除尘俗之污染，返璞归真。

丘处机的德育论则是其智育论的延伸，是其教育文化思想的实践环节，强调将对“道”的认识付诸于行动，即通过积善存德来践行“道”的真谛。丘处机认为“善”是得道成仙的基础，他所指的“善”是指修行之人在实现“修真”这一过程中独善其身，以及推己及人及物的慈善、仁善的道德情操与理想追求。而他又认为人性生来善恶并存，故应积善戒恶，而色欲乃万恶之源，戒恶首先必戒色，戒色能养生、健体、得道成仙，反之则丧生失德，变鬼成妖。恶欲产生的原因在于七情六欲之侵扰，故应坚守心志，坚持不懈修炼“性命双修”之法门，斩去“心猿意马”，恢复本真。

若将其智育作为升华思想的手段、德育作为锤炼品行之方法，那么其美育则是在思想境界上实现超凡脱俗。丘处机的美学表现为“大隐隐于市”的超脱，要在滚滚红尘中不忘初心、不改本意，身怀神仙之心却行尘俗之事，身在尘俗却不染尘俗。同时他以诗词赋的形式，赋予这种超脱之美以艺术感，使其具有更强的感染力和审美价值。

宗教伦理道德思想

全真道的最终目的是成仙得道，但丘处机认为对心性的修炼不能局限于精神世界中，他将道德伦理放在很重要的位置，希望借助个人道德伦理和品质修养的提高实现成仙得道的目的。

全真道从创教开始就确定了忠孝为本的宗教伦理道德观，把忠孝伦理作为道戒，以“忠君王，孝敬父母师资”为修行之资，为丘处机以及其他全真诸子和后世全真教徒所共同遵守。丘处机虽然自幼父母双亡，但他非常重视孝道，把《孝经》当做日常诵习经典。其龙门派思想中也提倡孝道，并把“慈孝”作为他收弟子的重要标准，他很多弟子都以慈孝闻名，他还规定门下弟子出家作道士后，可以回家省亲、侍亲，他西行觐见成吉思汗时，也多次对成吉思汗说“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者”。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忠”与“孝”一向被相提并论。忠强调报效国家，孝为侍奉长辈，虽有忠孝不能两全之说，但忠君爱国者必为孝悌之人，全真道提倡的孝实际上便含有忠的意蕴，丘处机也是将忠孝视为一体的。虽然全真道所忠之君为金、元少数民族的统治者，但他们是将民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丘处机在为成吉思汗讲道时，就数论“仁孝”，并进而以“治国保民之术”为主体进谏。

同时在丘处机看来，修道是一个累世相积的过程，今生的善功即使不能成仙得道，但会为自己的来世种下善果，即累世功德成仙，今世成道的快慢取决于往世功行的积累，并且善功只能靠自己积累，祖上的德业并不能消除其孙所造的恶果。《清和真人北游语录》中记载，马钰两年半了道，谭处端花了五年，丘处机花了十八九年，便是因为马钰有前世功行的积累，而丘处机则积满尘世功行后方能了道。这种观点使入世的功德修炼具有了成仙的宗教意蕴，将宗教修行与伦理道德紧密的结合起来，使全真道以宗教的形式实现了佐世的功能，对弘扬全真道起到了重要作用。

人物影响

宗教

丘处机对王重阳“三教合一”理论的继承发展，即迎合了当时人们的心理，也适应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符合当时的国情，让全真道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首先，从理论上来说，自北宋开始，佛、道、儒三家的理论就有融合的趋势，“三教合一”成为当时三教代表人物和有识之士的共同愿望。在金元之际，更是成为大势所趋，而且它对于在三教中相对处于弱势地位的道教的发展，是极为有利的。

其次， 从阶级性来说，一种宗教理论或者哲学思想的发展，如果只有统治者支持，缺乏普通民众的拥护，是难以发展的，而只有普通民众拥护缺乏统治者支持则难以持久。在金元之际，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迫切需要一种适应其统治的思想来稳定政权。丘处机以及全真道，承认了金、元统治者所建立政权的合法性，也教导普通民众排除对少数民族政权统治的不满，让民众修炼心性，迎合了统治者的需要。同时在普通民众中，全真道宣言的成仙之说，给遭遇苦难的民众带来了精神上的安慰，同时丘处机反对战乱，提倡教徒救世度人，教导统治者济世爱民，在贫苦民众中也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丘处机利用在成吉思汗出获得的“三大特权”，将全真道宫观推广至全国各地，当时各阶层人士纷纷涌入全真道门下，文人、官吏也以与全真道交往为荣，道教其他教派甚至佛教寺庙也挂起了全真旗号，使全真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兴旺局面。

再次，从民族性来说，金元之际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第三个高潮，特别是成吉思汗西征和四大汗国建立后，大批欧洲、西亚人涌入中国北方，契丹、党项、女真各民族也在中原落户，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外来宗教开始在中国传播。随着民族的融合，带来了各民族文化上的融合，丘处机以及全真道的理论，相对其他宗教或学说更加浅显易懂，内容丰富且易于实践，能够被不同民族和地区的人们所接受，适应了民族大融合的时代特点，让全真道的声誉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政治

丘处机不仅是一位思想家和道教领袖，而且还是一位重要的政治家，他将自己的济世安民思想付诸行动，尤其是他西行觐见成吉思汗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他向成吉思汗宣扬“去暴止杀”，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蒙元统治者对所征服地区所推行的残酷杀戮政策。学者朱知非认为成吉思汗后期统治中原的政策有所缓和，以及后来在山东的木华黎以及其继任者对各地反抗采用招安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便有丘处机为成吉思汗讲道的影响。

其次，丘处机在成吉思汗行宫中向其反复灌输爱民思想，对成吉思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为此他召集太子和其他蒙古贵族，采纳丘处机的建议，并派人将仁爱孝道主张传谕各地，为恢复和发展中原地区社会经济、救济贫苦百姓、安定社会秩序做出了贡献。同时丘处机还身体力行，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用自己从蒙古贵族处获得的奖励救助灾民，为蒙古统治者树立的榜样。但他其思想和行动仍有一定局限性，首先没有根本上改编统治阶级对普通民众的剥削和压迫，再者他的行为从根本上还是为宗教服务的，仍是为维护和巩固统治阶级利益而服务的。

还有则是丘处机的论道，也对成吉思汗和蒙元贵族接受汉化起到了一定潜移默化的作用，对于推动他们在中原地区行“汉法”也产生了一定的效果。同时对耶律楚材日后的改革奠定了基础，他按照汉族传统推行税法等一系列措施，恢复和发展经济，增加元朝政权收入起到了很大用作。因此可以说，丘处机对成吉思汗和耶律楚材等人的影响，推动了蒙元统治者在中原地区进行改革和推行汉化政策，加速了元代统一全国的进程。

文化

丘处机在弘扬中国文化和对外文化交流中也做出了贡献。丘处机起初的文化水平不高，但拜师王重阳后随其读书习文，后又通过自学精习道教典籍，同时对儒佛经典也多有研究。故他不同于传统宗教不重视文化修养的风习，他倡导的内丹心性说和三教合一理论主张以文载道、文道并用，方能从理论上更好的宣扬全真道教义。他对道教传统文化非常重视，他晚年组织重修了《道藏》，他委托弟子宋德芳，在元朝政府的支持下，历时八年完成重印《道藏》120卷。不仅保存了完整的道教典籍，还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另外他培养的弟子中，尹志平、李志常、宋德芳等人也是著名的道家学者。

丘处机在诗词方面也有较高的造诣。他现存诗共407首，体裁多样，有七绝142首、七律101首、五绝92首、五律42首、七古14首、五排6首、七排3首、杂言3首、五古2首、四言两首。他长于近体，所作绝句含蓄凝练，律诗工稳流畅，排律一气呵成。其风格以豪迈飘逸为主，也有婉丽清秀之作。其存词共152首，虽然多以记录修行生活、阐述全真教理为主体，但也不乏佳作，其中咏物、写景与述怀三类作品成就较高，如咏物的《月中仙·赏月》《月中仙·对松》等，写景的《水龙吟·夜晴》《金莲出玉花·夏旱》等，述怀的《满庭芳·述怀》等。他还有部分诗词直接反映社会状况和人民生活，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如《悯物》《因旱作》。

丘处机西行会晤成吉思汗时，途经今蒙古、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等国，宣扬了道教等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和中国传统文化起到了推广宣传作用。在今蒙古西部科布多，他还让弟子宋道安等留驻当地建立了全真栖霞观。因此丘处机西行也是一次传播中原文化，促进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过程。

医学

丘处机的《摄生消息论》是一部关于医药学、养生学的专著，在该书中，他根据人身及其活动与四时相对应的原则，从起居、饮食、精神、环境和防病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书中将一年四季按五行、五味与五脏相对应，依照生克制化与阴阳消长理论，论述了每季摄生消息及注意事项。他在该书中所提出的医药学、养生学的知识，至今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相关争议

《大丹直指》作者争议

《大丹直指》署名为“长春演道主教真人丘处机述”，历来被视为丘处机的丹道著作，清末之前未有异议。自近代学者陈铭珪在其《长春道教源流》中，提出该书为“后人伪托”之作后，不断有学者质疑丘处机和《大丹直指》的关系。2008年学者戈国龙发表《＜大丹直指＞非丘处机作品考》一文，他提出，首先全真诸子文集和传记中从未提及过《大丹直指》，其次《大丹直指》中多处引用《钟吕传道集》《灵宝毕法》《西山群仙会真记》《修真太极混元图》等，其文献渊源属于内丹南宗的钟吕丹法，最后他考证出《大丹直指》所记述的丹法特征与丘处机一系所传不同。据以上三点认为《大丹直指》不可能是丘处机的著作，此后该说法几乎成为定论。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教授赵卫东认为，《大丹直指》可能不是丘处机原创作品，但也并不是和丘处机毫无关系，而是丘处机对前人丹道的总结与整理。

“丘处机招抚杨安儿”争议

据元人陈时可《长春真人本行碑》记载，贞祐二年（1214年），山东红袄军杨安儿起义，丘处机应金朝驸马都尉仆散安贞之请，帮助金朝招安了杨安儿起义军，《金莲正宗仙源像传》亦有此说。但宋、金、元三代涉及杨安儿之事的书籍中，《两朝纲目备要》《宋史·李全传》《金史·仆散安贞传》等，以及记载丘处机贞祐年间事迹的《长春观记》《长春真人成道碑》《长春宫碑铭》《南村辍耕录·丘真人》等书中，均没有丘处机招抚杨安儿之事的记载。全真道士所撰写的《金莲正宗记》《续仙鉴》中也没有相关记载。学者郭武认为，丘处机如果不费一兵一卒招降了拥有数十万军队的杨安儿政权，相关文献中不会不记载此事。故丘处机出面安慰百姓之事有可能存在，但招抚杨安儿之事应为陈时可编造之情节。

人物关系

全真道作为中国后期道教的主流和代表，它发端于陕西关中，而创立于山东的胶东。在陕西关中，王重阳革新了道教思想，使道教由鬼神崇拜之教提升为身心解脱之道；高唱三教一家，力促三教融合；性命双修，而主先性后命。但陕西为道教楼观道之重镇，楼观道衰落，又不能接受王重阳之思想。而当时山东有道教传统而无新道派活动，且地处偏远，非战乱中心，相对安定，易于开展传教活动，于是王重阳东至山东，在胶东三州创建了三教七宝会、三教金莲会、三教三光会、三教玉华会、三教平等会，号称三州五会，道众上万人，又陆续收了马钰、丘处机、刘处玄、谭处端、王处一、郝大通和孙不二等七名弟子，才算正式创教，王重阳在马钰家修“全真庵”，是用“全真”专称之始。

王重阳逝世后，丘处机、刘处玄、谭处端、马钰将其安葬陕西重阳故里刘蒋村，守墓完毕后。由于陕西在历史上的中心位置，对于全真道的传播最为便利，马钰在终南山一带修道、阐教，丘处机则在磻溪、龙门苦修十三年，陕西遂成为全真道新的基地。谭处端、刘处玄、孙不二则宣教伊洛一带，郝大通行化河北。这样，全真道就在北方流行开来，并引起金廷重视。后来丘处机西行觐见成吉思汗，取得他的支持后，全真道迅速繁荣，并流布到全国，实现了王重阳“使四海教风为一家”的原意。

1225年前后撰写的《教祖碑》里，将丘处机、刘处玄、谭处端、马钰、王处一、郝大通和孙不二合称“七贤”。但王粹《七真赞》所说“七真”中并不包括孙不二，为王重阳及其六名弟子。《广宁通玄太古真人郝宗师道行碑》与《广宁碑》中的“七真”与《七真赞》相同。至元六年（1269年），元朝官方的褒封制词成王重阳为真君，丘处机、刘处玄、谭处端、马钰、王处一、郝大通和孙不二为“七真”的说法才得到官方的正式认可，后世将他们誉为“七朵金莲”“全真七子”。

全真七子继承了王重阳“性命双修，以性功为主”“三教合一”的思想，并强调心性修炼的关键是澄心去欲，坚持苦修，还要孝行、慈悲、济世、救难，积累外功。在命功修炼方面，马钰、丘处机、郝大通、孙不二从不同角度对内丹理论进行了阐述，马钰的内丹功法，强调无为虚静，一心清净，养气全神；丘处机则在《大丹直指》一书中将丹道分为小成、中成、大成三个层次，九步炼法，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合道；郝大通则是卦爻周天丹道，用《周易》原理指导炼丹法度火候；孙不二则有女丹功，照顾到女性生理特点。

丘处机的弟子尹志平继承、发挥了“三教合一”思想，他将禅宗洪州宗的“平常心”的概念引入内丹修炼，并结合儒家经典《中庸》的“中和论”，更加注重境上炼心，在平常、真实中见真实之境，并且他认为《孟子》以心志统制意气的主张、儒家“中和论”、禅宗“平常心”和丘处机“大光明罩紫金莲”，都是强调不为物迁而保持本心应物自如的境界，即只要在心性上保持“平常心”，则佛说、道说、儒说并无区别，即所谓“三圣一般心”，其撰写的《北游录》等书，是元代全真教重要的理论著作。丘处机另一名弟子李志常也是学高之士，他根据丘处机西行经历所撰写的《长春真人西游记》内容详实、文笔生动，堪称元代文化交流史上的佳作，元太宗窝阔台曾邀请其为皇太子讲学，元宪宗蒙哥也曾向其请教治国之术。

人物轶闻

摸钱岩的传说

相传在丘处机生活的村庄不远处有两座山，一座为公山，一座为母山。当时公山顶上有一座白云宫，丘处机闲暇时常去请教白云宫中的道人。有一次，丘处机不甚将一枚铜钱落入岩石下的乱石丛中。为了找到这枚铜钱，他沿着山坡一路摸索，好不容易才找到这枚铜钱。后来他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每天都故意将铜钱丢下，再将其找回来。时间久了，他再把钱丢到沟底，一挥手钱便回到他手中。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丘处机，将他当年摸钱的岩石命名为“摸钱岩”。

木井的传说

相传丘处机在栖霞建造“太虚宫”时，当时工匠都已到位，可是建造道观需要的50多根木梁和200多根顶柱却没有着落。这件事急坏了监工的徒弟，于是去找丘处机。不料丘处机却让徒弟不用召集，等到上梁的时候他自然会有办法。第二天丘处机便没了踪影。等到道观墙要平顶的时候，丘处机孤身一人回来，让工匠们跟着他去取木材。丘处机将工匠们带到一口井旁，对着井口大喊一声“来”。话音未落，便见一根接一根的木头随着井水从井中涌出。工匠们都惊呆了，问丘处机这些木头是从哪里来的，丘处机则说，这口井连着五湖四海，这些木头是他从黄山、华山、庐山调过来的。工匠们无不佩服，并连声称赞丘处机果然是神仙。

燕九节的传说

农历正月十九日是丘处机的诞辰，丘处机死后尸骨埋于白云观丘祖殿香案下的石座内。传说丘处机死后，还有人看到他，衣帽穿戴的和以前一样，等等。由此，白云观便热闹起来，就有了“燕九节”盛会，它的本意为“宴丘”，即用酒席祭祀丘处机，后来便成了“燕九”。传说十八日晚，丘处机会化身为士族官吏，或游人艳妇，或乞丐，重返故居，如果谁能遇见他便能延年益寿。于是皇帝派人送来祭祀酒席，前来顶礼膜拜的人络绎不绝，纷纷祈盼自己能遇见神仙。清代《燕九竹枝词》便描写了这一盛况，曰“正月十五燕九节，神仙肯授长生诀。只今留得白云观，峭寒遍地霜花结。”到十九日那天，活动达到高潮，王孙公子、贵族妇女纷纷骑乘宝马香车而来，贴着“闹娥儿”“入胜”等头饰，争奇斗艳。

栖霞的燕九节一直到1958年修长春湖时，村庄搬迁才自然废除。2005年，太虚观重修后，燕九节有重新恢复。

人物评价

《金莲正宗记》卷四《长春丘真人》中记载了后世对丘处机的评价，三个人分别从修道、传教、济世三个方面称赞了丘处机，最后一人赞扬丘处机的最大贡献是“四百州半获安生”，幸免于难的百姓“不啻乎百千万亿”，更加肯定丘处机济世爱民的独特功绩，对丘处机的历史贡献做了较为恰当的评价。

金代元好问曾说：“礼义无以制其本，刑罚无以惩其末，所谓全真道者能救之荡然大坏不收之后。”赞扬了丘处机及全真道对金元之际的社会安定起到了礼义、刑罚等社会技能所无法代替的功能。

清代乾隆皇帝曾在白云观丘祖殿题写了一副对联，曰：“万古长生，不用餐霞求秘诀；一言止杀，始知济世有奇功。”对丘处机的一生做出了高度的评价。

历史学家姚丛吾曾说：“丘处机的保全民族性命，与王嚞的保全民族人格，就对于中华民族史的贡献说，功德相等。而劝杀于马足已至的时候，尤为难能可贵，值得加以表彰。”

学者钱穆曾说：“全真教诸祖师乃借宗教之掩护，其所以弭杀机、召祥和，为社会经济保存一线生机，为传统文化保存一脉生命。由于丘长春们七真人的掩护，救了北方中国的万千生命，亦延绵了传统文化之一脉生机。”

中央民族大学牟钟鉴教授评价他说，“以宗教的社会安定功能而言，丘处机不仅是中国道教史上第一人，也是中国宗教史上第一人”，体现了“仁爱无私、尊道贵德、包容通和、坚毅忠勇”的高尚品质。

学者张广保曾说：“关于全真教发展新局面的关键人物就是全真掌教丘处机。以年逾古稀之龄万里西行，觐见“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及随之而来的雪山论道、一言止杀，使得全真教获得蒙古皇室的尊崇，从而走出道教，与当时的汉地世侯一道，担当起在蒙古国时期重建业已解体的中国社会，以及教化民众，化导杀心等重要社会、文化功能。”“因此邱处机与成吉思汗的相遇，不仅是一个对道教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而且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事件。”

后世纪念

栖霞太虚宫

栖霞太虚宫，位于山东烟台栖霞市长春湖畔，因其所在地名为滨都里，当地俗称“滨都宫”。于明昌二年（1191年）丘处机回乡隐居时在其故居上所建，泰和八年（1208年）被金章宗赐名“太虚宫”。1912年时，大多数殿堂被火焚毁，但尚存丘祖殿、范祖殿、丘祖父母塔等建筑。1956年时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58年修筑栖霞庵里水库时，为防止太虚宫被淹，丘祖殿、范祖殿等建筑被拆除。“文革时期”，墓塔和词碑等文物古迹遭到破坏。现存太虚宫是1995年在原址基础上恢复重建的，占地面积13万平方米，宫殿建筑面积5200平方米，有大小殿堂34座。2003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宗教活动场所。

北京白云观

白云观位于北京西便门外，其前身为唐代天长观，至今观内存有一座汉白玉石雕的老子坐像，据说为唐代遗物。金正隆五年 (1160年)，天长观遭火灾焚烧殆尽。金大定七年(1167年）敕命重修，历时七载，至大定十四年(1174年)三月竣工，金世宗赐名为“十方天长观”。泰和二年(1202年)，天长观又遭遇火灾，仅余老君石像。翌年重修，改名曰“太极宫”。丘处机西行返回燕京后入住太极宫，元太祖二十二年(1227年)五月，成吉思汗敕改太极宫为“长春观”。丘处机病逝后，其遗骨被埋葬于处顺堂（今邱祖殿），白云观遂成为道教全真道龙门派祖庭。明初，以处顺堂为中心重建宫观，并易名为“白云观”。清初王常月主持该观后，对该观进行了大规模的重修，今现存建筑多为清代重修。因今全真教徒大多数属龙门派，白云观也就称为“全真道第一丛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道教协会、中国道教学院及中国道教文化研究所等道教界的全国性机构均曾设立在白云观。

艺术形象

文学形象

在金庸的小说《射雕英雄传》当中，丘处机被描写为一个豪迈奔放、武艺高强的道士，这也使他更为大众所知。

影视形象

注释

明昌元年（1190年）十一月，金章宗以惑乱民众的理由，禁罢全真及五行、毗卢之教。学者唐代剑认为是因为此事，丘处机被赶出了全真终南祖庭。南京大学文学学院古典文献硏究所敎授也认为丘处机回乡与此事有很大关系。

道教的“道”，即为至高无上之神灵，也是宇宙万物赖以产生的根源和存在的本理，为超越时间、空间而永恒存在的“绝对者”。

“舍己从人，克己复礼，乃外日用。饶人忍辱，绝尽思虑，物物心休，乃内日用。”有云：“先人后己，以己方人，乃外日用。清静做修行，乃内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