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 （唐代文学家、诗人、政治家）

简介

白居易幼年时便聪慧过人，苦节读书。早年在徐州、宿州、越等地带漂泊，见识过不少民间疾苦。二十七岁时白居易中进士，与好友元稹同为书判拔萃科，在参与制举时合作《策林》。期间，白居易也同情王叔文领导的永贞革新运动。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参加“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考试并登第，任盩厔（今西安周至县）县尉，游仙游寺作《长恨歌》。次年入翰林，后为谏官左拾遗，写《秦中吟》《新乐府》等诗以讽刺时政和反映民生，还有劝谏皇帝放弃对王承宗用兵等事。元和九年（公元814年）冬，服母丧期满后，起复为太子左赞善大夫，次年被贬为江州司马，在江州时作《琵琶行》。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转忠州刺史，后召回长安为主客郎中、知制诰长庆元年（公元821年）加朝散大夫职，后又先后担任杭、苏二州刺史。文宗即位后，拜秘书监并赐予金紫，之后被封为晋阳县男，不久称病东归洛阳，以太子宾客身份分司东都洛阳，后担任任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职，进封冯翊县开国侯。会昌六年、大中元年（公元846年）病逝，葬于洛阳龙门香山，享年七十五，赠尚书右仆射。

白居易在苏州和杭州等地任职期间治理西湖水并修建堤坝，同时开路种树以利民生。白居易一生创作诗歌三千八百四十首，享有“诗魔”“诗王”之称，现存近三千首，有《白氏长庆集》和诗歌理论著作《与元九书》传世，同时也是新乐府运动的主要倡导者。白居易的诗歌作品具有浓厚的写实特点，比如《卖炭翁》。另外他的诗歌通俗易懂，便于流传。除此之外，白居易的诗歌还强调讽喻，其讽喻诗成就最高。白居易的叙事诗也成就颇高，两个长篇叙事诗《琵琶行》《长恨歌》是其最成功的作品。律赋也是白居易文学成就较高的领域，他的律赋《性习相近远》《斩白蛇》打破了四六对偶的传统格式，创造出散文化的句式以及多样化的对偶。白居易他的诗歌理论和乐府诗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其诗歌有浓厚的现实主义风格，白居易的文学、哲学和音乐等思想呈现出儒释道多元化的特点，白居易的作品广泛为西域、朝鲜、日本和欧洲等国读者传诵模仿。近现代学者胡适评价：“白居易与元稹领导的文学革新运动，可以达到以诗歌造成舆论，而有助于改善政治。”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唐大历七年（公元772年2月10日），白居易出生于河南新郑县的东郭宅（今河南省郑州市新郑县临洧里和东郭村一带）的一个小官僚家庭，家族总排行二十二。次年五月三日，白居易的祖父白锽在长安病逝，两岁的白居易跟随父亲白季庚回家丁忧，之后白居易在外祖母和母亲的照顾下生活在老家新郑县东郭宅。白居易自幼聪慧过人，五六岁时开始学习作诗，九岁时能够通晓音韵。建中三年（公元782年），由于淮宁节度使李希烈联合平卢节度使李纳割据作乱，汝州和郑州一带遭到侵扰，白居易全家搬离新郑而迁往白季庚的任所宿州符离埇口（今宿州市埇桥区境内）徐州，次年为避战乱又迁往越中（今浙江省绍兴市）。

唐大历七年（公元772年2月10日），白居易出生于河南新郑县的东郭宅（今河南省郑州市新郑县临洧里和东郭村一带）的一个小官僚家庭，家族总排行二十二。次年五月三日，白居易的祖父白锽在长安病逝，两岁的白居易跟随父亲白季庚回家丁忧，之后白居易在外祖母和母亲的照顾下生活在老家新郑县东郭宅。白居易自幼聪慧过人，五六岁时开始学习作诗，九岁时能够通晓音韵。建中三年（公元782年），由于淮宁节度使李希烈联合平卢节度使李纳割据作乱，汝州和郑州一带遭到侵扰，白居易全家搬离新郑而迁往白季庚的任所宿州符离埇口（今宿州市埇桥区境内）徐州，次年为避战乱又迁往越中（今浙江省绍兴市）。

唐贞元二年（公元786年），白居易十五岁时为考取进士做准备，后带着自己的文章到长安投靠著作郎吴人顾况，善写文章但性格浮薄的顾况看到白居易的文章后，对其加以赞叹和礼遇。唐贞元七年（公元791年），白居易从越中回到宿州符离埇口的私邸，期间与好友交游勉励并勤奋学习以准备科考，三年之后其父白季庚病死于襄州别驾的任上，白居易草草完成父亲的后事之后到符离守丧三年。唐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白居易和外祖母、母亲带着全家迁往洛阳居住后独自下江南，先后探望任宣州溧水县令的从叔白季康和任饶州浮梁县（今江西省景德镇北）主簿的长兄白幼文，次年参加宣州州府考试被宣州刺史崔衍录取，并获得乡贡的资格以赴京参加进士考试。

为官经历

进士及第

唐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二月十四日，在礼部待郎高郢主持下，白居易参与科举考试，以《性习相远近赋》《玉水记方流诗》、策问五道顺利通过殿试，获第四名，赐进士及第，之后他利用守选的机会东归洛阳、符离等地省亲，并于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冬参加吏部候选，次年春在吏部侍郎郑瑁瑜主持下参加书判拔萃科的考试，与元稹、崔玄亮等同登第并授予正九品上的秘书省校书郎一职，而后白居易在长安常乐里租赁德宗朝宰相关播私邸的东亭子居住。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春三月，白居易全家自符离迁往下邽县义津乡金氏村（俗名紫兰村）居住。

同情革新

次年即唐顺宗永贞元年（公元805年）正月二十三日，六十四岁的唐德宗李适驾崩而做二十五年太子的李诵继位，即位之初顺宗任用韦执谊、王叔文、王佐及柳宗元、刘禹锡等官员发起“永贞革新”，意图反对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强化中央集权，白居易给当时以吏部侍郎擢授尚书左丞、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韦执谊上书支持革新，同时也提出澄清吏治、广开言路等许多针砭时弊的建议，但同年他迁往永崇里的华阳观居住以远离政治斗争。不久因顺宗下诏宣布退位而令皇太子李纯即位，是为唐宪宗。顺宗退位标志“永贞革新”运动宣告失败，之后白居易在诗文中常对革新政党表示同情。

应试与提拔

次年唐宪宗李纯改元元和，策试制举之士，任命右补阙韦贯之、中书舍人张弘靖为考策官。时年白居易辞去秘书省校书郎一职，元和元年正月与好友元稹相约同应制举。元、白二人闭户累月，揣摩时事，习作《策林》75篇。白居易应试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并排名第四等（乙等），同年四月二十八日被授盩厔（今西安周至县）县尉，白居易在任县尉期间，常去田间观察民间疾苦，其著名叙事诗之一的《观刈麦》便是在这期间撰写而成。元和元年十二月，白居易与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期间他们谈起唐玄宗与杨贵妃的往事，白居易感触颇深，创作《长恨歌》，不久该诗歌闻名于世。从小校书郎到京畿县官，在这期间里白居易写了诗歌百余首，这些诗歌往往针砭时弊，蕴含讽谏之意，能弥补政务之缺漏，因此格外受到有识之士的赞赏与青睐，并时常能流传至朝堂之上。唐宪宗求贤若渴，纳谏思治，在听闻这些诗歌之后为白居易的才华而打动，遂于元和二年十一月召白居易入翰林为学士，任调充京兆府进士试官、集贤校理，为中书省集贤院属官。白居易自认为遇到了喜好文治的君上，所以自己才破格提拔，便决心竭尽毕生才能仰报圣恩。

上书谏言

唐元和三年（公元808年），白居易被封为左拾遗，任职期间元稹自监察御史被贬为江陵府士曹掾，白居易和翰林学士李绛、崔群纷纷上书表示元稹无罪，之后劝谏制止皇帝允许淄青节度使李师道进绢为魏徵子孙赎宅，制止皇帝加河东王锷为平章事等，尤其是宪宗意图任命神策中尉吐突承璀（唐宪宗时期掌握重权的宦官）为招讨使一事，白居易面谏宪宗停止任命，言辞恳切，后又请求宪宗放弃对河北用兵，谏言数千句，都是别人不敢说的话，宪宗多数都采纳了白居易的谏言。但是唯独在任命神策中尉吐突承璀一事上，唐宪宗对白居易的劝谏感到不满并向李绛倾诉，在听过李绛的建议后又重视白居易的劝谏。除此之外白居易还时常以诗歌或奏疏的形式建议宪宗重视民生疾苦，如反映社会现实和民生的《秦中吟》和《新乐府》等讽喻诗，以及《论和汆状》等奏疏。

因言遭贬

唐元和五年（公元810年），白居易以家贫奉亲为由请求宪宗将其改任京兆府户部参军，次年四月三日，其母亲陈氏病故，白居易为其丁丧三年并退居下邽。唐元和九年（公元814年）白居易返回长安入朝，被授予太子左赞善大夫，寓居于长安朱雀门街东第三街的昭国坊。次年六月三日，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被人暗杀，武元衡当场死亡，裴度受重伤，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不做处理。白居易不畏权贵上书唐宪宗，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唐宪宗认为他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一种僭越行为，同时朝廷上有与白居易关系交恶的官员出言构陷，于是唐宪宗将白居易贬为江州刺史，中书舍人王涯上奏议论这件事，说白居易所犯罪状“不宜治郡”，请求宪宗将诏书追回，重新任命白居易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

任职地方

白居易虽被贬江州，但大体上还是能恬然自处的，《旧唐书》中记载，他在任江州司马期间“常以忘怀处顺为事，都不以迁谪介意。”除此之外，白居易还曾在庐山遗爱寺建了一座草庐，还结识了几名禅师并与他们结成世外之交，四处游玩吟咏，登高入林，沉醉于深幽之处的美景，有时候很长时间不回家，有时候一个月之后才回家，当地的郡守将白居易看作是朝贵，便没有对他加以责备，同时白居易和在通州任职的元稹不远千里互相赠答诗歌，并来往书信探讨文章写作的主旨要义。

白居易在就任江州司马后不久，就在庐山建了一座草堂，并开始了他的“吏隐”生涯，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白居易改任忠州刺史，在刺史任上减宽刑狱和税赋并开路植树。次年三月，元稹和白居易相会于峡口并在夷陵停船三日，当时白居易的四弟白行简也跟随出行，三人在峡州西二十里的黄牛峡口石洞中置酒赋诗。南宾郡正当峡路的深险之处，花木大多新奇怪异。白居易在郡时曾撰写《木莲荔枝图》寄给朝中的亲朋好友，并分别介绍荔枝和木莲的树木外形，果实颜色以及香味，其中一句“天教抛掷在深山”流传至京城，惹得好事者争相模仿。同年冬天，白居易被召还京师并拜司门员外郎。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白居易转为主客郎中、知制诰，加朝散大夫，与知制诰元稹同在纶阁。唐长庆元年（公元821年）三月，白居易受诏与中书舍人王起覆，与礼部侍郎钱徽策试及第进士郑朗等十四人，同年十月转为中书舍人，不久由于穆宗亲试制举人而受诏与贾餗、陈岵为考策官。

唐长庆二年（公元822年），白居易由于向皇帝上书劝谏不被重用而请求外放，同年七月，由中书舍人出任杭州刺史，在杭州任职期间治理西湖水并修建白堤，还修缮管道堵塞的六井以解决城内居民的用水问题。不久元稹从冯翊到浙东任观察使，白居易与元稹经常在杭州和越州的边境相会，并有诗歌相和往来使交情加深。杭州刺史任期满后，白居易被任命为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宝历年间（公元825年-公元827年），白居易复出为苏州刺史，在苏州期间白居易修建从苏州阊门到虎丘（又名海涌山）长达七里的道路以利游人（后来的山塘路，又称白公堤），又在堤上的和渠里栽种几千株树。

晚年与病逝

唐文宗即位后拜白居易为秘书监并赐予金紫，同年九月上诞节，白居易受诏与僧惟澄、道土赵常盈在麟德殿对御讲论。唐太和二年（公元828年）正月，白居易转任刑部侍郎并封晋阳县男，食邑三百户。次年白居易称病东归，在洛阳的履道里买下宅院定居，求为分司官，寻除太子宾客，整个晚年时光都在洛阳度过。后白居易为避免受李宗闵、李德裕朋党斗争的影响而请求担任分官，先后担任河南尹、太子宾客分司。开成元年（公元836年），白居易被任命为同州刺史，他以生病为由推辞不拜，之后不久被授予太子少傅，进封冯翊县开国侯。开成四年（公元839年）冬，六十八岁的白居易中风并卧病伏枕长达几个月，之后将樊素、小蛮等妓女放还回家，仍自为墓志，病中吟咏不辍并创作十五篇《病中诗》。会昌年间，白居易请罢太子少傅，以刑部尚书致仕。晚年白居易与香山僧如满结香火社，自称香山居士、醉吟先生。会昌六年、大中元年（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阳病逝，时年七十五，葬于洛阳龙门香山，赠尚书右仆射，他有文集七十五卷和《经史事类》三十卷流传后世。

为政举措

地方任职期间

白居易政治方面的成就主要在于任职地方官期间的政绩。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十二月，白居易由江州司马转升忠州（治所在今四川省史县）刺史，在任期间他率领百姓在龙昌寺底开辟山路以解决道路不畅的问题，又在城东山坡和东涧的巴子台前进行大规模的绿化造林活动（种柳树、桃树等）。长庆二年（公元822年）七月，白居易被授予杭州刺史，获悉杭州地区的西湖防涝灌溉功能缺失致使百姓受苦后，他坚决治理西湖水，作《钱塘湖石记》让后继者能够学会放水灌田的方法与管理西湖，并减少行政方面的申请和审批流程，推动筑堤捍钱塘湖使得“钟泄其水，溉田千顷”，后世称其堤坝为“白公堤”；同时白居易在杭州还修缮管道堵塞的六井以解决城内居民的用水问题，创作大量关于杭州西湖的诗歌以提升当地的文化事业；此外白居易从杭州离任之时，除带走少量俸禄维持家用外，大部分俸禄留在杭州官库备用。唐敬宗宝历元年（公元825）三月四日，白居易受诏改任苏州刺史，任上白居易修建从阊门（苏州城门）到虎丘（又名海涌山，离阊门七里）的道路以利游人（后来的山塘路，又称白公堤），又在堤上的和渠里栽种几千株桃、李、莲、荷以改善环境。晚年回到洛阳又斥巨资修建龙门石滩，帮助来往船只顺利通航。

中央任职期间

在中央任职期间，白居易除为皇帝草拟诏书外，经常向皇帝上奏讨论时事并积极参政议政，直陈时弊且提出很多解决时弊的建议，比如请求减少监狱关押的犯人、降低百姓缴纳的租税劳役、释放冗杂的宫人、停止地方向中央的财物进奉、禁止掠夺拐卖良家妇女等，《初授拾遗献书》中记载白居易对朝政有缺漏之处必会规正，有违法之处必会劝谏。

此外白居易曾经取书诏批答词等，撰为程式，分为3卷：上卷文武勋阶等；中卷制头、制肩、制腹、制腰、制尾；下卷将相、刺史、节度之类，皇宫朝廷之中称之为《白朴》，只要有新进来的翰林学士，都会向白居易求访，元稹在《酬乐天除思不尽加为六韵之作》诗中称为"《白朴》流传用转新"。

主要作品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有极大影响力的诗人，他一生创作诗歌多达三千六百八十首，有“诗魔”“诗王”之称，流传至今的诗歌也有近三千首，主要类型有讽喻诗、长篇叙事诗和律赋等。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关注社会现实和民生疾苦，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现实主义和通俗性的风格，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创作特点

写实

白居易的诗歌作品，通常都带有非常浓厚的现实主义风格，他主张诗歌应该反映现实，关注民生，讽刺时弊，教化人心，所以他的诗歌题材广泛，涉及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他在《寄唐生诗》中说:“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白居易在元和初至元和十二年间,和其诗歌理论相照应,创作了《新乐府》《秦中吟》这样的优秀诗篇,以至在元和年间写实的创作倾向得到强化和迅速膨胀。

通俗

白居易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他主张恢复古代的采诗制度，发扬《诗经》和汉魏乐府讽喻时事的传统，使诗歌起到“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作用，强调以自创的新的乐府题目咏写时事，同时还主张诗歌要取材于民间，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形式，使诗歌能够广泛传播和影响。他的诗歌语言平易近人，多用口语、俗语、谚语等，句式也多为三三七律或四四八律，便于入乐歌唱，让文学素养不高的普通百姓也可以清楚明白诗歌的内容，对于白居易想要表达的情感予以准确捕捉。

强调讽喻

早在元和初年所著的《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强调讽喻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喻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他认为诗的功能应当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应当是美刺褒贬，炯戒讽喻，所以他主张： “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白居易提出以上要求，目的只有一个：补察时政。所以他接着又提出：“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他坚信，只有将民间疾苦上达天听，天子才能不被奸佞所蒙蔽，吏治才能更加清明，百姓才能因此富足。

文学成就

讽喻诗

白居易继承《诗经》、杜甫等人诗歌的现实主义风格，与元稹倡导新乐府运动，并提出“文章和为时而著，歌诗和为事而作”的文学理论和创作方法。在《与元九书》中，白居易将自己的诗歌分为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四类，其中讽喻诗的成就最高且多取材于现实生活，比如《观刈麦》《卖炭翁》中反映人民疾苦并控诉统治者横征暴敛、在《昭君怨》中同情广大妇女的命运并控诉不合理的封建礼教和婚姻制度。

叙事诗

在长篇叙事诗方面，《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较为成功的作品，它们在艺术表现上都有一个共同的，极度鲜明的特点——抒情因素的强化。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品虽也有叙述、描写等方式，但是却在叙事上面一简再简，只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驿兵变，白居易仅以“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这寥寥数笔便将之带过，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叙述的较为酣畅尽情。又如《琵琶行》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声和事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

律赋

白居易在律赋方面的艺术成就也不亚于讽喻诗与叙事诗，元稹在《白氏长庆集序》中说白居易进士及第之后，所创作的《性习相近远》《求玄珠》《斩白蛇》等赋及《百道判》传遍京师，这些赋的特点是立意高远，以独到的议论见长，打破四六对偶的传统格式，创造出以散文化的句式和多样化的对偶，整体结构和布局谋篇较为清晰和周密，得体自然又气势磅礴。

人物思想

为政

白居易的政治思想见于他参加朝廷考试所做的75篇《策林》中，总体上就是以儒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思想为主体，以法家、老庄思想为辅助来治理国家，其中白居易的政治思想中比较重视孟子提出的以民为本，认为君主要以身作则，推己及人，多听取别人的建议和意见，主张由国家设立采诗采风的官员，到全国各地采集反映老百姓疾苦和意见的民谣并反馈给皇帝，同时加强谏议官员们的职责。虽然在主要问题上主张儒家礼乐思想，但在解决实际政治问题时白居易也提出崇法尚法、援法附儒的倾向。除此之外，白居易在忠州、杭州、苏州等地担任父母官时本着勤政利民的思想和执政理念，为当地的百姓提供许多便利的措施。

文艺

白居易的文艺或诗文思想最主要的当属变革文体和文风，白居易对当时唐朝诗歌的基本看法是每况愈下，这体现在他的《与元九书》中，甚至提出诗到元和体变新的文艺创新思想，而改革的方向是要文学发挥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作用，以诗歌的形式反映民生疾苦，关注社会现实和实际生活，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文艺思想主张。

园林

白居易的园林建筑思想讲究天人合一、师法自然。首先，白居易“借景”的造园思想利用外景来衬托园林，比如在下邽渭村宅构筑亭台时运用远借的手法将华山与渭水引入园景中，在庐山建造草堂时运用截树借景的方法，除了在园内借远山之景，他还善于借助自然界生动善变的景物以丰富园景（“应时借”）；其次，白居易的园林思想还包括“中隐”思想，强调在有限的都市园林空间内寻求无限的自由与闲适，使园林具备调和兼容、平衡左右的特性，既囊括美丽的自然逦风光，又能享受轻松舒适的平民生活，避开险恶的政治斗争，同时保持园林处于淡雅朴素的风格。

哲学

白居易的现实主义讽喻诗歌中传达出多元化的哲学思想，其中包括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在前期的求学和为官生涯中，白居易受传统的儒家思想影响，在诗歌和著作中大力推崇儒家的礼乐教化，比如《策林》《新乐府》等诗歌，一定程度上排斥佛老思想，但同时又受佛教内外二教的影响，并且沿袭释道安外教“救形”、内教“济神”的观点，形成“外服儒风、内宗梵行”的特点。元和十年（公元815年）以后的白居易儒家诗乐教化、诗可以怨等思想也时有体现，但与道士、僧人的交游经历频繁，使其“栖心释梵，浪迹老庄”的倾向愈加明显，其诗歌中多处体现坐禅、禅定、斋戒等禅宗活动。

音乐

白居易的很多诗中涉及到乐器和音乐的相关内容，其中也蕴含着丰富的音乐思想，同时其音乐思想在政治、民族和民间等方面具有多样性。初入仕途之际，白居易受到传统的儒家思想影响，赞同儒家的“乐与政通”的音乐观点，认为音乐可以影响政治，并且反对奢靡民间音乐，坚持“少抑郑声”和恢复古乐，之后在新乐府运动中提倡“文章合为时而作，歌诗合为事而作”的音乐思想和诗歌主张，同时在整个诗歌创作和人生履历中，白居易都坚持主张反对当时比较流行的少数民族“胡乐”。直到晚年，白居易经历过三次官职任免，同时受到佛道“出世”思想道德影响，音乐思想逐渐走向消极。

人物影响

中国

宋元

白居易的诗歌在语言上通俗化的特点推动了宋初诗词通俗化的发展，诞生出徐铉、李昉等重要的“白体诗人”，此外还有王禹偁借鉴白居易描写百姓生活的方式，也善于使用问句来表达宋朝的民生疾苦。元代西域文明的华化风气达到顶峰，西域诗人普遍比较推崇白居易的诗歌，开模仿白居易诗歌先河的是耶律楚材及其次子耶律铸，耶律楚材曾两次使用白居易的音韵，赋咏白居易喜爱的古曲《弹秋思》以寄示好友景贤，而耶律铸曾先后四拟白居易之作《小隐园拟乐天》《阆州海棠溪拟乐天》《自题拟乐天》等；西域诗人廼贤也深受白居易影响，他以白居易《新乐府》和七言古诗为模板创作出《颖川老翁》《新堤谣》《卖盐妇》等，而元代翰林待制马祖常也仿效白居易的讽喻诗创作出许多反映民间疾苦的诗作《缫丝行》《拾麦女歌》等。

明清

白居易的闲适诗着力表现日常生活和个性价值，在明代后期崇尚个性的社会思潮影响下受到公安三袁（袁中道、袁宗道、袁宏道）的推崇，其中也包括声律的拗折、虚词的使用、散文化的语法结构及口语风格，比如袁宏道从白居易的《感时》一诗中受到启发而创造相类似的次韵诗。此外白居易的诗歌还影响清代的白话文小说比如《红楼梦》，《红楼梦》在小说题名、诗词用典、情节结构、思想情感等方面都受到白诗的影响，其中《长恨歌》以及《长恨歌传》的影响最大，《红楼梦》在故事情节上借鉴了白居易《长恨歌》的立体结构模式（心理描写和时空描写）和对立互补关系（感情的缺憾与圆满）。例如《红楼梦》第五十回，宝玉《灯谜诗》中有这样一句：“天上人间两渺茫，琅玕节过谨提防。鸾音鹤信须凝睇，好把唏嘘答上苍”。首句就有白居易《长恨歌》“含情凝睇谢君王，一别音容两渺茫”的意思在其中。《长恨歌》中的这两句是从杨玉环的角度，描写她与李隆基死别后的境况，《红楼梦》则在宝玉作的灯谜诗中借用这一典故预示宝黛二人最终亦是死别的结局。

国际

朝鲜

学术界认为在公元9世纪的新罗时期，白居易的诗歌就已传入朝鲜半岛，并在朝鲜文坛形成“汉流”的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高丽宣宗二年（公元1085年），北宋使臣将敕撰的《文苑英华》等书籍赠予高丽国王，并破例允许高丽使臣在华自行购书，其中就有《白乐天文集》。除著名的《长恨歌》和《琵琶行》广受好评之外，《白氏长庆集》中的《劝酒十四首》也深受朝鲜文人的喜爱并被朝鲜文人争相模仿，其中第七首的《何处难忘酒》最早被高丽第十六代国王睿宗和处士郭舆模仿，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对诗题、诗体、反复句等形式的接受和修改，除此之外，南克宽、权文海、金尚宪、李学逵等人也对白居易的《劝酒十四首》进行过仿写，朝鲜文人对第七首《何处难忘酒》的模作共有37题83首。

日本

白居易的诗歌对日本的影响也非常大，白居易生活的中唐时期是唐朝由盛转衰的阶段，而此时日本正在经历古代最后一个王朝平安时代，社会背景较为相似，白诗中的闲适和感伤的情怀与日本人的精神需求相符合。平安时代初期的日本承和五年（公元838年），宫廷设置侍读官为上层皇室吟读白居易的诗集，因而《白氏文集》在日本上层皇室广泛流传，当时的高级文人定期举行诗词集会并模仿白居易的诗歌，其中日本著名诗人菅道原真的《菅家文草》中的五百多首诗化用《白氏文集》。到了平安时代后期，日本本土出现《白氏文集》的抄本，就连劝学会的佛教僧人也会时常诵读白居易的诗文。平安时代最著名的小说紫式部的《源氏物语》中共引用中国的典籍一百八十五处，而白居易的诗歌独占一百零六处，其中引用《长恨歌》的有十一处。

欧洲

白居易是较早走进西方视野的诗人，英语世界对其诗歌的译介已有近百年历史，韦利（Arthur Walley）、雷斐氏（Howard S.Levy）、艾黎（Rewi Alley）、华兹生（Burton Watson）等的译作对英语世界产生了重要文学影响。其中韦利是英国20世纪上半叶最著名的汉学家、翻译家，在他的汉诗英译集中白居易的诗歌较多，其中《汉诗译集》收录108首，韦利的翻译和介绍使得白居易成为在西方最为人知的中国古代诗人之一；而华兹生的译作在白居易诗英译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不仅被收入美国大学的中国文学通用教材，而且其译诗单行本《白居易诗选》还被列入“东方经典著作译丛”。美国共有291个图书馆收藏有《白居易诗选》，是美国馆藏率最高的白居易译诗单行本。

人物评价

白居易自己评价：“外以儒学修正自己的言行，内以佛教规训自己的内心，山水风月和诗歌又使我为自己的志向而感到快乐。”

后晋史学家刘昫评价：“（今时）没有能像元稹、白居易那样做到品调律度，谈古论今，雅俗共赏的人了。”

北宋诗人徐铉评价：“观察乐天（白居易）的诗文，主要是讽刺的风格，也涉及道德教化和万物事理，后世学者服膺钻研。”

北宋欧阳修、宋祁评价：“白居易的文章精细确切，但他最擅长的还是作诗。达到数千篇，当时士人争相传诵。”

北宋苏辙评价：“唐代士大夫，像白居易一样性情豁达的很少。”

明末清初学者王夫之评价：“白居易、元稹等沉迷于酒肆嬉游书画诗歌，虽然称名士，实则非国家之栋梁、君王之心膂。”

清朝文学家沈德潜评价：“白乐天诗，能道尽古今道理，人以率易少之。”

清朝史学家赵翼评价：“中唐诗人以韩、孟、元、白为最……元稹、白居易崇尚平坦简易，讲述大家共同想要表述的话。”

清朝乾隆皇帝评价：“白居易实具经世之才，官员应以白居易的诗‘救烦无若静，补拙莫如勤’作为座右铭。”

近现代学者胡适评价：“白居易与元稹领导的文学革新运动，可以达到以诗歌造成舆论，而有助于改善政治。”

现代学者游国恩评价：“白居易讽喻诗艺术上的缺陷主要是太尽太露，语言激切而缺少血肉，有时流于苍白的说教。”

美国著名学者华兹生评价：“与杜甫类似，白居易的诗歌厉声斥责帝王官僚的穷奢极欲、给民众带来困苦的苛捐杂税与遣将征兵，深刻描绘前线士兵、农民、纺织女工或卖炭翁的穷途困境。”

血统争议

据《新唐书》《旧唐书》《醉吟先生墓志铭》《太原白氏家状二道》等史料记载，白居易的先祖是秦国武安君白起之后——北齐五兵尚书白建，是汉族的血统，但据现代历史学者顾学颉考证白居易的祖先是龟兹国公族，学者姚薇元认为白居易及其祖先白建为西域胡姓，而中国中古史研究奠基人陈寅恪也根据白居易堂弟白敏中被人称为“十姓胡中第六胡”等史料记载考证出白居易祖先是早已汉化的西域胡人；不过也有学者提出反对意见，比如日本学者平冈武夫认为认为白居易不是出于西域胡姓，而是纯种的汉族人。

人物关系

事迹典故

居大不易

白居易在二十岁前（《新唐书》记载是十五六岁）籍籍无名，想要到京城长安闯荡一番，于是孤身一人来到长安游历观光， 带着自己的诗文拜访时任著作郎的江南吴人顾况。顾况倚仗自己有才华，很少赞赏和推荐别人，于是拿白居易的名字打趣，他表示长安任何东西都很贵，要在这里居大不易。但当他浏览白居易的诗卷，读到“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时心生感叹，他认为能写出这般诗句，白居易别说在长安居住，就算是居天下也不难，自己之前的玩笑话不算数。

元白之交

“元白”是中唐诗人元稹和白居易的并称，据《新唐书》《旧唐书》和元朝辛文房的《唐才子传》记载，白居易和元稹两个人交情笃厚且如胶似漆，二人同为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文学观点和作品风格相近，在中唐诗坛影响很大。而且他们两人在十几年间三次被贬，在被贬期间互相唱和赋诗以宽慰对方，从而结下深厚友情，后世将他们的友情称为“元白之交”并传为佳话。

后世纪念

白居易墓园位于河南省洛阳市龙门风景区香山北的琵琶峰顶（高30余米，山顶平面为琵琶形），园址占地十四亩，西濒伊水与龙门石窟隔水相望，南隔青谷与香山寺相邻。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白居易墓园除了墓堆和几座石碑外没有其它遗存的古迹，墓碑上书“唐少傅白公墓”六个大字。1961年3月，白居易墓与龙门石窟一起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1年洛阳市人民政府决定重修白居易的墓园，次年开始规划建筑设计，1985年4月最终修建完成。重修之后的墓园包括青谷区、墓区、诗廊区和有单独出入口的管理区，全园建筑870平米，其中包括350平米的管理用房、宿舍和厕所等辅助建筑，其中比较有名的建筑有乐夭堂、白亭、诗廊、翠樾亭。1988年，日本中国文化显彰会为白居易墓园捐赠一块纪念碑石，碑文用中文日文两种文字书写，内容为：“伟大的诗人白居易先生，您是日本文化的恩人，您是日本举国敬仰的文学家，您对日本之贡献，恩重如山，万古流芳，吾辈永志不忘。”

注释

白氏长庆集．卷七十一．白氏集后记

白居易与顾况是否在长安相见存在争议。历史上里关于白居易与顾况相见的记载来自于张固的《幽闲鼓吹》：白尚书应举，初至京，以诗谒顾著作。顾睹姓名，熟视白公曰：“米价方贵，居亦弗易！”乃披卷，首篇曰：“咸阳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即嗟赏曰：“道得个语，居即易矣！”因为之延誉，声名大振。但此书是一部唐代轶事小说，缺乏足够的可信度。研究唐诗的学者傅璇琮在《唐代诗人丛考·顾况考》中指出：贞元四年（公元788年）前，白居易无走长安之可能，而贞元五年（公元789年），顾况即因嘲侮群僚，被贬为饶州同户参军。所以在贞元初，白、顾两位诗人应无在长安晤面的可能。

唐朝的司马名义上为刺史的副手，协助刺史处理州郡事务，实际无任何实权，仅可领取俸禄，是一个虚职。

紫色官服和金鱼袋，依唐制，三品以上官员公服为紫色，五品以上绯色（大红），有时官品级不够，而皇帝推恩特赐，准许其穿紫服或绯服，以示尊宠。世人常以“赐金紫”表示某个官员之显贵，以及帝王对其的尊宠。

策林．六十九．《采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