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 （晚清思想家）

简介

魏源出生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祖籍湖南邵阳金潭，他的家族是当地望族。魏源从小性喜沉静，聪颖超常且勤学过人。15岁中秀才，20岁就学于岳麓书院，并通过了拔贡考试。次年入京求学，得向硕学大儒学习汉儒家法与宋儒义理，并与龚自珍同向著名经学家刘逢禄学习今文经学。道光二年（1822）中举人，此后会试却屡次落第。道光五年（1825）入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幕府，代其编选《皇朝经世文编》。道光十一年（1831）入两江总督陶澍幕中，协助改革淮北盐政。道光二十二年（1842）底纂成林则徐嘱其完成的《海国图志》，并提出了“施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主张。道光二十五年（1845），魏源终于考中进士。后任扬州府县令，咸丰元年（1851）升任高邮知州。两年后，以世乱多故为由不再出仕，信奉佛教，潜心著述。咸丰七年（1857）病逝于杭州，时年六十四岁。

在中国近代史上，魏源与龚自珍齐名，他明确主张向西方学习且致力于西方文明的介绍，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其著作促进日本、朝鲜思想启蒙和社会进步。其现存著作，较通行的是中华书局出版的《魏源集》，最齐备的是岳麓书社出版的《魏源全集》。

人物生平

少年苦读

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三月二十四日，魏源生于湖南乡下，家中几代皆有功名，父亲魏邦鲁长期在江苏为官。魏家有尊师重教，崇尚读书的传统，本族的家塾给幼年的魏源提供了良好的读书环境。他幼有异禀，酷爱读书，有神童之誉。魏源自7岁进入二伯父魏辅邦管理的家塾读书，跟欧阳炯明和刘之纲两位老师学习，不仅熟读了《三字经》《百家姓》等蒙学之书，还开始读四书五经等儒学经典。

嘉庆七年（1802），年仅9岁的魏源开始应童子试，对出知县“杯中含太极”的下联“腹中孕乾坤”，流露出其远大的抱负。嘉庆十二年，14岁的魏源离开家乡，到位于邵阳县城的爱莲书院读书。15岁时，魏源通过县试、府试、院试三级考试，成为县学生员。由于学习勤奋，三年县学结束时，他又在岁、科两试中取得优异成绩，17岁成为禀生，得以“食饩”，享受政府发的津贴。嘉庆十五年（1810），魏源回到家乡，一面设馆授徒，一面开始著述，先后写成了《孔子年表》《孟子年表》等著作。嘉庆十七年，魏源再次离开家乡，来到长沙就读于岳麓书院，准备参加第二年的拔贡考试。嘉庆十八年，魏元考中贡生。魏源在岳麓书院学习的时间虽然只有十个月，却对其思想影响甚大，魏源在此萌发了经世致用的思想，并力求付诸实践。

入京求学

嘉庆十九年（1814）春，21岁的魏源同到江苏复职的父亲一道启程，踏上了入京求学的征途，后在武昌江边与父亲分离，与同乡好友邓显鹤同行入京。期间通过陶澍、周系英、汤金钊、李宗翰等京城大员的引荐，魏源在京城得以遍访名师，广求指导。他从胡墨庄问汉儒家法，向姚学塽问宋儒之学，跟刘逢禄学《公羊》，与董桂敷切磋古文辞。魏源非常珍惜在京城学习的机会，读书异常刻苦，曾为整理《大学》古本，埋头钻研五十多日。嘉庆二十年（1815），魏源随父亲入京学士，得识胡承琪、刘逢禄及龚自珍等学者，常与龚自珍等人切磋古文辞。嘉庆二十一年（1816），魏源决定回乡。经山东首登泰山，在扬州拜访了在此讲学的董桂敷，在嘉定探望在此任职的父亲，二人一道赶回邵阳过春节。

科举受挫

嘉庆二十四年（1819）和道光元年（1821）魏源两次参加乡试，均落副榜。道光二年，魏源再次参加顺天乡试，高中第二名，俗称“南元”。道光三年（1823）魏源第一次参加会试，结果落第，一同饮恨科场的还有第四次参加会试的好友龚自珍。道光六年（1826），魏源和好友龚自珍一道参加了北京的会试，在刘逢禄的极力推荐下，两人仍没有被录取。道光八年（1828），魏源捐资任内阁中书舍人，接触到内阁中珍藏的典籍和档案。魏源在此得以借观史馆秘阁官书及士大夫私家著述、故老传说，为后来撰写《圣武记》积累了大量素材。道光九年（1829），魏源与好友龚自珍、陈起诗等在京城参加礼部会试，龚自珍和陈起诗均获进士及第，魏源又不中，继续留在京城。道光十二年（1832），魏源进京准备参加第四次礼部会试。住在岳麓书院同窗、上科进士、礼部主事陈起诗家中，后来两人还结为儿女亲家。可惜此次会试又未中。道光十五年（1835），42岁的魏源第五次入京参加会试，又一次名落孙山。

绝意科场

第五次会试的失败，使魏源决定绝意科场。他用自己从事票盐生意获得的巨资在扬州买下一处别墅，取名挈园，准备在此奉亲养老、会友著述。可随后鸦片战争爆发，魏源抵达浙东，入两江总督裕谦幕中，参加抗英战争。道光二十一年（1841）八月，林则徐被革职发配新疆伊利，与魏源相晤于江苏京口（今镇江）。魏源受林则徐所托，根据林则徐所著《四洲志》，加之自己的收集，开始撰辑，于次年冬天完成《海国图志》，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同年，魏源有感于鸦片战争的失败，还著成《圣武记》一书。鸦片战争给两淮盐业带来很大破坏，魏源经营的票盐收入大为减少，而且魏源专心著述，自资刊印，耗费极大，使家中积蓄耗费殆尽，再加上家中人口增多，兄弟中的一些人还要靠他资助。生计的困难，使他不得不接受朋友的劝告，以半百之身再次走向考场，以谋取一官半职，养家糊口。

晚年中举

道光二十四年（1844），51岁的魏源第六次赴京参加会试。本来已中礼部会试第十九名，但因其试卷草稿字迹模糊，而被罚停止殿试一年。道光二十五年，52岁的魏源到京补行殿试，中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以知州用，分发江苏。经过六次会试，魏源终于熬成了进士，可由于名列三甲，无缘进入翰林院，只得做一个亲民官为百姓办点实事。此后，他先后任江苏东台知县、兴化知县、高邮州知州，都是州县级的小官。

做官利民

道光二十五年（1845）秋，魏源出任江苏东台县知县。此处地瘠民穷，每年的钱漕赋税征收都很困难。在任期间，魏源发现入江水道淤塞，便组织百姓加以疏浚，解除水患威胁。正当魏源准备在东台为民造福之际，老母亲不幸去世须为其守孝三年，不得为官。离任时赶上赋税清查，受前任知县连累，陪垫了四千多两银子。道光二十六年（1846），为了生计，魏源进入刚继任的江苏巡抚陆建瀛幕府，期间帮助陆建瀛解决江苏漕运弊端。道光二十九年（1849），奉命任扬州府兴化县知县，此处紧靠高邮湖，魏源刚上任时正赶上湖水上涨，随即奔赴堤坝，组织民众昼夜筑堤护卫，以命护堤，以死相抗。这一年兴化及附近几个县的早稻丰收，百姓为感激魏源，称其稻为“魏公稻”。魏源还请求批准修复堤坝，在兴修水利的同时，还注重当地文化教育事业，在兴化县修建学宫、尊经阁，扩建书院和育婴堂。道光三十年（1850），魏源正负责高邮至宝应间的运河西堤工程，同时帮助陆建瀛改革淮南盐政，成效显著，得到朝廷嘉奖。咸丰元年（1851），魏源因功补授高邮州知州，仍兼海州分司运判。期间虽患病，仍关心下河的治理和西堤工程，病愈后还在高邮湖湖心筑岛种树，疏通港口，以便船只避风靠岸停泊。此外，魏源尽快处理积案，振兴当地文教，为政崇尚“简恕”，以诚感人，不事苛察。同时还抓紧时间整理著作，将自己多年研究《尚书·禹贡篇》的论文整理成《禹贡说》二卷，修订扩充了《海国图志》。

被参革职

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进攻扬州、高邮，魏源在高邮城内首创团练，亲自督察巡防。设关卡以稽来往，守隘口以防逃窜，添驿站以通声气，派侦探以窥敌情，严峻法以靖内奸。此时江南河道总督杨以増正奉命督办江北防剿事宜，上奏参劾魏源于江南文报并不绕道送达，“屡将急递退回，以至南北信息不通，实属玩视军务”，导致魏源被朝廷“著即革职”。

归隐病逝

• 魏源的最后几年是在兴化、高邮、苏州、杭州度过的。咸丰四年（1854），魏源居住在兴化，手订生平著述，主要是增撰《书古微》。曾一度赴苏州，与早年好友陈沆之子陈延经会晤，为陈沆的《简学斋诗存》撰序。咸丰五年（1855），魏源在高邮撰写《书古微》。咸丰六年（1856），在高邮辑录《净土四经》，作《净土四经总叙》《无量寿经会译叙》等，并寄予友人周诒朴，嘱托刊刻流传。游杭州，暂住僧舍。此时的魏源已不问世事，专心向佛，“闭目澄心，危坐如山。”咸丰七年（1857）农历三月初一日，魏源病逝于杭州僧舍，享年64岁。因生平喜爱西湖，遂葬于南屏山之方家峪。

人物作品

学术著作

《海国图志》

《海国图志》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全面系统介绍世界历史地理的巨著。它由魏源以林则徐《四洲志》为蓝本，参考历代史志，以及明朝以来岛志中的相关资料编撰而成。此《海国图志》初刊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的五十卷本，57万字，保留了林则徐《四洲志》原文。道光二十七年（1847），作者对初刊本进行扩充，以六十卷本刊行，共计六十余万字。在五十卷本的基础上增加了对海外各国情况的介绍，特别是在西洋技艺方面内容更加充实。咸丰二年（1852）魏源又再次将其扩充为一百卷，88万字。包括地图75幅，西洋技艺图式57页，地球天文合论图式7幅。自此，内容丰富、体例完备、图式精美的世界史地巨著《海国图志》正式展现在世人面前。在中国近代史上，它对拓展国人视野、启发民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周边国家，特别是日本的维新运动。

《皇朝经世文编》

道光五年(1825)，魏源受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之邀请 ，代为编辑《皇朝经世文编》120卷，次年刊行。魏源继承了清初经世致用思想，《皇朝经世文编》是他通经致用思想的具体表现。从魏源代贺长龄编辑《皇朝经世文编》及其以后的补编、续编、新编，到民国三年的《民国经世文编》，计有16种之多，近3000万字。从1826年到1914年 ，历经整个晚清时代，经世文编一部接一部 ，连绵不断 ，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经世文编现象。这反映了经世致用思想对编辑经世文编的影响 ，为其提供了指导思想 ；同时其对经世致用思想的复兴与发展起了促进作用。经世文编的连续编辑 ，所采用的时务文章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体现了这一文化现象所具有的特质。

《默觚》

《默觚》是魏源于清道光十五至十九年（1835-1839）居扬州"洁园"时所撰，其中包含了作者的哲学思想。"默"取之于魏源的字"默深"，觚为古代木简，所以取"默觚"为篇名。这部著作分《学篇》和《治篇》两大部分；学篇14篇，治篇16篇，编入《古微堂内集》。光绪四年(1878)淮南书局刻本《古微堂集》、宣统元年(1909)国学扶轮社印行的《魏默深文集》和197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魏源集》等书，均收录。

文学作品

人物名言

于安思危，于治忧乱。——《默觚·学篇七》

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默觚·治篇八》

不忧一家寒，所忧四海饥。——《偶然吟》

闻见广则聪明辟，胜友多而学易成。——《默觚下·治篇九》

八荒以外，存而不论，乌知宇宙之大哉? ——《海国图志》

逆则生，顺则夭矣；逆则圣，顺则狂矣。——《默觚》

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默觚》

不知人之短，不知人之长，不知人长中之短，不知人短中之长，则不可以用人，不可以教人。——《默觚》

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 ——《海国图志》

人物思想

哲学思想

辩证法

魏源有一部著作，名为《默瓠》，其中的思想表示他对辩证法有所认识。他在《默瓠》中讲到事物的对立时说：“天下物无独必有对，……有对之中必一主一辅，则对而不失为独。”（《古微堂内集》）照他所举的例子说，乾坤是相对的，但乾为主而坤为辅。君同臣、父同子、夫同妇是相对的，但是“君令臣必共，父命子必宗，夫唱妇必从”。“四夷”同中国是相对的，小人同君子是相对的，但是“四夷非中国莫统，小人非君子莫为麟幌。相反适以相成也”。他认识到在矛盾对立中，必有一个对立面是主要的，一个是次要的，所以矛盾的对立仍是统一。他也谈到相反的东西互相转变。他举例说：“暑极不生暑而生寒，寒极不生寒而生暑。”“不如意之事，如意之所伏也。快意之事，忤意之所乘也。”他指出，有祸中之福，有利中之害。“消与长聚门，福与祸同根。”（《古微堂内集》）他说这是“物理”。他的“寒来暑往”的循环观念，也表明他没有超过封建哲学的局限性，但是他于此认识到事物是变动的，这是他的思想中的进步成分。

认识论

在认识论方面，关于知行问题，魏源认为“知”必从“行”中得来。《默瓠》说：“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乌有不行而知者乎？”他注重对于实际生活的体验。他举例子说，往往看许多书，得不到什么益处，而从师友的一句话，或从一个活的事例，可以得到很大的启发。所以“今人益于古人”，“身教亲于言教”。他注重对于实际事物的观察。他说：“披五岳之图以为知山，不如樵夫之一足；谈沧溟之广以为知海，不如估客之一瞥。”他的这种见解，同多数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之专靠书本求知识的思想，大有不同。他注重“变”，又能注意从实际观察事物，因此魏源对于历史、政治都有同封建社会传统思想大不相同的看法。

形器之末

魏源讲到所谓“形器之末”。关于“形”“器”的问题也是当时哲学思想中的一种斗争。道学中的理学一派做“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分别，把“道”和“器”对立起来，他们重“道”轻“器”，这是从宋朝以来道学中的心学一派和道学以外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所一贯反对的。在鸦片战争以后，这种关于“道”“器”的斗争具有更现实的意义。保守派本能地意识到，机器的使用将会引起重大的社会变革，这是于他们不利的。道学家关于“道”“器”的理论成为他们反对使用机器的工具。魏源在上面所引的话中，以易传为根据，驳斥了这种理论。魏源的这些哲学思想，表示他对科学技术的进步作用有一定的认识，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比封建制度为优越，他也有一些粗浅认识。他说：“墨利加北洲（指美国）之以部落代君长，其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海国图志后序》）所谓“章程”就是指美国的宪法。

其他思想

经世致用

明末清初，众多士子儒生，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有感于清王朝的覆亡，开始提倡“经世致用”，使之成为一种社会学术思潮。顾炎武又进一步提出“通经致用”“明道救世”的宗旨。

鸦片战争前，清廷中一批有见识的疆臣官吏和经世学者，如林则徐、龚自珍、黄爵滋、魏源等人，开始倡导改革时弊，力主通经致用、“更法”变革。

魏源认为“经世致用”之学即“实学”，强调所学须体现于治国安邦、民生日用的实事之中。他提出统治者若要巩固其统治，就必须要重视经济与生产。此外，魏源还批评清末的教育弊病，抨击腐儒，揭露科举制度禁锢人们智慧、颓坏士人气节，提倡学以致用。

魏源认为经世的目的就是在于使国富民强，魏源大胆放言、抨击时弊，也将经世思想亲身实践，对当时朝廷漕运、盐政、河工、兵饷四大政都颇有研究，并且在漕运和盐政两个方面著有《筹漕篇》《筹海篇》等文章。

今文经学

魏源受到清代今文经学复兴的影响，在今文经学上主张“变易”态度，以今文经学“三统说”为思想的主要来源，利用“三统”的变易学说作为政治改革的理论依据。

魏源认为“变易”就是为了“经世”，他主张摆脱传注，直求经义，用自己的体会来解释经书，根据当时的形势参考经籍，发挥经义。他认为以往的“经学之教”与“政事之教”相脱离，这种经学教育导致了轻视政事，无益于挽救民族危亡，因而主张“以经术为治术”，把“治经”引上“治世”。

师夷长技以制夷

“师夷长技以制夷”是魏源在其著作《海国图志·筹海篇》中所提出的主张，是魏源经世致用思想在鸦片战争后的进一步发展。魏源在鸦片战争中见到清廷士兵用大刀、长矛、土枪、土炮等与使用先进武器的侵略军拼杀，有感于清廷并非国土之气不如敌国，而是武器装备不如敌人，于是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

魏源认为既然落后了，就要承认自己落后，虚心学习和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魏源所指西方的“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

魏源对于该主张的总对策提出了以下几点：第一，发展工业，置造船厂、或器具；第二，发展海运，建议改官运漕粮由海商运输；第三，发展经济，由于白银外溢，国库空虚，魏源提出允许商民开矿，并按照西法铸造银钱，以充实国库；第四，开展海外贸易，认为应该与外商互易贸易，互通有无，但鸦片等或则则必须坚决禁止；第五，发展商业，魏源认为西方国家富强的原因之一是“以商立国”；第六，推行民主制度，魏源认为英美的议会制度体现出了“公”和“周”；第七，建立、发展情报部门，他认为西方国家能战胜清廷的原因是洞悉了清政府的各种情况，因此主张“悉夷情，师夷技”；第八，发展教育、重视人才培养，魏源认为西方国家的教育目的和方法同清朝不同，读书不仅为了当官，士、工、商、医等均要学习，才能各习其事。

思想局限

政治

从政治上看，魏源虽然看到了清政府的昏庸腐朽，主张变革，但他反对激变，反对革命的变革。这是由于他的思想水平还达不到触动整个封建制度的层次。在他看来，“无一息不变”的事物中，“不变者道而已”，即维护封建社会的“道”是不能改变的。因此，他虽提出了改革的种种措施，但只要发现有损或危及清王朝统治的事端，哪怕只是风吹草动，他就毫不犹豫地倒向封建地主阶级的怀抱。对太平天国运动的态度就是一个佐证。这说明他的改革主张不彻底，根本不愿或不敢触动整个封建制度。

经济

从经济上看，魏源的阶级属性决定了他不敢深入地去触及封建的生产关系和土地问题，也无力解决这个问题，而充其量也只能从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出发，劝告封建统治阶级不要对农民实行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的政策，适当减轻一些对农民的压榨，为自己的阶级统治保存一些“元气”。他说：“善赋民者，譬植柳乎，薪其枝叶而培其本根；不善赋民者，譬则翦韭乎，日翦一畦，不罄不止。"因此，他的经济改革思想不可能去触及现存经济基础的层次。无论是“重本”而不“抑末”，还是“缓本急标”，他所采取的相应措施都无非是在细节末枝上进行的一些修补，对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的根基即经济基础“无关其痛”。

文教

从文教方面看，魏源考察了中国长期封建社会的取士制度，认为科举以命题考试为准，入选者无分世族寒门，比世袭选举制度进步一些。“乡举里选变而门望，门望变而考试”，“虽圣王复作，必不舍科举而复选举”在魏源看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其考试的形式是好的，是一种公平的社会竞争制度。只是科考内容需要改革，再不能搞“书小楷，诗八韵，将相文武此中进”那一套。这是值得肯定的。但由于受历史条件的局限，魏源还没有能够从思想上彻底认识到科举制度压制人才的危害性，还没有在理论上意识到要彻底废除科举制。不仅如此，他六次参加会试也侧面反映了魏源对科考寄予了某种希望。

对西方文化的取舍态度

从对西方文化的取舍态度上看，魏源从“器道不变”这种唯心主义的观点出发，在介绍西方文化时，便集中将西方的“长技”——物质文明视为“有用之物”，而对哲学、宗教等精神文化却持排斥的态度，即未能对西方文化的深层内核加以认同，魏源这种对西方文化的取舍态度，不仅对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基础，而且对改良派（维新派）的“中体西末”论产生有着重大影响。

人物传承

师承

魏源出身于湖南邵阳一个家道中落的宗族家庭里，在宗族亲属的帮助下，魏源得以在族塾中完成启蒙学业。据史料载，魏源“八岁受书，即解大义”，在八岁时即接受“大义”之教育，即当时的理学义理之说教，可见族亲对他的期望便是成为信奉程朱理学的科举士子，而魏源启蒙阶段的教育便由此打上了理学烙印。魏源“十五岁，补县学弟子员，始究心阳明之学”。魏源在县学不仅接受官方的传统程朱理学教育，而且还深入研究了阳明心学，可见其学问的根基就是湖南的传统理学。魏源在邵阳县学及稍后的湖南岳麓书院读书期间，由于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被当时的历任湖南学政如李宗瀚、徐松、汤金钊，以及岳麓书院山长袁名曜所赏识。这几位都是当时著名的理学家，他们对魏源的各种提携和帮助，深刻地影响了魏源的学术遭路。而且值得一提的是，魏源所就读的岳麓书院，对于湖湘学的渊源及学统都起着核心作用。魏源之所以继承和弘扬“实体达用”之传统，是因为魏源在湖湘学术的氛围中接受了基础教育，其学术根基就是以理学为风尚的湖湘学；其次，魏源对王夫之学说多有承继，可以说魏源是继王夫之后湖湘学派的另一位思想家。魏源还曾向硕学大儒学习汉儒家法与宋儒义理，并与龚自珍同向著名经学家刘逢禄学习今文经学。

思想传承

魏源传承与弘扬今文经学经世致用的传统，“以经术为治术”(《默觚·学篇九》)即把研究儒学与治国平天下结合起来，进一步发掘儒家经典的“微言大义”，并用于社会现实。他继承并发展了公羊学派历史观，信奉公羊学的“三世说”(衰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认为历史是发展变化的，因此人类社会各种政治经济制度也是变化的，并且认为“变古愈尽，便民愈甚，……天下事，人情所不便者变可复，人情所变者变则不可复……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默觚·治篇五》)基于这种认识，魏源提出了一系列改革主张，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在西学东渐的历史大背景下，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主张，实属不易。魏源继承“浙东学派”实用主义精神，他的理论思想，渗透着“以匡济天下为己任”的爱国精神。伴随着社会的动荡、国家的沦陷、民不聊生，滋润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孕育的土壤。魏源是首批提出“开眼看世界”的进步人士，是中国近代哲学的开端人物，在众多思想成就中，“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则是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

人物影响

哲学领域

魏源，是近代中国思想界的先行者，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试图从哲学的高度回答“中国向何处”这一时代的中心问题。他的哲学思想所折射的是中西交汇之流、古今贯通之道。尽管其哲学思想在不少方面固守着传统的迂阔，但更多的是散发着近代的气息，成为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先导 。 魏源思想的贡献与局限，以典型的形式表现了中国近代启蒙先驱者的思想特征，成为中国近代哲学矛盾运动的开端，对以后中国哲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梁启超认为，魏源和龚自珍对晚清思想解放起了重要作用，“新思想之萌蘖，其因缘固不得不远溯龚、魏。”(《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思想领域

晚清杰出的进步思想家魏源是晚清经世学风的倡导者和身体力行者。他不仅大力倡导经世之学，还以自己的学术实践开创了晚清经世致用的学术风气。他于道光六年（1826）33岁时代江苏布政使贺长龄编选的《皇朝经世文编》，在当时具有别树一帜的意义，不仅是其经世思想成熟的标志，而且成为晚清经世致用学风全面形成的界标，在清中叶以后至民国初年产生了极大影响。 其思想著作《海国图志》迅速传入日本，为日本认识西方提供了知识供给和御敌参考，深刻启蒙了日本的近代意识，使他们认识到开国于发展、于民生的重要性，成为幕府晚期“开国思想”发生的契机，指引他们走上明治维新之路。《海国图志》传到朝鲜社会后唤醒了朝鲜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和官吏，使他们开始寻求挽救国家和民族的道路，在近代朝鲜掀起了一股爱国图新思潮。这一爱国图新思潮为朝鲜开化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成为开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政治领域

在政治思想上，魏源与龚自珍、林则徐志同道合，坚决反对外国侵略，积极鼓吹社会改革，热心向西方学习，为后来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维新运动开拓了道路。魏源在政治思想上的主要成就，是反对外敌入侵的爱国主义和与此相联系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主张。魏源总结人民群众自发地抗敌斗争和他在浙江前线筹议、指挥抗敌战事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以我之长，削敌之短，致敌于死命的思想。魏源更加明确地表达了向西方学习的思想，还重视发展本民族的军事工业，改进中国的国防设施和武器装备，加强国防能力。魏源从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出发，特别指出了加强海防，边防的必要性与重要性。魏源的政治思想有利于应对中华民族的民族危机，促进中国的政治近代化。

经济领域

鸦片战争爆发后的中国积贫积弱．一些有识之士主张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并且提出了一系列经济改革的主张。魏源为近代中国经济改革的先驱，他的经济思想对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魏源的经济思想包括“重商论”“货币论”“对外贸易论”“奢俭观”等。魏源经济思想的归旨是富民强国，对当今社会仍有借鉴意义。

人物评价

清代经学家刘逢禄在《诗古微》序言中称赞“其志大，其思精，其用力勤”，并以“同志”相称。

嘉道时期著名学者李兆洛称魏源为“绝世奇才”，他在给魏源好友邓守之的信中说：“默深初夏过此，得畅谈，又得读《定庵文集》。两君皆绝世奇才，求之于古，亦不易得，恨不能相朝夕也。”

清代诗人林昌彝评价魏源“默深经术湛深，读书渊博，精于国朝掌故。海内利病，了如指掌。著有《书古微》《春秋公羊古微》，专阐西汉今文之学博而能精。《圣武记》及《海国图志》尤为有用之书，诚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也。”

近代思想家梁启超评价魏源“自创新见，使古书顿带活气。”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指出：“《海国图志》对日本‘明治维新’起了巨大影响，认为它是“不龟手之药”。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指出：“《海国图志》之论，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直至今日犹未脱离净尽，则其在中国历史上关系不得谓细也。”

日本学者盐谷世弘在《翻刊海国图志序》中对魏源给予高度评价，称他氏“忠智之士”，说他“忧国著书”，但不为君主所用。

日本学者藤间生在其《世界史上的魏源》一文中认为：魏源的思想与认识，它的影响绝不仅限于东亚近代史初叶。

近代史学者李侃在其《论魏源》一刊中提出：魏源比较敢于正视当时的政治现实，揭露了一些清朝统治的腐败现象，打破了一些顽固守旧的陈腐观念。

学者杨慎之称魏源和林则徐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率先“开眼看世界”的先进人物。

美国学者朱昌峻在其作品《魏源研究在美国》认为魏源是经世学派最优秀的代表，他是站在“他自己时代的高处”的一位杰出的思想家。

人物关系

人物轶事

嗜书如命

魏源自七岁入家垫后，读书勤奋。他由于沉醉书本很少外出，以至于自家的狗都不认识他，偶尔外出，竟会引起家犬群吠。他每晚读书都到天亮，这使得母亲担心，怕他过于用功，损害身体，每到夜深，就命他熄灯睡觉。可他待母亲熟睡后，竟偷偷地把灯笼藏在被窝里看书。时间一长，被母亲发现，便苦苦劝他说小孩子长夜攻读，会伤身体，说着说着，几乎泣不成声。魏源嗜书如命、刻苦勤奋的劲头十分罕见。

魏公稻

魏源刚上任兴化县知县，正赶上湖水上涨，河官准备启坝。此时刚过大暑，稻穗已成熟下垂。民众得知消息，群情激奋，要与河官拼命。魏源随即奔赴堤坝，组织民众昼夜筑堤护卫，与河官相对峙，阻止启坝。他担心自已位卑言轻不能抵抗河官，又星夜奔赴总督衙门，请总督陆建瀛命河官迅速开启运河东岸二十四闸分路宣泄，并请陆建瀛亲临邮南五坝坐镇抗洪，河官才不敢启坝。不料此时又西风大作，倾盆暴雨连下两昼夜，湖浪更加凶猛，侵蚀堤防如巨风摧雪。高邮湖眼看就要溃决，河官决定开坝放水。此时的魏源冒着风雨，伏在堤上痛哭，愿以自己的性命来为民请命，从早晨到下午，多次为巨浪卷起，民众十余万人也跟他一样以身护堤，直到傍晚风停浪息才罢休。因受风雨激打，魏源两眼红肿如桃，见者无不感动得落泪，连总督陆建瀛也叹曰:“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岂不信然!”由于魏源和民众以死相抗，立秋后收获完毕才启坝泄水。这一年兴化及附近几个县的早稻丰收，老百姓为感激魏源，称其稻为“魏公稻”。

魏公堤

在兴化县抗洪护堤结束后，肆虐的洪水仍然是魏源的一块心病。此后，魏源多次亲自带人进行实地勘察，寻找抵御洪水的方法。经过一番研究，魏源发现，旧时除了运河的东堤之外，还曾有一条西堤用来抵御秋汛，只是因年久失修而逐渐荒废，倘若能复建西堤，洪水对东堤的冲击就会大大减轻，从而既能保障上河各州县的安全，又能缓解频繁开坝对下河州县所造成的伤害，于是魏源专门写了一封《上陆制府论下河水利书》呈送给陆建瀛，请求复建西堤，陆建瀛阅后，同意了魏源的建议，上奏朝廷并获准，由魏源负责西堤的修建工作。西堤建成后，百姓多蒙其利，将这条堤坝称为“魏公堤”。

后世留存

“小卷阿”故居

道光十二年(1832)，魏源来到南京，不久相中地处城西清凉山下鸟龙潭边，史称“诗巷”的龙蟠里东侧(今20号、22号)，便在此地购地造屋。房屋落成后，魏源为其取名“湖子草堂”，后改名“小卷阿”。 “卷阿”乃《诗经·大雅》中的篇名。卷者曲也，阿者大山丘也，其远大志向寓于宅名之中。故居原有三进房屋，建筑面积582平方米。但是，这个1992年就被列为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故居，原临街的两间瓦房因道路拓展，已被拆毁。幸运的是“小卷阿”门额和魏源亲手植下的一株腊梅没有被毁坏。

隆回故居

魏源的另一处故里位于湖南隆回县金潭，此处是魏源的出生地，魏源幼时曾居住在此，但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魏源举家迁往江苏。魏源故居始建于清乾隆初年，由围墙、槽门及两正两横纯木结构房屋组成，占地面积1760平方米，内有当年魏源就读私塾的读书楼，魏源曾在此启蒙求学，其当年用过的条案、条凳仍保留陈列在此，是研究魏源思想和生平重要的实物见证。故居座落在隆回县司门前镇学堂湾村沙洲上，距隆回县城桃洪镇约六十公里。1995年，魏源故居被定为湖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996年5月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4月入选为“百姓喜爱的湖南百景”。

魏源湖国家湿地公园

湖南隆回魏源湖国家湿地公园地处湖南省隆回县六都寨镇境内，由魏源湖、狐狸岛和鹭鸟山三部分组成，湿地公园以魏源湖为主体，由北向南呈廊道走向，最北端至魏源故里司门前镇，最南端至六都寨镇西北角;距县城30公里，湿地公园总面积711公顷。 湿地公园内湿地与其周边优美的森林生态系统共同形成了结构完善、功能协同的湿地森林复合生态系统。

魏源墓葬

魏源死后葬于现在杭州阔石板151号屋后九曜山方家峪的山坡上。魏源墓址由民间学者丁云川发现，他通过查询资料，花费两三年时间找到“魏源墓在九曜山方家峪”的信息，还幸运地访问到魏源墓的守墓人，也就是俗称的“坟亲”——沈连娣。从沈连娣口中得知，上世纪50年代，魏源的后人从南京赶来杭州扫墓，当时墓碑还在。“文革”时墓碑被毁，大半块碑石被村民搬回家，砌在了猪圈里……根据史料和沈连娣的确认，杭州市园文局2005年在两个坟包前树了“魏源墓地纪念碑”，确认了魏源墓址。但后来魏源墓遭到盗贼破坏，盗洞现在还清晰可见。

文化形象

由夏剑钦所著的《魏源传》一书叙事清晰，脉络一贯，以魏源家世、生平、主要事功为纲，以著述、思想、师友交往为翼，夹叙夹议，有条不紊地介绍了魏源传奇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