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时代 （王小波创作的长篇小说）

内容简介

《白银时代》是《时代三部曲》之二，由一组虚拟时空的作品构成的长篇。这组作品写的是本世纪长大而活到下世纪的知识分子，在跨世纪的生存过程中，回忆他们的上辈、描述他们的上辈、描述他们自己的人生。与其说这是对未来世界的预测，不如说是现代生活的寓言，是反乌托邦故事。主人公生活的未来世界不仅不比现在更好，反而变本加厉地发展了现代生活中的荒谬。知识分子作为个体的人，被抛入日益滑稽的境地里。作者用两套叙述，在一套叙述中，他描写蹲派出所、挨鞭刑的画家、小说家，以及他们不同寻常的爱情；另一套叙述，则描写他自己作为未来的史学家，因为处世要遵循治史原则而犯下种种“错误”，最后他回到原来的生活、身份，成了没有任何欲望的“正常人”。这两套叙述时时交叉、重合。在所谓的写实与虚构的冲突里，作者创造出任由他穿插、反讽、调侃和游戏性分析的情境来。

《白银时代》设定的时间是2020年，“我”受雇于一个写作公司，过着“写作的生活”。但实际上，“我们”并没有自己的写作，也没有自己的生活。从写作到做爱，一切都被规定。《白银时代》里一道热力学的谜语揭示了乌托邦世界的最根本的性质——“将来的世界是银子的”。这一谜语在小说中被重复了多次。在小说的第四节，“我”揭出谜底：老师说的是热寂之后。“在热寂之后整个宇宙会同此凉热，就如一个银元宝”，世界就成了一块银子，“在一块银子上，绝不会有一块地方比另一块更热”。这个答案正是乌托邦世界的一个最形象的比喻——乌托邦世界正是一个没有差别，也不允许存在差别的世界。热寂，意味着世界归于同一。换句话说，和白银时代一样，乌托邦完美的背后其实意味着大一统。而一个社会要达到这样，唯有通过极权与专制。这是王小波作为理工科出身的作家，对于现代乌托邦的统一状态的天才想象和创造性描述。

在《未来世界》中，“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公司”是整个社会的最高权力机构之一。在上篇《我的舅舅》中，舅舅是位己经死掉的“上世纪末”的作家，“我”是个“有执照”的历史家。执照来之不易，但“我”因为写《我的舅舅》犯了“直露”的错误，历史家执照被打洞，“我”被送去学习班跟小说家、诗人、画家一起接受思想改造。在下篇《我自己》中，“我”因犯比“直露”更严重的“影射”错误，被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公司取消身分，没收一切，重新安置，并被安插女特务监视。后来“我”当了写手，工作轻松，但每月领工资时要遭受羞辱性的鞭笞。“我”终于回到了原来的生活，得回了原来的一切，有一位非常漂亮的太太，但在受了鞭刑之后，“我”终于知道，“我再没有精力、也不想再犯思想错误了”。“我”回到了秩序井然的乌托邦世界，成为一名“知识工人”，但“我”却完全失去了创造力和生命欲望。

《2015》中，叙述者所要描述的是从20 世纪末到2015年的事情。那时小舅王二是个画家，他的画谁也看不懂，因为“无照卖画”, 屡次被抓进派出所。最后舅舅被押进北京专门改造新潮艺术家的“习艺所”进行思想改造。改造的方式是用电刑机对付回答问题时犯错的人。之后小舅从习艺所逃跑被抓后被一个女警察押去渤海边上的盐碱地上刨碱进行劳改, 女警察则裸体晒日光浴，然后用手枪逼著犯人“性服务”。后来“我”因为发现用一行公式加上一台破烂电脑就能作出小舅的画而帮小舅平反，小舅被放出，与女警察结婚，成为美协会员，从此江郎才尽，一切都变得平淡无奇。

《2010》是《2015》的前身。《2010》的叙述者“我”是画家王二。王二住在北戴河这个“新兴工业城市”，主持柴油机的设计。此时成年男子易得数盲症，一旦失去数字概念，就改当领导，漂亮女人都嫁给数盲领导，都有非数盲的情夫。而非数盲大都是改造了的艺术家（王二本来是画家）。在小说所描述的数盲统治非数盲的世界中，非数盲们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举行一场party，而且专挑上班时间，动用公家财务尽情狂欢。由于狂欢过火，数盲们被激怒，party发起人王二作为“罪魁祸首”被施以鞭刑。王二在受过鞭刑后，终于意识到，这是一个随时可能爆发的、充满危险的国度。

作品目录

创作背景

1992年，王小波辞去教职成为自由撰稿人，在此后的五年中，他完成了“时代三部曲”，《白银时代》完成于1996年秋季。

人物介绍

“我”

“我”在一个写作公司上是一个头头，所以，除了搞创作以外，“我”的另一项任务就是审阅下属的文稿、并枪毙它“我”的上级是“我”的翻版，“我”的小说《师生恋》也一再被否定，理由只有一个，即脱离生活，它们不是真正的小说。所谓真正的小说，也就是不虚构的小说，写真实生活的小说。总之，“人在公司里只有两件事可做：枪毙别人的稿子或者写出自己的稿子供别人枪毙。”

舅舅

作品中所谓“现实”中的“舅舅”不是个经得起推敲的活生生的“人”，“传记”中的“舅舅”，也是一个生活在荒诞世界中的一个符码。

舅舅没有丰富的个性特征，他只是一个艺术家的符号，想要画画，却因为没有“执照”而屡屡被派出所拘留。后来“舅舅”又被强行送进“习艺所”里，经历了种种奇怪的人和事。“舅舅”还有一些非现实的特征，如“我舅舅外斜视，我觉得他眼中的世界就如一场宽银幕电影”。当“舅舅”被激怒时，就“一声不吭，只顾鼓起双腮，往肚子里咽空气，很快就像个气球一样胀起来了”。

作品鉴赏

作品主题

乌托邦一词脱胎于托马斯·莫尔的同名小说，乌托邦小说是一种描述理想政治体制和生活方式的文学，指向是人类永恒的精神追求。反乌托邦是乌托邦的一个分支，是一种否定之否定购社会想象，当一部作品对未来的可怕幻想代替美好理想时，这部作品就变成了“反乌托邦”的讽刺作品，反乌托邦作家对邪恶事物的到来加以预警，希望他们的预言不要变成现实。

王小波的《白银时代》就属于反乌托邦文学。王小波以他挑战禁忌的胆识，以他的幽默反讽才能和想象奇特，使他的文学作品独树一帜。《白银时代》里的人被无限弱化和压抑，在这部小说里王小波以反乌托邦的书写形式摧毁了乌托邦的美好，对未来的质疑焦虑不断诉诸笔端。

王小波用他独特的书写方式构建了—个反乌托邦。人们失去自我，生活没省意义，世界让人陌生。在《白银时代》中传达给读者一个信息，要想使恶的乌托邦成为真正的美好的乌托邦，知识分子要敢于“说出真理，暴露谎言”。在王小波的精神世界他认为思维不仅是一种乐趣还是人快乐的本源，因此王小波的创作中总是提倡自由，王小波在《未来世界》序言中说：“我喜欢奥威尔和卡尔维诺，这可能因为，我在写作时，也讨厌受真实逻辑的控制，更讨厌现实生活中索然无味的一面”，想象有时比现实更重要。王小波通过自由知识分子的书写提出了要彰显人的独立精神，表达了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深切关怀，对扭曲畸形社会文化现象的警示——迷失大久的人帝要精神上的回归，人应该被关注。

王小波的反乌托邦叙事不仅指向历史，而且指向未来。《白银时代》的四个作品构成了王小波的反乌托邦小说系列。王小波可以称为是消解乌托邦的高手。王小波作为当代中国自由主义文学代表人物，在他的未来小说中，插科打诨，尖酸戏虐，玩世不恭的调侃，使得狂热时代的神坛显得滑稽可笑。在《白银时代》中王小波表现出了很高的“反乌托邦”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他的未来小说虽是混乱的反乌托邦，但是却无愤世嫉俗的调子。主题还是比较严肃的。

王小波未来小说的真正主题在于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反思。他用反讽的手法将历史和荒诞的现实以一种黑色幽默的形式展现在读者面前。王小波运用幽默调侃的方式，机灵的戏谑解构生活中的障碍。增加了小说的趣味性。

艺术特色

叙述手法

王小波在《白银时代》用的叙述手法有两种不同的叙述情节，内容同样是写师生恋。叙述者在第一种的叙述里是一位在写作公司小说室里写故事的人，他和老师恋爱；而他在第二种的情节叙述里是在小说室里写的小说，写的也是师生恋。叙述者的“我”和小说的“我”是重迭的，叙述者的“老师”和小说的“老师”也是重迭的，在《白银时代》里，作者描写叙述者的“我”和小说的“我”混扰着写，很难分辨出中间的界线。

作者为什么除了用叙述者直接写师生恋，还要通过写小说的工作去详细的描写师生恋的细节？那是因为师生恋这个观念在正常的社会里面是受非议的，形成了对正常价值观的颠覆作用。

社会已经有一系列的价值观，作者通过第二种的叙述声音颠覆既有的价值观。既有的价值观和小说所展示的第二种的叙述声音形成了角力，意图打败、或是意图掩盖正确的价值观。然后王小波又在《白银时代》用隔一层的叙述手法写小说里的师生恋，使得双重的情节叙述在不同意识的角力中，和社会的模式冲突时设立一个缓冲区，甚至使得“师生恋”这种意识形态在虚构和想象当中酝酿着。

甚至在描写人物方面，王小波用了许多物化的象征，他几乎对所描写的人物，都利用了动植物和鸟类的比喻和象征；尤其是写人的时候，用了许多的比拟手法，然而不是拟人，而是拟物。王小波把人和鸟兽类、人和花草树木的关系拉得十分靠近。人物虽然生活在都市，但是他不直接描绘都市生活，他用比喻、隐喻和比拟手法，把人比拟成物。

作者安排叙述者“我”的存在是原始的生物的生命，他是侏罗纪的蛇颈龙，这蛇颈龙具有原始的特性活下来，如果要绝种就绝种，是不必刻意经营。其它角色如女同事是棕色的啮齿动物、是猪、是母蝗虫、蜘蛛精、蝙蝠，那是企图为了生活将她自己转化，以致能适应生活的模式，如女同事想写小说，但根本没有能力，于是要去体验生活，成了吃掉大量习题的母蝗虫；而上司是克利奥佩特拉的角色，是有权柄的；老师是个希腊裔的贵人——克利奥佩特拉本人。这是物化意象清楚造成人物生命的模式。

作者用小说的虚构和想象，用物化的角色去诠释小说的社会意识、人际关系，甚至世界观。而小说人物是活在“白银时代”，受白银时代的文化意识所影响，甚至隐藏的作者是受白银时代所影响。

语言

王小波的作品，充满了对知识分子、艺术家的讽刺与批判。他在《2015》中，写到“领导教训舅舅说：好的作品应该让人看了心情舒畅，不该让人头晕。小舅舅就顶嘴道：那么开塞露就是好作品？”他用这种黑色幽默的语言表现出了对作为知识分子的“领导”的讽刺。同时，也体现了王小波在写作时，敏捷的思辨能力。与同样讽刺知识分子的王朔相比，王小波在小说中对知识分子的挖苦、调侃要较王朔跟胜一筹。然而，他却得到了知识界的认可。其原因是王小波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善意的。他是在自由思想与独立精神支配下的叛逆与嘲讽。而王朔的尖锐的讽刺却是在顺应现实与躲避惨烈的人生的前提下体现的。所以，王小波的叙事语言更具有建设性。

王小波在《白银时代》中，摆脱了对于传统文学语言的盲从，以旁观者的角度重新回顾和认识历史，对现存体制、科学意识、伦理观念等方面问题的做更深的探讨和表达。在《2015》中，作者在描写小舅家里的贼时写到，“作为一个善良的贼，他对失主的道德修养一直很关心。”在传统道德评价中，贼自身就是不讲道德的，作者不仅用“善良”来形容他，而且还让贼去关心失主的道德修养，充满了戏谑和反讽的色彩。

意象

王小波的未来世界中到处是各种刑具，除了十字架，还有皮鞭、电椅及瓦斯等。这些工具载着邪恶的阴影，带给了人们痛苦与灾难。它们对人们施以酷刑的结果既没有毁灭人的身体，也没有让人向天国靠近，却让人们心甘情愿地受奴役和屈从安排。在这样的世界里，人的正常诉求遭到排斥与否定，到处充满痛苦、梦魇与迷茫。人们幻想中的乌托邦是一个寓言，是一个阴霾潮湿的世界。“我”经常梦见自己在灰蒙蒙的沙漠里，被钉在十字架上，老师用锋利的木桩刺穿“我”的心脏，梦中，“我”鲜血淋漓，在剧痛中颤抖，但却没有恐惧之感。这个梦的寓意就像《白银时代》中所说的：“在剧痛中死在沙漠里，也比迷失在白银时代里好得多。”这是一个生活在白银时代里最清醒的声音，这种声音里流露出的是他真切的生命体验，但这种声音同样是脆弱的。最后，“我”带着残酷的痛苦离开了荒漠，又回到了白银世界里。在经过酷刑的折磨后，“我”回到了原来的生活，继续麻木着，像行尸走肉一样。人有勇气反抗荒诞，却无法改变荒诞本身。乌托邦是荒诞的，是不可改变的。这种“反抗无效”的情结，表达出王小波对乌托邦社会的不满，对人类未来生存境遇深深的忧虑；同时传达出他的一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宿命感。

十字架作为一种刑具是代表死，那么耶稣在十字架上死后3天又复活就代表“生”。肉身虽然死掉，但精神却复活了。所以，王小波认为十字架是凤凰浴火重生的象征。作者对乌托邦世界有着清醒的认识，对其中的专制与极权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不甘心人类在乌托邦的统治下受尽痛苦死去。所以，他选择了十字架这种刑具，希望人们在肉身死亡后焕发出新的精神生命，以重生的新鲜生命去迎接一个崭新的世界。这里寄托了他对理想世界的希望，人们可以不再受奴役，在一片自由的天地里快乐的生活。王小波在反乌托邦的同时，又对人们寄予了期望。批判自由的沦丧，呼唤人性的回归，也渴望自由和人性的复活。他是借十字架的复活意义彰显其对美好未来的信心。

王小波以“性”这一意象作为进入那个时代梦魇般迷宫的指引，凭借其独特而生动的狂欢化叙述，在一个特殊的年代里凸现了高贵的人性力量，同时也与残酷而罪恶的现实形成了强烈的反讽。

在白银时代里，生存的本相就是“无我”，人是一个干瘪的符号。所有的生活都在一套循环的模式里进行着，服从是人生存的前提条件，人被围困在极端严密的荒谬情境中。这种被管制与束缚的极状况就是，连最隐私的夫妻生活都要在权力的安排和指挥下进行。在《未来世界》中，性生活都被编号和按顺序进行，从M1到M2，再到M3……活生生的性欲望变成枯燥的、毫无感情的性交，最后导致女人们变成了性冷淡的患者，男人则变成性无能。极权不仅禁锢了人的行动与思想，还管制了人的感情生活。人的性生活被压抑，这无疑是权力实施的最极端状态。对这个荒诞的时代，性权力不再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基本权力。对此，王小波文学想象的方式就是描写肆无忌惮的性爱，以此来对抗乌托邦的禁欲主义倾向。

作品评价

评论家朱航满：“白银时代”系列是王小波写作生涯中最后的完整作品，叙事的动作性微弱到极点，色调也空前灰暗，这是由作品的主题和题材决定的——关于“写作”或“创造”本身遭遇阉割的故事。

符号学教授赵毅衡：“（在《白银时代》中）王小波的未来虽然都是秩序混乱的乌托邦，他讨论的主题至为严肃，但是他的文字觉悟愤世嫉俗的调子，或先知式的警示。他不断讪笑人类的未来，时而抛出皮里阳秋的妙言，使他的叙述一直没有丢开从容洒脱的风度。具有强烈现实批判性的未来小说，达到如此绝妙的反讽境界，确实不容易。”

作者简介

王小波（1952年5月13日～1997年4月11日），男，中国当代学者、作家。代表作品有《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黑铁时代》等。

生于北京，先后当过知青、民办教师、工人。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1980年王小波与李银河结婚，同年发表处女作《地久天长》。1984年赴美匹兹堡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求学，2年后获得硕士学位。在美留学期间，游历了美国各地，并利用1986年暑假游历了西欧诸国。1988年回国，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任教。1992年9月辞去教职，做自由撰稿人。他的唯一一部电影剧本《东宫西宫》获阿根廷国际电影节最佳编剧奖，并且入围1997年戛纳国际电影节。1997年4月11日病逝于北京，年仅4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