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 （清代文学家、小说家）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四月十六日，蒲松龄出生于山东省淄川县城东七里的满井庄，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蒲家为当地大族，虽然不太显赫，但族内多读书之人，祖上也有科举入仕之人，称得上“诗书世家”。蒲松龄父亲蒲槃（pán）自幼读书，未能考取功名，后弃儒从商，因处于明清之际社会动乱，为避免遭到乱兵扰乱，蒲槃组织村民守护蒲家庄，致使家产受到损失。清顺治七年（1650年），因家境逐渐衰落，蒲槃请不起塾师，便亲自教授蒲松龄等四子读书，学习“四书五经”及八股文，蒲松龄对于经史典籍过目不忘，深受其父蒲槃的喜爱。顺治十二年（1655年），当地讹传清廷将选择良家女子入宫充任掖庭，刘家将与蒲松龄定亲的13岁女儿刘儒人送到蒲家暂避，两年后两人成亲。

三甲秀才

顺治十五年（1658年），19岁的蒲松龄参加童试，先后以县试、府试和道试三个第一名的成绩考中秀才。蒲松龄参加道试时，山东学政施闰章出题为源自《孟子》的《早起》，蒲松龄别出心裁，以《孟子》中“齐人有一妻一妾”的故事，采用小说的细节描写，描述齐人之妻为侦察丈夫吹嘘交往富贵之人的真假，黎明时分伺机而起的情态与心理。施闰章对蒲松龄的才华十分赞赏，阅卷时给予其极高的评价，使蒲松龄获得头名秀才，成为淄川县学生员。顺治十六年（1659年），蒲松龄与淄川秀才张笃庆和李尧臣为经常聚会切磋实力，又邀请王甡（shēn）与张笃庆的两个弟弟，组成“郢（yǐng）中社”，蒲松龄为此创作出《郢中社序》，阐述结社的宗旨，是为追效《楚辞》。

屡试不第

蒲松龄考中秀才后，一方面温习经书，练习八股文，以便通过每年一度检验秀才学业的“科试”及准备三年一次的乡试，另一方面收集整理奇闻轶事，编写志怪故事。顺治十七年（1660年），蒲松龄与张笃庆、李尧臣参加乡试，未能中举，次年长子蒲箬出生。康熙二年（1663年），蒲松龄与张笃庆再次参加乡试，依旧未能中举，因同病相怜，蒲松龄写诗给张笃庆诉说失意的心情，次年张笃庆酬答两首，题为《和留仙韵》，劝说蒲松龄记叙志怪故事于科举无益，但蒲松龄未听从劝告。

蒲松龄专心读书，致力于科举，对家中之事不管不问。起初蒲氏兄弟对蒲松龄参与科举能够体谅，但随着他几次乡试失败，蒲氏兄弟间渐生嫌隙。又因蒲松龄之妻刘氏婚前曾暂住蒲家，受到蒲母疼爱，引起蒲松龄两位嫂子的猜忌与不满，怀疑蒲母特殊照顾刘氏，因此蒲家被搅得不得安宁。康熙三年（1664年），蒲槃觉得无法维持家业，便组织四个儿子分家，蒲松龄分得几亩薄田及三间破旧老屋，当年蒲松龄遭遇灾荒，庄稼歉收，勉强填饱肚子，使其无法安心读书与著书。因蒲松龄分家后生活贫困，“郢中社”好友李尧臣邀请蒲松龄一起读书，为其提供能够静心读书的环境。

蒲松龄就读李尧臣家不久，有人讽刺蒲松龄与李尧臣未能中举，并白占李家便宜，于是耿直倔强的蒲松龄无法忍受闲言碎语，不愿领受李尧臣的资助，便离开李家去做乡村塾师。蒲松龄做乡村塾师时，教授孩子们《百家姓》《千字文》《论语》和《孟子》等书籍，但因蒲松龄致力于科举，心思未能完全放在教学之上。此外蒲松龄性格耿直倔强，不肯对人低声下气，与人相处得好便继续教学，相处不好便会更换地方，因此生活不能安定下来，也未能摆脱贫困的家境。

南游入幕

康熙九年（1670年）八月，蒲松龄应同县友人江苏宝应县县官孙蕙之聘，南下前往宝应县衙做文牍师爷，后于10月到任。蒲松龄与孙蕙名为长官与幕僚，实则情同手足，两人于公余之暇闲聊、倡酬，每逢年节或孙蕙家人过生日，蒲松龄总会应邀参加孙府家宴。孙蕙外出查看灾情、巡视河工或拜访上司时，蒲松龄都会随同前往。次年元宵节后，孙蕙按例前往扬州拜谒上司，蒲松龄跟随前往，并创作两首《元宵后与树百赴扬州》。蒲松龄到达宝应不久，便遇到孙蕙为民抗命风波，由于洪水泛滥，运河河道淤塞，影响到漕粮运输，河道御史罗多命令宝应县征集七千民工，四十天内疏通宝应县内运河。孙蕙认为百姓已经困苦不堪，便仅征集一千民工，导致疏通河道进度缓慢，因而罗多欲弹劾孙蕙。蒲松龄为孙蕙忧心忡忡，但孙蕙宁可免职，也不愿上海民力，百姓听闻后自愿聚集，仅花费六天便疏通宝应段河道，此事令蒲松龄对孙蕙增加敬重之情。

蒲松龄南游做幕僚期间，热衷于作诗，不到一年时间便创作诗歌一百余首，并编辑成诗集《南游草》。康熙十年（1671年）正月，蒲松龄收到一封家书，妻子刘氏诉说家中的生活困难状况，蒲松龄心中十分痛苦，创作出诗歌《感愤》。同年初秋，蒲松龄不甘心长期担任幕僚，于是坚决辞幕，返回家乡，结束其一年的幕僚生涯。蒲松龄坚决辞幕，为了不耽误次年的乡试，孙蕙理解蒲松龄的心思，临行前为他写了一封说情的书札，托省内相识官员对其予以关照。次年秋，蒲松龄前往济南参加乡试，依旧未能中举，蒲松龄写信告知孙蕙，并一同寄去《寄孙树百》三首，后孙蕙回信安慰蒲松龄，并劝说他集中精力做举业。康熙十二年（1673年），蒲松龄前往淄川县丰泉乡王观正家坐馆。康熙十四年（1675年），蒲松龄再次参与乡试，依旧名落孙山。

初编聊斋

尽管受到人们的讽刺与友人的规劝，蒲松龄未能停止撰写志怪故事。期间蒲松龄迫切希望改变贫困的处境，但几次乡试的失败，令其痛苦，先后创作出《大江东去·寄王如水》《水调歌头·饮李希梅斋中》向友人倾诉悲愤之情，后又创作《叶生》，蒲松龄借叶生的故事，表达其不服气、不服输的心态。当时淄川一带发生豪绅欺凌平民，但官府却徇私枉法之事，蒲松龄听闻后，创造诗歌《廷尉门》，含蓄讽刺官府颠倒是非曲直。康熙十八年（1679年）春，蒲松龄记述奇闻轶事，已积累很多篇章，于是蒲松龄将之初步结集成书，正式定名为《聊斋志异》，并于卷头写下自序《聊斋自志》，诉说其写作的缘由与苦衷，借谈鬼说狐以抒发心中忧愤之情。

西铺坐馆

主宾融洽

康熙十八年（1679年），蒲松龄应聘到淄川县西铺村毕家坐馆，毕家为当地名门望族，馆东毕际有早年曾担任南通知州，后罢官归家。因毕际有的六七个孙儿将要开蒙，又要处理往来应酬文字，便经人介绍看中蒲松龄。蒲松龄进入毕家后，为幼童开蒙，教授“四书”及八股文，又代毕际有草拟书札、贺词、祭文等文字，没有辜负毕际有的期望，闲暇之余蒲松龄陪同毕际有清谈，因此两人主宾相处融洽，蒲松龄受到毕际有的器重。因毕际有性格宽厚，饮食居住条件良好，又有丰富的藏书，蒲松龄生活安定下来，得到一个理想的读书、著书的良好环境。毕际有比较开明，不反对蒲松龄创作“狐鬼”小说，还主动为蒲松龄提供素材，甚至执笔撰写《鸲（qú）鹆（yù）》和《五羖（gǔ）》两篇，后被蒲松龄收录进入《聊斋志异》。因毕际有对《聊斋志异》感兴趣，毕氏族人争相借阅《聊斋志异》稿本，蒲松龄创作新作，他们也能先睹为快，毕家幼童放学后，经常前往绰然堂与蒲松龄论学、聊天，讲述狐鬼故事。

结识士人

蒲松龄进入毕际有家坐馆后备受器重，外加此前淄川两大缙绅、诗文名家唐梦赉与高珩对蒲松龄的赏识，使其成为当地秀才中的名士，县里官员都对其尊敬起来。康熙二十年（1681年），知县汪如龙邀请蒲松龄前往县衙做客，蒲松龄秉持秀才不入公门的操守婉言谢绝。后继任县令张嵋仰慕蒲松龄文名，再次邀请其前去叙谈，蒲松龄依旧辞谢不往，张嵋亲自相访，对其十分欣赏。张嵋曾请蒲松龄为其作品作序，离任时也请蒲松龄代写《上鞏昌知府书》，而蒲松龄在张嵋离任时，也撰写《送别张明府》诗进行送别。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孙蕙父亲病逝后，孙蕙归乡守孝，因孙蕙升任京官，大兴土木修筑别墅以及孙家仆人、亲属横行乡里，蒲松龄撰写《上孙给谏书》正面规劝孙蕙要“择事而行”“择人而友”“择言而听”“择仆而役”“收敛族人”。此事在淄川引起不小的反响，令孙蕙难堪，此后蒲松龄与孙蕙断绝交往，两年后孙蕙去世时，蒲松龄也未去吊唁及撰写挽诗。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毕世持的父亲病逝，大诗人王士禛前来毕家吊唁，蒲松龄作为毕家西宾，负责接待、陪侍事务。因王士禛都喜好谈文论诗，于是蒲松龄拿出诗文稿请王士禛批评指正，王士禛给予简单的评语，后毕际有谈到蒲松龄正在撰写《聊斋志异》，王士禛早有耳闻，便借来稿本阅读，并产生兴趣。当年夏天，王士禛派人送给蒲松龄两封书信，向其借阅《聊斋志异》稿本及馈赠礼品香茶，蒲松龄十分高兴，并写下诗歌《偶感》。王士禛收到《聊斋志异》稿本通读后，除对一些篇章加了评语外，还题了一首诗为“姑妄言之妄听之，豆棚瓜下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时。”蒲松龄读后，依韵和诗一首，诉说其苦衷，此后两人经常有书信往来，成为文字之交。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与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蒲松龄先后参加两次乡试，皆因粗心导致试卷不合规定，而被取消录取资格，这令蒲松龄十分气愤，创作出《大江东去·与张式九同饮孙蕴玉斋中》嘲讽科举不公，后又创作出《司文郎》《于去恶》《贾奉雉》《三生》等一系列嘲讽科场考官的故事。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仲春，山东按察使喻成龙因仰慕蒲松龄文名，命令淄川县令周统邀请蒲松龄前往济南相会，蒲松龄以身体不适为由，不肯接受素不相识的喻成龙的邀请，周统请毕际有出面劝说，这才勉强答应下来。喻成龙礼贤下士款待蒲松龄，并让幕僚陪其游览济南名胜，同时希望蒲松龄能够留任幕宾，被蒲松龄婉言推辞。喻成龙读过《聊斋志异》书稿后，欲花费千两银子购买书稿的念头，再次被蒲松龄委婉拒绝。蒲松龄由济南返回淄川后归家休息一段时间后，毕际有病逝，蒲松龄闻讯赶回毕家并创作八首《哭毕刺史》。

持续创作

毕际有去世后，蒲松龄继续留守毕家，虽然他已年近花甲，依然未放弃科举之路，身在毕家拥有多方面便利条件，既可以使他不受家务烦扰，又可以掌握朝廷动态，便于其预先拟定奏表。蒲松龄致力于科举的同时，依然执著创作《聊斋志异》。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蒲松龄挚友张笃庆写诗《岁暮怀人诗》怀念蒲松龄，同时对蒲松龄创作志怪小说再次进行劝说。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清廷西征噶尔丹，征集骡马，淄川及相邻几个县城的知县不体恤百姓疾苦，卖力完成朝廷的任务，蒲松龄通过诗文进行揭发。自从喻成龙邀请蒲松龄前往济南作客后，朱缃对《聊斋志异》产生兴趣，并托友人借来蒲松龄的稿本阅读与抄录，后蒲松龄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秋天来到济南时，朱缃亲自前往蒲松龄住处拜访。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几次乡试失败的蒲松龄，再次参与“恩科”乡试，并写下《自嘲》诗展现其不服老、不服输的精神，但他依旧恩科不中。“恩科”乡试期间，蒲松龄在济南停留几个月，朱缃多次与蒲松龄会面叙谈。同年蒲松龄创作《俊夜叉》，叙述一位贤良妻子规劝嗜赌丈夫改邪归正的故事。

康熙四十年（1701年），蒲松龄改编《聊斋志异》里的《张诚》，创作出《慈悲曲》，次年又连续改编创作出《姑妇曲》《翻魇曲》《寒森曲》及《富贵神仙曲》等。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淄川一带发生持续三年的特大灾荒，导致灾民流往北京，山东巡抚王昌国因未上报灾情，受到弹劾，清廷命令山东截留漕米进行赈灾，但王昌国等人挪用部分漕粮填补亏欠，并谎报淄川几县已有收成。蒲松龄知道后创作《告灾》诗讽刺淄川县令麻不不仁，后又讽刺山东巡抚等官员谎报年丰。次年五月，蒲松龄因事奔赴济南，途中看到饥民载道乞讨的惨状，全部以诗歌方式记述下来。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蒲松龄编写《日用俗字》，他采用七字句韵语，将全书分为“身体”“庄农”“养蚕”“饮食”“器皿”等31章，专门教人学会写、读常用字。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三月，蒲松龄与其子、弟子前往济南应试时，路遇灾民情况，先后创作出数十首纪灾诗。同年，蒲松龄利用旧有农书、蚕经，并结合当地农业生产情况，改编而成《农桑经》。

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蒲松龄搜集当地常见病的药方，结合《本草纲目》编撰出供普通百姓使用的《药祟书》。同年初秋，朱缃估算蒲松龄欲来济南，便写信请其将《聊斋志异》全部稿本带来，方便朱缃校正其抄本的讹误，蒲松龄将全部稿本带给朱缃，后朱缃在校正后于原稿后面题上三首诗，而朱缃的题辞，也标志着《聊斋志异》的最后完稿。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春，康熙皇帝第六次南巡，往返经过山东，山东巡抚赵世显为接待康熙，耗费银钱数十万两，全部摊派给各州县，蒲松龄听闻此事，创作出《议羡》与《齐民叹》两诗。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前后，蒲松龄以秀才领袖的身份，参与淄川士民进行的反蠹吏的斗争，淄川县漕粮经承康利贞增加漕粮运输杂费两倍有余，蒲松龄以个人名义向县官递交呈文，但未能结果，后蒲松龄奔赴济南向山东布政使告发康利贞，并撤销其差使。不过康利贞又于康熙四十九年返回淄川，声称得到王士禛举荐，将复出担任淄川漕粮经承，蒲松龄听闻后，亲自修书一封送给王士禛，历数康利贞的恶行，使王士禛了解事情真相，不再举荐康利贞。

晚年生活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春，蒲松龄之兄蒲柏龄病逝，蒲松龄因常年在外未与兄长相处内疚，欲辞馆归家。同年年底，蒲松龄以年老体弱为由，谢绝毕家挽留，结束其坐馆生涯，回到蒲家庄安度晚年。因毕家帮助，蒲松龄家境有所好转，先后买下四五十亩田地，摆脱了贫困。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正月，淄川县举行乡饮酒礼，蒲松龄与张笃庆、李尧臣被推举为乡饮宾介。同年五月，王士禛病逝，蒲松龄前往新城吊唁，后于初冬时，他又按例前往青州考取岁贡生。康熙五十年（1711年），蒲松龄取材于现实生活，创作出《墙头记》。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中秋节，蒲松龄与妻子刘氏在几位儿媳陪伴下饮酒赏月，次日，刘氏病倒，后于九月二十六日病逝，蒲松龄十分悲伤，连续写下多首《悼内》诗寄托哀思。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蒲松龄根据唐朝李淳风的《星象玩占》，选取其中关于日月北斗、风雨雷电的部分，编辑成《观象玩占》，用于推断晴雨变化，预测年景丰歉情况。同年七月，毕家老馆东夫人去世，蒲松龄不顾劝阻，骑着毛驴亲自前去吊唁，并应毕家之请为王夫人撰写墓志铭。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正月初五，蒲松龄在其父忌日时，不顾儿子们劝阻亲自前往祭奠，祭奠回家后，蒲松龄因感染风寒，身体不适，食欲下降。上元节时，蒲松龄想到四弟蒲鹤龄晚景凄凉，认为他没能照顾好其弟，便让其子将弟弟搬来团聚，以尽最后的同胞之情。正月二十二日清晨，蒲松龄之弟蒲鹤龄病逝，当年，蒲松龄也去世，享年75岁。

人物作品

小说

蒲松龄著有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在他四十岁左右已基本完成，此后不断增补和修改，共历时40余年创作完成。其中“聊斋”为蒲松龄书屋名称，而“志异”是指记述奇异的故事，全书共有短篇小说491篇。《聊斋志异》完稿后，蒲松龄无力刊行，先后以抄本流传四方，刻本出现前，除蒲松龄手稿本外，早期抄本共有六种，即康熙抄本（现藏于山东省博物馆）、《异史》（易名抄本，原书现藏于北京的中国书店）、铸雪斋抄本（张希杰乾隆抄本，源自济南朱氏抄本）、二十四卷抄本（属乾隆抄本、原书现藏于山东出版集团）、黄炎熙选抄本（属乾隆选抄本，原书现藏于四川大学图书馆）和聊斋志异遗稿（旧抄本残帙，日本庆应大学聊斋文库藏）。此外还存有刻本（青柯亭刻本影响最大）、评注本、绘图本、“拾遗”本、辑校本、合编本、民族语译本及外文译本等。

诗文

蒲松龄著有《聊斋文集》，现存十三卷，原本分册而不分卷，共有400余篇，后人不断增补，成今本13卷，共计539篇。《聊斋文集》骈散兼备，尤以骈文为主，约占五分之三，其中赋、婚启、祭文、表、判全为骈文。文章多为自作（根据自己所见所闻而作）、代作与拟作（为应试而进行的习作），又以代作为多，约占五分之二。

《聊斋诗集》共计五卷，外加《续录》和《补遗》，共有诗1039首，现行《聊斋诗集》为路大荒编定。蒲松龄的诗，分为古体与近体，其中古体诗有285首，近体诗有754首，尤其擅长七律与七绝。诗作题材主要分为七个方面，即反映社会现实、描写山水田园、吟咏历史与古迹、与友人唱酬及往来吊贺、吟咏爱情、咏物诗和感叹身世。

此外，蒲松龄现存词作119阙，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一为残存词稿，二为《聊斋诗集》六卷抄本末卷《诗馀》多出的7阙，三为北京图书馆所藏《聊斋文集》抄本《词集》二卷多出的26阙。蒲松龄的词，包括小令、中调和长调，尤喜用长调。

俚曲

根据张元《柳泉蒲先生墓表》碑阴记载，蒲松龄著有俚曲14种，分别为《墙头记》《姑妇曲》《翻魇殃》《慈悲曲》《寒森曲》《琴瑟乐》《蓬莱宴》《俊夜叉》《穷汉词》《丑俊巴》《快曲》《禳妒咒》《富贵神仙》变《磨难曲》及增补《幸云曲》。其中《丑俊巴》为未完成作品，《磨难曲》为《富贵神仙》增订本，现已流传为两个独立本子，因此现存俚曲15种，共计62万余字。

杂著

根据张元撰写《柳泉蒲先生墓表》碑阴记载，蒲松龄著有杂著五种，为《省身语录》《怀刑录》《历字文》《日用俗字》《农桑经》，此外据王洪谋撰《柳泉居士行略》记载又有《家政内编》和《家政外编》两种，另据蒲氏“文集”收录蒲氏所撰之序、跋记载，可知还有《婚嫁全书》《帝京景物选略》《庄列选略》《宋七律诗选》《小学节要》《药祟书》《会天意》《观象玩占》八种。

创作特点

蒲松龄创作志怪小说，主要取材于现实生活，同时他注重吸收前人与同时代人提供的野史逸闻和民间传说，然后依据现实生活需要进行创作，这是蒲松龄创作题材来源的重要途径。此外蒲松龄的个人遭际和感受，也是其创作的主要题材来源，而在进行艺术构思和创作想象时，蒲松龄也注重吸收前人所留传下来的素材以及民间传说。蒲松龄创作志怪小说继承了唐传奇的特点，从语言上看既采用书面语，又有经过提炼的口语俚词，既有诗词一般的语句，又有富有生活气息的言词。从结构上看，蒲松龄创作的《聊斋志异》大部分作品都按照人物传记形式撰写，开篇便介绍人物姓名、籍贯等信息，然后再开始叙述事件，同时他也采用史传文学多采用的第三人称的叙述方式。此外，蒲松龄借鉴宋元以来大量长、中、短篇白话小说的经验，采用生动曲折的情节描写和典型的细节描写等技巧。另外，蒲松龄还借鉴戏曲文学善于设置矛盾、集中矛盾和展开戏剧冲突的技术技巧等。

此外蒲松龄志怪小说的创作注重结构上的多变，他在创作《聊斋志异》中集搜奇记异、反映现实与表现自我于一身，决定其结构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因事而异、互不雷同，大致分为单线、复线与多线三种方式。蒲松龄的单线结构小说的基本特征，是以一人一事作为中心线索贯穿全篇。蒲松龄创作的短篇小品，因故事简略和情节单纯，多采用单线结构方式，篇幅较大的作品很少采用单线结构方式。如《促织》便以明朝宣德年间皇宫崇尚促织，每年向民间征集促织为背景，描写主人公成名一段饱含血泪的故事，整篇文章围绕其成名的遭遇编撰而成，虽然内容比较丰富、情节曲折、篇幅较长，但其结构仍为单线式。复线结构的小说存在两条线索，而两条线索呈现的方式又分为两种情形，一是两条线索交替出现，互相照应，如《阿绣》篇中的狐女与刘子固、刘子固与阿绣。二是两条线索分成明暗，如《宦娘》篇中先叙述温如春向宦娘求婚不成，情节便转入他与葛良工的爱情故事，而宦娘和温如春转为暗线发展。此外，明暗两条线索总有程度不同的主辅之分，如《阿绣》中狐女与刘子固的瓜葛，从而使刘子固与阿绣的爱情得到了考验。而蒲松龄创作多线结构小说，他以简驭繁，抓住某个轴心，然后使各条线索汇合，再向外辐射。如《仇大娘》的结构便十分复杂，尽管人物十分复杂，但蒲松龄使其出入有致，处理的条理井然。

人物思想

政治思想

蒲松龄的政治思想，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为以《聊斋志异》为代表的文学性著作，包括蒲松龄创作的诗词歌赋等作品，二为《聊斋文集》收录的非文学性著作。两者又各有局限性，文学作品能相对自由表达蒲松龄的真思想，但因属于文学作品，作品表达的主观思想与读者客观感受存在差异，而非文学作品能明确表达作者的思想观念，但这类作品多为代人创作，或应酬文字及科举练习性文章，难以判断作品思想是否真正出自作者本心。首先，蒲松龄十分关心安定民生，他对民生疾苦的关心，受到其身为贫士、贫民对封建社会腐朽黑暗和压迫剥削感同身受，也受到儒家“民本思想”的影响。蒲松龄在《钱粮比较说》中肯定钱粮是当时第一要务的观点，他建议每季度追征一次或每年追征十次，反对为追征钱粮毫无定制，反对苛捐杂税。此外蒲松龄在《盐法论》中指出，平抑统一盐价，使私贩者无利可图，私贩者便会终止，这既可以解决百姓的盐贵之苦，又可以为国家节省开支。

其次，蒲松龄的政治思想，集中体现儒家的“仁政”理念，他在《为人要则》中提倡“正心”“立身”“劝善”“徙义”之道，通过《循吏政要》《措素书》等作品中表达以礼为主，以刑为辅，两者相辅相成的治世之道，同时将实现“仁政”寄托于圣君贤臣身上。蒲松龄通过在宝应县的从政实践，对衙门蠹吏贪赃枉法有着深刻体会，通过《席方平》等作品对贪赃枉法行为进行揭露，又在《循吏政要》中将消弭盗贼列为头等大事，认为将治盗与治吏结合起来，吏清才能盗息，而遇到灾荒之时，头等大事不是救荒而是治盗。对待刑讯逼供，蒲松龄在《冤狱》《胭脂》等作品中，寄托其以智断案、不刑一人的美好政治愿望，主张审案要留心，不能滥施刑罚，推行以情推理的思想。

民生民本思想

蒲松龄的《聊斋文集》中，有很多题材反映农村生活、描绘民间疾苦，并积极为淄川百姓的生产生活奔走疾呼的内容，这些内容都集中体现蒲松龄的民生思想。他的民生思想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蒲松龄在与官员交往过程中仗义执言、为民请命。在与各级官员的书信往来中，蒲松龄常常向官员们积极进言，字里行间流露出朴实又深情的现实关怀。二是积极致力于杜绝“害民之政”，在《钱粮比较说》《循吏政要》等十数篇政论文章中，阐述其对“人祸”的思考与建议。三是展现蒲松龄悲天悯人、哀民生之多艰的态度，因淄川地区深受自然灾害影响，蒲松龄不仅关注天文气象、注重预测和防范，还在灾害发生时，用作品记录抒发悲痛的心情。四是蒲松龄对百姓日常生活全方位关心，他在天灾人祸、建桥修路、农田水利及婚丧嫁娶等方面，通过《药祟书》《农桑经》《王村募修路序》等作品全方位关心百姓民生问题。

蒲松龄拥有强烈的民本思想，主要体现为重视人的地位和价值，疾书民生疾苦，全面抨击封建官僚体制，重视知识文化教育，为民指导农林业生产，为民普及医学知识，倡导经商思想，大力普及法学思想及宣扬儒家伦理思想等，而他民本思想的产生，主要源于五个原因，第一来源于贫寒的经济状况和低下的政治地位，使得他能够体察百姓疾苦，站在百姓立场去认识社会。第二蒲松龄长期生活在百姓之间，本身又受到疾病折磨，能够熟悉百姓的急需，著作医书为百姓服务。第三为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立志做官，但他终身未仕，无法施展政治才能，只能将才能贡献给百姓。第四是受佛教思想影响，蒲松龄利用因果报应及大慈大悲、普渡众生的思想教化世人。第五是受到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他认同天人合一思想，所以关怀民众之心是必然的、强烈的。

主要影响

蒲松龄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志怪传奇小说的文学传统，他创作《聊斋志异》时借谈鬼说狐，针砭现实，抒写忧愤之情，表达出蒲松龄的个人经验与感受，并且作品情节瑰丽，人物栩栩如生，成为古代文言小说中最富有现实意义，最受读者喜爱的文学作品。蒲松龄狐鬼小说的创作方式，对后世志怪小说起到引领作用，如《聊斋志异》刊行后风靡一时，各种模仿之作频现，乾隆年间沈起凤的《谐铎》、和邦额的《夜谈随录》与浩歌子的《萤窗异草》及乾隆末期袁枚的《新齐谐》等作品，大多模仿蒲松龄的写作形式而创作。而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也深受蒲松龄的影响，这使得志怪小说在清朝及后世文坛具有深远影响。此外，蒲松龄的志怪小说创作方式，在国际上也产生深远影响，尤其对日本影响最大，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传入日本后，陆续创作出很多根据《聊斋志异》改编的小说或戏剧作品。同时，蒲松龄的志怪小说对日本近代文学创作与日本儿童文学都产生一定影响，使日本文学结出累累硕果。

蒲松龄对清代白话小说创作产生巨大影响，他在《聊斋志异》中揭露封建社会的根本矛盾的写法，曹雪芹在创作《红楼梦》继承下来，他通过描写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宣告封建社会必然灭亡的命运。同时曹雪芹在蒲松龄的基础上，在《红楼梦》中展现出民主主义思想。而蒲松龄的批判精神，对后世白话小说产生深远印象，如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李汝珍的《镜花缘》和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全部受到蒲松龄的批判思想的影响，进而揭露社会现实问题。此外，蒲松龄对中国戏曲和电影也产生深远影响，新中国成立以来，吕剧、五音戏、越剧、河北梆子、昆曲、评剧、京剧等十余个剧种都改编过“聊斋戏”，如河北梆子《画皮》、茂腔《花灯记》、越剧《胭脂》、五音戏《胭脂》及《墙头记》《侠女》等。改编的电影也有《鬼妹》《碧水双魂》《古庙倩魂》《古墓荒斋》《金鸳鸯》《幽魂奇恋》等。

人物评价

郭沫若为蒲松龄故居题写对联，认为蒲松龄写鬼写妖的水平高人一等，讽刺封建统治阶级贪婪与暴虐的能力是入木三分。

老舍为蒲松龄题词，评价蒲松龄笔下的鬼狐都非常有性格，而他在哭笑谩骂之间写成文章。

学者袁世硕在其著作《蒲松龄》中认为，蒲松龄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古代短篇小说之王。

人物关系

相关研究

机构活动

蒲松龄研究所

蒲松龄研究所由蒲松龄纪念馆人员于1986年9月组建，后主办杂志《蒲松龄研究》，是全球唯一蒲学专业学术刊物，该刊现为季刊，主要设有蒲松龄生平、《聊斋志异》研究、聊斋诗文研究、聊斋俚曲、杂著研究、专家介绍、资料辑佚、新书架等栏目。自从蒲松龄研究所成立以来，推出许多重要研究成果及论文专著，包括《聊斋佚文辑注》《蒲松龄生平著作考辩》《全译白话聊斋志异》等。

蒲松龄研究会

蒲松龄研究会是山东省淄博市群众性学术研究团体，1986年3月25日成立于淄博人民会堂，其首批会员代表79人参与成立大会。研究会成立后召开两届国际聊斋学讨论会、三届中国聊斋讨论会及十二届淄博市聊斋学讨论会。

山东大学蒲松龄研究室

山东大学蒲松龄研究室成立于1980年，由袁世硕教授担任主任，该研究室先后共编辑出版《蒲松龄研究集刊》4辑。

学术活动

1980年9月16日至20日，山东省文化局、省出版局、山东大学、省文联、省社会科学研究所及淄博市人民政府联合发起，于淄博市举办中国第一届蒲松龄学术讨论会。此次讨论会收到41篇论文，对蒲松龄生平、思想、著作及影响等方面进行探索和论述。

1985年9月18日至23日，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山东省文联、省社联及淄博市相关单位联合举办中国第二届蒲松龄学术讨论会。这次讨论会对蒲松龄祖先族属问题、《聊斋志异》是否具有反清思想等问题进行探讨。

1991年10月18日至22日，山东大学、山东省文化厅及淄博市人民政府联合举办首届国际聊斋学讨论会。这次讨论会拥有来自英美日等国家及中国的专家学者70余人，共收到论文37篇及专著4部。

2001年4月，淄博市政府、淄博学院和蒲松龄研究会联合于淄博市淄川区举办第二届国际聊斋学讨论会，拥有国内专家80余人及13名国外专家。会议出版《聊斋学研究论集——国际第二届聊斋学讨论会论文集》。

2005年9月28日，江苏省高邮市召开中国第三届蒲学讨论会，同时于高邮盂城驿站博物馆举办“蒲松龄纪念馆馆藏文物书画展”。会议由高邮市政府举办，高邮市文化局和淄博市蒲松龄纪念馆联合承办。会议共收到论文30余篇，并精选20余万字出版《蒲松龄研究·第三届全国蒲学讨论会专刊》。

论著

著作

注：以上信息资料来源于

论文

注：以上信息资料来源于

相关遗存

手稿

《聊斋志异》手稿为蒲松龄清抄稿，共分上下两函，原装为8册，共有400余页，除3篇序文外，存文237篇，其中190篇为蒲松龄手稿，其余均为他人代抄。改手稿原存于蒲松龄后人蒲价人处，清同治年间，蒲价人从淄川前往关东，并将手稿带往沈阳，后因手稿借给盛京将军依克唐阿，因其前往北京病故，导致下本部手稿下落不明，存于辽宁省图书馆。《鹤轩笔札》手稿为蒲松龄南游宝应、高邮为孙蕙做幕僚时，代孙蕙书写的书启、公文及谕告等文稿，现分装四册，前两册为蒲松龄手稿，后两册为他人撰文抄写，手稿部分共存文80篇，为路大荒发现并保存下来，现存于青岛市博物馆。

《柳泉居士词稿手迹》为1956年高智怡于西安发现并收藏，全册共有32页，词目81阙，实存词79阙，为蒲氏后裔赠与李席珍，存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家政内编》《家政外编》手稿两册，约4万字，共有131页，上册为《农桑经》残稿，下册为书斋、雅制、字画、装潢、珍玩、古谱等目类，该手稿与《聊斋志异》手稿同在蒲文珊处保藏，后转入辽宁省图书馆保存。《拟表》手稿9篇于1984年10月在淄博市淄川区北旺村发现，这9篇拟表式一册手稿残部，共有37页，每页高为28厘米，宽为14厘米，页字10行，行字27或28不等，现存于蒲松龄纪念馆。《蒲氏族谱》手稿为蒲松龄主持修撰并亲自手录成书并作序，原藏于蒲氏后裔手中，1935年日本人平井雅尾从蒲氏后裔手中获得，存于日本东京庆应义塾大学。《聊斋文集》手稿共有52页，收文51篇，其中祭文43篇，挽联10幅，此稿原为路大荒收藏，存于山东省图书馆。

自跋画像

蒲松龄自跋画像为绢本彩色工笔画，立轴，长为258厘米，宽为69厘米。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蒲松龄四子蒲筠请江南画家朱湘鳞为蒲松龄所画，画像之上的蒲松龄身着清代官服，手拈银须，并留有其亲笔题跋，题跋后有蒲松龄图章，其中两个为“蒲氏松龄”与“柳泉小景”印章。画像原存于蒲氏后人手中，1954年捐献给蒲松龄故居管理委员会，后送至故宫博物院修补并复制两幅，保存于蒲松龄纪念馆，为国家一级文物。

遗物

蒲松龄印章

1966年蒲松龄墓挖掘出土4枚印章，皆为粗质寿山石，一枚刻有“松龄留仙”，为18毫米见方印面，印高为52毫米，阴文篆字。一枚刻有“留仙”，为15毫米见方印面，印高为50毫米，阳文篆字。一枚刻有“柳泉小景”，为19毫米见方印面，印高为50毫米，阳文图景。一枚刻有“蒲氏松龄”，为圆形直径18毫米印面，印高为50毫米，阳文篆字。蒲松龄印章存于蒲松龄纪念馆，为国家一级文物。

随葬品

1966年出土的随葬品，存于蒲松龄纪念馆，共有五件，为铜镜（圆形、直径88毫米、为双兽纹北魏时器物）、锡酒壶（高为190毫米、壶口直径52毫米）、锡酒盅（上口直径为40毫米、高为30毫米）、旱烟袋及铜头簪（素面、长为170毫米）。

端砚

端砚为下等端石，已经断为两截，为不规则椭圆形，长为12厘米，宽为9厘米，厚为2厘米，原由蒲氏十世孙蒲文琪收藏，后于1956年捐献给蒲松龄故居管委会，存于蒲松龄纪念馆。

棕床

棕床为蒲松龄设馆毕家时所用，原为毕家旧物，为榆木床架，棕织床面，长为216厘米，宽为116厘米，高为50厘米，三面有裙板，板上刻有明代画家冯启震的画竹，1956年征集到蒲松龄故居保存，存于蒲松龄纪念馆。

墨迹

蒲松龄墨迹共有三册，一为蒲松龄手抄《庄子·秋水》篇，共有6页；二为蒲松龄手抄前人诗赋文登，共有82页；三为蒲松龄手抄他人制艺文，共有11页，内抄有《单题》《反面题》《段落题》《截上下题》等，存于蒲松龄纪念馆。

后世纪念

蒲松龄故居

蒲松龄故居，位于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蒲家庄东西大街中段路北，这里古槐阴翳、古朴典雅，现蒲松龄故居为20世纪80年代修正扩建而成。门楣匾额上的“蒲松龄故居”五个大字，为郭沫若亲笔题写。故居内有6个小院，其中正房3间，东西厢房个2间，迎门正面墙上悬挂着蒲松龄74岁的画像，为流传在世唯一蒲松龄生前画像，出自清代著名画家朱湘鳞之手。画像两边是郭沫若手书楹联：“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故居内有一座蒲松龄大理石座像，右手捻须，左手握卷，双目平视，大院内设有“蒲松龄著作展室”“名人书画展室”等若干展厅。

蒲松龄墓园

蒲松龄墓园位于淄博市淄川区蒲家庄东门外一里处，整个墓园占地面积为1000余平方米，墓园内有古墓30余座，古柏30余株。蒲松龄墓位于西北隅，封土高为2米多，墓前立有雍正三年同乡后学张元撰文的《柳泉蒲先生墓表》石碑一座，1954年修复故居时建有四角碑亭，后此碑毁坏，又于1980年（一说1979年）根据原碑拓片重刻立于亭内。同时亭前又新刻石碑一座，由沈雁冰手书“蒲松龄柳泉先生之墓”九个大字。蒲松龄墓地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柳泉

柳泉位于淄博市淄川区蒲家庄东门外，原名为满井，蒲家庄早年便因此井而得名满井庄。相传蒲松龄曾于此设茶待客，与过往行人作促膝之谈，听他们谈狐说鬼，以写作《聊斋》，因蒲松龄非常喜爱此地，便自号为“柳泉先生”，井旁立有沈雁冰手书“柳泉”石碑一座。

蒲松龄纪念馆

蒲松龄纪念馆是在蒲松龄故居基础上建成的，1980年4月由淄博市人民政府行文公布，至1985年已经初具规模。纪念馆拥有六个小院、八个展室，现设有资料研究室、群众工作部、陈列部、保卫科、办公室等机构，并成立了蒲松龄研究所、蒲松龄研究会，主办有全国唯一蒲学专业学术刊物《蒲松龄研究》季刊。它是淄博市及山东省重要旅游点之一，也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资料室征集、收藏各类藏品及研究资料近万件，其中有国家一级藏品9件。

聊斋园

聊斋园位于淄博市淄川区蒲家庄东原柳泉旧址，包括蒲松龄墓园，占地24公顷，为综合性体现聊斋意境的游览场所。园内建有艺术陈列馆、狐仙园、石隐园、聊斋宫、聊斋故事实景、满井寺（原七圣殿和龙王庙）和蒲松龄墓园，后又于聊斋园基础上兴建“聊斋城”，成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山东省五大旅游景区之一。

西铺设馆处

西铺设馆处位于淄博市周村区王村镇西铺村，蒲松龄曾于此执教30余年，并于这里完成大部分著作。馆东毕家为淄川名门望族，其中绰然堂、振衣阁为主体建筑，后经过历史变迁，已经荒废，仅留下振衣阁。1985年淄博市拨款整修，修复绰然堂、振衣阁及东西两厢房。石隐园当年为毕家花园，以石景为主的私人花园。

留仙湖公园

留仙湖公园位于淄川城南，原为般水与孝妇河交汇处，后修为水库，1985年淄川区将其开辟为公园，因当年蒲松龄曾于此垂钓，便命名为留仙湖。公园占地面积为45公顷，其中水面为15公顷，绿树环围，古朴典雅。公园内有人造沙滩、大型游乐器械“施风”“碰碰车”“碰碰船”“游龙戏水”等，此外还有微型旱冰场、汉阳轩、九曲湖中桥、凌虹桥等景观。

松龄中学

松龄中学位于蒲松龄故里蒲家庄南，为淄博市淄川区洪山镇兴建，占地面积为2公顷，建筑面积6000多平方米，于1989年建成。

艺术形象

小说形象

《蒲松龄捉妖记》是一部由白鹿无涯所著的悬疑灵异小说，原连载于木叶文学网（现番茄小说网），于2019年09月开始创作，一共153章，现已完结。

影视形象

注释

坐馆，是指担任塾师或幕僚，这里是指蒲松龄担任塾师（家庭教师）。

因庄东有井，井水永远为满，溢出汇成小溪而得名满井庄，明末时因庄中多为蒲姓而改名蒲家庄

柳泉居士，因满井旁有古老的大柳树，满井便有了雅号“柳泉”，幼年蒲松龄常于此游玩，后便自号为柳泉居士。

掖庭，是指宫中宫女居住的地方，这是是指充当宫女。

童试，又称童子试，为古代参加科举的资格考试，唐宋时期称州县试，明清时期称郡试，包括县试、府试和院试。应试者不论年龄统称为童生，院试录取者即可进入府、州、县学成为生员，俗称为“秀才”。

仲春，是指春季第二个月

上元节，即元宵节，为正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