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行录 （朝鲜使臣中国见闻录）

简介

现存的《燕行录》中，著名作品有洪大容《湛轩燕记》、李德懋《入燕记》、李宜显《庚子燕行杂识》和朴趾源《热河日记》等。韩国东国大学出版的《燕行录全集》与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的《燕行录全编》较为全面的收录和整理了各类《燕行录》作品。

《燕行录》中的记载对官修史书进行了补充和佐证，让读者和研究者可以从另一角度了解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图景。针对《燕行录》的研究在二十世纪中叶始于韩国，1992年中韩建交后，相关研究在中国也取得了大量成果。

书名

“朝天”与“燕行”

“燕行录”在现代汉语中是“往来北京的记录”之意，也是朝鲜使臣写作的相关文献的通称。事实上，该名称的使用主要始于清代，在明代这些记录常以“朝天录”命名，这源于朝鲜使臣对明朝的眷念之情和广泛的文化认同。

明清易代之后，朝鲜士人认为清朝统治阶层是外来者，他们建立的政权不配再被称作“天朝”，故多以地理方位为核心，将自己的使行记录命名为“燕行录”。 由于“燕行录”这一名称在相关作品中最为常见，其本身未带有明显的感情色彩，也能准确表达出朝鲜使臣写作的初衷，该名称已成为对朝鲜高丽、李氏王朝使臣中国使行见闻录的通称。

其他名称

除“朝天”与“燕行”外，在现存的一千余种《燕行录》中还出现了其他名称，常见的定名方式有以出使目的地或途经地命名（如申忠一《建州见闻录》、朴趾源《热河日记》）和以使行方向命名（如黄中允《西征日记》、洪奭周《北行录》），另外还有寓意乘船出行的《乘槎录》和《燕槎录》（“槎”本指木筏），以及因被迫前往朝拜外来统治者而表达屈辱之意的《饮冰录》和《含忍录》等。

作者

《燕行录》的作者来自远赴中国的朝鲜使团，其中的重要成员包括正使、副使和书状官（相当于现代使团的秘书长），他们被称为“三使”或“正官”，是《燕行录》的主要作者。另外使团中还有随行的达官显贵和著名学者，如洪大容和朴趾源等，他们以到中国考察的态度记录沿途见闻，其作品也具有极高的阅读和研究价值。 据北京大学教授漆永祥等学者考证，流传于世的一千余种《燕行录》中，共有740余位作者。

已知可见最早的“燕行录”是高丽朝高宗二年（金宣宗贞祐三年，即1215年）陈澕出使金朝时所撰写的诗歌二首，最晚的是朝鲜高宗三十一年（清光绪二十年，即1894年）使臣金东浩撰写的《甲午燕行录》。 《燕行录》的作者群体庞大、创作时间跨度长，流传下来的一千余种作品涉及公元13-20世纪初总近700年的中韩交流史，以及当时以朝鲜使臣为主的作者群体对沿途见闻的记录和研究。

成书

《燕行录》作为朝鲜使臣的随行记录，取材均源于使臣出使来回路程，以及在目的地停留期间的见闻。

朝鲜使臣的赴京路线相对固定，一般都是自汉城（今韩国首尔市）出发，途经松京（今朝鲜开城特级市）、平壤等城市，之后渡过鸭绿江进入中国境内，一路向南经过辽东（今辽宁省）出山海关，再经丰润（今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通州（今北京市通州区）等地进入北京，从汉城至北京单程需要两个月左右，往返路程加上在北京逗留的时间总共需要五至六个月。

以朝鲜英祖八年（清雍正十年，即1732年）七月出发的进贺、谢恩使团书状官韩德厚的记述为例，可将朝鲜使团由汉城至北京的使行路线和大致行程摘要如下：

《燕行录》作者们的取材多来源于中国民间，即使是逗留北京期间也基本无法接触到朝廷的机要信息，故其所见所闻的内容，尤其是和当时中国政治形势相关的记录，无法确认是否完全属实，因此在阅读中也需要注意对相关内容加以甄别和取舍。

内容

《燕行录》中除了路程信息，还包括了东亚地区政治、经历、社会、文化、学术等多个领域的庞大历史信息。朝鲜使臣以“公人”身份与中国官员、学者以及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接触，还在路途中游览书肆和名胜古迹，并将相关重要内容记录下来，用于回国后向王廷汇报。这些资料多用汉文书写，也有一些为朝鲜文书写。

从创作体裁来看，《燕行录》中包括日记、奏折、状启、书信、诗歌、杂记、路程记、地图等，其中既有单一体裁，也有各种形式混合者，无固定格式，且各类作品长短不一，字数不定，如明初朝鲜使臣权近所作《奉使录》仅几千字，而清乾隆年间使臣朴趾源的《热河日记》则有二三十万字之巨。 虽然大量《燕行录》作品看似内容丰富，但由于出使路线固定，使臣们的见闻经历也有大量的重叠之处，在写作内容上难免有重复，甚至是抄袭之嫌，这给阅读和相关研究均带来了一定难度。

相关研究

针对《燕行录》的研究最早始于1960年韩国学者金升七发表的《燕行小考》，而且20世纪中叶以来，中、韩两国学者在这一领域均取得了较多成果。

韩国学界

1960年，韩国学者金升七发表的《燕行小考》一文首开《燕行录》研究之先河，文章涉及使团出使路线和人员构成，还讨论了使行中的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等问题，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石。 之后韩国学界的研究集中于《燕行录》相关专题研究和个别单部《燕行录》研究，主要成果包括黄元九于1976年发表的《<燕行录选集>题解》，金泰俊于1985年发表的《湛轩燕记和乙丙燕行录的比较研究——以汉诗的翻译为中心》，李慧淳于1988年发表的《李德懋的<入燕记>小考》，以及林基中教授在整理出版《燕行录全集》的过程中完成的《燕行歌与燕行录研究》等，均为《燕行录》研究提供了基础思路和方法。

中国学界

中国学者对《燕行录》的研究始于1967年台湾省学者张存武撰写的文章《介绍一部中韩关系新史料——<燕行录选集>》，此后直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大陆地区的相关研究多集中在朴趾源所作的《热河日记》上。

1992年中韩建交后，《燕行录》开始得到中国学界的普遍关注，研究涉及《燕行录》作品的整理与考订、《燕行录》的史料价值，以及《燕行录》中记载的中国实况等多个方面，内容与中朝关系史、历史文献学、历史地理学和比较文学等学科均有交叉，主要成果包括陈尚胜主编的书籍《朝鲜王朝（1392-1910）对华观的演变：<朝天录>和<燕行录>初探》，漆永祥发表的文章《关于“燕行录”整理与研究诸问题之我见》，王政尧发表的文章《18世纪朝鲜“利用厚生”学说与清代中国——<热河日记>研究之一》，杨雨蕾发表的博士论文《十六至十九世纪初中韩文化交流研究——以朝鲜赴京使臣为中心》，以及徐东日主编的书籍《朝鲜朝使臣眼中的中国形象——以<燕行录><朝天录>为中心》等。

影响

补充官修史书

《燕行录》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原始资料，这些资料中涉及许多中国明清时期和朝鲜高丽、李氏王朝时期官修史书未记载的内容，如1547年赴京的使臣赵宪在《朝天日记》中记载了晚明时吏治腐败的情况，在他的记述中，辽东的地方官员不仅公然向朝鲜使臣索要礼物，甚至直接向他挑明道：“今之为官者，宁有不要钱者乎？”

由类似的记录出发，读者和研究者可以进一步窥见当时中、朝两国的政治情况，甚至包括历代皇帝和达官显贵的外在形象、为政手段等。例如，清雍正七年（1729年）出使的朝鲜使臣金顺协所在的使团受到了雍正帝的召见，他写作的《燕行录》中留下了这样的记载：“望见雍正摄貂裘，带豹帽，项垂念珠，据交椅而坐其间，才三间云矣。举首瞻仰，虽不得仔细看，而颜貌丰硕而极其端雅，但声音强亮异常矣。” 在召见使臣的过程中，雍正帝询问朝鲜国王是否安好及朝鲜国内年事如何，赐茶后又询问“有所欲言乎”，使臣表达感激之意后雍正帝说：“国王安好朕亦安好，朕甚欢喜，尔归以朕候问之意言于国王为可。” 雍正帝在召见使团时的表现是当时清廷优待朝鲜使臣的明证，这些记录不仅补充了官修史书的记载，最终也可与中国、朝鲜的各类史料相互印证，成为中国古代史、朝鲜王朝史、中朝关系史等研究方向的重要资料。

呈现社会图景

《燕行录》有别于正式公文，作为使臣的随行记录对沿途见闻进行了详细的记录和描绘，“宛然一部画图，使人览卷默想”，其中既包含沿途风物和住宿之地的体验，还包括使臣们在途中得知的传闻和信息，以及在北京进行朝贡时的情况，展现了出使途中，尤其是自渡过鸭绿江至抵达北京的这段路程，和在北京逗留期间的实况。

在如此漫长的旅程中，朝鲜使臣们充分接触到了当时的中国社会，并在《燕行录》中留下了很多相关记载，如清雍正七年（1729年）使臣金顺协路过清朝陪都盛京时写下“左右市肆，其架屋之绝妙宏壮，难皆称之，而廛房（指城邑百姓的住房）所在，货物可谓壮矣”的称赞。 清雍正十年（1732年）出使的赵最寿也在《壬子燕行日记》中记载：“（辽东地区）市肆环亘数里，左右市阁宏敞明丽，锦缎绫罗之属，其他诸货颓积炫煌。诸铺各扬高竿表其铺名，不可尽数。”这些沿途见闻让读者真切地领略到了当时中国的社会图景。

启发燕行录学

“燕行录学”即研究《燕行录》及相关问题的学问，具体包括《燕行录》的称名与概念、创作与编纂、整理与数据库建设、史料价值及相关研究方法等。 随着《燕行录》文献在中国、韩国的整理和出版，以及相关研究成果的不断问世，中国学者邱瑞中自二十一世纪初就开始呼吁建立“燕行录学”，并认为“燕行录学”应该成为二十一世纪世界历史学的新标志。 无独有偶，韩国学术界在编纂《“燕行录”研究丛书》时，也曾提出过构建“燕行录学”的倡议。

根据中国学者邱瑞中、漆永祥等人的研究和考察，构建“燕行录学”的条件已经成熟，并且十分迫切与必要，故应以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为基础，构建专门学科、设立研究学会，以聚集同仁、扩大影响，进一步做出创新型的研究成果。 2021年9月，漆永祥编写的《燕行录千种解题》85卷本出版，被认为是“燕行录学”成熟的标志。

版本与出版

因《燕行录》作者群体庞大，作品来源复杂，各版本的流传路径和具体信息还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在韩国东国大学出版的《燕行录全集》中，所收书籍均未标明版本和属地，读者和研究者只能从影印版式、书写行款、书题等信息按图索骥，且其中所收作品也不乏作者手抄本、稿本等世藏孤本，虽价值较高，但版本来源更加难以考证，这给读者和研究者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与困惑。

对各类《燕行录》作品的整理与出版工作始于1960年，首个成果为韩国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院出版的《燕行录选集》2册。1978年，中国台湾省台北珪庭出版有限公司在《中韩关系史料辑要》中收录了明代《朝天录》36种。进入二十一世纪后，韩国东国大学林基中教授主持整理出版的《燕行录全集》100卷、《燕行录全集续集》50卷和《燕行录全集日本所藏编》3卷，以及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弘华文主编的《燕行录全编》是收集相关著作较为全面、丰富的大型丛书。

注释

中国五代十国时期至明洪武二十五年，即918-1392年

明洪武二十五年至清末宣统二年，即1392-1910年

“燕京”即北京的古称

即“行饮冰雪”和“包羞忍辱”之意

一般指使臣发回朝鲜的秘密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