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 （中国现代散文家、文学理论家、翻译家）

简介

1901年周作人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学习，开始接触西方科学和民主思想，并进行文学活动。1906年赴日求学，期间与鲁迅一起筹办《新生》杂志，提倡文艺运动。辛亥革命前夕除在杭州、绍兴教育界任职外，他继续翻译与创作，研究儿童文学。早期加入《新青年》，在《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杂志上发表论文。1920年，与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等人筹办文学研究会，起草文学研究会宣言，举起了“为人生”的文学旗帜。后与鲁迅、林语堂、孙伏园等创办《语丝》周刊，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变节附逆，出任伪职。1945年因汉奸罪被捕，后判刑。1949年1月交保释放。晚年定居北京，翻译希腊文学与日本文学，出版《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等著作，为研究鲁迅做出了巨大贡献。1967年5月病逝于北京。

人物关系

直系亲属

人物生平

年少启蒙（1885-1904年）

周作人幼年时期，家道日趋衰落。9岁时，祖父因科举作弊入狱，他随母亲、大哥去皇甫庄外婆家避难。11岁，他在三味书屋读书。12岁父亲病逝。次年(1897年)去杭州陪伴在监狱的祖父。在杭州读完了《诗经》《书经》，开始学做八股文和试帖诗。1898年7月时返回绍兴，12月与鲁迅同去参加科举考试，后又去应试，均未考中。1901年4月祖父获释出狱。9月考入江南水师学堂并改名作人。1902年1月转为水师学堂管轮班正式学生。1904年7月祖父病逝。9月下旬，经堂叔祖周椒生的劝说到绍兴附近的东湖通艺学堂教英文，不满两个月又回江南水师学堂读书。期间周作人开始接触西方科学和民主思想，开始了最初的文学活动。

日本留学（1905-1909年）

在江南水师学堂期间，周作人在留学日本的大哥鲁迅的关照和影响下，十分向往赴日本留学。1905年末，他考取出国留学生。1906年被派赴日本学习建筑，初入法政大学预科。1908年秋，改入立教大学，并开始学习古希腊文。期间他曾协助鲁迅、许寿裳等人筹办文艺杂志《新生》(后未出版)，提倡文艺运动并翻译了一些被压迫民族的作品。与此同时，周作人还曾在东京发行的《天义报》《民报》《河南》等杂志及家乡的《绍兴公报》上发表多篇译著。1909年与日本人羽太信子结婚。在日本时期，周作人更多地接受了西方科学民主思想的影响，并初步形成了以个性主义、人道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民主主义思想。

民国初期（1911-1919年）

1911年秋，周作人结束了在日本的留学生活，携妻子羽太信子回绍兴。1912年2月由朱遏先介绍到浙江军政府教育司工作，先被委任为课长，后又改任浙江省视学，后来因为妻子即将分娩未就职。同年5月16日，羽太信子生下一个男孩，原取名为丰丸，后又改名为丰一。约七月时，去杭州浙江省军政府教育司就职。在八月的时候，因病辞职，返回绍兴。1913年3月23日，绍兴县教育会副会长陈津门来告知，教育会选举周作人为会长。请他4月21日去教育会就职。又过了六日，浙江省立第五中学教员蒋庸生来访，邀请他为浙江省立第五中学教英语。一个月后该中学遣人送来聘书和课时表、教科书等。从4月14日起在该中学教二、三年级的学生英文。

1914年4月，周作人所译波兰显克微支的中篇小说《炭画》由北京文明书局出版，署名周作人。7月，妻子羽太信子生下一个女孩，取名为静子1915年10月16日编辑介绍希腊文学的几篇旧作:《希腊之小说》《希腊女诗人》《希腊之牧歌》等，并将这几篇总名为《异域文谈》，寄给小说月报社，后由小说月报社出版。10月23日妻子羽太信子生下第二个女儿，取名若子。

1917年9月得到了北京大学的聘书，被聘为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处编辑员。翻译了古希腊谛阿克列多思的牧歌第十篇，题为《古诗今译》。至10月14日又写了一篇题记，署名周作人。这是周作人所写的第一篇白话文。这篇译诗与题记，都经过鲁迅的修改。

1919年12月发起并组织工读互助团，并与顾兆熊、李大钊、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人联名发表《工读互助团募款启事》，后来因为试办失败，工读互助团不久便宣告解散。

兄弟决裂（1919-1923年）

在五四运动高潮过后，周作人与鲁迅之间政治思想上的分歧越来越大，在生活上的不睦也间或因为一些小事而发生。羽太信子对鲁迅的不满和诬陷，重要的根源在经济问题上。自1919年冬，周作人与家眷和鲁迅一起住在八道湾后，羽太信子成为经济上的实际总管。鲁迅每月的薪俸全数交给羽太信子，但羽太信子生活上极讲排场，用钱毫无计划。对于这种情形，鲁迅总规劝他们用钱要节省一点，而这却遭到羽太信子的忌恨。她不喜欢鲁迅，更不想听他的规劝，总想挑起纷争，把鲁迅赶出八道湾。周作人却轻信妻子之言，与自己大哥决裂。1923年7月中旬，羽太信子忽然在周作人面前捏造鲁迅的罪状，诬陷鲁迅对他不敬、调戏她。周作人听信了羽太信子的谗言。18日他写了一封对鲁迅表示绝交的短信，造成了他们兄弟感情的破裂。

民国中期（1927-1935年)

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到华北沦陷（1935年）前，这一时期周作人在国民党反动派法西斯专政的高压政策下，政治上追求隐逸，思想上趋向孔孟的儒学，文学上更加追求平和、冲淡的闲适小品，反对新兴的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大革命失败后，周作人提出了闭户读书论。同时周作人的思想虽在某些方面还有反封建的成分，但在总体上趋向了孔孟的儒学。他极力追求儒家的中庸主义和忍的哲学，并将这些作为自己的处世态度。周作人这时的文学主张也形成了一种倒退，一反“五四”时期提倡为人生而文学的主张，而大力鼓吹文学的无目的性，客观上起到了恶劣的作用。他支持林语堂等人提倡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闲适小品。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兴起，周作人就与左翼文艺阵营的主张相悖，其态度充分说明他坚持资产阶级立场，抗拒马克思列宁主义。周作人这个时期在创作上更极力追求平淡、自然、闲适的境地，写了大量赋得草木虫鱼的文章和读书杂记。但是这个时期周作人的思想却仍是矛盾重重，负累极深。他一面追慕隐逸，力避政治；一面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联合的封建专制和法西斯暴政不满和激愤。

抗战时期（1937-1945年）

“七七”事变发生后，北京大学南迁，周作人没有南下并被任命为留平教授。1938年2月，周作人出席了大阪每日新闻社在北京饭店召开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该消息引起了文艺界乃至全国人民的愤怒。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和各文学界人都指责周作人的附逆行为。后来周作人也并没有醒悟，反而进一步走向了投降的道路。

1939年元旦，周作人在家为刺客所袭，但并未受伤。1939年1月，周作人辞去燕京大学教书的职务，接任伪北京大学任命的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1940年11月，在王揖唐等人的劝诱下，周作人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1942年5月，为庆祝伪满洲帝国10周年纪念，周作人随从汪精卫等去“新京”(长春)访问。之后又赴往南京参加庆祝汪精卫60大寿的活动。在出任伪教育总署督办期间，周作人还曾先后三次赴徐州、涿县、定县等地，视察汪伪集团发动“治安强化运动”的实施情况和教育工作情况。1942年12月，在伪中华民国新民青少年团中央统监部成立大会上，周作人被选为副总监，并身穿日本军服在天安门上检阅了伪新民会青少年团练兵的分列式。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12月6日，周作人因汉奸罪被国民党政府逮捕，被押于北京炮局胡同监狱。

民国晚期（1946-1949年）

1946年5月27日，周作人及其他同案汉奸被押送至南京老虎桥监狱。同年7、8、9月，国民党政府南京高等法院对周作人案曾进行三次公审。11月16日，首都高等法院判处周作人有期徒刑14年，周作人不服，上诉最高法院。胡适、蒋梦麟等人出示证明，原北平诸大学的教授沈兼士、陈雪屏等人也联名呈文，最终，国民党最高法院撤销原判，改判周作人有期徒刑10年。在监狱中，周作人翻译了英国劳斯著的《希腊的神与英雄与人》，并作忠舍杂诗、往昔诗、儿童杂事诗、应酬诗和题画诗等共200余首诗。1949年1月26日，南京政府倒台前夕，周作人被保释出狱。

1949年6月，周作人想向人民政府的同志陈述一下他对新政权的看法和自己的事情以取得人民政府对他的信任与理解。他写信给周恩来总理。信中他陈述对新政权的看法说：“中国共产党在实行新民主主义，这只是笼统的一句话，可是含义却是非常重大的。”关于自己的事，他叙述了因受汉代王充、明代李率吾、清代俞理初等人的影响形成的反礼教思想，并又为自己辩解说：“说是离经叛道，或是得罪名教，我可以承认，若是得罪民族，则自己相信没有这意思。”“过去思想上的别扭，行动上的错误，我自己承认。”不久以后周恩来将信转呈毛泽东，毛主席在信上批示：“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古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依据毛主席的批示精神，文化部决定用周作人之所长，让他做翻译工作，可予出版。

新中国初期（1949-1964年）

出狱后，周作人回到北京，迫于生计给上海的《亦报》和《大公报》写五百至七百字的小品文，以稿费为生，写稿成了他一天里主要的事情。这些小品文富于知识性、趣味性、史料性，如《成舍我与刘半农》《孙伏园与副刊》等，标志着周作人的散文重新绽放出上世纪二十年代巅峰时期的艺术光芒。同时周作人精通希腊语和日语，195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向周作人约稿，主要请他翻译希腊以及日本的古典文学作品，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作了一些有益的工作。1955年1月至1959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每个月预付两百元稿费给周作人，到1960年稿费增至四百元，但拿最高稿费的周作人依然不够用，经济时常陷入穷困状态。在解放后生活的18年中，他写了《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故家》《鲁迅的青年时代》《知堂回想录》等书，为研究鲁迅和研究现代文学，提供了有用的资料。

1964年，全国城乡掀起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出版社决定把他的待遇减半。于是自1964年9月起，预付给周作人的稿费由每月四百元减为二百元。

文革时期（1966-1967年）

1966年出版社的业务已陷于停顿状态，所以决定自当年六月起，停付周作人的稿酬。这项经济来源断绝后，周家只能靠周丰一夫妇的工资来维持生活。8月22日，一群红卫兵冲进八道湾周家，直接砸下周作人之母的牌位。24日早晨，红卫兵把房子统统查封，并将周作人拉到院中的大愉树下，用皮带、棍子抽打，后周作人只被允许睡在洗澡间。不久，周丰一作为 “摘帽右派”，被勒令关进了牛棚。红卫兵为周家规定了生活标准，并只被允许买粗粮。周作人因牙口不好，一日三餐只能就着臭豆腐喝点玉米面糊。由于营养不良又整天被囚禁在小屋里，他的两条腿很快就浮肿了。

1967年5月6日，周作人在中午吃完粥的几个小时后要下地去解手时猝然发病，没来得及穿鞋就溘然长逝，终年83岁。

人物作品

原著(按出版时间排序）

参考资料：

译作(按出版时间排序）

回忆录

新中国成立后，周作人一项重大的贡献是撰写《鲁迅的故家》《鲁迅的青年时代》《鲁迅小说里的人物》这样的回忆性文章，为鲁迅研究提供了许多珍贵的第一手史料。经曹聚仁介绍，在香港传媒连载回忆录《知堂回想录》，后结集出版。

创作特色

周作人散文中的平和纯净、洒脱飘逸、情趣哲理、舒缓从容、温煦淳厚是其独特的创作风格。抒写自己的情怀时，总是进行某种淡化处理，隐而不显，含而不露，给人一种宁静幽远的美感。表现在艺术手法上就是爱好天然，崇尚简素，疏劲有致。他的《初恋》尤能表现其散文浓郁而以平淡自然出之的抒情特色。“我那些时候当然是丑小鸭，自己也是知道的，但是终不以此而减灭我的热情。每逢她抱着猫来看我写字。感着一种无以希求的迷蒙的喜乐。”淡淡地讲述了自己少年时代的一段情感波动，在平和中流露出真挚，在素雅中显示出深情。

另外，周作人的文章具有舒缓从容的语言风格，在率真的文字中，有一种耐人品读韵致，朴中有灵，平中见奇。周作人的另一篇文章《一个乡民的死》这样写道：“我住着的房屋后面，广阔的院子中间，有一座罗汉堂。他的左边略低的地方是寺里的厨房……大厨房里一总有多少人，我不甚了解。只是从那里出入的时候，在有一匹马转磨的房间的一角里，坐在大木箱的旁边，用脚踏着一枝棒，使箱内扑扑作响的一个男人，却是常常见到。”这段文字，频率不高不低，幅度不大不小，音响不强不弱，会让人在不知不觉中感到一种莫名的压抑、平淡的伤痛和难以言传的宿命感。

人物思想

“人的文学”

“五四”新文学运动初期，周作人在《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新文学的要求》等一系列文章中，阐明了关于“文学革命”的个人主张--“人的文学”。它具有明显的文学功利性，一方面具有思想启蒙的性质；另一方面，它对文学自身的规律也进行了初步的阐释。其主张使“文学革命”的进程从理论上走向了深入、系统与规范。1918年12月，周作人在《新青年》发表《人的文学》，指明新文学建设的目标：“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非人的文学”。同时周作人明确提出：“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学，便谓之人的文学。”

“人生的艺术”

周作人认为他的作品是“人生的艺术”，与”为人生的艺术“不同之处在于它能够独立地表现人生，而这人生属于艺术家个人的情思，是为自己的，而非为他人。因此周作人把他的第一个散文集命名为《自己的园地》。由为人生到表现自己，淡化了艺术的社会职能。他反对一切的个人言志派，不管是美文主张，还是散文小品的创作，都带有周作人的“叛徒与隐士”的个人色彩。

对妇女及性的关注

周作人的女性与性的研究对于性知识的解放和性道德文化的现代化的意义十分重大。受日本文化的影响，周作人形成了女性观的特殊思路，注重在家庭范围内追求女性的解放。他对女性解放的社会道路保持否定态度，并且认为恋爱是恋人之间的事，他大胆地从性的角度关注女性，最终走向性解放的道路。

他批判“夫为妻纲”的封建伦理，抨击殉节守贞、批判纳妾嫖娼、反对女子缠足，倡导妇女解放的思想，宣扬新的两性道德，并认为“夫为妻纲”这类残害妇女的伦理观念理应消灭，新的性道德才有养成的希望。他支持“五四”时代那些勇敢描写男女性爱而遭到抵制的作品，如汪静之的《惠的风》，郁达夫的《沉沦》等，指出他们的这些作品是诗坛解放的一种呼声，是“艺术的作品”。1918年，周作人发表了《人的文学》，提倡“以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指出要研究人，必须研究妇女；要解放人，必须解放妇女。周作人在抨击封建礼教及赞美中国女子不屈的斗争精神的同时，也积极为妇女探索解放的道路。指出妇女问题的实际只有两件事，即经济的解放与性的解放。

儿童文学观

由于他本人的育儿需要，周作人开始对儿童研究产生兴趣，他对日本儿童文学的关注与他留学时期日本儿童文学的大背景具有着深刻的联系。留学时期他的童话理论和儿歌研究虽然没能引起反响，但已基本形成其儿童文学论的框架。他就童话的分类、起源、性质、功能等方面提出的一系列具有深远意义的新见解，其童话论的基础来自于民俗学的方法论，他的翻译为中国近代儿童文学的诞生提供了理论资源。鲁迅和周作人同时参加了“救救孩子”的新文化运动，并以人道主义思想基础接受了西方“儿童本位论"的儿童观。在1920年发表的《儿童的文学》完整而系统地阐述了“儿童本位”的儿童观。他明确指出:“儿童在生理心理上，虽然和大人有点不同，但仍是完全的个人，有他自己的内外两面的生活。”成人社会必须承认作为“完全的个人”的“儿童的权利”。他认为应不断关注儿童教育，指出中国旧家族制度的弊病之一是不理解和重视幼者。他还亲自为儿童译介外国读物，编选童谣儿歌，介绍民间故事。

人物成就

散文的艺术成就

20年代是周作人散文创作的鼎盛期，其散文创作具有两种风格：浮躁凌厉与平和冲淡。20年代谈时事的杂文属于浮躁凌厉的一类；而杂感、谈书随笔及艺术性散文属于平和冲淡的一类。两类风格中最突出的是冲淡平和，周作人在娓娓絮谈中，就将知识、哲理与趣味融于一体。 打破“美文必须用文言”的迷信，是周作人对现代散文发展的一个重要贡献。周作人倡导的小品散文是以白话写出美文，在平淡的语言中蕴涵着深刻的意味。更重要的是，周作人所写的白话散文在较大程度上摆脱了文言文，具有口语的韵味。在白话代替文言文作为书面语言的初期，周作人注意从口语中提取自己的文学语言。周作人的另一重要贡献是开拓了散文的取材范围。他的散文取材相当丰富，注意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

五四时期的翻译成就

在五四时期，周作人的翻译相对于之前有了明显的转变。首先是着手通过日文和希腊文来翻译作品，不再只用英文翻译作品。其次是响应新文化运动的号召，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来翻译作品。周作人的白话翻译独树一帜，他介绍了日本、东欧、中北欧、希腊、俄国的大量文学作品甚至包括非洲的作品。周作人在《点滴》中坚持了《域外小说集》中所体现的对被压迫民族文学的偏爱，其中俄国、波兰、南非、匈牙利等国家的作品占70%以上，如契诃夫的《可爱的人》、库普林的《晚间的来客》、安特莱夫的《齿痛》等作品。在《点滴·序》中，他表明自己所坚持的翻译方法是“直译法”，在选择外国文学作品时所遵循的标准是“人道主义”。周作人的翻译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赢得了很高的评价。

儿童文学的翻译成就

1919年"儿童本位"掀起了从晚清到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译介活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对安徒生的翻译介绍，由此开始了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化进程。儿童文学翻译的领头人是以周作人为代表的文学家。周作人1913年在《聂社丛刊》上发表了关于研究安徒生的文章，因鲁迅的介绍而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后来在1918年，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卖火柴的小女孩》，又翻译了《皇帝的新衣》，被收入了《域外小说集》中。周作人的译作活动推动了安徒生作品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催生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并且使安徒生童话家喻户晓，同时也为后来儿童文学的创作提供了范本。

对安徒生的发现，是周作人达到发现儿童的途径，正是周作人文学革命时期文学观点的一种延续。周作人考虑到了儿童的年龄和心理特点，在翻译的时候特别注意经营译文的句法和词汇，使用流畅自然的句子，以便照顾儿童阅读的兴趣。他翻译思想中的“儿童本位”观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精神财富。

文学理论的成就

周作人最突出的贡献是以“人的文学’’来概括新文学的内容，标示新文学区别于旧文学的本质特征。“人的文学”成为五四时期文学的一个中心概念，在当时产生较大影响。这一文学主张的提出与当时提倡白话文的整个新文学运动息息相关。划清“人的文学”与“非人的文学”，主张人道主义，要求文学反映人生，在当时直接把新文学反封建的主题鲜明地表现出来。周作人的《人的文学》，首先揭起以西方人道主义为基本精神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的旗帜，从而使文学革命由破坏阶段进入建设阶段，由形式上的改革进入实质上的形式与内容并重，加速了文学革命的进程。

另外，在新文学史上，真正具有现代意识的文学理论研究是从周作人开始的，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在理论上第一次阐释人的发现，文学要重视妇女、儿童问题，中国文学要和世界文学接轨，在中国要〝辟人荒”等论点，特别重要的是，他借这篇文章对鲁迅的《狂人日记》进行了理论方面的精神解释，再次充实了他在文学理论领域的见解，他常常把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相互比较来论述，将中国文学的发展与中国独特的文化环境结合起来，来以此来阐释他的文学理论，不容否认的是，他对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

对古希腊神话的学术研究成就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神话学者中对于西方神话学理论的引介之功最为显著的，周作人的第一篇有关希腊神话的学术研究论文是写于1922年的名为《神话与传说》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开始研究神话的文学家价值和文化功用问题，第一次明确强调了希腊神话与西方文学之间的关联性。这对于当时正处于西学东渐语境下的现代中国而言，是具有深远的影响的。在此之后，周作人又陆续写出《神话的辩护》《续神话的辩护》《神话的趣味》等一系列神话理论的研讨文，周作人对于希腊神话的理论研究可以被认为是中国现代神话学比较研究中成就最为突出的，对于中国现代神话学的建构起到了极大的借鉴意义，中国神话学提出的假设性理论命题，正是在参考了西方神话学理论体系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话。

人物评价

与周作人在北大做过同事的温源宁这样描述他：“周先生总是温文尔雅，静若处子，说话有如窃窃私语，走路几乎像老太太……”这么一个文质彬彬的学者，恐怕很少有人会把他与“变旧造新”这个词联系在一起。

易竹贤、孙振华的《评周作人早期对我国小说现代化的贡献》一文认为，“周作人早期以小说批评、小说理论建设及评介外国近代小说等方面的实绩，为促进小说观念的更新，为新的小说美学意识的崛起，为中国小说的现代化，曾经做出过重要的贡献。”

丁亚平在《自己的园地：无声潜思与独立探询——论周作人的文学批评个性》中说：“在新文学批评的开拓与建设途程中，周作人显示出了自己的独立的个性特征。”

学者钱理群说：“周作人从文学艺术与批评自身发展规律出发，对于‘批评自由与宽容’原则的深刻阐述，不仅是他批评理论中最有价值的部分，而且是‘五四’思想解放运动与文学革命的可贵成果，表示着现代文学批评观念所达到的一个历史水平和重要阶段。”

毛泽东同志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艺是为帝国主义者的，周作人、张资平这批人就是这样，这叫做汉奸文艺。”

胡适对周氏二兄弟的作品，一直就比较欣赏，评价颇高。胡适曾说：“周氏兄弟最可爱，他们的天才都很高。豫才(鲁迅)兼有赏鉴力与创造力，而启明(周作人)的赏鉴力虽佳，创作较少。”胡适这里说周作人的创作较少，应该是指小说之类，他的小品文，数量并不少。

日本著名作家谷崎润一郎在《冷静与幽闲--对周作人氏的印象》文中写道：“他把江户时代的平民文学与中国明清俗文学加以比较，并称赞了一九的《东海道徒步旅行记》和三马的《浮世澡堂》与《浮世理发馆》的独创性，说明他最能够真正理解日本民族的长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