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 （东汉哲学家）

简介

王充祖上被封侯爵，他的祖辈、父辈不惧豪强，因此被迫举家迁徙。他的祖父迁居上虞，王充自谓出身“孤门细族”。27年（东汉光武帝建武三年），王充出生于会稽郡上虞县。王充自幼酷爱学习，天资聪颖，异于常人。王充青年时期曾到洛阳太学就读，并拜班彪为师。他反对当时流行的谶纬神学，因此未得到重用，只在郡上做过功曹一类的副官，大多时间是家居教书。三十岁以后，他辞官家居，潜心著述。元和三年(86)，王充颠簸流离，任从事，又转任治中，不久退职回家。章和二年(88)，同郡友人谢吾夷上疏章帝，推荐王充，章帝特命以公车待诏。王充以病为由，推辞不就。王充晚年贫病交困，七十岁以后，病逝于家中。

王充的思想是以道家的“自然无为”为宗旨，以“天”为天道观的最终范畴，主张“元气论”“命定论”，倡导“崇实”精神，对法家思想也有独特的见解。在治理国家方面，他批判封建统治者的“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理论，主张德主刑辅，依法治国。他的《论衡》面向实际、实事求是的态度与思路，不仅为东汉后期思想界带来一股清新的气息，还为魏晋玄学的兴起开辟了道路。王充敢于突破思想观念上的束缚，敢于否定夷神的存在，他挑战孔孟的权威，成为儒学批判思潮的先声。王充的“丽”论也对《文心雕龙》全面主张文学尚丽的本质探索及其运用作出了贡献。

人物生平

出身

《论衡》的自纪篇言，王充祖籍原在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高祖因有战功，被封为侯爵，封地在会稽阳亭，但很快便被削去爵位，沦为平民。他的祖辈、父辈皆具勇武的性格，勇势凌人，不惧豪强，并因此屡次被迫举家迁徙。他的祖父迁居上虞，“以农桑为业”，“以贾贩为事”，故王充自谓出身“孤门细族”。

27年（东汉光武帝建武三年）王充出生于会稽郡上虞县。王充自幼酷爱学习，天资聪颖，异于常人。同伴们热衷于捕雀、爬树等游戏，王充却不愿参与。6岁时，他在父亲的指导下读书认字。八岁时，入书馆受学，每日精进，过目不忘，深得先生喜爱。

求学

青年王充曾到洛阳太学就读，并拜班彪（班固之父）为师。王充记忆力惊人，据《后汉书·王充传》，他“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太学是东汉的最高学府，用以传讲儒家经典，造就官僚人才，其学生除贵族子弟外，均由地方择优选送，王充以其过人的才学和孝行品质获此殊荣。

反对谶纬神学

王充在太学读书，又拜班固为师，但他却未能飞黄腾达起来，只在郡上做过功曹一类的副官，大多时间是家居教书。原因非常简单：他的思想不合时宜。当时正流行谶纬神学，连皇帝颁布的诏书，都要引用谶纬为根据。谶纬的特点就是以“天人感应”为基本信仰，将儒家经学与宗教神学糅合起来，造出许多儒教新神话。

经学家好谈灾异祸福，上至朝廷，下至民间，整个社会都弥漫着妖妄的气氛。王充并没有随波逐流，大约三十岁以后，他辞官家居，潜心著述，作《讥俗》《节义》十二篇，著《论衡》八十篇，二十余万言。他在家居时将自己的独立思考著成《论衡》一书，对谶纬神学及种种流行的虚妄不实之言进行了系统的驳斥。

仕途不顺

从汉平帝永平四年(公元61年)至汉章帝建初三年(公元78年)，王充在家乡县郡为掾史。他曾先后担任上虞县掾功曹(协助县令掌管人事的属官)、会稽郡都尉府掾功曹(协助郡的军事长官掌管人事的属官)和郡列掾五官功曹行事(郡的行政长官太守的属官)。

汉章帝即位初年，水旱连年，阴雨不调，中州一带百姓流离失所，逃亡四方，竟至路有饿殍冻骨。汉章帝为了安抚民心，稳定政局，屡下诏旨，命令各地官员节俭用度，赈灾救困。当时，王充任会稽郡太守府五官功曹，他建议郡县禁止奢侈浪费，节约经费开支和限制或禁止饮酒。王充的正确主张不仅没被采纳，反而招来长官的排斥和世俗的讥议。他几度谏争，毫无成效，终因与长官政见不合，毅然辞职挂冠而去。这时，王充大约五十一二岁。

人物逝世

元和三年(86)，王充六十岁，为避祸举家迁往扬州郡，转徙于丹阳（今安徽宣城）、庐江（今安徽庐江）、九江（今安徽寿春）等地。此间扬州刺史董勤曾召他任从事，又转任治中，不久退职回家。章和二年(88)，同郡友人谢吾夷上疏章帝，推荐王充，章帝特命以公车待诏。王充以病为由，推辞不就。

王充晚年贫病交困，无人帮助。他写下了最后的著作《养性》十六篇。七十岁以后，王充病逝于家中。

主要思想

哲学思想

形神论

王充在形神关系问题上，坚持元气自然论的唯物主义观点，并吸取了当时医学科学的成就，对人的形体、生命和精神的关系，作出了唯物主义的解释。

在他看来，人的精神现象并不神秘。他说：“夫人所以生者，阴阳气也。阴气生为骨肉，阳气主为精神。”这里的“精神”，指的是具有智慧功能和属性的“精气”。王充进而从人的精神必须依赖形体才能发生作用这一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层层剖析论证。他指出：人的“精气”（精神），是人的形体中产生的血脉部分，形体死亡，血脉即枯竭，精气也随之消灭。

王充的形神论是精神依赖于形体的，依据当时的医学知识，因为五脏存在精气，所以人具有意识活动、聪明智慧、认识能力。五脏和形体健康，人便有智慧，认识活动；五脏和形体有病，人的精神忧忽、意识不清；人死了形体腐朽了，精神无所寄托而散失，人失去了知觉、意识、智慧，也就没有认识了。形体须具有精气而有生命，精神须具有形体才有知觉、智慧。精神不能离开形体而单独存在。

性命论

王充认为，“性”和“命”有密切的联系。他认为，人禀气而生，禀厚、多之气而生，身体具有坚强“性”，故寿命长；禀薄、少之气而生，身体羸弱不健壮，故寿命短。就此而言，“性”与“命”是统一的，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说“命则性也”。但是，“性”和“命”毕竟是不同的，各有自己的内容、涵义。他认为，“性”是指善恶操行而言，“命”是指祸福吉凶而言。人的祸福吉凶与善恶操行，没有因果的必然联系，并非行善而得福吉，行恶而得祸凶，常常是与此相反，即行善而得祸凶，行恶却得福吉，这就是“性与命异”也。

王充认为性是有善有恶的，他的其进步性在于把人的本性分成善、善恶混、恶三种。王充强调“命”的绝对权威，认为“命当贫贱，虽富贵之，犹涉祸患矣；命当富贵，虽贫贱之，犹逢富善矣”。他认为决定生死天寿和贫富贵贱的命运，是由天和星象施气造成的，他认为造成社会治乱的原因也取决于“时数”，而否定人的作用，“年岁水旱，五谷不成，非政所致，时数然也，昌衰兴废，皆天时也，贤不贤之君，明不明之政，无能损益。”人在命运面前无能为力，只能听凭命运的摆布。

适偶论

自然界复杂的现象，王充用自然论加以解释。社会错综情况，王充归结为命。但是，还有许多现象难以解释，因此，他又提出了适偶论。

王充将适偶论跟命定论、气然论、天地本原论都融汇到一起，使得适偶论成为他的哲学体系中不可缺的一个组成部分。人的一生是由命运决定的，而命运决定于偶然的禀受于天的气。也就是说，偶然性决定了必然性。

在王充的哲学体系中，“适偶论”往有两方面的作用：一、解释天人感应论的方法之一，用以驳斤天人感应的存在；二、解释仕与不仕的问题。

儒论

王充经子并重，博涉众流，认为诸子与儒经同等重要。王充把读书人分为四等，即：儒生、通人、文人、鸿儒。“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摄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人。”赞扬鸿儒的创造性，“贵其能用之也。”王充正是以鸿儒作为自己的人生坐标。

文论

王充认为，文如树的花、叶，果实的外壳，只是人的外在表现，它必有其内在的本质，内涵的真实。《超奇篇》：“有根株于下，有荣叶于上；有实核于内，有皮壳于外。文墨辞说，士之荣叶、皮壳也。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意奋而笔纵，故文见而实露也。”这里“实诚”的“实”应该是治国施政的方略。

王充认为，文应载道，载道之文才有用，有用之文多多益善。刘歆写《六略》，目的就是增善消恶，劝阻那些放纵的人，驱使那些游手好闲的人，希望引导他们往好的方面去，走正道。孔子著《春秋》是为了匡正时弊。孟子著书是要消除杨朱墨翟在经学上的混乱，韩非写书是想使韩国强大，陆贾写《新语》是要探讨刘邦得天下的原因，桓谭著《新论》为的是纠正错误的事情和言论。二是要解决处理疑难麻烦的事务。由此出发，王充对那些专务词藻的汉赋予以强烈的蔑视。他认为“虽文如锦绣，深如河汉，民不觉知是非之分，无益于弥为崇实之化。”

王充在“文以载道”基础上指出，文章应饱含情感，文以情动人。

在文字表述上，王充主张用通俗晓畅的语言，使读者易于接受。要考察文章的好坏，就以道理讲得明白与否为标准。“察文，以义可晓。”王充说，做文要做到通俗晓畅。

王充主张文章应有自己的个性。他认为为文个性越鲜明突出，就越有生命力，越能感人。

元气论

王充的理论思想以“元气论”为核心。首先，王充所说的元气不是宇宙的本体。他说：“元气，天地之精微也。”这是说，元气是天地间比较精徽的一种气。又说：“人禀元气于天”，说明人是从天那里禀得元气。他认为天是体，不是气，这个庞大的天体含有气，在运行中施放出气来，也就是说，气，包括元气都是从属于天地的。而天地是无终始的，是元气的本原。

其次，王充认为天地通过元气来生万物，他说：“天覆于上，地于下，下气蒸上，上气降下，万物自生其中间矣。”上气就是天气，下气就是地气，这两种气上下交互结合，就生出万物来，也就是“天地合气，万物自生”。他认为元气是天地化生万物的中介，是沟通天地和人物的桥梁。

崇实

王充的“崇实”思想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疾虚妄”，二是“务实诚”，就是反对汉代儒生的“空言虚语”、 “浮妄虚伪”的谶纬之术的“预言”“谶记”等，要求为文应做到描写符合事实，思想感情真实。

王充所崇尚的“实”是指能被经验事实有效验证的真实，他说：“凡论事者，违实不引效验，则虽甘义繁说，众不见信。”如果文章所言之事得不到有效的验证，就无法确定事实的是非真伪，无论说得多么好，也不值得相信。在王充那里，“务诚实”与“疾虚妄”是一体的，文章做到了“真”、“实”、“诚”，自然就会消除“伪”、“虚”、“妄”的东西；抑制了虚妄之言，张扬了实诚之语，文章自然就会有“真美”的特性。

对法家的扬弃

王充充分肯定法，律的作用，但他对法家也不是全盘接受。王充著有《论衡·非韩》篇，对法家韩非子的诸多说法提出质疑和批评。《论衡·非韩》载：“治国之道，所养有二：一曰养德，二曰养力。“养德”即是儒家的德治，“养力”就是法家的刑治，在王充看来，二者缺一不可。

王充明确反对“明法尚功”，反对韩非子对儒者的比喻：“儒者犹鹿，有用之吏犹马也。”韩非子认为儒生无益有损，王充认为韩非子所指的那些儒者，“盖谓俗儒无行操，举措不重礼，以儒名而俗行，以实学而伪说，贪官尊荣，故不足贵”。但实际上，“今儒者之操，重礼爱义，率无礼之士，激无义之人。人民为善，爱其主上，此亦有益也”。所以，儒者绝对不是仅供观赏的“鹿”，而是可以奔跑的、有用的“马”。

政治思想

政论

批判“天人感应、君权神授”

汉代董仲舒为构建一套适应封建统治者的理论体系，大力宣扬“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的理论。王充对天的存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对儒学中的神话传说进行了批判，例如女娲补天的传说，在《论衡·谈天》中王充用反讽来证明天神存在的无稽。

王充对以“天罚论”为基础的“君权神授”理论作了严厉的批判。他从唯物自然观出发，说明“君权神授论”的荒谬。“盛夏之时，雷电击折树木，发坏室屋，俗谓天取龙，谓龙藏于树木之中，匿于屋室之间也，雷电击折树木，发坏屋室，则龙见于外。龙见，雷取以升天。世无愚智贤不肖，皆谓之然。如考实之，虚妄言也。”对于龙等神物的存在，王充也表示了质疑。

德主刑辅

王充反驳尧舜不用刑四十年的说法，认为用刑少者可以体现君王的善治，但不能否认刑罚的存在。王充还肯定了礼的存在，并认为礼的作用在于教化群众，不知礼而无以立身，同时肯定了传道授业在礼传承上的作用。

不过，相对于刑，王充更重视礼和德的作用。他认为国家的存在根基在于礼义，如果民众没有礼义教化，就会动摇国家统治的根基。同时，礼不仅是教化民众的工具，国家刑罚也要遵从礼制和理智，不能乱用刑罚。

依法治国

王充主张依法治国，认为法治对治理国家、维护社会稳定起基础性作用。王充还认为法是解决纠纷、治理国家的有效手段。他将君比喻成火，将臣民比喻成水，两者本来不相容，但是在法度的协调下，两者可相安无事。因此为了社会国家的稳定，应该用严刑峻法来统治，将法度打造严实，就可以防止臣民作乱了。

贤佞论

王充衡量人才的前提是其人是否有品行和才华。他赞扬品行和才华优秀的“贤人”或“君子”，鄙夷品行和才华低劣的“佞人”或“小人”。他在《论衡·答佞篇》中说： “夫贤者，君子也；佞人，小人也。君子与小人本殊操异行，取舍不同。”贤人才能出众品行高洁，而佞人却是才能浅薄品行污浊；贤人治学入仕目的是为了替国分忧，而佞人追名逐利却只为一己私利。王充具体说到， “贤者之有权，后有应。佞人之有权，亦反经，后有恶。故贤人之权，为事为国；佞人之权，为身为家。”

王充认为真正的人才未必会受到重用，一个人能否受到重用只在于他们究竟是贤人或是佞人。而社会上的人却以一个人能否受到重用、能否担任要职来评定一个人的才学和品行。他在《论衡·逢遇篇》中深刻地揭露了社会上的种种不平，他认为社会上贤能的人辅佐品行低劣的人、有才华的人屈居在无才者之下。

教育思想

教育改变人性

在王充看来，教育的必要性在于人性。这可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人性是有善恶的。人性禀气而成。王充将人性分为三品：“有正，有随，有遭。”将其与孔子的上智、中人、下愚结合起来。他认为，上智者，即正者，是生来就善的人。“禀五常之性也”；下愚者，即遭者，是生来就恶的人，“遭得恶物象之故也”；中人，即有随，无善无恶，善恶相参。王充说，生来就善或生来就恶的入很少，绝大多数是中人。即使生来就恶的人也可以通过教育变为性善。因此，王充又特别强调后天环境教育对于人性形成的作用。他说，教育改造人性，好像蓝丹染练丝，染之蓝则青，染之丹则赤。青赤一成，与真色无异，证明人性可以改变。“夫人之性，犹蓬纱也，在所渐染而善恶变矣。”

后天学习

王充认为，人的知识都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学习得来的。他认为即使圣贤之人，也是学习和运用思维获得知识的。“所谓神者，不学而知。所谓圣者，须学以圣。以圣人学，知其非神。”人们只要肯付出艰辛的劳动去学习，都可以获得贤圣的称号。“贤圣可学，为劳失殊。故贤圣之号，仁智共之。”

著作

王充一生著述甚丰。据其自叙，他先后著有《讥俗》《政务》《论衡》《养性》等书这些书都是批判性极强的哲学著作。在王充的这些著述中，《讥俗》《政务》《养性》均已失传，今唯《论衡》见存。

《论衡》

“衡”字本义是天平， “论衡”就是评定当时言论价值的天平。目前存世的《论衡》共84篇，20余万言。其内容一般按照民国学者黄晖先生以《论衡》思想体系划分为六组，分别是：一是论述“性命”，依据的理论是《物势》，另有《本性》《率性》《命禄》《气寿》等共14篇；二是论述“天人关系”，依据的理论是《自然》，另有《寒温》《变动》《讲瑞》《验符》等共21篇；三是论述“人鬼关系”及当时禁忌的，有《论死》《订鬼》《薄葬》《辨祟》等共16篇；四是论述书传中的“天人感应说”及虚妄之言的，有《变虚》《问孔》《刺孟》《谈天》等共24篇；五是论述区分贤佞智愚和用人制度的，有《答佞》《程材》《量知》《效力》等共8篇；六是可作自序和自传的，有《对作》《自纪》等共2篇。

《论衡》是中国古代的一部“百科全书”，共八十五篇，二十余万字。书中记述了王充对运动、力、热、静、电、磁、雷电、声等自然现象的观察，并鲜明地阐述了自己的认识和观点。他还解释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把人的发声，比喻为如同鱼引起水的波动；把声音的传播，比喻为水波的传播。这种看法与我们今天对于声学原理的解释是一致的。

传承

师承

《后汉书·王充传》载：“充少孤，乡里称孝。后到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游学洛阳期间，出身寒门的王充虽生活拮据，但一心向学，他师从史学家班彪和早期无神论哲学家桓谭学习。尤其是桓谭的唯物主义形神关系论及其对谶纬之学的批判，对稍后的王充影响很大。

王充也继承了老子的天道自然无为的思想，自称对于自然界的看法，“从道不随事．虽违儒家之说”，却“合黄、老之义也”，发展了苟子的唯物主义思想，区分了天道与人道的不同，对形与神的关系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继承了先秦以来的“精气”说。丰富了唯物主义的气一元论。

弟子

王充之后的王符、仲长统、蔡邕、王朗、孔融、王粲，王肃等都受王充影响的对传统学术思想进行了反思和批判。例如仲长统（180－220），官尚书郎，曾参与丞相曹操举事，以“人事为本，天道为末”为宗旨，继承或补充了王充的反巫术思想。曹丕继承王充的气性论，并在文学理论应用的角度有了质的飞跃，王充对作家“气”“性”“才”之间关系的论述也奠定了曹丕理论的基础。王充的气性之论也延续到了韩愈，韩愈的情性之说又是对王充的传承。

思想传播

王充与《论衡》在东汉末年走出江南，扩大到中原地区。又在20世纪走出中国，扩大到世界范围。1911年，由福尔克翻译的《论衡》英译本出版。王充日益受到各国汉学家的重视。福尔克把《论衡》各篇作了重新编排，将全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王充哲学论文》，1907年出版；第二部分为《王充杂文》，1911年出版。《论衡》英译本的问世，开始让世界了解到王充。

影响

王充敢于突破思想观念上的束缚，敢于否定夷神的存在，敢于挑战孔孟的权威，开拓“求真务实”的新道路，这在历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体现出他坚持真理、批判虚妄、刚正不阿的治学精神，对今后的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王充的“丽”论为魏晋文学尚美尚丽的思潮作出了铺垫，尤其是对《文心雕龙》全面主张文学尚丽的本质探索及其运用作出了贡献。

对神学的批判

王充在“天道自然无为”的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基础上，总结了先秦以来的形神理论的经验教训，发展了桓谭的唯物主义形神观，具体论证了形体与精神的相互关系，肯定了没有形体就没有精神，也没有感觉、知觉。王充的形神论，上承桓谭，下启范缜，在中国古代形神理论的发展史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充用身体决定精神，精神由物质产生的元气自然论的唯物主义原则，说明了物质世界的构造和生成，人的精神和身体的关系，使中国朴素唯物主义在说明世界发生、发展的范围上大大地拓展广大，从而大胆直接地打击了当时宗教迷信的灵魂不死、鬼神迷信思想，在理论上勇敢地摧毁了宗教神学目的论，而且力图以此来说明历史发展、道德衍变、社会贫富、人们寿天等现象，丰富了人类的思想经验，积累了人类的思想宝藏。

《论衡》的影响

《论衡》直面各种权威的思辩与批评，否定正统学说的气魄与胆识，面向实际、实事求是的态度与思路，为东汉后期骚动不安的思想界带来一股清新的气息。《论衡》还为魏晋玄学的兴起开辟了道路。玄学的一些著名代表人物都受到《论衡》的启发，例如何晏、嵇康、阮籍等。从魏晋至隋唐，王充与《论衡》的影响不断扩大。

儒学批判的影响

王充认为，儒家圣人不可神化，儒家文献也不可迷信。他在《问孔》《刺孟》两篇中指陈《论语》《孟子》之错误外，也在《正说》《书解》、“三增”“九虚”诸篇中揭露儒家文献的失实。

王充之后，中国思想界崛起了儒学批判思想。王充对儒家文化的批判，成为儒学批判思潮的先声。在以后不少对儒学持批判态度的异端思想家身上，都可以找到王充思想的历史投影。而这些异端思想家对儒学的批判，不论就其激烈的程度言，还是就其理论的深度和力度言，往往远远地超过了王充。

对《文心雕龙》的影响

王充的《论衡》论述自然物色之美、美人美艳之美、美言美词之美、美文美德之美，而对于夸饰过度之美、增言虚妄之美大加鞭笞，树立了求实求真、不薄古今的审美观念。王充折中儒、道，是东汉时期儒家文学美学思想和道家文学美学思想逐渐合流的重要代表。《文心雕龙》作者刘勰吸收、借鉴、运用了王充对文学尚丽思想的许多论述，并直接借用了其中的部分重要观点于《文心雕龙》论美论丽的阐述之中。

相关人物

谢夷吾

谢夷吾（约25-88年），字尧卿。东汉会稽山阴（今浙江省绍兴市）人，王充的好友。少任郡吏，学风角占候之术。太守第五伦赏识其才能，提拔他为督邮。举孝廉，为寿张县令，关心民摸，抚恤百姓，所到之处，绝风清。明帝永平年间，泰山一带发生皇灾，啃齿庄穆、树木，百姓受害严重。但皇虫魔集之后，遮天蔽日，四处乱飞，均越过寿张而不停留，寿张依然平畴绿野，人们都认为是谢夷吾有善政所致。后升荆州刺史。章帝时摧任为巨鹿太守。

谢夷吾任巨鹿郡太守时，特地上书汉章帝，盛赞王充的品行和才学。《后汉书·王充传》记载 “充之天才，非学所加，虽前世孟柯、孙卿，近汉扬雄、刘向、司马迁，不能过也。”谢夷吾上书推荐王充，对王充的才华进行高度赞扬，认为王充才学可以与扬雄、刘向、司马迁并论。章帝看到荐书后，特诏公车署派员到会稽征辟，但王充以年老多病为辞，没有应征。

评价

晋代思想家葛洪对王充十分推崇，称之为“冠伦大才”。

在《抱朴子》中，葛洪以专文颂扬王充的才学，盛赞《论衡》的博大气象与丰富内涵，肯定了王充吐纳百家之言，博采诸子之长自成一家之说，著述宏富之书的学术意义。

南北朝时期的文学评论家刘勰对王充也有相当高的评价。在《文心雕龙》中，他把王充同司马相如、扬雄、恒谭、张衡、左思等汉代著名学者相提并论，将王充列为汉代最重要的学者之一。

唐代思想家、文学家韩愈著有《后汉三贤赞》，称王充、王符、仲长统为“后汉三贤”。

争议

伟人和罪人

关于王充的评价，可以说是：“攻之者众，好之者终不绝。”有人赞扬王充为“一代英伟”，有人指责王充为“千古罪人”。

历朝历代都有人对王充及《论衡》提出非议和责难，甚至进行恶毒的攻击和谩骂。这类贬抑主要针对两个方面而发：一是指责《论衡》粗糙浅陋、繁琐芜杂、无甚精义。二是攻击《论衡》非议圣贤、离经叛道、充满邪说。

但也有诸多学者对王充及《论衡》有较高的评价。蔡幽“叹其文高，度越诸子”。王朗、虞翻、葛洪、刘巍等一批著名学者亦有类似的评价。其中，王朗、虞翻等经学家，他们不仅没有将王充视为“异端”而加以排斤，反而给予高度的评价。明清之际，随着早期启蒙思潮的兴起和以宋明理学为主体的官方意识形态的危机，王充思想受到不少早期启蒙思想家的重视和弘扬。这些早期启蒙思想家对王充在反对天人感应神秘主义思想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理性精神、求实精神和批判精神予以了很高的评价。

是否师从班彪

据今人周桂钿的考证，王充在十八岁之前(包括十八岁)就到京师洛阳，入太学，一度受学于班彪。谢承《后汉书》载：“班固年十三，王充见之，拊其背谓彪日：‘此儿必记汉事。"《后汉书》本传也记载了他在洛阳学习的情况：后到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

但徐复观认为王充并无“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的经历，他的依据是：一、从《自纪篇》来看，王充是一个好“矜夸”的人，如果他果真曾经有“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这样重要的经历，他是不可能不在《自纪篇》中加以叙述的，而且他反倒说自己“未尝履墨涂，出儒门”，这是非常有力的证据；二、《论衡》中，王充曾多次提到班彪，从每次他提及班彪的情况看，他对班彪是非常敬重的，但却见不出一点点师生的意味在里面；三、从班彪一生的经历来看，他根本与太学无关，也并没有讲学的经历，所以王充不可能师从班彪。

名言

不览古今，不能各自知其所业之事未具足也。 ——王充《论衡·谢短篇》

精诚所加，金石为亏。 ——王充《论衡·感虚篇》

以貌取人,失于子羽,以言取人,失于宰予也。 ——王充《论衡·骨相篇》

善人顺道,恶人违天。 ——王充《论衡·福虚篇》

后世纪念

王充墓

王充死后，葬于上虞乌石山，王充墓建于清代，占地110平方米，墓径5米。位于上虞章镇区浜苋乡，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据明万历《新修上虞县志》记载：“王充墓在县西南十四都乌石山。”乌石山是一座低缓的山丘，海拔仅20米，周围地势连绵起伏，一望无际，故又名十里长山。

1965年扩建茶声时将墓平毁，仅存咸丰五年所立石碑一块，上刻“汉王仲任先生充之墓”。1981年省人民政府款在原址修复。墓呈圆形，用乌石砌成，顶部封土植草，通高2米，直径5米，墓前立清咸丰五年墓碑。墓台宽10米，深11米，也用乌石筑成，墓台前立《王充简介》的说明碑。墓地造型简洁朴素、庄重肃穆，四周为葱郁的茶树所环抱。

“唯物求真改革创新——王充思想学术研讨会”

2018年13日至14日，光明日报社、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中共绍兴市委共同举办的“唯物求真改革创新——王充思想学术研讨会”在浙江绍兴上虞召开，来自中央党校、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浙江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齐聚王充故里，对王充思想进行深入探讨交流。

注释

官署名，掌宫廷司马门警卫及接待臣民上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