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 （战国时期荀况及其弟子所写的哲学思想著作）

简介

《荀子》中大部分文章为荀况本人所写的说理散文。《大略》以下六篇则为荀况弟子所记荀况语录及杂录传记。《荀子》思想丰富，哲学上强调性恶论，主张天人相分，提出正名学说。政治上强调以礼治国，注重法治，并主张在国际关系中政治实力最重要。军事上则强调以法治军，军民同心。文艺上阐述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并详细剖析了“中和”之美，论述了语言与道的关系。

文本特色上，《荀子》一书长于论辩、善于譬喻，并多次运用排比对偶，文章气势纵横。《成相》与《赋》，则对汉赋的产生有直接影响。

《荀子》一书，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其“化性起伪”“以礼治国”“制天命而用之”等思想都为后世统治者提供了借鉴。后世统治者强调礼法，注重教化的主张，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主张皆可从《荀子》一书中找到源流。国际上，近200年来，日韩与欧美也有学者在研究《荀子》。

成书背景

时代背景

在《荀子》一书所诞生的时代，儒家的礼乐教化思想、道家的天人思想、法家的法的思想都在社会有着较大影响。同时，与春秋时期国家数量多达108不同，战国争雄的国家仅有7家。整个社会朝向一统的方向迈进。总之，在战国末期，无论是社会还是思想界，都呈现出由分到合的趋势。

个人背景

荀子为战国时期赵国人，生卒年月没有明确记载。汪中作《荀卿子年表》，认为荀子生于公元前298年，卒于公元前238年。荀子生卒年还有其它说法，其中一说认为荀子生于公元前335年，卒于公元前238年。荀子与孟子都是孔门学说的正宗传人。孟子继承孔子仁义之说，荀子则接续礼乐之说，二者各执一端。荀子博学善辩，年轻时接受儒家思想。青年时游学齐国稷下。齐襄公时曾任稷下学宫祭酒，时人尊称为荀卿。汉时因避汉宣帝刘询的讳，亦称孙卿。中年时，荀子西游于秦，建议当时统治者秦昭王重用儒生，实行仁义，但不被采纳。后离秦，来到楚国，楚相春申君委之以兰陵令。期间因遭谗言，荀子躲避到赵国。之后又回到楚国，仍被任命为兰陵令。公元前238年，春申君死，荀子也被连带免官。后发愤著书，专门从事教学与著述。

荀况一方面研习儒家经典《诗》《书》《礼》《易》《乐》《春秋》。一方面又善于研究学习其他诸子百家学说，成为诸子百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写就《荀子》一书。

内容篇章

《荀子》一书分为20卷，32篇。

思想

思想渊源

儒家

儒家向来重视“学”，《论语》一书开篇即说“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还用“其为人也发愤食，乐以忘优，不知老之将至云尔”来赞扬发愤学习的人。《荀子》一书接续儒家思想，继续重“学”。书中对于“为何学”“学什么”“如何学”以及学的目的和意义都做了明确论述和说明，并且均有所发展。《荀子》一书认为人性本恶，所以人要通过学来摈弃恶。而学的方法是要知行统一，学思结合。学的最后的目的则是塑造出一个具有理想人格的人，为社会服务。

儒家“六经”的教育思想，也在《荀子》书中得到继承。《劝学》篇中写到，“《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荀子》一书认为这些儒家经典是丰厚的学问保障，正所谓“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由此可见《荀子》对于孔子“六经”教育思想的继承。

同时，在先秦的儒学观念中，“乐”有着很高的地位，在教育实践中占据重要位置。孟子曾说到“仁言不如人声之入人深也”。《荀子》一书接续了这种音乐观，《乐论》一篇详细阐释了音乐的功用，认为可以通过音乐对全社会进行普遍的教育。

政治主张方面，《荀子》一书思想继承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认为想要获得民众的拥护必须要实行礼法，而礼法则只是德治的补充。

关于孔子所倡导的“礼”，《荀子》一书也给予继承。《劝学》一篇写到，“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

法家

除儒家思想外，《荀子》书受法家思想影响最深。孔子说“礼”，《荀子》一书对其继承。但荀况的礼论在某种程度上更接近于法家之法，与孔子所言的儒家之礼相异。孔子以仁说“礼”，“礼”的核心是仁。《荀子》中《大略》一篇则认为“君子处仁以义，然后仁也；行义以礼，然后义也；制礼反本成末，然后礼也。三者皆通，然后道也。”“礼”是仁获得意义的关键，仁通过“礼”获得自己的规定性。在这里，荀子的“礼”缺少孔子的人与人相亲、相敬的意思，反而多了些政治的强制性，与法家制度化的法相似。同样的，《荀子》一书也没有忽视“法”的重要性，《君道》一篇写到，“隆礼至法，则国有常”；《修身》篇写到“怒不过夺，喜不过予，是法胜私也。”其强调以刑法矫正恶性，这与法家主张异曲同工。正所谓“荀卿，三晋之士也，虽习儒家之言，然究不离法家之说，故立言异乎孔、孟而同于商鞅、吴起、韩非之徒。”

道家

《荀子》一书的天道观具有浓厚的黄老色彩。在《老子》的哲学体系中，道是包含万象、至高无上的存在。而《荀子》中《解蔽》篇也写到“万物为道一偏，一物为万物一偏，愚者为一物一偏，而自以为免道，无知也”。荀子同样像老子一样，将道作为其理论体系的基石，安置于万物之上。在孔孟那里，天人关系的最终目标是“天人合一”，天被赋予义理的意义。《荀子》一书走的则是“天人相分”的路子，承接的是道家“道法自然”的观念。《天论》一篇写到，“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认为自然界自有其规律，不以个人的意志进行转移。在此基础上，《荀子》对道家思想进行吸收与发展，最终形成了自己“明于天人之分”的思想。

哲学思想

性恶论

《荀子》一书主张“性恶论”，提出“性伪之分”。“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愿意吃肉食，穿华丽的衣服，不知满足，这些都是人之常情，都是“性”。如果任由“性”的发展，社会就会陷入淫乱、仇杀、混乱的状态。因此，要“化性起伪”。“伪起于性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荀况认为，通过国家的规范与刑罚，可以维护社会道德基本秩序，使“涂之人可以为禹”。其肯定人有智能，认为可以通过后天的学习教化成就自己。凡是善的、有价值的，皆是人自身努力的结果。

一般认为，《孟子》“性善论”与《荀子》“性恶论”对立。然而据劳思光教授的看法，在孟子那里，“性”是一种“有价值自觉”，是人心灵所独有的。“性善论”的“性”，与通常人们理解的生而就有的“性”截然不同。在荀况那里，“性”则更侧重于人与其他动物所共同具有的性质，是人的本能。路德斌教授也论证指出，二者所谈的性，实则不在一个层面。《孟子》和《荀子》都持心善说，只是具体类型有所不同而已。《孟子》即心言性，故有性善说；《荀子》则心、性对治，故持性恶、心善说。在荀学的观念体系中，与《孟子》所言的“性”相对应的观念并不是“性”，而是其所谓的“伪”。

天人关系

《荀子》一书认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社会的治乱并不是由天主使的，日月星辰的变化，不过是天地的运动，并不可怕。进而其反对祭祀、占卜，认为应尽“人道”而非行“鬼事”。因此，《荀子》提出“明于天人之分”，要求界定好天与人的职分。正所谓“天能生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载人，不能治人也；宇中万物生人之属，待圣人然后分也。”天的职能是产生万物，圣人的职能则是治理万物。于是乎，圣人可以“制天命而用之”。掌握自然规律，充分利用变革自然。

赵法生研究员指出，《荀子》的天人关系否定天的形上意义，完成了对孔子的天命观和《易传》的天道观的颠覆，预示着儒家传统对于天的理解的人性论与工夫论的转向。失去了天道支撑的人文主义终究走到了自身的反面，人间的礼法开始取代天的道成为悬在人民头上的大剑。如果说原先的天道观尚且有天在上方约束，那么现在的礼法则可以被统治者所随意利用。《荀子》的思想也就无意间为韩非的法家思想的介入提供了一个可乘的缺口。

正名学说

《荀子》一书主张名实统一，“制名以指实”。而制名则要遵循“约定俗成”“同则同之，异则异之”“单足以喻则单，单不足以喻则兼；单与兼无所相避则共；虽共不为害矣”的规则。也就是说所制之“名”大家要共同遵守；物同则名同，物不同则名不同；能用一个字的就用单名，不能则用兼名。兼名、单名同属于一类，则用共名。此外，荀子还强调要对名做出分类。据陈波教授的观点，《荀子》提出了一个名称的分类体系，该体系涉及名称和事物之间的种属包含关系，领先古罗马的波菲利至少6个世纪。当然，波菲利的理论要更加完善、深入。

政治思想

以礼治国

《荀子》书中的礼义论以天人观与人性论为基石，以确立礼义为社会秩序的最高原则。礼义起源于对人自然本性的限制，是维系社会正常运行的纽带。一个社会的形成，需要社会分工和等级制度的确立。因此，群居生活一定要明确等级和职务。礼义便是维系“分”的手段，是明确各人的职务，限制私人欲望的过度膨胀的方式。《荀子》提倡通过“礼治”维持社会秩序，确立等级秩序。而普通百姓如果遵守礼义，那么也可以上升到上层社会。

注重法治

《荀子》一书有重法思想，其将法作为礼治的辅助手段。《荀子》一书认为，如果没有“法正之治，刑罚之禁”，天下就会相争进而大乱。并非所有人都能够认识道，必须以制度法令明道，使人民遵守。荀况的法，是隆礼前提下的法。其仅仅是以法治为礼治的辅助，《荀子》书法治其目的是达到礼治，这是他与法家之间的根本区别。

国际关系

《荀子》一书认为，政治实力在外交斗争中的作用比经济实力更大。要用道义来强国，不做财富贿赂他国的无用功。用金钱、货物、土地来尝试交好国家是不可取的。只要自己国家强大，以礼治国，赏罚严明，推行仁义，那么这种政治力量的强大将远胜过用钱财贿赂他国。正所谓“必将修礼以齐朝，正法以齐官，平政以齐民，然后节奏齐于朝，百事齐于官，众庶齐于下。”也只有这样，邻近的国家才会争先恐后与国交好。

军事思想

《荀子》认为战争的起源与人性本恶论密切相联。人性好利，故有战争。《荀子》提出“用兵之要在于附民”。民与君同心协力，这样才可以取得战争的胜利。《荀子》崇尚仁义礼智，提倡以仁义为上，求得不战而胜。荀子提出权谋倾覆、诡诈危亡的思想。反对用权谋诈变之术治国用兵，主张以法治军。

文艺思想

《荀子》一书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进行了系统阐述。《乐论》提出了“音乐→人心→治道”的模式。荀子认为音乐可以感化人心，从而影响社会风尚，决定政治的治乱。人性本恶，天生就要求满足自己的私欲，故其思想感情有邪而不正的方面，为此需要有好的音乐来感化它，使之改恶从善，先王制雅颂之乐，其目的正是在这里。而如果一个社会充满了奸声，社会就要大乱。《荀子》的这种思想为《礼记·乐记》、《毛诗大序》所吸纳，成为长期封建社会中儒家正统文艺思想的核心。

《荀子》一书还提倡一种“中和”之美。《乐论》一篇写到“乐中平则民和而不流。”中平即中和，《荀子》把“中和”之美作为衡量文艺作品的美学原则。在张少康教授看来，从《论语》到《荀子》，“中和”遂成为儒家传统美学思想的核心。

同时，《荀子》一书认为任何言语活动都应该是明道的。《正名》篇云：“辨说也者，心之象道也。心也者，道之工宰也。道也者，治之经理也。”这里说的是应当与人内心的意图是一致的，人内心的意图则是必须符合“道”的。人性本恶，只有通过后天的修养，以圣人为榜样进行不断地学习，才能为善、明道。在《荀子》所开设的书单中，首要的便自然是《礼》《诗》《书》等记载圣人之道经典。据王运熙教授解释，后世文学批评中宗经、征圣、明道等论调，在《荀子》已“小荷才露尖尖角”。

文本特色

长于论辩

《荀子》一书论证逻辑缜密，说理清晰明白，论辩鞭辟入里。《荀子》往往精细设置文章结构、框架。其说理常常先下定义，再对定义进行展开论述，之后通过正论、反论以及举例的方式强化论点，最后得出结论，加以说明。《议兵》篇就先展开定义——“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之后，进行正论、反论，“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不由，所以陨社稷也。”随即举出秦楚两国的例子加以佐证，最后得出结论“故刑一人而天下服，罪人不邮其上，知罪之在己也；是故刑罚省而威流，无它故焉，由其道故也”。由此说明行礼义之道的重要性。

并且《荀子》论据充分，所引用例子相当广阔，涉及历史、名言、名著各个方面。据考证，《荀子》一书引用《诗经》次数多达66次，所举历史人物如仲尼、子弓等达198人。

善于譬喻

《荀子》善于运用日常生活中的事物，深入浅出，把抽象的道理具体化、形象化。《劝学》篇前半篇几乎全由比喻构成。靛青、木材、刀剑、马等喻体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修身》篇形容小人之心如虎狼，行为像禽兽；《致士》篇用蝉飞向明火比喻人才奔向君王。这些比喻或用正喻，或用反喻，或以并列为喻，变化多样，种类繁多。

排比对偶

《荀子》中有大量的排比与对偶。铺排形式多样，避免了程式化的论证模式，使得说理文章气势纵横，夺人耳目。如《荀子》里《解弊》篇“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用而不知得，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势而不知知，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一段，文气一贯而下，将作者极欲点醒世人的急迫心理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对偶如“川渊深而鱼鳖归之，山林茂而禽兽归之，刑政平而百姓归之，礼义备而君子归之”（《致士》），妙趣横生，读起来朗朗上口。

评价

正面评价

秦汉时，《荀子》书享有崇高地位。荀况学生李斯在秦始皇身边时，常常引用书中的话来增强说服力。《史记》把荀子和孟子并列，写在《孟子荀卿列传》中。董仲舒也曾“作书美荀卿”。作者因书而得名，可见《荀子》一书当时地位的尊贵。

唐代，《荀子》书声誉依然很高，时人把其作者荀子与孟子并列。柳宗元《封建论》一文就引《荀子·劝学》篇中的话，还特别标明“荀卿有言”。杨倞高度赞扬《荀子》中的观点，说其作者是“真名世之士，王者之师”，并为《荀子》一书作注。即使是认为《荀子》书中观念“大醇而小疵”的韩愈，也在多个场合场合褒扬荀子。

晚清康有为把《荀子》书中的观点归之为“小康之道”，以区别于孔子的大同思想。“小康”虽不及“大同”，但终归还是孔子思想的继续。章炳麟同样对《荀子》极力褒扬，认为“荀况学过孔子”，其作者可与西方的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相媲美。

除了从思想方面对《荀子》进行正面评价。《荀子》一书在文艺方面也有着较高的评价。王志成老师认为，《荀子》艺术以“性恶论”为基础的美学思想，对音乐的特征、社会功能、审美准则、心物关系各方面都作出了系统全面的论述。其提出中和的概念，用系统论证的方式，完成了中国美学史.上第一篇音乐美学专论一一《乐论》，极富有价值与意义。

郭志坤教授同样给予了《荀子》的语言以极高的评价。其认为《荀子》艺术在语言上有着较高的造诣，观点明确人，感情鲜明，并时常有警句。

负面评价

宋明时期，《荀子》遭到批判，与秦汉时普遍受到褒扬截然不同。理学家提倡天人合一，推崇《孟子》。而《荀子》“天人相分”“人性恶”的思想自然与其相悖。于是，“大醇小疵”被拿过来批判《荀子》。理学家程颢、程颐、朱熹等人从“疵”字入手，批评《荀子》和荀学“悖于圣人”“喜为异说”“敢为高论”。一时间，“宋儒颇加低黜，今世遂不复知有荀氏矣”。

晚清梁启超认为“自秦汉以后，政治学术，皆出于荀子”。荀子导致了中国的专制。谭嗣同也认为《论语》思想不幸为《荀子》所污杂，孔子被荀子所歪曲，“二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

在劳思光教授看来，《荀子》书提倡性恶，未能顺孔子之路；倡导法，反而使儒学走入歧途，划入权威主义。

据方尔加教授的观点，《荀子》过度强调等级制度，外力的约束，君民的对立，也导致了其学说之后被异化，变为统治阶级奴役人民的工具。荀子主张“富民”，反对“聚敛”，不是以道德出发，而是从实现“王者”之业的利害出发，这是与儒家道德相悖的。同时，为了强迫民众遵礼，荀氏还将礼法律化。在孔子那里，礼是道德范畴，而在荀况这里，礼成了带有强制性的法律。这一连串的学说，未尝不压抑了人性，扼杀了孔子思想中极有人文精神的部分。

李泽厚教授指出，荀子美学忽视了美同个体人格的自由的关系，忽视了美的超功利的特征。《荀子》一书的文艺思想是一种功利主义的文艺思想。它要求文学为政治服务，文学要明道。这固然有利于强调文学的社会责任感，但也对文学的独立性造成了一定侵害。

版本

《荀子》一书版本复杂，主要版本有汉刘向校订的《孙卿书》、唐杨倞的《荀子》注本，以及王先谦撰的《荀子集解》。

早在战国时期荀况弟子已经对荀况的著作进行过初步整理，且整理版已在民间流传开来。其著作在汉代传抄流传有322篇，数万言之多，但多为重复。

汉时经刘向整理校订，《荀子》汇集成书。刘向校订《孙卿书》（又称《荀卿新书》、《孙卿新书》），共32篇。刘向为其写序，序《孙卿书书录》中记载，“所校雠中孙卿书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复重二百九十篇。”《汉书·艺文志》记载“诸子略·儒家”著录有“孙卿子三十三篇”，当为讹误。32篇版本《孙卿书》至《隋书·经籍志》已无著录，现已佚。

唐代杨倞将《孙卿新书》更名为《荀子》，并为之作注。该版本为写本，共20卷。杨倞照搬底本原文，至于讹误、异文则在注中标明。现存的杨注《荀子》刊本中，北宋熙宁监本系统与南宋坊刻纂图互注本系统之文字出入较大，当因两系统祖本所据底本相异。据此而看，宋时当至少有两种文字出入颇大的杨倞注解的《荀子》写本。

清代光绪年间，王先谦广采诸家学说，并间杂自己见解，以谢刻本为底本，集撰《荀子集解》。该版本注重考据，脉络清楚，大而全面，辑录各家之说，在当时堪称完备，随即成为最通行的《荀子》读本。该版本有《荀子集解》思贤讲舍刻本。民国翻印《荀子集解》，近代梁启熊的《荀子简释》、上海古籍出版的《荀子译注》与中华书局出版的《荀子》皆以王先谦本为底本。

当代学者王天海吸收诸多研究成果，订正《荀子集解》错漏之处，写就《荀子校释》，为当今较好的《荀子》研究文本。

影响

中国影响

哲学影响

《荀子》一书在哲学上提出性恶论，并且规定了天、地、人各有自己的只能，强调人的能动地位，减轻了天对人的束缚，为后世“人定胜天”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性恶论思想也使得哲学上不再专主性善论一家，性善论性恶论也称为哲学上人性论的两大论证流派。其正名的思想，关于逻辑的思想，则补充了先秦儒家过度关注于伦理而少逻辑的缺失，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逻辑学的发展。

在当代路德斌教授看来，《荀子》书糅合百家学说，主张礼法兼用，王霸并张，反对愚忠，提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这些思想为先秦儒家注入了新的血液，并为之后的外儒内法、儒法合流提供了借鉴。如果说《孟子》一书的贡献主要在“内圣”，试图从个人内部解决社会弊端；那么《荀子》一书的贡献则在“外王”，在于提出了一个在外部可进行具体实施的方法。《荀子》一出，儒家的“内圣外王”之学便具有了比较完备而充实的内容，一个在理论上体用兼备、一以贯之的儒学体系开始真正确立起来。

政治影响

《荀子》一书极大影响了后世中国的政治治理。其性恶论实质上将礼往法的方向推了一大步，使自己的立场朝向当时日益壮大的法家靠近了一大步。而其学生如李斯、韩非，皆是法家大家，加快了秦一统六国的进程。宋明时，《荀子》思想虽不复再有之前地位，但其仍然从内在影响了中国政治体制与思想文化。古时虽然推崇孔孟，然而若细究各朝措施，便会发现大都与《荀子》书中的思想不谋而合。毕竟在政治实操方面，与《孟子》书中思想相比，《荀子》书中的主张无疑更具有客观和可实行性。性善的启发，明显没有外界教诲、训诫来得重要。根据东方朔教授的解释，对于皇帝来说，在庞大的国土上，让数百万数千万乃至数亿人回归“人心本善”之本心，难度可想而知。而用礼法约束人民，让人民乖顺，自然要更容易又有利得多。这显然是《荀子》思想对中国社会内在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也是隐形、不自觉的。

文学影响

文学观念

《荀子》书中的明道、隆礼、征圣集中体现着他的思想观念，也体现了早期儒家的文艺思想。在《荀子》那里，文学要与政治教化相关，文学被要求为政治服务。这种功利主义的文学观一直影响着后人对文学作用的理解。采集地方民歌，是要“观风俗，知厚薄”。文章要“为时而著”，歌诗要“为事而作”。也正因为如此，在长达数千年的中国文学史上，很少有作家把文学当做一种纯粹的艺术来创作。至于其“中和”的美学思想，也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的一个审美标准。

文学创作

《荀子》一书长于论辩，擅用譬喻、排比、对偶，文章气势纵横。各种修辞手法皆在《荀子》中得到较为成熟的运用。后世贾谊、晁错、刘禹锡、王安石等人的文章，都可看到荀文的影子。更为重要的是，《荀子》32篇，大部分为一篇篇的专题论文。论点明确，论据突出，注重谋篇布局，结构浑然一体。其与《韩非子》一同，标志着中国古代说理散文体制的成熟。后世说理散文，大都遵循此格式，

赋

《荀子》中有《赋》篇，以赋作标题，始于《荀子》。《赋》所写，为具体的物，而且是采用问答的形式，对物的各种情况进行铺叙。而且最后还附有“佹诗”，与汉代大赋异曲同工。故《赋》篇已具有汉赋特色，对赋的产生有着一定影响。

国际影响

《荀子》一书在国际上的传播广度虽不如《论语》与《道德经》，但同样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日本在明治时期就开始了对中国古代的逻辑学思想的研究。他们对荀子的名学思想（名学是逻辑学之旧称）格外重视，认为其可与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比肩。荀子名学在日本成为代表中国的一种逻辑学，相关研究仍然活跃着，并持续焕发生命力。在韩国，《荀子》也产生了一定影响。进入21世纪以来，韩国研究《荀子》的学者越来越多。韩国学者多从哲学思想与教育思想对《荀子》进行研究，并且还探讨《荀子》艺术思想在现代社会动价值，以期有益于韩国社会动发展。

在欧美，直到二十世纪末，美国汉学家约翰·诺布洛克才出版了《荀子》第一个全译本，而这也是英语世界最早的全译本。而俄国汉学家费奥克蒂斯托夫则从1955年首次发表《荀子》译文，一共3篇，1976年增译2篇，1993年再译《荀子》6篇，合共11篇，这些论文全部收录在其论著《荀子的哲学观与社会政治观·研究与翻译》中。至2005年，再增译1篇，达12篇，占《荀子》总数32篇的三分之一。费奥克蒂斯托夫也是俄国汉学界系统研究《荀子》，并为《荀子》花费毕生精力第一人。

衍生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