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中国抗战时清华、北大、南开组建的临时大学）

简介

1937年7月，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国民党教育部决定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南迁，组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学校迁往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5年抗战胜利后，三校复员，迁回原址。其中西南联大的师范学院留在昆明续办，改为“国立昆明师范学院”，1950年，改名为“昆明师范学院”，1984年，更名为“云南师范大学”。

学校在办学前期未修建校区校舍，向蒙自海关旧址、昆华农业学校等地租借校舍，总办公处设于昆明城内崇仁街四十六号。之后在城西北三分寺附近建筑新的校舍。办学期间（1938-1945年），学校共设有5个学院和26个系，另先后设有先修班和体育部；此外，在文学、理科、工科、法商、师范五个学科领域均开设专业。有教员378人，职员173人，多为来自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的教师教授。

历史沿革

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时期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了对中国华北地区的侵略，加之部分中国政客的对日妥协政策，华北地区即将沦陷。为防止突发不利情况，清华大学秘密预备将学校转移至长沙。同年，学校拨款在长沙岳麓山山下的左家垅（今址为中南大学）动工修建一整套校舍。1935年冬，清华大学又从清华园火车站秘密南运图书、仪器等教学研究必需品到湖北汉口暂时保存，随时可以运往新校址。

1935年8月28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分别授函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和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指定三人分任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组建新校。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在庐山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讨论战局问题。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校长在会议后并未立即返回北平和天津，暂留南京和上海。同年7月，北平、天津（位于天津的南开大学于1937年7月30日被日军炸毁）相继沦陷。

1937年8月，国民党教育部决定，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南迁，在长沙合组临时大学，由三所大学校长梅贻琦、蒋梦麟、张伯岑任常务委员，主持校务。

院系整顿上，1937年，鉴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原来院系较多，学校对原有院系进行了若干调整和归并。长沙临时大学共设文、理、工、法商四个学院，十七个学系。

教学方面，学校于1937年11月1日筹备就绪，开始上课，这一天也被定为学校的校庆日。此外，学校在长沙韭菜园设圣经学校，承担文学院的教研工作。朱自清、闻一多、陈寅恪、冯友兰、金岳霖、潘光旦等一批教授来到长沙，学校在长沙正常办学仅一学期。截止1937年11月20日，全校共有学生1452人，教师148人。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时期

1937年底，南京沦陷，后波及武汉。1938年2月，三校师生从长沙分三路西迁昆明。学校奉教育部命令，改校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仍由三校校长为常务委员主持校务，于1938年5月4日恢复上课。

新校舍建成前，西南联合大学租校舍办学。学校租借蒙自海关旧址等地为文、法商两学院校舍，为“西南联大蒙自分校”。分校只办了一个学期，即迁回昆明。学校另租借昆明西门外昆华农业学校为理学院校舍，租借昆明拓东路迤西会馆、全蜀会馆为工学院校舍，理学院和工学院为“西南联大本校”。

学校总办公处设于昆明城内崇仁街四十六号。1938年夏，学校为增设师范学院，又增租昆明西门外的昆华师范学校、昆华工业学校，借昆明城内的昆华中学南院、北院，以作校舍，建成的师范学院设于昆中北院。学校一开始设立的总办公处后由崇仁街迁设才盛巷二号，之后又迁至昆华工校。同时，学校在城西北三分寺附近购地约124亩，用于建筑校舍。1938年夏，位于昆明城西北三分寺附近的新建校舍落成，文、理、法商三学院搬迁至此。

办学期间，日军飞机时常空袭昆明，1940年10月13日，联大师院及多处校舍被炸。此外，联大在云南办学的整体条件也较为艰苦，联大教授散居在昆明郊县区，住得最远的钱穆，其住所位于宜良县岩泉寺；受到战争影响，抗战中后期物价暴涨，联大教师的日常生活也面临挑战，如闻一多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挂牌治印。

1942年1月6日，在民主运动低潮时期，联大学生自发举行“倒孔”运动。这一行动打破了“皖南事变”后国统区沉寂的局面。从1944年起，中共联大地下党组织、进步社团组织了一系列爱国民主运动，因此西南联大被誉为中国抗日大后方的“民主堡垒”。

抗日战争胜利后，西南联大于1946年5月开始北迁复员，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办学结束。

学校规模

院系设置

西南联大在办学历史中，其院系设置经历过数次调整。1937年，学校校共设17个系：文学院有中国文学系、外国语文学系、历史社会学系、哲学心理教育学系；理学院有算学系、物理学系、化学系、生物学系、地质地理气象学系；法商学院有经济学系、政治学系、法律学系、商学系；工学院有土木工程学系、机械工程学系、电机工程学系、化学工程学系。

此外，联大教师队伍在构成上表现出国际化的特征。学校很多教师都有留学背景，据《联大八年》统计，联大179位教授中，97位留学美国，37位留学欧陆，18位留学英国，3位留学日本，23位未留学，联大教授留学归国人员占了87.15%。

1938年8月，学校增设师范学院，并将哲学心理学系的教育学部分划归师院，后云南大学教育系也并入。1940年，学校又将历史社会系分为历史学系和社会学系，后者归入法商学院。从此联大有5院26系2个专修科，即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外国语文学系、历史学系、哲学心理学系；理学院：算学系、物理学系、化学系、生物学系、地质地理气象学系；法商学院：法律学系、政治学系、经济学系、社会学系、商学系；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系、机械工程学系、电机工程学系、航空工程学系、化学工程学系、电讯专修科；师范学院：国文系、英语系、史地系、公民训育系、数学系、理化系、教育学系、师范专修科。1939年，学校增设先修班；1940年，学校又增设附中、附小。

从1938-1945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办学期间共设有5个学院和26个系。

注：该表为1938年10月调整后的院系情况

知名教师

1938-1946年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汇聚了叶企孙、吴有训、华罗庚、陈寅恪、闻一多、朱自清、冯友兰等大批名师巨匠，先后走出了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2位诺贝尔获得者、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175位院士、9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大批杰出人才。

截至1945年，学校有教员378人，职员173人，其中有教授156位，副教授8位，助教123位。另据西南联大博物馆统计出的教授名单可知，联大教授涵括文、理、法商、工等专业领域，师范学院内的各个师范类教学系部及校体育部也均设有教授。此外，在西南联大任教的老师多为来自清华、北大等高校的教授专家。

（注：上表仅展示部分知名教师）

教学成就

1938-1945年，西南联大在文学、理科、工科、法商、师范五个学科领域均开设相关专业。为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建设奠定基础。学校在师范学科和体育学科建设上，也开设了部分非全日制科系。学校的文、理、工科研究所均招收研究生。学校定期举办专业报告会、辩论会，实行学分制，规定学生可选修其他专业的课程，但对基础课有学分要求，不设补考。

在学制安排上，联大学制本科均为四年（师范学院实行过一届五年制），师范专修科三年，工学院的电讯专修科两年。联大实行选修制与学分制相结合的制度，课程分为必修课与选修课，学生每学期所选课程以17学分为准（最少14学分，最多20学分），修满规定学分，体育、军事训练等课程及格，经审查合格方得毕业，并授予学士学位。

在特色课程安排上，联大为了适应战时需要，还开设了航空、无线电、通讯等与军事有关的课程，并编译军事教材、参考书等，以供教学、训练部队，以及普及军事知识之用。土木系在涉及课程方面，新增《飞机场设计》《船舰设计》，测量方面，四年级增开《航空测量》等选修课，组织学生到巫家坝飞机场、可保制兵工厂等地实习。

在教学特色上，联大教授吴大猷造光谱仪、教授沈有鼎、刘文典开创个人课堂教学风格。联大重视基础课教育和比较教育方法，中文系、历史系、经济系等院系均重视融汇的基础学科教学。联大教学方式不局限于课堂，学生可到老师家中学习，也可到校园教学楼外进行户外学习。

合作交流

对内合作办学方面，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校临时合并组建而成。三校格局中，清华曾占据主导。1941年发生的迁校纷争，曾一度使三校走向分裂。三校主事者及教育部的积极介入，维持了西南联大的局面，这一联合体制也趋于稳定。西南联大是抗战的产物，北大、清华、南开在经历战后学潮后，又重归北平。重归之后，在战后文化重建方面、教育资源整合方面，三校又继续展开合作与竞争。 

对外派遣交流方面，西南联大派遣留美公费生，同时也向法国、印尼等地派遣留学生。

学术研究

科研资源

联大馆藏

西南联大校本部图书馆位于新校舍的中心区域，由大阅览室、书库、期刊室、期刊库和四间办公室组成。从1937-1946年，书库藏书五万余册，馆藏中文图书34106册，西文图书13900册，合计藏书4.8万余册。图书馆的大部分藏书由原三校藏书辗转迁运而来，其中来自南开图书馆藏书15000余册，来自清华图书馆藏书7000余册。西南联大图书馆和同迁昆明的国立北平图书馆有业务合作，后者曾从美国订购约1000余册新书，以补充西南联大图书馆馆藏。此外，馆内还存有大量中外文报刊、图书影片、印刷讲义。

学术期刊

西南联大续办、兴办了《清华学报》《边疆人文》《国文月刊》《文聚》等人文学科期刊。

《清华学报》：创刊于1915年的《清华学报》，是在中国诞生最早的一批现代学术期刊之一，学报刊主要刊载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论文，如王国维的《鞑靼考》、梁启超的《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陈寅恪的《四声三问》等。到抗战爆发时，清华决定南迁，时为季刊的《清华学报》停刊。1941年4月，为纪念清华建校30周年，清华大学决定续办该刊物，出版《清华学报》第13卷第1期 (大学三十周年纪念号上册) 。该学报属于文理综合刊物，包括何炳棣、丁则良等在内的年轻学者依靠该刊为学界所知。

《边疆人文》：1942年6月，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成立。1943年9月，《边疆人文》第1卷第1期正式发布，标志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的《边疆人文》正式创刊。刊物分甲乙两种，甲为语言人类学专刊，乙为综合性的双月刊。先后刊出罗常培的《论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闻一多的《说鱼》、游国恩的《释蛮》、向达的《瞰青阁识小录》、罗庸的《书“释六义之比”后》等重要论文。《边疆人文》主要汇集了西南地区众多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的成果。

《国文月刊》：1939年1月，西南联大常委会决定师范学院国文系教职员筹办《国文月刊》，联大中文系教授浦江清为负责人。1940年6月，由西南联大中文系主办、桂林开明书店出版发行的《国文月刊》在云南省昆明市创刊。作为以刊载语文教育方面的文章为主的普及型学术刊物，刊物拟定登载四大类文章体裁：通论、专著、诗文选读和写作谬误示例。具体登载有朱自清的《中学生的国文程度》、罗庸的《文学史与中学国文教学》、余冠英的《谈新乐府》、沈从文的《习作举例》、施蛰存的《鲁迅的〈明天〉》等论文。

《文聚》：该刊物由西南联大中文系和外文系的学生林元 （林抡元) 、马尔俄 （蔡汉荣） 、陈时 （陈良时） 、辛代（方龄贵） 、李典（李流丹） 、马蹄（马杏垣）等创办。该杂志以“昆明西南联大文聚社”的名义出版，初为半月刊。后改为月刊，再改为不定期丛刊，后又改为《独立周报》副刊。一直出版到1946年西南联大结束，由林元和马尔俄任主编。在《文聚》创刊号上刊载有穆旦的《赞美》、杜运燮的《滇缅公路》、陈时的《悲剧的金座》、罗寄一的《1月1日》等文学作品。

科研平台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设有涵盖5个学科的研究所，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分别管理，保留了三校原有研究所的结构和相关建制。

联大的研究机构由三校独立设置，但研究工作则由联大统一协调，三校共设置13个研究所（室）32部（组），其中，北大有3所11部，清华有8所16部（组），南开有2所（室）5部（组）。

科研成果

在战争背景下，西南联大的科研成就主要体现在理科科研方面。联大设立的清华大学研究所和西南联大理学院下设的院系均有研究成果产生。

在自然科学方面，联大科研的许多方面都为适应战时需要，而调整了研究重心，特别注重科学技术在国防军事及工农业生产方面的应用研究；此外，联大也重视基础科学的研究，华罗庚、陈省身、周培源等教授分别在数学、物理学等领域取得了世界性影响的成果，理工科的实践性科研也成为中国西部大开发的先声。

在人文科学方面，为开发西部，联大许多师生参与西部少数民族调查和地方历史文化发掘整理工作，在向达、罗常培等人的带领下，滇中、彝语等领域的文化开始为世人所知；此外，联大还在云南兴办大批中学，推动了云南初等教育的发展。

注：以上仅列出学校部分科研成果

校园文化

校徽

西南联大学生校徽图案是1939年上半年在第一届学生自治会上经过广泛征求同学意见，并得到学校的同意获得确定的。这一图示一直使用到联大结束。校徽为正三角形，每个角代表一所大学，三点合一处为联大，三角形图案设计本身象征稳定性。

校训

“刚毅坚卓”

释义说明：1938年12月2日，学校发布《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关于本校校训的布告》，指出以“刚毅坚卓”为学校校训，并“记录在卷，合行布告。”

校旗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旗整面旗帜呈长方形，图案包括一个紫色的等腰三角形（南开、清华的校色为紫色）。整体高4尺6寸，底部宽2尺6寸，三角形上有黑色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字样（北大校色为黑色），三角形上下两腰各镶配一个白色直角三角形。校旗由时任西南联大体育组主任马约翰先生的夫人于1941年亲手绣制，曾在1941年10月10开幕的昆明市第一届全市运动会、1942年1月6日的昆明“倒孔运动”游行、1942年10月10日开幕的昆明市第二届全市运动会等活动中使用过，后来由西南联大学生沈元寿（1943届）带到美国，1998年又回到西南联大博物馆，为国家二级文物。

校歌

《满江红》

1938年10月6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常委会决议成立编制校歌校训委员会，聘请冯友兰、朱自清、闻一多、罗常培、罗庸为委员，冯友兰为主席。1939年6月30日，西南联大常委会核定《满江红》（罗庸作词，张清常作曲）为学校校歌。同年夏季，张清常（南开）作《西南联大进行曲》，罗庸（北大）作歌词《满江红》；后由冯友兰（清华）作“引词”“勉词”“凯旋词”，张清常作曲并指挥。1940年冬，校歌在西南联大工学院晚会上演奏，之后学校又成立了校歌队。

校歌歌词：

精神

“刚毅坚卓，思想自由，社会责任，爱国主义”是西南联大的精神。

在当代，也衍生出对西南联大精神传承与发展的一系列解读。西南联大精神代表了一个特殊时代的大学精神，具有异常丰富的内涵。联大精神既继承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又体现出时代特征。对联大精神的解读，成为了高校思政课发展的一个方向。

学校领导

校友情况

参考资料来源：

校园风貌

校舍平面图

联大昆明校舍分布平面图由西南联大工学院航空工程学系43级学生贺联奎，于1995年绘制完成。

校舍实景

联大蒙自分校时，将蒙自海关租用作教室。

1938年春，西南联大初到民明时将总办公处设在昆明城南崇仁街46号，之后历经数次迁移，最后在1939年定于大西门外龙翔街的昆华工校，是为联大新校舍。

教工住所

联大在云南办学的整体条件较为艰苦，学校教授散居在昆明郊县区，住得最远的钱穆，其住所位于宜良县岩泉寺，下图为钱穆住所。

遭飞机轰炸的校舍

西南联大在办学期间，日军飞机时常空袭其校址所在地昆明，1940年10月13日，联大师院及多处校舍被炸。

西南联大纪念碑

在昆明的联大旧址、北京的北大清华校园内、天津的南开校园内，均树立有西南联大纪念碑。

原址纪念碑

1946年5月，联大正式宣告结束，北返前夕，三校在原西南联合大学新校舍（截止2023年5月，为云南师范大学老校区）内立碑以为纪念。这座“联大碑”整体呈圆拱形，通高一丈五尺（约5米），宽八尺（约2.7米），立于山坡之上，有台阶可登。碑外围前后两面均有檐，前后面两侧各有两层内壁，外檐和内壁从两侧往中间渐次内收，碑身镶嵌于墙体之中。碑之式样采用中国传统款式，正面南向，上书“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撰文，中国文学系教授闻一多篆额，中国文学系主任罗庸书丹”。碑文系楷体，阴刻，共19行，1178字。因三教授在学术及书法方面的造诣，此碑被誉为“三绝碑”。

清华纪念碑

1987年11月1日，是联大建校50周年纪念日。1988年4月24日，作为清华77周年校庆日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落成典礼在清华举行。陈岱孙、施嘉炀、赵访熊、朱德熙四位先生为之揭幕。该碑立于清华园核心区域、丙所西南的开阔地带。这块纪念碑是联大三校中最早为纪念联大而立的标志，清华复制的“联大碑”，碑身形制完全沿用昆明原碑，但碑身外檐的形状，改为了方方正正的箱形，而非原碑的圆拱形。碑体两侧增加了新内容：西北一侧上刻：“西南联大校训刚毅坚卓”；东南一侧，刻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志》。

北大纪念碑

自北大校园西门跨过三孔圆券石拱桥（称“校友桥”），右转前行数十米，即为北大复制的“联大碑”。北大“联大碑”于1989年5月4日的校庆日揭幕。此碑仅复制了“联大碑”的碑身，而没有外面的保护层。座落在一个有三级台阶的石砌平台之上，正面向西，背面底座上刻有“庆祝西南联大建校五十周年复制西南联大纪念碑”字样。

南开纪念碑

2007年9月13日，南开复制的“联大碑”在校内揭幕。该碑位于大中路西首南侧，完全复制了原碑的样式。碑的正面朝北，正面下方有八级台阶，台阶中间镶嵌有一块石牌，上刻南开大学教授范曾题写的碑记。碑之西北、西南石板上，镶嵌有9个高约30厘米的方形石柱，每个石柱上分别刻有1937-1945各年份的数字，意指西南联大存续的年代。

西南联大博物馆

西南联大旧址是记载全面抗战时期，为保存中华民族文化教育命脉而辗转到昆明办学的西南联大的重要历史遗存，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日常的管理机构是西南联大博物馆。

西南联大校舍完整留存于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旧址内。其历史遗存主要包括：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原教室，“一二·一”运动四烈士墓，镌刻有闻一多撰写的《一二·一运动始末记》的石雕火炬纪念柱、李公朴、闻一多先生衣冠冢、“梅园”“三校亭”“民主草坪”“国立昆明师范学院纪念标柱”等14处。

1963年，西南联大旧址设专人管理。1985年，在西南联大旧址内建成“一二·一”运动纪念馆，并设“一二·一”运动纪念馆管理机构。2004年，建成西南联大纪念馆。2008年，建成“一二·一”运动纪念广场，并对周边环境整体提升改造。2018年，旧址内恢复重建西南联大图书馆并全面实施陈列布展，建成西南联大博物馆并正式对外开放。

截止2023年5月，旧址内馆舍面积共计5732平方米，展厅面积3722平方米，内设西南联大博物馆、“一二·一”运动纪念馆2个展馆及3个活动展厅，常设3个基本展览：西南联大历史展、“一二·一”运动历史展、李公朴和闻一多先生生平事迹展，是全国有关西南联大及“一二·一”运动历史展示图片资料最多，最集中的展馆。

影响评价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办学的九年间，在特殊战争背景下，取得了众多有价值的学术研究成果，对于中国教育史意义重大。”——郭建荣《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图史》

“我一生非常幸运的是在西南联大念过书，因为西南联大的教育传统是非常好的，这个传统在我身上发挥了最好的作用。〞——杨振宁《21世纪的中国靠你们来建设》

“西南联合大学之终始，岂非一代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者哉。今天，联大精神应多弘扬之。”——冯友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

“西南联大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思的一所大学，在最艰苦的条件下，保存了最完好的教育方式，培养出了最优秀的人才，最值得人们研究。”——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学教授 JohnIsrael（中文名：易社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