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 （中国当代作家）

简介

阎连科1958年出生于河南省洛阳市嵩县田湖村瑶沟，1985年毕业于河南大学政教系，1978年入伍，1979年处女作《天麻的故事》发表于《战斗报》，1989年，阎连科前往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进修，次年，阎连科创作“瑶沟系列”小说，并开始在文学界和批评界获得关注。1991年阎连科进入创作高产期并出版第一篇长篇小说《情感狱》，1993年阎连科患腰椎间盘突出，只能趴在床上写作。次年，阎连科因工作举家迁往北京，但不久之后小说《夏日落》被禁，这令他停止了军事文学的创作。2005-2008年，阎连科创作的《为人民服务》《丁庄梦》《风 雅 颂》等多部作品备受争议并有部分作品被封禁，这也让阎连科本人成为“最受争议的作家”。2008-2013年，阎连科受邀前往国内外多个地区进行演讲，2021年，阎连科获英国皇家文学协会终身成就奖。

阎连科代表作有《年月日》《受活》《四书》《炸裂志》《我与父辈》等。他在作品中运用想象力和细节描写，展现了中国30年来社会现实的突进与人性的裂变，并提出了“神实主义”这一写作思想。他也因此被人认为是继鲁迅之后再度用文学作品对中国人“国民性”进行揭露和批判的作家之一。阎连科多次荣获国内外文学大奖，包括鲁迅奖、老舍奖、红楼梦奖、弗兰兹·卡夫卡奖、美国纽曼华语文学奖并三次入围英国国际布克奖。2013年，阎连科被《中国新闻周刊》评选为“影响中国2013年度人物”。

人物经历

早年经历（1958-1978年）

阎连科1958年8月24日出生于河南洛阳嵩县田湖村瑶沟一个农民家庭，在他两岁时，家里因“三年自然灾害”陷入贫困，这给幼年的阎连科留下了深刻的回忆，因为缺少粮食，他总是拉着他母亲的手喊饿。1965年，阎连科在田湖村北一间破庙改成的小学里上学，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全国教育“停课闹革命”，小学生无法升学，他们上课读书，就是背诵《毛主席语录》和学习“最高指示”。当时他的同桌是一个来自城里的女孩，和同桌相处的过程中，阎连科意识到了城乡之间的差距，这也令他产生了逃离乡村的想法。七年后，阎连科在就读初中时开始接触并大量阅读革命小说如《青春之歌》《林海雪原》，同年，由于“枪毙事件”，阎连科对知青这一群体和城乡之间的差距产生了进一步的认识，这也对他日后的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974年，阎连科和他的二姐一同考上了高中，但由于家里贫穷，学习较好的二姐将读高中的机会让给了他，自己则在家务农，阎连科因此得以就读嵩县四中。次年，在阅读当代作家张抗抗的作品《分界线》后，希望改变自身命运的阎连科萌发了创作的念头，并开始私下创作长篇小说《山乡血火》。同年夏天，由于家里经济困难，阎连科从高中辍学，前往河南新乡一个水泥厂打工，并在闲暇时间继续小说写作。1976年，阎连科完成了三十万字小说《山乡血火》，据他所说，小说写的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内容，这本小说最后被他母亲保留了下来，次年中国高考制度恢复，阎连科的家人发电报让他回家参加高考，他“课本没找齐，复习不到十天，就去参加考试。”最终高考落榜。阎连科因此继续打工，并在1978年年底应征入伍。

初入文坛（1979-1990年）

1979年，阎连科参加了所在军区举办的文学创作学习班，他在学习班上完成的处女作《天麻的故事》发表于军区《战斗报》副刊，并获得了八元稿费。同年2月，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开始，阎连科的家人因担心他前线打仗而“四处烧香、求佛”，这令他体会到了战争对个人和家庭的破坏。1980年，阎连科的小说《热风》发表，这令阎连科坚定了小说创作的决心，这之后他继续撰写小说、独幕话剧和诗歌等稿件，并因此荣立三等功。

1981年，复员返乡的阎连科坐上送退伍兵的火车时，他的团长追到火车站，并告知他部队决定将他破格提干。阎连科回家待了半个月后，重新回到了部队。后来阎连科才知道，这次破格提干是因为他创作的独幕话剧《二挂匾》在全军文艺汇演获得了第一名。次年，阎连科成为师政治部文化干事，这段经历令他在作品中创作出了“农民军人”这一形象。1983年，在商丘驻军部队中，阎连科得知河南大学给部队开大专班后，便凭借自己的努力考入了河南大学政教系。同年，经人介绍，阎连科认识了现在的妻子，两人于第二年的十月一日结婚，当年的农历11月13日，阎连科父亲因病去世。1985年阎连科大学毕业，同年创作了中篇小说《小村小河》并投稿至《昆仑》，但被退稿。第二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阎连科将这篇被退稿的小说亲自面交给《昆仑》编辑海波，被海波看中并发表，这也是阎连科第一次在大型刊物上发表小说。

1989年，阎连科前往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进修，并因此接触了卡夫卡、加西亚·马尔克斯、胡安·鲁尔福等人的作品，其中胡安·鲁尔福奠定了阎连科的文学真实观。次年，阎连科创作“瑶沟系列”小说，并开始在文学界和批评界获得关注。

作品发表（1991-2004年）

1991年阎连科进入创作高产期，发表多篇中短篇小说，并出版长篇小说《情感狱》，该作品带有一定的自传色彩，是阎连科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次年，阎连科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1993年，在撰写第二部长篇小说《最后一名女知青》时，阎连科患上了腰椎间盘突出，严重时即使系上钢板做成的腰带也直不起腰，只能趴在床上写作。次年，阎连科调往北京二炮电视剧制作中心工作，举家从河南迁往北京，电视剧制作中心为阎连科设计并定做了一个躺椅，让他可以躺在那里写作，《日光流年》前半部就是阎连科1996年在躺椅上写成的。但不久之后由于“清除精神污染运动”，阎连科遭到批评，作品《夏日落》被禁，这令他停止了军事文学的创作。1998年10月，阎连科在身体遭受病痛折磨的情况下写完了《日光流年》这部书，并在题记中写下：“谨以此献给给我以存活的人类、世界和土地，并以此作为我终将离开人类世界和地的一部遗言。”这部书也被视为阎连科的一次生命之作，也得到了国内多位批评家的肯定。三年后，阎连科继续在长篇小说领域深耕，并创作了“代表‘文革’记忆和‘文革’叙事又一重要突破”的作品《坚硬如水》。

2002年10月，阎连科出版了和梁鸿的对话集《巫婆的红筷子：作家与文学博士对话录》，在这本对话集中，阎连科对自己的成长经历、写作起源和文学观念等进行了探讨，在书中，他将自己界定为“农民”，并认为这“呈现了我内在的真实”。2004年，阎连科的长篇小说《受活》出版，这部小说轰动了当时的文学界，阎连科本人因此在10月接受了香港凤凰台“名人面对面”栏目的访谈，但第二天上班，他就接到了组织让他离开部队的转业通知。11月，他转业进入北京市作家协会，成为了一名专业作家。

遭受争议（2005-2010年）

2005年阎连科于《花城》发表中篇小说《为人民服务》，但出刊之后《花城》被勒令收回该期杂志并做深度检讨和整顿，《为人民服务》被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联合下文禁止再版和发行。但查禁引起的轰动却让这部小说更加受关注。

第二年年初，阎连科发表以艾滋病为主题的长篇小说《丁庄梦》，为了写这部小说，他多次走访艾滋病村，和村民同吃同住，同时他也帮助村民联系医生、募捐、在村里打水井等等，但这部小说同样遭受了被禁的命运，且因为稿费和善款等问题引起了一场文学界范围内较为罕见的诉讼，这也使得阎连科成为“最受争议的作家”。阎连科本人也对这本书不满意，他认为自己“遇到了最好的小说题材”，却“把它浪费掉了”。

2008年2月，阎连科首次以知识分子作为描写对象，以“清燕大学”杨科教授的生活遭遇为出发点，创作了长篇小说《风雅颂》。但小说刚出版，就被认为是“影射北京大学”而引起轩然大波。同年八月，他从北京作协调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任职教授。两年后，阎连科宣布要做一次“写作的叛徒”，“不为出版而胡写”，并完成长篇小说《四书》，该书被全国二十多家出版社拒绝出版，最后只印制了几百本“亲友赠阅版”。

对话国际（2010-2013年）

2010年4月20日，阎连科应邀到台湾成功大学发表演讲，对自己和中国当代小说创作进行了剖析和反思，6月4日，他参加挪威文学周活动，并于奥斯陆文学中心作《让灵魂的光芒穿越布满雾霭的头脑与天空》的演讲，在演讲中提出了作家写作的“诚实”问题；9日，他在西班牙马德里图书节发表《堂吉诃德、阿Q和我》的讲演；11月1日，他在新加坡文学节发表《不同语言背景下文学共通性》。同年，《受活》被《南方周末》评为“三十年十大好书”，日、韩、英、德、挪威、西班牙、葡萄牙等多国也均有该书译作出版。

2011年3月，阎连科发表长篇理论文章《发现小说》并出版，并在文中提出自身的创作理论主张“神实主义”，同年他受多个国外文学节邀请出访，并发表多篇演讲，由《丁庄梦》改编的电影《最爱》也在这年上映。2012年3-6月，阎连科在香港浸会大学作驻校作家，开始关注世界事件并发表自己的看法，如他看到村上春树等日本知识分子就中日钓鱼岛事件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意见，呼吁在争端面前用理性讨论问题时，他也呼应了这些同行，在《国际先驱论坛报》和《朝日新闻》上发表《缓和亚洲的对立语言》一文，他指出“在任何国家，如果听不到理性的声音，灾难会随时发生，而普通人将会受苦”。第二年3-4月，阎连科应邀到美国杜克大学、伯克利大学和哈佛大学等多个院校进行巡回演讲，他本人也在这一年获评《中国新闻周刊》“影响中国2013年度文化人物”。

社会活动（2014年-今）

2014年，阎连科继续进行小说创作，并且在5月27日获得了弗兰茨·卡夫卡奖，这也是中国作家首次获得这一世界文学大奖，阎连科也成了继村上春树之后第二个获得奖项的亚洲作家。2017年11月，阎连科获香港科技大学文学荣誉博士，次年，阎连科开始享有国务院特殊津贴。2020年11月19日，阎连科参加了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线上召开的“中东欧的中国文学：可译与不可译”研讨会，他从作家的角度对中国文学作品不可译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希望译者能够更多地关注中国当代优秀的作家作品，让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走出去”。2022年3月5日，阎连科出席了《大湖消息》研讨会。次年3月30日，阎连科出席了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的第四届“21大学生国际文学盛典”致敬加拿大作家阿特伍德活动。

人物关系

阎连科出生在河南洛阳市嵩县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家中共有兄妹四人，两个姐姐和哥哥。他的父母均为农民出身，他父亲是村里的大队干部，人缘很好，村里人都很乐意和这位“老好人”商量事情，阎连科也非常敬重他父亲，并在作品中曾提到父亲与他的一棵树的故事。他父亲在1984年病重离世，为了寄托哀思，阎连科写下了散文集《我与父辈》。阎连科的母亲不识字，她曾经希望自己的儿子能成为村里的大队干部，在村里少受欺负。在丈夫和大女儿都生病的情况下，她曾经为补贴家用翻过大山，走了几天几夜去南阳贩卖东西。在儿子当兵走了之后，她把儿子打工期间写的稿纸保存了下来，这些稿纸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阎连科的命运，它们被寄到阎连科指导员那里，让阎连科从一个新兵变成了营里的“小文书”。

阎连科的大姐从小身体虚弱，卧病在床，常常疼得直不起腰，家里人多次寻医也没有找到病因。由于大姐的病，阎连科自小就在家里帮忙干活，并打工补贴家用。大姐的床头经常摆放着书，阎连科没事时就去看看书，这也培养了他阅读的爱好。二姐的成绩比阎连科好，但得知由于政策原因两个人只能一人读高中时，学习更好的二姐放弃读书的机会在家务农，让阎连科进入嵩县四中读书。他的哥哥曾经在县城当邮递员，阎连科高中辍学后，两人一起前往新乡水泥厂打工，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

他的妻子家在河南开封，1983年认识阎连科的时候，她正在开封一家电瓶厂上班，那时候阎连科一心想在洛阳找一个妻子，以便能够转业在洛阳定居，但愿望没有达成，无奈之下才经人介绍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并于第二年十月一日结婚。阎连科的妻子不懂文学，也几乎不看他的作品，在丈夫写作腰部受损后，她承担了包括扛煤气罐在内全部的家务。两人的儿子于1995年出生，家庭气氛十分和睦，他们还养了一条哈巴狗，名字叫哈利。

主要作品

短篇小说

截止时间：2023年9月

阎连科与1979年首次创作并发表短篇小说《天麻的故事》，小说题材虽然多变，但始终围绕着苦难进行创作，展现了苦难之下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生存韧性，展现了阎连科对农民的悲悯与同情。

中篇小说

截止时间：2023年9月

阎连科在三十余年里创作了六十余篇中篇小说，主要以“瑶沟系列”“和平军人系列”“东京九流人物系列”和“耙耧山脉系列”为主，其中代表作品有《小村小河》《黄金洞》《夏日落》等。

长篇小说

截止时间：2023年9月

阎连科自短篇小说起步，以中篇小说过渡，以长篇小说蜚声文坛。他的长篇小说的题材新颖且直击心灵，其中主要代表作品有《情感狱》《受活》与《四书》。

话剧

截止时间：2023年9月

《二挂匾》是阎连科于军队服役期间创作的一部独幕话剧，并由于该剧在全军文艺汇演获奖，原本应复员返乡的阎连科于1981年被部队召回。

参加综艺

截止时间：2023年9月

其他出版作品

截止时间：2023年9月

除了小说之外，阎连科创作并出版了多种如散文集、演讲集、对话录、文论等，其中在《发现小说》中，阎连科阐述了其对创作思想“神实主义”的看法与解释。而《巫婆的红筷子：作家与文学博士对话录》则以对话录的形式让人们认识到一个更加真实的阎连科。

创作特点

创作主题

乡村中的权力与温情

八十年代初，阎连科创作的乡土小说写实、质朴且贴近日常生活，文中的苦难相对其他作品而言也较为平淡，更多是为了凸显苦难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温情，以及村人对权力的向往和斗争。例如《瑶沟人的梦》中十八小队的人花费了一定的代价想让连科当上大队秘书，好为整个小队谋福利，但是最后失败了，连科自己反而成为一个工人，但其他人并没有因此责怪他。在《黑猪毛白猪毛》中，根宝等人为了求得镇长的照顾，以抓阄的方式，争先恐后地去给开车撞死人的镇长坐牢。

底层人民的命运展现

阎连科以明末清初东京为背景创作了一系列市井民俗小说，如《斗鸡》《横活》等。他在小说中借助“旧东京”这一躯壳，以地方志为原形，描写旧时开封底层下九流人民的生活和命运，传达出一种都市民间洒脱、自得的生存理念，凸显出中国民间的生命状态。例如《横活》以主人公鲁耀的第一人称“我”为视角展开叙述，回忆了清末民初古城开封著名的杠局杠头鲁耀的一生；《斗鸡》则写了一个人斗鸡的命运和社会百年来的发展历史。

军人的苦难与思想

军旅系列是阎连科前期创作的重点，在他的笔下，小说中的故事地点多在军营和乡村来回切换，小说里面的主人公大多是“农民”出身的“军人”，他们和乡村以及乡村的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作家也写出了和平时期的军人形象和精神状态。例如《中士还乡》写一个了中士为了以后退伍回来当村干部而去队伍当兵，但军队发生的事情违背他的内心，他就拒绝了军功毅然选择了退伍。《四号禁区》则描述了军事禁区中少男少女的悲剧爱情，禁区中仅有的两个年轻人鸢孩和小菊私下里恋爱，并收养了一个无人认领的小孩，可鸢孩却在疏忽中害死了孩子，最后他在绝望与精神错乱中射杀了小菊。这展现了主人公身上人性和军人责任的冲突，战争对心灵的异化。

农民对命运的抗争

阎连科以“耙耧山脉”为脉络，在小说中加入并融合了许多荒诞、神秘、夸张、魔幻和黑色幽默的成分，加大了对农民苦难的书写和渲染，制造了怪病、蝗虫、天灾等多种苦难，让农民的生活变得更加残酷，展示了角色敏感、极端的生命体验。例如《日光流年》中则写的是与世隔绝的三姓村村民得了堵喉症寿命无法超过四十岁，村中的四任村长为了延长人们的寿命而展开的苦难斗争，为了筹钱治病，村民们甚至不惜卖掉自己身上的皮肤。而《丁庄梦》则写了的是在“血浆经济”的鼓动下，丁庄人为了致富而卖血，但由于抽血操作不规范，很多人得了艾滋病，丁庄在这一绝症中消亡的故事。

写作手法

叙事特点

“索源体”

索源体是指按时间上的逆向进程依次倒叙故事直到展现其原来状况的文体。先写最后的结局，然后依次逐步回溯过去直至最初降临到世界的事情，如同倒放录像带一样。例如在《日光流年》中，作者同时分两条时间线叙述，一条是整体上的倒叙：写主人公司马蓝由死亡到出生：第一卷讲述了中年司马蓝即将面对死亡但最终失败，第二卷讲述司马蓝当上村长后的奋斗经历，第三卷叙说青年司马蓝为了当上村长的努力过程，第四卷退回到司马蓝的少年经历，成为同龄人的领袖，第五卷则回溯到司马蓝的童年生活和他从母亲子宫里的出生过程；另一条是各卷（全书共分为五卷）的顺叙：按照事件发生的顺序写，即第一卷从司马蓝三十九岁得病写起，写到他四十岁死亡那天。

“絮言体”

絮言体就是采用絮言来参与叙事，并且成为文本的主干结构的语言组织形式。阎连科将对主题进行补充说明的题外话转变为文本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小说正文内容构成了完整的补充，令其支撑着文本的结构框架。如在《受活》中有九章是直接用絮言分别独立成章，既是对正文的注释，注释小说中出现的方言词语，如：受活、热雪、处地儿等等，又讲述了与该词相关的事件，展示了小说中人物的命运和相关事件的前因后果，展示受活庄的历史和相关人物的生活经历，为小说引出了更加广阔的时空背景，与正文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小说的主干结构。

亡灵叙事

亡灵叙事视角是从死者或鬼魂的视角来讲述故事。小说中的主人公作为亡灵具有全知全能的叙述能力，既可纵观故事的全局，又能细腻地表达情感，他们是时间的亲历者，使小说叙述更具真实性。例如《寻找土地》中，亡灵马佚祥是故事的叙述者，佚祥在帮助老乡的时候意外身亡，他的魂灵随着其骨灰被海连长送回家乡，舅舅的冷漠，马家峪人的淳朴仗义，人情的冷暖都从亡灵的视角展现出来。

语言特点

阎连科笔下语言具有陌生化等特点，主要表现在词汇偏离和喜仿“红色语言”上。他的小说里存在着大量的临时自创的新词，这些词往往是对常规词语的仿造或改造，例如《日光流年》中的“白血淋淋”“绿粉淡淡”；同时阎连科在小说中运用了大量的豫西方言如《受活》，“受活”本身就是一个方言词汇，意思为享受。为了使语言陌生化，阎连科采用了语法偏离的形式，如《黑猪毛 白猪毛》中“快步往自己家里箭了回去”。除此之外，阎连科在小说中“戏仿”“文革”时期的红色语录，大量使用对联、顺口溜、语录歌、样板戏等形式，创造了独特的小说语言。如《坚硬如水》中阎连科将革命语言运用于作品中，使作品再现了革命时期社会氛围，塑造了高爱军和夏红梅两个革命青年形象。

人物塑造

阎连科的小说中，中心人物占据着绝对的话语权，人物形象也突出且令人印象深刻。但即使阎连科在小说中给了中心人物一定的论述空间，这些人物的性格形象并没有随着事件的发展发生成长变化，他们的形象总是扁平的。例如《受活》中的柳县长是一个满是抱负与野心的政治家，他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可以做任何荒唐的事情，除此之外，我们几乎看不到柳县长的其他形象。相对于中心人物，边缘人物数量更多，但是话语权更少，形象更残缺。这些边缘人物几乎没有一个完整的形象，总是以群体的形式出现，例如在《受活》里的受活庄人，《日光流年》里的三姓村村民。

阎连科在创作中往往选择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进行描写，展现了他们的生命力、意志力和求生欲望。通常，他会把人物设定在极端的困境中，比如《年月日》中先爷在极度干旱的环境中守护玉米苗；《日光流年》中三姓村每个人都逃脱不了40岁死亡的悲惨命运。面对绝望的生存境遇与虚无的人生命运，小说中的人物并没有退缩，而是选择与命运抗争到底，如《年月日》中先爷把自己的身体当作肥料给玉蜀黍苗提供养分；《日光流年》中村长司马蓝通过求弟弟卖腿皮等多种方式筹钱，希望通过手术治疗来延长寿命活过四十岁。这些小人物不接受命运的安排，但在文中，人物的努力也只是徒劳，他们最终还是会走向悲剧和既定的命运。

神实主义

神实主义最早由阎连科在其作品《我的现实，我的主义》中提出，指作者即在文学创作中不再刻意追求描写“客观现实”，不从传统现实主义的观念角度出发，在小说创作时追求奇异的结构、荒诞的情节和奇特陌生的语言，用内在真实取代现实，用因果观代替因果律，用人物或作家的情感逻辑打破现实世界的客观逻辑。阎连科指出，神实主义疏远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它与现实的联系是仰仗于人的灵魂、精神和创作者在现实基础上的特殊臆想。例如在《情感狱》中，由于饥饿，主人公竟然能够在白馍中尝到宛如山珍海味一般的滋味；《耙耧天歌》中尤四婆掘开自己丈夫的坟墓取出骨头熬汤、请求屠户剖开自己的脑子取出脑浆，只为了救治自己的痴傻儿女；《日熄》中“我”的爸爸因为想要在阴天的上午让整个镇子充满光亮唤醒陷入梦游中的全镇人，点燃了放在山洞里的几十桶尸油，自己也落入滚滚大火中。这些科学认知中荒诞的情节被阎连科以“神实”的手法记录在了小说中，体现出了作者对小说创作的大胆追求。

人物争议

对于《风雅颂》的争议

2008年4月，阎连科的长篇小说《风雅颂》在文学刊物《西部·华语文学》首发后，在最初传看的少数文学评论者中间引发了激烈的批评。批评认为，该作品中的“清燕大学”和“无名湖”影射北京大学和未名湖，还“诋毁高校人文传统，肆意将高校知识分子形象妖魔化”。6月，《风雅颂》单行本在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然而，单行本与初刊本在内容上有很大不同。即便经过很大改动并删除明显“影射性”的词句，批评者依然保留意见，认为阎连科不了解高校，并持有不良的写作倾向。当然，也有很多读者和评论者对此作品持肯定意见。阎连科本人则认为：“我笔下的"大学’和“乡村’由此不伦不类，如果有人对号入座那将是最大的荒诞。”

作品风格争议

有学者认为“神实主义”以“情感逻辑”打破现实世界的“客观逻辑”，会导致主观意志被无节制地输入到文本中去，对“现实”的创造会使文本失序、失真。有学者则批评阎连科小说中的主题思想太“极端”，脱离“真实”，“形式压迫内容”。还有一些学者认为阎连科写小说太“自我”“个性”，只关注人性之恶。2011年，阎连科对于外界产生针对他作品风格的争论如“超越现实主义”“怪诞现实主义”“民间现实主义”“反现实主义”“荒诞现实主义”“现代现实主义”“狂想现实主义”等选择了无视，并在《我的现实，我的主义》作品中将自己的作品风格定义为“神实主义”，并阐述了相关文学创作理念。

文学影响

阎连科及其小说是当代中国文坛的热点话题之一，他是当代在文学和非文学领域持续制造热点的跨界作家，从1991年开始众多学者和批评家也对之予以持续的关注、阐释，不断生成新话题，一些评论者认为阎连科具备“乡土作家的气质”，是继鲁迅之后再度用文学作品对中国人“国民性”进行揭露和批判的作家之一。同时由于其军事文学创作，引发了学界关于“和平时期文学应该如何书写军人灵魂”的相关探讨，例如有人认为“阎连科的农民军人小说正是当代新乡土文学的另一分支”，而也有作家阎连科笔下的军人形象进行了批判，认为作家对他们“太狠了”。随着阎连科“神实主义”的提出，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其文学作品进行研究并发表相关研究著作如《阎连科文学研究》《说阎连科》等，深入探索了阎连科本人的文学作品和创作思想。阎连科本人也在多次海内外演讲中发表、补充自身的文学理念，这些观念不断影响着他本人和世界范围内其他学者的写作思想和创作风格。

阎连科的作品不仅为中国读者喜爱，也被译介到海外2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获得多项国内外文学大奖，包括鲁迅奖、老舍奖、红楼梦奖、弗兰兹·卡夫卡奖，2021年3月获美国纽曼华语文学奖并三次入围英国国际布克奖。从2006年《为人民服务》法文版出版至今，阎连科作品每隔一两年就被欧美出版社翻译出版，且都能引发高度关注和热烈反响，因此近年来其国际声誉日盛。

荣誉奖项

个人获奖

截止时间：2023年9月

作品获奖

截止时间：2023年9月

轶事典故

阎连科17岁时从高中辍学前往河南新乡一个水泥厂当搬运工。他的工作就是把从火车上卸下的煤或沙子，装进架子车上，运往水泥厂。每天起早贪黑，一天一次，一次一吨，1000公斤，60多里路，能挣四到五元。午饭，阎连科和其他人便赶到某机井口上，喝着路边的生水，吃坚硬的“杠子馍馍”。他还到水泥厂的料石山上打风钻、炸料石，把料石装上小型火车，运往山下水泥厂。在山上干八个小时，可以挣一块六。阎连科为了多挣点，一天干十六个小时。经常干十天半个月，不下山，也不洗澡。

入伍前一天，阎连科发的新军装被人偷走，由于不敢声张，他只好借了本家一个退伍老兵的旧军装穿上，就这样混进了队伍里。过了两年后他休假回家，才知道军装是被他最好的一个朋友偷走了，那个人在他出发当天还为他送行，甚至掉了眼泪。

阎连科入伍后，为了做连队里第一个打扫卫生的人，他把连队里全部的扫把都藏了起来。

人物评价

正面评价

《南方周末》：阎连科，他是中国当代作家中少有的保持着批判精神的作家。

复旦大学教授、文学评论家陈思和：“阎连科是当代中国最具有争议性的作家。阎连科天生具有奇幻的想象力，又是当代中国最具探索勇气的小说家，他的小说从不重复自己的写作经验，每一部都具有小说形式的探索性，开掘着新的令人喜悦的思想深度。他是备受关注而被争议，不是因为备受争议才被关注。

苏州大学教授、批评家王尧：“阎连科以他的“神实主义”打破了既有理论的分类和垄断，重新发现小说，于是有了《炸裂志》。这是“当代中国”的又一个隐喻，是阎连科的世界观和小说方法论。读懂《炸裂志》，便读懂阎连科，或许也读懂了当代中国。

美国《纽约时报》：阎连科的后现代主义讽刺漫画式的作品以极尽夸张的手法戏仿历史文献和寓言叙述，构思十分巧妙。阎连科作品的字里行间盘桓着已故俄国作家果戈理的鬼影，不在于其精炼的手法，而在于其灵魂。

法国《世界报》：中国作家阎连科跻身于大文豪的圣坛绰绰有余。没有人像他那样以小说的形式高屋建瓴地把握社会，其作品具有惊人的震撼力，作品中呈现出摧枯拉朽有时令人绝望的幽默。

英国《卫报》：阎连科是想象力丰富的讽刺大师。

日本《世界》：实力派作家阎连科与他的作品，是考察中国的文学水准与表达空间的重要坐标。 

卡夫卡文学奖授奖词：阎连科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很像赫拉巴尔在捷克斯洛伐克，他们都对社会进行内部观察，在官方的灰色地带中徘徊。无论从文学还是经历，阎连科都实至名归。他有着犀利的讽刺和对现实的观察能力，最重要的是他拥有面对现实的勇气。这和卡夫卡的创作精神一样。

负面评价

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凭心而论，由于多产，阎连科的作品水平显得参差不齐；而他的语言累赘，叙事结构冗长，也未必入得了文体家的法眼。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邵燕君：我确实不是一个纯粹客观的批评者，而是一个“当事人”。我就是那些愤怒的北大人中的一个。我愤怒，不是因为北大被批评了，而是因为我曾度过青春岁月的母校、我今天和未来安身立命的家园被人不负责任的亵渎了。如果说《风雅颂》给了我什么，它就给了我作为一名普通读者的被伤害感。

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旷新年：政治波普是对阎连科的创作的“艺术特色”及其在商业上取得成功的一种合理的解释。阎连科写作的政治波普风格，在20世纪90年代被西方收购，并且创造了金钱神话的中国政治波普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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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时间：2023年9月

改编影视

截止时间：2023年9月

注释

由于家境贫寒，他的父母没有记住他的出生日期，直到1978年阎连科参军时填登记表，父母才根据当时天气推算出阎连科生日在8月，并最终写下8月24日。

阎连科书中写自己小学时候，同桌是一个城里的、成绩优秀的女孩。女孩与“我”同桌时，在桌上划下一条“性别的楚河汉界”，告诉“我”：谁也不能越过那条线。“我”由此敏感意识到了城乡之间的隔膜，也因此开始了一场捍卫乡村尊严的无声之战。“我”因此开始暗暗努力学习。虽然“我”的成绩终于提高到与那女孩只剩一分之差，然而仅是那再无机会超越的、一分的差距，也仍令“我”感到城乡之间那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对于这些城里女孩，作者说：“她们的存在，时时提醒着我一种自卑和城镇与乡村必然存在的贫富贵贱；让我想着那种与生俱来的城乡差别，其实正是一种我永远想要逃离土地的开始和永远无法超越了的那一分的人生差距。”

1972年，当地枪毙了一个意图强奸女知青而未遂的农民。作者说，姑且不论该农民的罪行是否罪大恶极到该枪毙的程度，一个鲜明的对比是：一个男知青在强奸了一个当地乡村女孩后却逍遥法外。这两件事情的对比给了阎连科很大的触动。

在《我的现实 我的主义》中，阎连科说“这本小说最后被我的母亲‘当烧饭、烤火的火引子给烧了’。”

阎连科和上海文艺出版社签订合约的时候，阎连科列出的条件之一是出版社必须向他去体验生活的艾滋村捐助五万元人民币。2006年年初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丁庄梦》时，也在书的封面和勒口处印着“为写作和出版这部小说，作者和上海文艺社捐献义款，联合进行了‘关爱生命，关注艾滋病慈善行动’”这样的宣传语。但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并没有按时支付作者稿酬，也没有给艾滋村捐助义款。2006年三月，阎连科第一次通过《丁庄梦》的责编向上海文艺出版社催要稿费和公益款，但没有得到正式回复。在与责编多次联系无果后，八月中旬，阎连科委托律师向上海市第一中级法提出诉讼并被立案，最终双方达成和解，出版社支付小说版税，阎连科自己承担了五万元公益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