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章句集注 （南宋朱熹为四书所作的注释）

简介

《四书章句集注》是朱熹为了继承并发展传统的儒家思想、复兴儒学、重振儒家的纲常伦理，在北宋理学家程颐、程颢解经的基础上，参照各家之说，集四十年之功辑合而成的。此书以求“四书”义理为最高原则，在此前提下把义理与训诂考据相结合。在注释四书时，朱熹将自己的理学思想渗透于其中，所以《四书章句集注》中的理学思想是成体系的，并且具有许多以往经学史上所不曾有的新的范畴、新的观念和新的解释方法。该书定本于庆元五年（1199年），包括《大学章句》一卷、《中庸章句》一卷、《论语集注》十卷、《序说》一卷、《孟子集注》十四卷、《序说》一卷，共二十八卷。后又有三十卷、十九卷、四十卷等版本。

《四书章句集注》被中国历代王朝统治者和学者所推崇，成为南宋、元、明、清等多个朝代的官方及民间教材，也是元、明、清科举考试的答卷标准。朱熹用四书中的哲理来构造自己的理学思想体系，形成了义理解经的系统模式，极大地推动了儒家典籍精髓思想的传播。《四书章句集注》上承经典、下启群学。不仅是儒家学说的大成，而且是朱熹儒学体系的基础，对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巨大的影响。宋理宗下诏盛赞《四书章句集注》“有补治道”。南宋官员黄潜认为，四书的“义”都在于朱子的“注”中。朱子的言辞简约，含意却深远。北京大学古文献学家顾歆艺认为，《四书章句集注》是唐宋以来儒学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时代精神的体现。

书名释义

“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学”是朱熹经学体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朱熹整理编辑了北宋和南宋初期儒学对四书的解释，并增加自己的注解，形成《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所谓“集注”，意即集众人之注释；所谓“章句”，则是根据文章中每句每段的内在含义加以铨释完成解经的目的。《四书章句集注》即是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简约为“四书”，再将为《大学》《中庸》所作“章句”，为《论语》《孟子》所作“集注”拼合成“章句集注”。宋代书目著录中，并没有《四书章句集注》这个名称。《元史·许谦传》的行文中，出现了“读《四书章句集注》，有《丛说》二十卷”的说法，这是较早出现的《四书章句集注》之名。

作者简介

朱熹（1130年10月18日~1200年4月23日），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晚年号晦翁、遁翁、沧州病叟、云谷老人，别号紫阳，徽州婺源人（今江西省婺源）。南宋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儒学集大成者，学者尊称朱子。因长期寄居福建，朱熹的学术被称为“闽学”，又因他于建阳建考亭精舍讲学，所以也称为“考亭之学”。

朱熹19岁中进士，22岁授迪功郎、泉州同安主簿，后罢归。31岁正式拜北宋理学家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为师，逐渐发现了佛、道之说的破绽，于是专心儒学。隆庆元年（1163年），朱熹上书反对南宋与金朝议和，被宋孝宗召见，朝廷屡次委任朱熹以官职，朱熹皆辞不受。淳熙五年（1178年）开始，朱熹先后任知南康军、提举浙东茶盐公事、提点江西刑狱、兵部郎官、漳州知州、湖南安抚使、焕章阁待制、侍讲等官职。宋宁宗庆元二年（1196年），因监察御史史继祖弹劾其伪学欺人，朱熹被革职罢官，归建阳讲学著述而终，追谥“文”。

朱熹继承了二程的思想，又独立发挥，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后人称之为程朱理学。他一生著作颇丰，主要有《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资治通鉴纲目》《易学启蒙》《朱子语类》等。从政与著述之余，朱熹亲自执教，从事教育达50年。朱熹是唯一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庙的学者，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中。

成书

成书背景

宋朝建立后，为了维护稳固统治，采取了“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非常“优待文士”，文臣地位比较高。宋太祖明令“不欲以言罪人”，允许不同意见存在，文化环境相对宽松，有助于文化思想的交流，促进了宋文化的繁荣。唐末、五代以来，儒家的伦理道德在社会动乱中被摧毁，伦常扫地，削弱了维系社会稳定的思想准则，严重动摇了社会统治的思想基础。为了维持社会稳定，宋代的思想家继承了唐代思想家韩愈提倡道统、重整儒学的作法，主张复兴儒学、统一道德、重整伦常，强调人道、人理之义理规范。不同于汉唐经学重章句训诂的治经之法，宋代学者研治儒家经典，不再局限于文字声韵、名物制度等表面文字的考证，而是深入到了经典内部，探讨儒家经典内在的义理，将其体现的儒家伦理纲常发扬光大，为社会治理和稳定服务。这些做法得到了统治者的大力支持，开始提倡和表彰儒学及其伦理纲常，展开了尊孔读经的活动。

宋太祖“重文轻武”的基本政策虽然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和文化的繁荣，却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在金的步步紧逼下，南宋政局动荡，国家支离破碎。为了求得国力强盛，宋朝开始推行王安石变法，这使得以学校教育和书院教育为主的文教事业得到了很好的发展，成为朱熹经学产生和发展的重要背景。朱熹一边教学授徒，一边著书立说。把理学教育和经学教育有机结合，以理学和儒家经学为主，以四书学为授课、学习基础。《四书章句集注》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创作出来的。

思想渊源

唐中叶以来，出现了舍传求经、疑经的新风气，《孟子》《大学》《中庸》开始受到重视。宋代以来，疑经惑经思潮又有了新的发展，北宋理学家孙复、思想家石介、史学家欧阳修提倡道统，推崇孟子，孟子的地位进一步提高。王安石改革科举制度后，将《孟子》与《论语》并列，规定《孟子》为科举考试的科目，再加上《大学》《中庸》从《礼记》中独立出来，使得“四书学”得以确立。宋代的儒学复兴运动引发了理学思潮的兴起。在吸收了佛老之学之后，带来了传统经学上的革新，形成了新儒学——理学。程颢、程颐把四书作为儒家学说的基础，逐步确立了四书以及四书义理之学的主导地位，对朱熹四书学的成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南宋初期，民族危机、社会动荡等现实社会问题，激发了士大夫的社会使命意识和历史忧患意识，促使他们思考和探索家国长治久安以及个人安身立命的问题，他们的关注点转到主体道德塑造的内在功夫上，力求“明道求理”，以儒家传统寻找万事万物的本体之根，澄明一切事物存在的根本，澄清一切事物的本质规律。宋代“明道求理”的理学思潮主要体现为对“五经”“四书”“易传”等传统经典义理的内省上。讲求儒家经义，探究儒家经义之理的义理之学，形成朱熹四书学的重要思想渊源。

成书过程

绍兴十四年（1144年），15岁的朱熹见到南宋禅学巨匠大慧宗杲的弟子道谦禅师，泛滥佛老时期自此开始。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朱熹与北宋理学家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会面，“逃禅归儒”自此开始。后来朱熹正式拜李侗为师，逐渐发现了佛、道之说的破绽，专心研究儒学。隆兴二年（1164年），朱熹与南宋哲学家张栻面论湖湘“中和”之说，此后开始参究“中和”问题。与此同时，朱熹孜孜不倦研读儒家经典，并开始编辑整理北宋、南宋初期的儒学关于四书的注疏。这不仅使他对经典的文本章句有了深刻理会，而且对其哲学义理有了彻底参悟，为他今后集理学思想之大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的理学思想，为朱熹的经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是朱熹“四书学”思想的重要来源。在二程的影响下，朱熹对四书更为重视。乾道八年（1172年），朱熹编订《论孟精义》，前《四书章句集注》经学体系由此形成。淳熙四年（1177年），朱熹著成《论语集注或问》《孟子集注或问》《大学章句或问》《中庸章句或问》《中庸辑略》，《四书章句集注》经学体系由此诞生。淳熙九年（1182年），朱熹将《章句》《集注》合刻于婺州，这是史上首次出现“四书”之名，也是《四书章句集注》最早的版本。其后，朱熹又先后做了多次修改，庆元五年（1199年），《四书章句集注》定本刻于建阳，这是朱熹最后的晚年定本。

内容

朱熹特别尊崇《孟子》和《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使之与《论语》并列。四者结合起来，代表了由孔子经过曾参、子思传到孟子这样一个儒家道统，而二程和朱熹则是道统的继承、发扬者。朱熹为四书分别做了注释，对《大学》还区分了经传并重新编排了章节。此书以求四书义理为最高原则，在此前提下把义理与训诂、考据相结合，从而发明圣人之道，系统地阐发理学思想。书中排列了四书的先后次第，作为入道之序，是一本以义理解经的代表作。

《四书章句集注》的章节目录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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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

朱熹生前版本

1. 宝婺本：淳熙九年（1182年），朱熹将《章句》《集注》合刻于婺州，即宝婺本。这是《四书章句集注》最早的版本。淳熙十一年（1184年），宝婺本在广东德庆被翻刻，也被称作“德庆本”。

2. 静江本与成都本：淳熙十二年（1185年）和淳熙十三年（1186年），朱熹先后做了两次较大的修改。这两次大修改后的定本，在广西静江、四川成都刻印。

3. 南康本：淳熙十五年（1188年），《四书章句集注》又作了一次大修改，次年正式序定，但是直到绍熙三年（1191年），才在南康刻印发行，成为朱熹生前最流行的版本。

4. 庆元本：此后朱熹又对南康本就行了多次修改，庆元五年（1199年），《四书章句集注》定本刻于建阳，这是朱熹最后的晚年定本。

现存主要版本

宋、元、明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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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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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思想

朱熹作为一位理学家，哲学思考的主旨是回应和化解时代所面临的挑战和冲突，其撰写《四书章句集注》的主要目的在于继承并发展传统的儒家思想，复兴儒学、重振儒家的纲常伦理，担当起重建价值理想和精神家园的责任。在注释四书时，朱熹将自己的理学思想渗透于对四书的注释之中，所以《四书章句集注》不同于一般的古籍整理之作，它具有明显的思想倾向性，其思想是成体系的，并且具有许多以往经学史上所不曾有的新的范畴、新的观念和新的解释方法。“理”是朱熹哲学逻辑结构的最高范畴。朱熹所阐述的“理”是形而上者，远早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他认为“理”是事物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律，也是伦理道德层面的基本准则。《四书章节集注》的思想结构可从世界观范畴和伦理道德范畴两个角度进行剖析。

世界观范畴的“理”的思想

朱熹认为，“理”是永恒的、先于世界而存在的精神实体，世界万物只能由“理”派生。“理”是宇宙之所以成为宇宙的总原则，具有“天”那样至高无上的地位，逆理就要获罪于天，人只能顺理而行。孔子、孟子在《论语》《孟子》中，只言“天”而未言“理”，没有朱熹的“理”的概念。而朱熹在他对四书的注释中，把哲学领域作为世界观范畴的“天”与“理”紧紧联系起来，这样就把传统的儒家思想用做注释的方式进行了发展。

朱熹还认为，“天地之间，有理有气”，“气”是朱熹理学体系中仅次于“理”的、第二位的范畴，它具有情、状、迹及凝聚、造作的特征，是铸造万物的质料。“理”是从形而上的角度说的，“气”是从形而下的角度说的，“理”是万物之本，“气”是万物成形的具体质料。无“理”则无万物产生，无“气”同样没有万物的产生。“理”要呈现自身，就只能通过“气”的运动变化及其形成的具体事物。离开“气”及其构成的具体事物，“理”就无从显现。唯有“理气”共同参与，共同起作用，二者浑沦一体才有万物的生长发育。“理气”关系中最为重要的是“理一分殊”，是“理”通过“气”的具体展现。在《四书章句集注》中，朱熹用“理一分殊”的概念来阐述“一理”与“万事”的关系。“一理”即“大德”，可分化出无穷的事物，即“万殊”。从而将“理”从宇宙自然领域扩展到人类社会的政治、道德领域。“理”无所不包，无所不在。

伦理道德范畴的“理”的思想

朱熹认为，人性的善恶也是“理”与“气”共同作用的结果。“理”在人身上形成“天命之性”，“气”形成“气质之性”。在《四书章句集注》中，朱熹将“理”与“三纲五常”结合起来，“三纲”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封建社会最基本的伦理道德原则，“五常”指“仁、义、礼、智、信”，是封建社会人与人关系的准则和个人修养的原则和方法，它们都是封建教化的重要内容。朱熹将“三纲五常”上升到“天理”的高度，是人人必须遵守的准则。对封建社会的礼乐政刑，不能有丝毫的偏离。一旦偏离，就会受到上天的惩罚。这样一来，就很自然地将封建统治天理化、合法化。而物欲、人欲是以某种特殊的“气”作为质料才存在的，被置于形而下的层面。朱熹认为，妨碍人们履行政治伦理规范的最大障碍是人们心中存有物欲、人欲。他明确指出：“天理人欲，不容并立”，“存天理，灭人欲”是朱熹人生哲学的最高境界。他认为达到这个境界的关键在于“学以明伦”，学习的目的是明白“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所谓“人之大伦”。只有在完全弄明白君臣、父子、夫妇等基本的人伦关系，并将其铬铸于每个人的灵魂深处，身体力行，才能不逾规矩，修养成统治者所需要的人。可见，《四书章句集注》之所以受到封建统治者的重视，在政治上产生重大的影响，根本原因在于它适合统治者塑造臣民的根本需要，为封建统治提供了系统的理论支持。

特色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是在解释的基础上进行了其哲学建构，在话语体系、哲学解释框架、概念诠释、文献征引、语文解读等方面非常具有特色：

1. 《四书章句集注》的话语体系是朱熹借用北宋以来理学新话语以及理学思想体系的基础上形成的。《四书章句集注》的注文与“四书”原文之间在话语方面有着显著的不同，注文背后是一整套完整的理学体系。

2. 在具体的解释中，朱熹采用了天理—人欲、体—用、本—末、人—己、内—外、公—私等多种二元思维框架。

3. 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的解释过程中，十分重视概念诠释，对其中的核心概念都进行了深度探索，力求实现对各种概念，如天理、仁、义、礼、道、诚等做出更富有时代性的解释。

4. 朱熹大量汲取了前代文献，其中主要包括汉唐为主的音读训诂、两宋理学家对四书的义理辨析，特别是二程及其后学对四书的解说。

5. 《四书章句集注》对语文解读非常重视，朱熹反对脱离经文原意的任意发挥。在具体的解释过程中，朱熹将义理与具体的语文解读结合起来，在译解四书的同时，也分析四书中的语法、修辞现象。从语言的角度研究四书。

6. 《四书章句集注》是由四部相对独立的解释著作的汇编，因为四书本身具有差异性，所以朱熹对四书各书的解释也各具特色。他对《大学》《中庸》的解释采取的是章句体，注重的是分章句解。《论语集注》《孟子集注》通过对宋儒义理的汲取来深入四书文本的义理。

评价

宋理宗于宝庆三年（1227年）下诏盛赞《四书章句集注》：“朕观朱熹集注《大学》、《论语》、《中庸》、《孟子》，发挥圣贤蕴奥，有补治道。”他又在淳祐四年（1244年）再次下诏说，朱熹精思明辨，融会贯通，使《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的要旨清楚透彻，孔子之道也因此广为流传。

南宋理学家何基认为，四书应当以《四书章句集注》为主，以《朱子语类》为辅助。《朱子语类》出自众人之手，不无失真，应当以《四书章句集注》的精妙细微之处，来完善《朱子语类》的疏密之处，以《朱子语类》的详细直白之处，来研究《四书章句集注》的曲折之处。他还认为，《四书章句集注》义理自足，熟读即可，不宜有过多的诠释，以免破坏原本义理脉络。

南宋官员李性传非常推崇《四书章句集注》，他认为，朱熹的其他著作及语类与《四书章句集注》存在矛盾的，应以《四书章句集注》为准。

南宋学者王柏认为，《四书章句集注》包含无穷之味，即使深入钻研其中所蕴含的意味，也不能够了解得非常清楚，就不要再说了解它的言外之意了。

南宋官员黄潜认为，读《四书章句集注》，有《丛说》二十卷，讲述义理，非常务实。每次他告诫学者时都会说，士人求学，当以圣人为准。至于进修的情况如何，要看自己的能力。然而要先了解圣人的心意，就要学习圣人的书。圣贤的心意都在四书中，而四书的“义”都在于朱子的“注”中。朱子的言辞简约，含意却深远，要不断研习，才能知道其中的要领。

北京大学古文献学家顾歆艺认为，《四书章句集注》是一部宋学特色明显的古籍整理之作，它继承了北宋以来学术研究特别是经典注释的风格和特点，注重对经典总体思想的把握，独立性强，少有约束。而其思想内容就是对传统儒家学说有所发展的成熟的理学思想。《四书章句集注》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它是儒学对以佛学为代表的外来思想挑战的一种回应，是唐宋以来儒学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时代精神的体现。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郭齐勇认为，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甚至超过了清代汉学家的贡献，借用一句话可以说是：“先立乎其大者”，即从整体的联系的观点把握了四书的精髓，也是先秦儒学的精髓，并在宋代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创造性地诠释了儒学的精义。

当代哲学家、哲学史家陈来认为，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在主观上力图使读者能够切就经文来理解经文的义理，引导读者就经文去理解它的意义。所以他是即经求理，不是离经说理。实际上，朱子解经的很多地方也是发挥了经文里面没有说明的义理，这是一切义理派解经学共有的一种必然的归趋。但是，朱子没有忽视训诂、音读和名物的解释，注重经文自身的脉络，所以他的《四书章句集注》能够经得起汉学的批评，同时彰显出义理派的优长。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国学研究院院长朱汉民认为，朱熹和宋儒通过集结四书，分别为《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作序，重新构建从孔孟到程朱的道统脉络，完成了宋儒的道统论思想体系。在《四书集注》诸篇序说中，朱熹集中表达了他希望继承孔子整理、诠释《六经》而确立儒家道统的思想传统。他通过结集、诠释四书而建构理学，同时推动儒家道统论思想的成型。

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束景南认为，朱熹的四书学体系中具有不可克服的二律背反：一方面他呼喊着复归善的人性，另一方面却把人伦纲常这些最悖人性的封建道德当作最人性的东西；一方面强调张扬主体性，实现道德气节人格的超越，另一方面却用几乎近于禁欲主义的伦理道德规范的制约使人绳行矩步，道貌岸然，又走向了主体性的丧失；一方面猛烈抨击统治者的道德腐败，人性堕落，另一方面他要人做存理灭欲的内向修养功夫，却在另一极上又走向了道德与人性的反面；一方面他用乐观理想的色彩尽情描绘着彼岸建立在人性之上的仁政王国，另一方面却又对这个仁政王国在非人性的此岸的建立感到悲观绝望；一方面他用“理一分殊”痛批人性异化成佛性的宗教愚昧，另一方面他的“理一分殊”的辟佛体系却又同禅宗、华严宗有着天然的精神相通。朱熹四书学中的人本主义，是一个人性与非人性、人本与非人本、道德与非道德的矛盾体系，渗透着他四十年来大半生不停息的自我反思与精神探索艰辛之路的全部思想矛盾。

影响

《四书章句集注》被中国历代王朝统治者所推崇。南宋宁宗嘉定五年（1212年），《论语集注》《孟子集注》被定为官学教材。淳祐元年（1241年），宋理宗正式下诏确定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太学教材。元朝延祐二年（1315年），元仁宗下诏以“四书五经”取士，程朱理学成了科举取士的标准，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就是官方钦定的权威注解。洪武十七年（1385年），明成祖规定乡会试四书义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标准，经义亦以程朱等注解为准，程朱之学成为官方学术。明成祖锐意提倡程朱哲学，下诏修撰《性理大全》《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永乐十三年（1415年）修成后，明成祖亲自为三部《大全》作序，颁行天下，成为科举取士的钦定用书。其中，《四书大全》即是在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的基础上辑录了明永乐年前为四书注解者计106家编撰而成。从此，以朱熹为核心的理学被正式确定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和意识形态。从明成化开始，科举考试采用八股文文体，题目主要摘自四书，所论内容则依据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清代基本上延续了明代的教育与考试制度，特别推崇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八股文命题必须出之于四书，答卷必须要遵照朱熹的注释。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从官方到民间的普遍使用的教材，对后世思想家产生重大的影响，其话语体系塑造了后来理学家们普遍的思维方式与问题意识。

《四书章句集注》经过朱熹反复研究，颇为完整，条理贯通，无所不备。在注释方式上，朱熹不同于汉唐学者的作风。汉唐学者的注释注重经书的原本，文字的训诂和名物的考证分量很重。朱熹的注释则注重阐述四书中的义理，并加以引申，巧妙地集训诂与义理于一体，将理学思想恰当地“嫁接”到《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的义理中。朱熹用四书中的哲理来构造自己的理学思想体系，形成了义理解经的系统模式，极大地推动了儒家典籍精髓思想的传播。《四书章句集注》上承经典、下启群学。不仅是儒家学说的大成，而且是朱熹儒学体系的基础，对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巨大的影响。

名言章句

1、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则不求利而自无不利；徇人欲，则求利未得而害已随之，所谓毫厘之差，千里之缪。

【今译】求利的心，产生于物与我的相互接触、比较，是人欲的私念。遵循天理，不求利益自然就不会不利。陷入人欲，所求的利益还没有得到，危害就已经跟着来了，所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2、言仁者必爱其亲，义者必急其君。故人君躬行仁义，而无求利之心，则其下化之，自亲戴于己也。

【今译】仁者必定爱他的父母，义者必定把君主的事当作应该先办的急事，所以君主亲自实行仁义而没有求利的心，臣下就会受到感化，自然而然就会亲近和爱戴君主。

3、盖学者自强不息，则积少成多；中道而止，则前功尽弃。

【今译】学习应该有自强不息的精神，就会积少成多。学习中途而止，则前功尽弃。

4、以善及人，而信从者众，故可乐。说在心，乐主发散在外。

【今译】积极行善，别人就会相信你、认可你，而且能使自己心里感到快乐，这种和乐之气散发在身体之外，容易让人感受得到。

5、知既尽，则意可得而实矣。意既实，则心可得而正矣。

【今译】一个人开始学习，学识和学问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和境界，承接的天理就会符合客观实际情况，从而心就不偏斜，合于道德法则，就会心正，也就是说意诚然后心正。

6、盖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吾之心正，则天地之心亦正亦，吾之气顺，则天地之气亦顺矣。故其效验至于如此，此学问之极功、圣人之能事。

【今译】天地万物和自己是一体的，自我心正，则天地之心正，自己气顺，则天地之气顺，这就是做学问的最大收获，也是圣贤最大的本领。

7、为人在己，无所与逊。若善名为外，则不可不逊。”

【今译】如何做人全在于自己，有自我的风格，无所谓谦逊。但有了善名后，个人行为就有了社会效应。就一定要谦逊。

8、内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审于接物而卑以自牧，皆自修于内，不求人知之事。然德修于己而人信之，则所行自无窒碍矣。”

【今译】内心忠诚有信用，行为合乎礼法，在待人接物时小心谨慎，即使处在卑微的地位，也能以谦虚的态度自我约束，而不会因为位卑，在品德方面有所放松。忠信的品德虽修于内心，但是品德修养好了，人人都会信服你，所以你的行为就不会受到阻碍。

9、君行仁政，则民得尽力于农亩，而又有暇日以修礼仪，是以尊君亲上而乐于效死也。”

【今译】如果国君行仁政，百姓尽力于田垄，有闲暇时间可以修礼仪，那么百姓就会尊敬国君，像对待亲人一样，甚至甘于为国君卖力而不惜性命。

10、言众人虽有不忍仁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识而推之政事之间。惟圣人全体此心，随感而应，故其所行无非不忍人之政也。

【今译】众人都有怜悯和同情心，然而物欲损害了它，保留它的人很少，所以不能明察和识别进而用到政事中。唯圣人有怜悯和体恤别人的心，所以施行的都是仁政。

注释

北宋理学家、教育家程颐和程颢

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长达三百多年的纷乱之后，隋唐时期又迎来了统一的时代。从学术发展史来看，《五经正义》的编订成为这一统一时代的经学表征。中晚唐时期，经学上由以啖助、赵匡、陆淳为代表的《春秋》新学完成了某种程度上的革新，在阐发经文过程中，不合己意的《传》显然已经成为阻碍，抛开传统《春秋》三传（《左传》《公羊传》《榖梁传》），开启以意解经之路，即为舍传求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