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日昌 （清末洋务派政治家、诗人、书法家、藏书家）

简介

丁日昌幼年好学，20岁考中秀才。清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丁日昌因潮州军功被授江西万安知县，开始步入仕途，后成为曾国藩幕僚。清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丁日昌被派往广东督办厘务和火器。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起，历任苏淞太兵备道、两淮盐运使、江苏巡抚、福建巡抚、福州船政大臣、钦赐总督衔会办南洋海防、节制七省水师兼理各国事务大臣等职。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因病卒于揭阳县，终年59岁。

丁日昌是晚清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认为“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以制器为先”，先后创办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开平煤矿和轮船招商局，并在福建船政学堂附设了中国第一所电报学堂。就任福建巡抚期间，他遍巡台湾岛，整顿吏治、改革税征、重视农耕、农垦和开矿，为台湾架设了中国第一条电报线。他提出海军统一指挥分区设防的主张，建立新式海军的构想，以及主动进取积极应变的外交主张在当时都是先进的思想。此外，他还认识到华侨的重要性以及华侨问题的严重性，曾提出遣使设领、保护华侨的建言。书法上，丁日昌多作行楷，喜用圆笔，晚年注重魏碑，融汇各家，形成拙中见巧、雄浑豪健的书风。丁日昌被誉为“咸丰三大藏书家”之一，其生前藏有众多宋元钞校之本，有着“百宋千元”之称，所藏书目由中华书局出版《持静斋书目·持静斋藏书记要》做了统计。著有《抚吴公牍》五十卷、《百兰山馆政书》三十六卷、《丁中丞文鉴》五卷、《百兰山馆藏贴》二册等。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清道光三年六月初一（公元1823年7月7日），丁日昌出生于广东省丰顺县汤坑圩金屋围，其父丁贤拔在汤坑圩开药店、盐店。从八岁开始，丁日昌便在三兄丁达夫的私塾中就读。九岁时，他读书就过目成诵，能作诗文，被誉为“神童”。

但好景不长，清道光十五年（公元1835年），随着丁贤拔的逝世，丁日昌家境中落，只能依靠生母黄氏樵苏纺织勉强维持生计。贫寒磨砺了丁日昌，道光二十二年，二十岁的丁日昌考中秀才，次年补廪生。此后，他在赶赴潮州应试的途中，因饥饿昏厥，幸得农妇救治，方才活下。清醒过来的丁日昌，前往县衙击鼓鸣冤，高喊“青天白日，饿死廪生”，县令招他试对诗札、对联，丁日昌均一一对出，县令由此将他留在县衙。再而后，丁日昌三次参加乡试，均落第。期间，他也曾设帐授徒，在汤坑圩发起建立蓝田书院。

初入仕途

清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海阳县（今潮州）三合会吴忠恕等人围攻潮州府城，丁日昌以邑绅的身份管理组织起乡里民团，率领汤坑乡勇三百人前往救援。在其带领下，吴忠恕驻东津部被击溃，潮州府城东路之困遂解。清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丁日昌由廪贡生选授广东省琼州府学训导，居羊城（广州）。同年，因之前的潮州军功选授江西万安县知县，并在广东省议叙同知衔。

清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三十七岁的丁日昌正式履任万安县令。彼时万安县内，刚经历战乱，居民流散，地方土豪恶霸，私设厘卡，侵凌行商。丁日昌到任后，严加惩治了一批不法之徒，使得社会秩序趋于安定。此外，他还重视审理讼案与发展教育，规定“有告必审，有审必结，有结必办”，使得县衙讼案效率大大提升，呈期状纸由百余份降至二三份。在每月的初一、十五，丁日昌还将生童集中在考棚中，亲自为他们讲学，并捐出自己的部分俸银，为生童改善伙食。

丁日昌在万安县的优良政绩，获得了赣南道李瀚章（李鸿章长兄）的赏识。清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春，在万安才任知县四个月的丁日昌，被调回广东办理洋务，在万安县绅民的多番挽留并上告请求下，同年六月，丁日昌又被调回万安县任县令。

入幕曾国藩

清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八月，丁日昌调任吉安府邑庐陵县令。次年，太平军攻下吉安府邑，虽然丁日昌与吉安知府曾咏在吉安府城被占三日后，即快速收复，但朝廷仍将他革职并追偿遗失公物。去职后的丁日昌，收到时任两江总督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的曾国藩延揽人才的消息，于是前往九江行辕晋谒，其思路清晰，富有策略，很快便被曾国藩请入幕府。

入幕曾国藩后，丁日昌分析当时形势，向曾国藩提出了“求实用、久职守、禁文饰、厚民风、留有余、泯畛域、均肥瘠、正根本、清粮额与奋独断”等主张，其多种想法切中时弊，获得了曾国藩的采纳。丁日昌的才能也引发了当时军中关注，李鸿章、曾国荃等都曾向曾国藩借调过丁日昌，但曾国藩对他做了另外的安排。清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曾国藩奏请朝廷派员赴广东督办全省厘务，以接济苏浙皖三省军饷，丁日昌因“廉正明干，熟悉厘务”作为左副都御史晏端书的随员，前往广东督办厘务。

丁日昌到达广东后，先是调和了卓兴、方耀两支队伍间的矛盾，又筹划了当地的剿匪事宜。在其谋划下，卓兴、方耀两支队伍协力合作，将当地持续多年的匪患，在数月之内，就清缴干净了。除了“协助筹划职守”外，丁日昌还积极“督办火器”。由他亲自设计并监制的大小硼炮（又名“开花炮”）三十六尊获得成功，另外还制成了大小硼炮子二千余颗。由此，丁日昌在广东开始声名鹊起。

赴沪办洋务

在粤督办厘务期间，丁日昌向李鸿章上奏的《上李中丞书》中提出了“师夷人之长技”的主张。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春，李鸿章向广东咨调丁日昌到上海主持火器制造，但广东大吏不肯放丁日昌离去。同年八月，李鸿章采用专摺向朝廷奏调丁日昌前往上海主持火器制造，言其“学识深醇，留心西人秘巧”。朝廷批准了李鸿章的奏调，丁日昌由此前往上海开始督办洋务。

丁日昌在上海期间，不仅负责主持制造军火，还参加了军务及办理与洋人交涉事件等。其主持仿造的短炸炮（又名田鸡炮，迫击炮的前身）及各种炮弹，以及制造的能容纳八十磅炮弹的开花炮，均是当时上海各军所仅有。在遣裁戈登常胜军的事件中，丁日昌明确善断，处理适宜，使遣裁工作顺利完成。这些亮眼的成绩让李鸿章对丁日昌的能力格外赏识，李鸿章由此多番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推荐丁日昌。由此，丁日昌迅速从同知衔江西候补知县，擢升到江西候补知州，赏戴花翎，进而又擢升为候补知府。

清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丁日昌奉命署理苏松太道（也称为上海道），其在苏松太道任职一年有余，政绩斐然。吏治方面，其着重审理讼案、严惩豪恶，整饬不良风习；在涉外问题上，积极整饬海关，收回英法军占借住地，保护华商航运等。兵工方面，其积极模仿西方，制造船炮，将此前其负责的炸弹一局及韩殿甲负责的二局，合并为“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为兵工建设作出有效贡献。

履职江苏

清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丁日昌升任两淮盐运使，在深入各个盐场，向盐商、盐丁、灶户等了解情况后，他根据调查结果，拟订了《淮盐章程》《两淮甄别章程》《淮北总略》等章程和规划，实行改革，兴利除弊，使得淮盐的销路大增，盐税收入也获得了极大增长。次年，英国领事频频希望进入潮州城的要求难住了当地地方官，原因是早前英国领事曾进入汕头、潮州城等地，均遭到了地方绅民的强烈反对，潮州地方官由此不敢让英国领事进入。此事最终被呈报给总署，在总署的协调下，丁日昌被派往潮州解决该问题。

丁日昌接到朝廷谕旨后，向李鸿章奏报了此前他在上海处理类似事件的经验，而后，他就该事向朝廷提出三条建议：1、向百姓立威应留有余地；2、劝谕百姓应顺应民心；3、对应地方绅士应德才并由。并指出，要考虑的并不是外国人能不能进城，而是要担心他们进城后，会不会诱导百姓，滋生祸事。丁日昌的相关意见受到了朝廷的重视，朝廷由此晓谕广东地方配合丁日昌处理该事。在丁日昌的策划下，该事得到快速解决，百姓对英国领事进入潮州城的猜疑逐渐消失，而英国领事也得以进入潮州城。事情解决后，时任两广总督瑞麟向朝廷表奏，赞扬了丁日昌。

潮州城英国领事入城问题解决后，丁日昌返回扬州。彼时他身患疾病，正想调养，不料清水潭发生决口，李鸿章认为，只有丁日昌能处理好这样的大工程，又调丁日昌去处理。丁日昌由此在清水潭督工数月，终于妥善解决了该次决口事件。

清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丁日昌升任江苏布政使司，同年，又擢升为江苏巡抚。直至清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丁日昌因母亲逝世，回乡丁忧，他在江苏主政了近四年时间。在这近四年的时间里，丁日昌通过倡自强、培才干、建兵工、办航运、改军制、整吏役、清狱讼、蠲苛税、培生机、正风化等十个方面对江苏展开治理。他曾深入各盐场，向绅士、场丁、灶户等了解具体情况，先后完成了10余万字的调查报告，制订出《淮盐章程》《两淮甄别章程》《淮北总略》等章程和规划，对盐政实行改革，兴利除弊。也曾亲自主持下属候补官员考试的命题、监考工作，对下属官员呈递的报告，均在认真核阅后作出详细批示，他在江苏巡抚任上留下的自撰对联“官须呵出，干来若处处瞻顾因循，徒负刑章终造孽；民要持平，待去看个个流离颠沛，忍将膏血入私囊”成为江苏及以后从政人的座右铭，对澄清江苏吏治作出有效贡献。在整肃吏治之外，他还加强清理讼案、积案，在他的带动下，江苏全省清理积案达27万宗。此外，在江苏期间，他还积极推动了学童赴美留学事宜。在丁日昌的治理下，江苏获得了有效发展，他也因此获得了江苏广大士民的好感。

丁忧怀国

在乡丁忧的三年里，丁日昌不忘政事，他在所撰写的《百兰山馆古今体诗》《榕江试舍记》等著作中，沥陈了众多揭阳县、潮州城的发展问题，以及自己对相关问题的见解。此外，他还就潮郡水患，根治韩江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丁忧结束后，清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丁日昌上书朝廷称，因为要回原籍营葬，且身体有疾，申请暂缓入京。

清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日本借1871年高山族民杀死几十名琉球船民事件，出兵进攻台湾，并妄图久占台湾。事件发生后，朝野震动，丁日昌先后呈报《海洋水师章程（别议）》《海防条议》。《海防条议》上奏后，引发朝野激烈讨论，李鸿章对奏议给予了充分的支持，但朝中反对者也不少，认为不应购买机器轮船，也不应开厂制造。直至光绪元年，丁日昌入宫觐见，朝廷才命丁日昌前往天津，帮助李鸿章督办洋务。

履职福建

清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在沈葆桢的推荐下，丁日昌被清政府任命督理福州船政。其到任后，向总署致函称，中国制造落后，希望一方面派人出国学习，另一方面聘请外国人员来中国教习，并主张自行开炼煤、铁等资源。同年，丁日昌获旨兼任福建巡抚。次年，其船政职务交由吴赞诚接办，丁日昌专任巡抚之职。

清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因旧病复发，丁日昌申请回原籍养病。其在福建任职两年，为建设福建作出了不少贡献。他研究了船政学生难有所成的原因后，一方面聘请西方技师来华教学，另一方面促成学生前往欧洲留学，为中国培养出了严复、刘步蟾、萨镇冰等船政人才；他认为电报可以军用，对海防有利，在丹麦大北公司建福州至罗星塔电报线出现争议时，他亲自与丹麦大北公司交涉，收买了该段电报线，使之成为中国自营的第一条电报专线；在闽期间，他积极处理了多件涉外事务，还根据实际情况，制订了《海难救护章程》，成为中国第一个海难救助章程；此外，他延续一贯作风，积极整顿吏治，清理讼案，惩治贪污官吏，使得福建吏治获得一阵清明；丁日昌还很关注台湾，他在1868年所拟的《海洋水师章程》中，就设想将台湾设为南洋海防中心，在福建任职后，他曾离闽渡台，巡视全岛，对台湾的吏治、税征、番务、垦务、电线、铁路、防务等均作出细致安排。

晚年生活

清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四月，丁日昌的退休申请获得批准。次年，丁日昌获赏加总督衔，专驻南洋，会同沈葆桢及各督抚筹办海防，节制南洋沿海水师，之后，又获命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不过，这两次的职务安排，丁日昌都并未前往就职。

退休后的丁日昌虽然身在家中，却依然心系国家，清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他先是前往福州协助解决了福州乌石山教案，后又上奏朝廷，针对海防事务拟定了《海防应办事宜》十六条建议，相关建议大部分被朝廷采纳，他在该建议中还断言，因为琉球的废灭，日本“三五年不南攻台湾，必将北图高丽（朝鲜）”，呼吁朝野内外要齐心协力，急谋自强，否则将国无宁日。同时，他认为“民心为海防根本、吏治为民心根本”，只有大力整顿吏治，团结民心，才能众志成城，使海疆安如磐石。清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丁日昌获悉法国人对越南的经营日趋积极，他随即给总理衙门写去信函，提醒他们应关注此事。

清光绪八年正月初十（公元1882年2月27日），久病的丁日昌在揭阳寓所逝世，终年60岁。离世前，他自知时日无多，喊来儿子丁惠衡等人，口述遗折，内容均是关于国家，而无半点家事，他希望朝野内外能同力合作，以图国家之自强。丁日昌离世后的次年，光绪皇帝下旨为他祭葬，并诰授他光禄大夫建威将军赏戴花翎正一品封典。

主要成就

政治成就

丁日昌曾官至江苏巡抚、福建巡抚，先后主政江苏、福建两省。在两省主政期间，他均积极治下，整肃吏治，提倡为政清廉，严惩贪官恶役，对下属官员展开全面考察，行文取谛地方乡绅恶霸私设的关卡，使得当地社会环境获得较好改善；他关注旧案、积案，积极清理诉讼，躬亲平反冤狱，厉行清理积案，在他主政江苏的四年间，江苏全省清理积案达27万宗，极大提高了结案效率，由于“有告必审，有审必结，有结必办”，府衙中的积案得到了极大清理；丁日昌秉持“治道之隆替，系于风俗之盛衰，风俗之盛衰，因乎人心之正邪，而人心之正邪，则由教化之兴废”的观念，通过宣讲圣谕、整肃大祀、设立社学、禁毁淫词小说、禁开戏馆演淫戏、禁止迎神赛会及为神仙请加封号、禁妇女上茶馆、封尼庵、禁火葬、禁赌、禁种罂粟等方式来引导社会风气，虽部分方式曾招致社会批评，但其教化行为使得当地社会风气获得了一定改观；在百姓民生上，丁日昌积极剔除陋规积弊，减免苟捐杂税，关心社会救济，倡修水利，注意治水促耕，他曾多次亲临抢险救灾现场，对治水患之事，有一套自己的心得。

发展实业

丁日昌身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他亲眼目睹了国家遭受外侮的过程，深感只有自强才能自立。曾向李鸿章上奏《上李中丞书》，提出了“师夷人之长技”的主张。在曾国潘、李鸿章的重用下，他积极参与洋务运动，首创了中国轮船航运事业；参与创设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倡办了开平煤矿和轮船招商局；并在福建船政学堂附设了中国第一所电报学堂；就任福建巡抚期间，他还遍巡台湾岛，筹划在台湾开矿藏、筑铁路、架电线、造船械、办农垦，为台湾架设了中国第一条电报线。

文化教育

丁日昌建议变更八股为八科，以改革科举制度，在他的推动和促成下，第一批留美学童得以顺利派遣。在督理福州船政期间，他力主派人出国学习新技术，以及聘请外国技术人员来中国教习技艺，在他的推动下，部分船政学堂优等生得以前往欧洲留学。此外，他还组织专人翻译出版西方科技书籍，同时又积极编撰府志政书，为教育传播作出了积极贡献。不仅如此，他还主张在通商口岸创办报馆，倡导广设社学和义学，先后捐资在上海创办了龙门书院，又募资在潮州扩建了金山书院、韩山书院，创办了榕江书院和蓝田书院、鹏湖书院等。

国防建设

丁日昌认为，因为承平日久，当时的国家军队战斗力已急剧下降，应该进行军制改革，他在上奏《苏省营制改革摺片》中提出，将原江苏抚标兵一千六百人缩为一千人，提高单兵军饷，加建营房，调整军事训练方式，由原先的只操练土枪、刀、矛等武器，改为加练洋枪、开花炮等，并组织人员翻译材料，到军队宣讲圣谕，在其改革之下，江苏的兵勇纪律严明，枪法娴熟，成为中国近代军制发展史的一个案例，为清末新军的全面改革开辟了道路。丁日昌强调精兵原则，认为“自古强兵之道，以多而弱，以少而强，以散而弱，以聚而强”。在陆军军制上，他还提出了将分设野战部队与地方治安部队的主张。但由于他的任期都不长，很多改革计划并没有获得完全推广。

除陆军建设外，丁日昌还提出了建立新式海军的构想，他向朝廷建言称，应不计资历，从实际中罗致选拔水师将才、外国使才、以及制造通才。此外，他还提出海军统一指挥分区设防的主张，提议创建北平、东洋、南洋三支水师以联为一气，统一指挥、分区设防。

在军工制造上，他曾在上海主持火器制造，他所主持仿造的短炸炮（又名田鸡炮，迫击炮的前身）及各种炮弹，以及制造的能容纳八十磅炮弹的开花炮，均是当时上海各军所仅有。

对外交涉

在对外交涉上，丁日昌力主维护主权和收回权利，曾处理多起涉外事务。在其策划努力下，索回了英法驻军在吴淞炮台等占地，又将洋兵驱逐出上海城外。他重视主权问题，曾禁止外国轮船驶入中国内河，遇止外商在浦东、福州架设电线，在福州乌石山教案中，他积极斡旋，最终迫使英国教堂迁出了侵占的乌石山基址。此外，他还关注华侨华工，建议严禁外国人在沿海招收诱骗华工出国；并向朝廷奏请设立市舶司，派使节前往各国有华人的地方设使馆进行管理，以维护华侨的权益。

藏书成就

丁日昌喜好藏书，曾不遗余力地搜罗古刻善本，收集了大量宋元钞校之本，有着“百宋千元”的美称，其所藏书目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苏州顾沅艺海楼的旧藏，二是上海郁松年宜稼堂的旧藏，三是丁日昌在上海的书店中零星搜访所得。所藏书目曾多达十万余卷。后有莫友之将其所藏书目辑为《持静斋书目》五卷。丁日昌逝世后，这些藏书由其子丁惠康保管。不过，自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起，至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丁日昌的藏书陆续被出售殆尽。其中，大部分辗转被上海涵芬楼收购，另有一部分被日本书商收走，还有一部分则流转到了广东藏书家李文田、莫伯骥等处，中华书局曾出版《持静斋书目·持静斋藏书记要》对丁日昌所藏书目作有统计。

人物评价

丁日昌逝世后，光绪皇帝下谕令祭葬，《祭葬文》中，丁日昌获赞：“鞠躬尽瘁，臣子之芳踪，赐恤报勤，国家之盛典”，评价丁日昌为国一生，性行纯良。

丁日昌的好友，晚清政治家翁同龢在丁日昌逝世后，送上挽联“政绩张乖崖，学术陈龙川，在吾辈自有公论。文字百一廛，武功七二社，问何人具此奇才？”，赞扬丁日昌是个文武双全的奇才。

中国近代学者桂坫，给丁日昌的《百兰山馆政书》提写的跋语中，以“老臣心事月轮孤，义胆忠肝近世无。谠论能传千载后，热肠要使万民苏”来赞扬丁日昌。

主要作品

著述

丁日昌的著述颇多，有沈葆桢选评的《抚吴公牍》五十卷，还有他的门生刘瑞芬、陆润庠校订的《丁禹生政书》三十六卷，以及门生李风苞编辑的《百兰山馆政书》十四卷。此外，他在晚年还著有《百兰山馆古今体诗》五卷和《百兰山馆词附楹联》一卷。

编校

丁日昌累计编校有《牧令书辑要》《百将图传》《炮火图说》《地球图说》《法人游探记》《西洋兵略》等七部作品。

人物关系

后世纪念

丁氏光禄公祠

丁氏光禄公祠位于揭阳市榕城区元鼎路，原为丁日昌故居，于清同治至光绪初年间建立。该祠具有典型的潮汕地区祠堂风格，被称为“百鸟朝凰”，在潮汕地区建筑史上具有代表意义和研究价值，是一个集祭祀、起居、藏书、教育于一体的综合功能建筑组群，2013年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丁日昌文化园

丁日昌文化园位于梅州市丰顺县汤坑镇第一中心小学内，该小学前身是丁日昌倡建的“蓝田书院”，文化园通过介绍丁日昌的生平和历史功绩、“蓝田书院”的发展与变迁史、丁日昌故居、以及与丁日昌相关的历史文化等。全方位地展示了丁日昌的“能见其大、能尽其实、能致其精”的精神品质。

注释

为与太平军作战，清政府曾雇佣英国军人戈登组织的常胜军，但清政府无力掌控常胜军，因此，在取到阶段性胜利后，清政府急于遣裁常胜军。彼时，虽然戈登因为英国政府的勒令，必须回国，但英国公使和英国上海领事都不同意遣裁常胜军，导致遣裁工作陷入僵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