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昌济 （中国教育家）

简介

杨昌济生于书香门第，父亲杨书祥是乡下私塾的教书先生，母亲向氏出身理学世家。清光绪三年（1877年），杨昌济进入蒙馆，随父亲杨书祥读经史。两年后，母亲向氏病逝。杨昌济继续跟随父亲读书。清光绪十年（1884年），父亲因肺病去世。四年后，杨昌济与母亲内侄女向振熙结婚。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杨昌济参加长沙县学试，考中秀才。次年，考取举人不中，便在家开馆授徒。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杨昌济第二次考取举人不中。第二年，在家乡私塾教书时，生有一女，取名杨琼。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杨昌济进入岳麓书院读书，并加入谭嗣同等人创立的南学会。同年9月，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杨昌济退隐家乡。同月，杨昌济的长子杨开智出生。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长女杨琼不幸夭折。第二年，次女杨开慧出生。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杨昌济从长沙乘船赴日留学，启程前改名为“怀中”。清宣统元年（1909年），杨昌济离开日本，前往英国留学。民国元年（1912年），杨昌济赴德国考察教育九个月。次年，结束考察并回国，出任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同时兼任湖南第四师范学校修身和心理学教员。民国三年（1914年），杨昌济在湖南高师讲学，上半年兼任第一师范修身、教育学两科教员，下半年只教修身课。次年，杨昌济等人出面，要求第一师范校长张干收回开除毛泽东等学生学籍的命令。同年下半年，辞去第一师范兼任课程，全家搬至河西岳麓山下。民国六年（1917年），杨昌济写文给湖南政府，反对撤销湖南高师的命令。第二年，杨昌济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邀请，担任北京大学教授。民国八年（1919年）冬天，因病住进北京德国医院。民国九年（1920年）1月17日上午5时，杨昌济逝世于北京德国医院。2月，杨昌济的灵柩被护送回板仓故里安葬。

杨昌济一生耕耘讲坛，培养了许多人才。他实际是毛泽东、蔡和森等湖南新文化运动骨干最早的精神导师。他特别重视教育的社会作用，主张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强调教师以身作则，注重人才培养。在教学理论和方法方面，提出过不少合理主张，对湖南的近代教育起过很大的推动作用。现代学者王泽应在《论杨昌济伦理思想及其对毛泽东的影响》一文中评价杨昌济是中国伦理学学科初创时期的重要人物，是中国现代意义上的西方伦理思想史学科的奠基人和开拓者。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清同治十年（1871年）5月16日，杨昌济诞生于长沙县清泰乡板仓冲下屋（今长沙县开慧镇）。父亲杨书祥读过不少书，在乡下私塾教书。母亲向氏出身理学世家。杨昌济在家中排行第三，有一个哥哥和姐姐，弟弟过继给叔父为子。

清光绪三年（1877年），杨昌济进入蒙馆，随父亲杨书祥读经史。两年后，母亲向氏因病去世。杨昌济继续跟随父亲读书，重点读儒家经典、宋明理学及曾国藩著作。

清光绪十年（1884年），父亲杨书祥因肺病去世。四年后，杨昌济与母亲内侄女向振熙结婚。

赴学考试

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杨昌济参加长沙县学试，考中秀才，学政张亨嘉十分赏识他的学识。次年，杨昌济参加乡试考取举人，不中，随即在家乡开设私塾教书。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上半年，杨昌济继续在家乡私塾教书，随后到长沙私塾教书。在长沙期间，杨昌济曾前往城南书院看望同族青年杨毓麟，两人下棋饮酒，相谈甚欢。第二年，为了参加秋考进入城南学院学习。秋天再次参加乡试，考举人不中。杨昌济随后与张静斋游南岳，作《杂感》诗八首。

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杨昌济在家乡私塾教书。生有一女，取名杨琼。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看见清军节节败退，而清政府还一味妥协，杨昌济非常着急。冬天，写《杂感》诗八首，抒发自己对于战局的忧虑。同时，杨昌济对于清政府仍然抱有一丝幻想。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清军战败，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杨昌济对于条约的签订痛心疾首，深感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与杨毓麟一致认为“非改革不足以图存”。杨昌济热烈拥护康有为等人在“公车上书”中提出的变法主张，并开始研究变法理论，阅读有关新学方面的书籍。次年，杨昌济在家乡附近的巷子陈家教书。教书之余，研讨古代儒家经典及王夫之的《张子正蒙注》等书。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变法进入高潮。这年，杨昌济进入岳麓书院读书，并加入谭嗣同等人创立的南学会。在南学会中，杨昌济经常与谭嗣同等人交流思想，出席他们的演讲会。同年9月，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杨昌济退隐家乡。同月，杨昌济的长子杨开智出生。此后直到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杨昌济一直隐居在家乡授徒教书。期间长女杨琼在1900年不幸夭折，次年杨开慧于1901年出生。1902年下半年，杨昌济参加了赴日留学考试，获得了官费留日资格。

出国留学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杨昌济在长沙乘船前往日本。启程前，改名“怀中”，表示身在异邦，心怀中土。期间船停泊在岳阳，杨昌济登上岳阳楼，写《岳阳楼诗》一首，抒发自己的离国怀乡之情。4月初，进入东京弘文学院速成科。同时为抗议俄国企图永久霸占东北三省，杨昌济参加了留学生抗议集会。6月，在湖南留日学生刊物《游学译编》第八册发表《达化斋日记》一篇，表达自己“从下至上”进行改良的主张。第二年，杨昌济觉得弘文学院速成科的课程过于浅显，便转入该院普通科学习。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在弘文学院普通科学习时，杨昌济曾与杨度、周大烈、方表等人组织“中国学会”，但该会活动时间并不长。11月，日本政府文部省颁布取缔留日学生“规则”，引起了留日学生的抗议。杨昌济的同学、革命志士陈天华，为了唤醒同胞，抗议取缔规则，于12月8日在日本大森湾蹈海自杀。杨昌济对陈天华的死非常悲痛，哭泣不止。次年，因为杨昌济品学兼优，校长嘉纳治五郎十分赏识他。因此在弘文学院毕业后，杨昌济升入了嘉纳主持的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文科。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杨昌济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肄业。同年，杨昌济的好友杨毓麟和章士钊，向清政府派往欧洲的留学生总督蒯光典介绍杨昌济的人品学识，蒯光典便调杨昌济去英国深造。

清宣统元年（1909年）春天，杨昌济离开日本前往英国，进入苏格兰的北淀大学文科，攻读哲学、伦理学和教育学。在学习期间，杨昌济也在研究英国的教育情况和国民生活习俗。清宣统三年（1911年）7月，杨毓麟感国事日非，加之脑疾复发，在英国利物浦蹈海而死。杨昌济对老友的去世悲痛不已，亲自为其料理后事，并写《蹈海烈士杨君守仁事略》以纪念自己的老友。

民国元年（1912年）上半年，杨昌济在北淀大学文科毕业，随后便前往德国考察教育9个月。

归国任教

民国二年（1913年）春天，杨昌济结束对德国的考察回国。回到湖南后，杨昌济推辞拒绝了湖南督军谭延闿请他担任省教育司司长的邀请，随后出任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教授，负责伦理学、心理学和教育学，同时兼任湖南第四师范学校修身和心理学教员。7、8月间，孙中山、黄兴发动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时任湖南财政司司长的杨德麟（杨毓麟之兄）反袁甚力。10月，袁世凯派汤芗铭为湖南查办使。汤芗铭一到任便将杨德麟逮捕枪决。杨昌济曾为营救杨德麟四处奔走，对袁、汤屠杀革命党人无比愤慨。10月31日，杨昌济在《湖南教育杂志》发表《教育与政治》一文，认为“欲救国家之危亡，舍从事国民教育，别无他法”。

民国三年（1914年），杨昌济继续在湖南高等师范学校讲学，上半年兼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修身、教育学两科教员，下半年只教修身课。夏天，所著《论语类钞》由宏文图书社出版。9月，与黎锦熙、徐特立等人组织“宏文编译社”，编辑出版“共和国中小学各科教科书”。10月与黎锦熙等人出版《公言》杂志。在《公言》一卷一期发表《劝学篇》，主张向西方学习，但反对全面西化；反对门户之见，主张言论自由，兼收并蓄。11月在《公言》一卷二期发表《余改良社会之意见》，对社会上许多陈规陋习进行了批评。但因汤芗铭的压力，《公言》杂志只出了两期便停刊了。

民国四年（1915年）上半年，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学生毛泽东发起驱逐一师校长张干的运动，张干要开除毛泽东等人的学籍，杨昌济与徐特立等教员出面，要求张力取消成命。7月初，全家搬至河西岳麓山下，辞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兼任课程，专注于湖南高等师范学校讲席。9月，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出版。杨昌济很爱读《新青年》，并购买若干本分送给毛泽东、蔡和森等人。这一年杨昌济也翻译了许多著作，如斯宾塞《感情论》、威斯达马克《结婚论》和吉田静致《西洋伦理学史》。次年上半年，杨昌济兼任湖南第一中学修身教员。下半年又兼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修身、教育学教员。2、3、4月，所著《各种伦理主义之略述及概评》一文，在《东方杂志》十三卷二、三、四期连载。该文介绍了西方伦理学史上各种流派，并给予双边关系系统的评价。11月，所著《哲学上各种伦理之略述》一文，在长沙出版的《民声》杂志一卷二号上发表。该文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哲学史上各种流派，并给予评价。

民国六年（1917年）上半年，杨昌济向《新青年》推荐发表毛泽东的《体育之研究》。此时，北洋政府决定撤销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杨昌济听闻消息后，立刻写文呈报给湖南政府，强调保留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并创办湖南省立大学的重要性。杨昌济还写信给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留日同学范源濂，请求保留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同时请他解决学生负担过重的问题。下半年，湖南高等师范学校被撤销。随后经湖南省政府备案，成立湖南大学筹备处，由杨昌济等人主持此事。

受邀赴京

民国七年（1918年）4月，新民学会成立，学会章程深刻反映出杨昌济的思想影响。《新民学会会务报告》指出，学会产生的原因之一就是大多数成员都是杨昌济的学生。6月，受到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邀请担任伦理学、伦理学史教授，全家赶赴北京。此时赴法勤工俭学进入高潮，蔡和森、肖子界、毛泽东等先后来到北京。杨昌济介绍肖子界升任北京大学教授李石曾的秘书，介绍毛泽东进入北大图书馆工作，并协助湖南赴法留学生筹措经费。民国八年（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杨昌济在《国民》杂志一卷一期发表《告学生》一文，强调学贵为行，号召学生“能言人之所不敢言，能行人之所不敢行”。冬天，因病住进北京德国医院。杨昌济在病中写信给时任广州军政府秘书长的好友章士钊，向他推荐毛泽东和蔡和森，说“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民国九年（1920年）1月17日上午5时，杨昌济逝世于北京德国医院。1月22日，其子女杨开智、杨开慧在《北京大学日刊》刊登《杨怀中教授逝世讣告》。同日，蔡元培、章士钊、毛泽东等29人，在《北京大学日刊》就杨昌济逝世发表《启事》，赞扬杨昌济“操行纯洁，笃志嗜学，雍容讲坛，寒暑相继，勤恳不倦，学生景从”。1月25日，杨昌济在京好友、学生、亲属在法源寺为杨昌济举行追悼会。1月28日，《北京大学日刊》发表李肖聃文章《本校故教授杨怀中先生事迹》，对杨昌济的一生作出了很高的评价。2月，杨昌济的灵柩由其子女杨开智、杨开慧和学生毛泽东、陈绍休护送回板仓故里安葬。

主要作品

杨昌济主要的作品有《达化斋日记》《杨昌济集》。编写的教学讲义有：《论语类钞》《教育学讲义及附录》《心理学》《儿童侦探》；译著有：斯宾塞《感情论》、威斯达巴克《结婚论》、吉田静致《西洋伦理学史》，教育论文有：《记英国之教育情形》《教育与政治》《教育上当注意之点》《余归国后对教育之所感》《劝学篇》《治虫篇》《告学生》等。

思想主张

伦理思想

如何建构中国独立的、能够改造中国并实现中国独立和富强的伦理学理论，以此培养学生，是杨昌济伦理思想的核心和基本旋律。他曾对家人说：“我国正处于内则危亡腐化，外则受帝国主义侵略的时候，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他把唤醒国人伦理觉悟，改造国民性，提升国人道德素质，视为自己的人生理想和责任。

杨昌济伦理思想，从其价值特质和伦理导向上看，强调个体对他人、社会和国家、民族的责任，比较深入地批判了利己主义、功利主义和禁欲主义，把道义论、德性论和自我实现诸说有机结合起来，凸显了群体生命、爱国主义和利他精神的伦理价值。

杨昌济的伦理思想注重唤起主体的道德自觉，推崇志气德操，把“贵我”与“通今”联系起来加以论述，具有主体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特征。在他看来，“合贵我与通今二义而自觉之义乃明。吾尝曰：‘横尽虚空，山河大地，一无可恃，而可恃惟我；竖尽永劫，前古后今，一无可据，而可据惟目前。’可恃惟我者，求己责己之义；可据惟目前者，重现在之力行之义。”这种肯定道德主体自觉和注重目前力行的伦理思想，凸显了道德理想和道德实践的双重意义，是对人之本质和价值的深刻洞见。

杨昌济的伦理思想强调人必须要有高尚的人生理想，应当追求圣贤的人生境界，豪杰的人生气慨；应当竖立理想，此后一言一行都要以此理想为准绳。他认为，“人者，理想之动物也。人生之目的在于实现其理想。而理想者久大者也，包含人、我，包含个人、社会、国家，包含人类全体，包含古今，包含过去、现在、未来。”杨昌济推崇勇敢和坚忍的意志品质，并将其与中国古代对“诚”的推崇联系起来，强调人之立身行事，必须以诚相待。只有这样才能成己成人，才能感动他人，进而移风易俗，实现道德理想。

教育思想

“教育者，寂寞之事业，而实为神圣之天职，扶危定倾，端赖于此。”这是杨昌济对教育的作用和意义所作的评价。他对于教育的本质有清晰的认识，认为“有目的，备方案，与人的意识的感化，乃谓之教育”。强调教育必须有三个条件：第一，教育的主体是人；第二，教育的客体也必须是人；第三，教育是有目的、备方案的意识的感化。

在教育目的的培养上，杨昌济认为教育必须培养学生的生存竞争能力，帮助他们认识社会的进步，从而形成一种公共心。因此，杨昌济提倡教育要培养竞争型、管理型、科技型、实业型、教育型五种类型的人才。在教学方法上，杨昌济主张采用启发式，反对注入式。此外，杨昌济还重视个别教育，提倡熟练记忆，博览群书。杨昌济对教师的素质要求是“专心致志”和“久于其任”，他还以英国人为例，称“余观学校之发展，必有人焉，以其身负全责，专心从事，且必久于其任，定收莫大之功。英人坚忍之风，由此可见也。”

杨昌济主张教育救国，认为“欲救国家之危亡，舍从事国民教育，别无他法”，主张教育工作者“处于超然之地位，不宜干预政治”。但他教育救国的思想也有其局限性，在1920年新民学会法国蒙达尼年会上，杨昌济最器重的学生之一肖子昇主张走教育救国的道路，反对以蔡和森为代表的实行暴力革命的主张。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启示，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都抵制教育救国的思想，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从根本上否定了教育救国的方案。

体育思想

杨昌济批判性地学习和理解西方国家不同的教育原理，结合旧中国国力孱弱的国情，构建了体育救国、强健国民体质的教育思想，归纳为“即使之强壮，又使之健美，又使之敏捷，三者毕备。”他认为体育运动能促进人体各器官系统的健康发展，经常参加体育运动可以有效提高人体四肢和躯干力量，强健人体体格，促使人体各部位匀称，肌肉紧缩，塑造健美身材，提高人的灵活性和灵敏性。杨昌济深深为西方国家称当时国人为“东亚病夫”而忧虑，呼吁国人“奖励运动，乃今日从事教育者所宜极力提倡者。”

杨昌济在《达化斋日记》中说：“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人常劳动，则身体健康。”他认为体育运动可以增强人体新陈代谢，促进血液循环，延缓机体衰老，提高各器管系统机能，强健体魄，增强人体免疫能力，从而达到预防疾病的功效。杨昌济还认为有规律的体育运动可以强健体魄，是延长人体寿命的基础，能有效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和延年益寿。他归纳总结了许多古人流传下来的长寿秘诀，领悟出了“养生有四要，一日慈、二日乐、三日俭、四日敬。”

对于体育教育的重要性，杨昌济也作出了强调，指出教育不可不置重于体育，体育教育是富国之基，是强国之本。一个人如果没有强健的体魄，就会缺乏坚韧的意志和果敢精神。在事业、家庭和学习上都会受到影响，在社会上丧失竞争力，更谈不上为国家为民族尽责。他认为必须革除轻视体育、只重智育的积习弊端，必须教育和诱导学生解除重文轻武的守旧思想，摆脱传统文化束缚，追求能文能武全面发展的教育救国思想。

军事思想

杨昌济因处在湖湘文化的影响下，研究了许多湘军首领曾国藩的治军经验，也推崇曾国藩严于治军、认真扎实的思想作风。他在《达化斋日记》中记载了大量曾国藩每天亲自察看营墙，检查防御工事，亲自测量方位，亲点各营兵勇之名的内容。对曾国藩每天亲自传见哨长，接触士兵，从下级军官和士兵中直接识别、选拔人才的治军用人之道，尤为赞赏。杨昌济认为曾国藩不计出身，知人善用，是湘军战胜太平军和左宗棠的重要原因。他将这些研究所得都传授给自己的学生毛泽东，给了青年毛泽东潜移默化的影响。

杨昌济也注意搜集、整理有关现代战争的资料，以丰富自己的军事常识，同时用来教育学生。他主张建立现代化国防，在思想上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恰逢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杨昌济密切关注，通过报纸等渠道获取信息加以研究，总结出三条思想。第一，认为战前准备及战时动员工作对于战争具有极端的重要性。他通过比较德国和英法日对战争的准备动员情况，认为德国的战前准备优于英法日。事实证明，战争一开始德国一度获得了很大胜利，证实了杨昌济的分析。第二，高度重视战争武器的更新与发明对战争双方的决定性作用。在索松姆河会战中，英法联军首次使用MKI型坦克给德国军队造成了很大恐慌，防御阵线瞬间土崩瓦解，成为决定战争双方胜负的一个重要因素。第三，战争胜负取决于交战国双方经济实力和军费开支。杨昌济通过研究各国的军费开支与交战双方的财政情况，认为协约国的经济实力总体上大于同盟国的经济实力，因为德国是后期资本主义新兴国家。战争刚开始德国虽然能支撑庞大的军费预算，但从长远看对德国是不利的，因此德国采用速决战才是明智的选择，而速决战的破产则意味着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的失败。

后世影响

杨昌济是学贯中西的学者和的教育家，提倡教育经世。他主张知行合一，强调成大事者必须加强修身，要有远大的理想和实现自己理想的毅力。杨昌济将他的思想观念利用湖南第一师范的讲台不断灌输给毛泽东、蔡和森等湖南早期党史人物群体，对他们的成长与成熟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知与行”，即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上，杨昌济主张“即知即行，知行合一”。一方面他强调知的重要，自认“生平得力有二，一在力行，一在深思”。另一方面他强调社会实践，注重力行。认为“圣人亦有所不知不能”。毛泽东等则认为“知也，信也，行也，为吾人精神活动之三步骤”。他们看到了“知”的重要性，将“知”看做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三个步骤之一；也明白“行”的意义，强调学以致用，重视实地调查。受此影响，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遭到诬蔑和攻击时，深入长沙和宁乡等地调查，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孕育了中国共产党理论与实践相统一、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最初萌芽。

在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问题上，杨昌济认为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是必要的，但是必须要结合中国的国情。学习西方不能照搬照抄，囫囵吞枣，如果不了解这点，一味崇洋，将来学成归来，就会是一个完全的外国人。毛泽东等人接受了这个思想，认为“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半壁的地位。”对于东西文化不能觉得坏的就是绝对的坏，好的都是绝对的好。毛泽东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足以济世之用，但也存在很多弊端，需要改造中国传统文化。而欧美各国充满了民主科学精神，国民注重国家观念，国家为国民服务，国民将自身利益与国家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精神正是中国迫切需要的。同时毛泽东等人也认为西洋文明并非尽善尽美，也有需要改造的地方，“怀中先生言，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

在经世的途径问题上，杨昌济为了实现“欲栽大树柱长天”的志愿，对于毛泽东等人着力加以培养，教育毛泽东、蔡和森等以湖湘先贤为榜样，激励他们成长为“柱长天”之才。受到杨昌济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毛泽东也一度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任教，在担任主事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但在一系列的实践中，毛泽东认识到现在世界的教育是资本主义的教育，资本家手握教育权，大肆鼓吹资本主义，使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宣传日渐其微，教育救国是行不通的。因而毛泽东转而开始探求其他经世的方法与途径，最终走上革命经世的道路。

人物评价

毛泽东在与美国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评价杨昌济：“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在他的影响下，我读了一部蔡元培翻译的伦理学专著，受此影响，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我那时是个唯心主义者，杨昌济教授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对我那篇文章大为赞赏，给我打了一百分。”“在我的青年时代，杨昌济对我有很深的影响，后来在北京成了我的一位知心朋友。”

中国教育家曹典球在《杨昌济先生传》中评价道：“湖南之师范教育，前清末年虽有中、西、南三路师范学堂及优级师范学堂之设，大辂椎轮，不为无功。但至高师成立，始有西洋伦理学、教育学及哲学等课程，其规划皆先生所首创。”

现代学者王泽应在《论杨昌济伦理思想及其对毛泽东的影响》一文中评价杨昌济是中国伦理学学科初创时期的重要人物，是中国现代意义上的西方伦理思想史学科的奠基人和开拓者。

人物关系

纪念场馆

杨昌济故居位于长沙县开慧镇开慧村，始建于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为典型的江南土木结构的四合院民居。1983年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杨昌济北京故居位于东城区鼓楼后豆腐池胡同15号，是杨昌济1918年起在北京的住所。当时院落旧门牌为豆腐池胡同9号，大门上挂“板仓杨寓”的铜制门牌。此院是一座不太规则的两进院落，坐北朝南，如意门一间在院子西南侧。一进院有倒座房三间、北房三间、东厢房三间，均为硬山合瓦清水脊。西厢房已改建。北房三间为杨昌济先生居住，东厢房三间为女儿杨开慧所住。后院有后罩房四间，为其他家属居住。1918年8月，毛泽东组织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来到北京，他与蔡和森二人就住在杨昌济家中。1984年，杨昌济北京故居被列为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

杨昌济墓位于长沙县开慧烈士陵园，是与其父杨书樵之合葬墓。1983年杨昌济墓连同杨开慧墓一同，以杨开慧烈士陵园的名义公布为湖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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