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会战 （国民政府组织领导的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大型会战）

事件背景

历史背景

日本全面侵华

近代以来，中日两国冲突不断。日本自中日甲午战争及日俄战争爆发后国家经济受到冲击，加之其国内扩张主义分子鼓吹“东北是帝国生命线”之说，遂加剧对中国的侵略，企图使东北脱离中国。1927年，日本田中义一内阁召开东方会议，提出“大陆政策”实施的新指向，奉行向中国扩张的政策。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中日之间已进入准战争状态，双方军队数次正面交锋。日军不但扩张至整个东北，而且将其侵略矛头指向上海及华北，中国军队被迫起而应战，并加紧各项备战工作的进行，中日之间已濒临全面战争的边缘。随着侵华战争逐步升级，也日本经济逐渐陷入困境，1936年8月，藏相马场锳一提出“准战时体制预算”。1937年2月20日，日本外务省制订《第三次处理华北问题纲要》，声言要“对南京政权采取措施”。4月中旬又召开外务、大藏、陆军、海军四相会议，阴谋侵占华北。7月7日，日本制造卢沟桥事变，全面发动侵华战争。8月24日，近卫内阁通过《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纲要》，发起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1938年4月1日，近卫内阁公布了《国家总动员法》，日本进入战时统制体制。

政治背景

中国全面抗战

卢沟桥事变后，中共中央于1937年7月8日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表示全国团结共同抗日的愿望。8月7日，国民政府在最高国防会议下设立了国防参议会，由国民政府领导人蒋介石聘请在野党派的领导人及社会名流组成，议决全面对日抗战。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至9月22日，中央通讯社播发《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宣告国共两党合作抗日。

12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派出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等人组成的代表团抵达武汉，与国民政府就两党合作的组织形式和共同纲领进行商讨。在12月的国防最高会议上，蒋介石明确表示拒绝与日本媾和。1938年2月，国民政府任命陈诚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周恩来（中共）。3月25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要求动员全国武力、人力、财力、物力保卫武汉。3月29日至4月1日，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

1938年4月，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上拟订并通过了《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国民参政会也吸收了一部分中共、第三党派、爱国组织以及社会名流人士。7月6日，第一届第一次国民参政会在汉口召开，中共参政员除毛泽东外其余均出席会议。参政会通过了125件决议案，陈绍禹等提出的《拥护国民政府实施抗战建国纲领案》，获得了全体参政员一致赞同。此外，国民政府还继续对管理机构进行精简和调整，以适应抗战的需要。

国际环境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试图借助国际力量来迫使日本撤军，但英美等国并不愿意真正以实力阻止日本的侵略行动，而是采取了毫无效力的调和方式。法国方面，其对华政策紧随英美，由于顾忌其在东南亚的利益，不愿与日本交恶。意大利则偏袒日本，于1937年11月8日公然承认伪满洲国，并停止了与中国的军火交易及军事往来。同月，经国民政府接洽，苏联志愿航空队先遣人员抵达武汉，随后后续人员和飞机不断抵达。此时，日本一再要求德国召回在华德籍军事顾问，停止对华军事援助，并以以退出日德防共协定相威胁。但因德国在中国有重大贸易利益，故而对交战的中日双方一直表示它将严守中立。随着中日战局的发展，纳粹德国从其对苏联战略考虑，逐渐倾向日本。1938年2月20日，德国元首希特勒在德国国会发表演说，表示已决定承认‘满洲国’。3月，德国停止接受中国赴德受训的军事人员。4月27日，德国第二号人物戈林不顾中德易货四年协定，禁止向中国出售武器军火。5、6月期间，苏联总顾问团分批抵达武汉。

军事背景

日军扩大侵略

1937年7月16日，负责中国方面作战的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中将向日本海军军令部报告“战争局限于华北，将有利于集中中国兵力，造成日方作战困难，为置中国死命，建议须以控制上海、南京为要”。因此，日本决定分兵上海，由北、东两面夹攻中国。而中国方面为防止日军沿平汉铁路南下武汉，则有意凭借江南交错水网使日本机械化部队无法发挥其战力，吸引日军主力于淞沪一带进行会战，以引起国际关注。至7月底，日军已攻陷北平（今北京市）、天津。日军随即进逼晋北，并先后向华北增调六个师团二十余万重兵，准备进行华北会战，并意图出兵上海，伺机扩大战事。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中日各自动员大量军队投入淞沪战场，双方兵力合计超过一百万人（日方约二十五万人，中方约七十五万人）。8月20日，中国政府颁布《战争指导方案》及《作战指导计划》，提出以既定举全国力量从事“持久消耗战”的国防方针，为对日作战基本主旨。同时将全国划分为五个战区：第一战区：冀省及鲁北，司令长官蒋介石兼任，后由程潜接任；第二战区：晋察绥，司令长官阎锡山；第三战区：苏南（长江以南）及浙江，司令长官冯玉祥，副司令长官顾祝同；第四战区：闽粤，司令长官何应钦，副司令长官余汉谋；第五战区：苏北（长江以北）及鲁省，司令长官蒋介石兼任，副司令长官韩复榘。至11月8日，日军已先后攻陷南口、保定、张家口、归绥、包头、安阳、大同、太原等地。

国民政府布局武汉

1937年11月12日，中国军队撤离上海。此时，距离战地近在咫尺的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受到重大威胁。11月16日，国民政府国防会议决定迁都至重庆。11月17日，日本在天皇之下设立大本营，其对华战争正式化。24日，日本大本营召开第一次御前会议，制定在华北、华中、华南全面作战的计划，准备长期战争。27日，日本军部废止了原定限于占领苏州——嘉兴一线以东的规定，决定进攻南京。自从华北和华东的众多大城市沦陷后，地处江汉平原、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成为中国为数不多的尚未沦陷的大型城市。至11月底，国民党主要党军政首脑蒋介石、冯玉祥、孔祥熙、张群、何应钦、陈诚、白崇禧、陈立夫，以及国民党中央党部、军事委员会以及外交、财政、内政等主要部门则先行进驻集中于武汉。武汉地区实际成为当时中国临时的军事、政治、经济中心。

随着国民政府的西迁和淞沪会战后日军向内陆腹地继续推进，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根据“实行持久战，逐次消耗敌军战斗力”和“运用广大国土和众多人口”的持久战战略要求，军事委员会制订了《第三期作战计划》。该计划方针为“国军以确保武汉为核心，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之目的，应以各战区为外廓，发动广大游击战，同时从新构筑强韧阵地于湘东、贛西、皖西、豫南各山地，配置新锐兵力，待敌深入，在新阵地与之决战”。12月13日，国民政府在弃守南京当天批准了该计划。

12月27日，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放弃济南不战而走，青岛也在日军海陆夹攻下撤守。至此，日军全面控制黄河以北。1938年2月，日军以南京、济南为基地，由津浦路南北对进，夹击徐州。日军先后集中八个师团、五个旅团，约二十四万人；中国守军则调集十一个集团军及军团，总兵力约六十万人，由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负责指挥。3月，日军进攻临沂，中国守军坚决抵抗，双方伤亡均大。4月初，中国军队于台儿庄歼灭日军一万余人。日军为谋报复，遂调集大军全力进攻徐州附近。5月中旬，日军主力从津浦路南北两段向徐州迂回，中国军队为免遭围歼，放弃徐州。徐州会战期间，中国军队抗击日军4个多月，延缓了日军向武汉的进攻，使得国力重心顺利西移，日军歼灭徐州地区大批中国军队主力的企图落空。

战前准备

日本方面

自1937年12月国民政府宣布迁都后，武汉实际上已成为中国军事、政治中心，为战略要地。日军在占领南京之前即开始研究攻占武汉之作战。1938年5月底，日本大本营确定攻占汉口是“早日结束（中日）战争的最大机会”，决定于当年秋季进行汉口作战。徐州会战结束后，日军企图通过进攻武汉，摧毁中国抗日战争的中枢，彻底打击国民政府，使之成为“地方政权”，以“迅速解决中国事变”，其进攻武汉的作战目标是尽可能多地打击中国兵力，夺取武汉三镇。

根据日本大本营的指示，日军除将徐州会战后集结于豫东、皖北的第六、第九、第十、第十三、第十六等师团转移南下外，更从华北及日本国内调遣部队，以加强华中方面冈村宁次指挥的第十一军战力，增强其逆江作战之兵力。为进行武汉会战，日军在华中地区集结了14个师团，直接参加武汉作战的是第二军及第十一军共9个师团的兵力，约25万余人。此外，尚有海军第三舰队各型舰艇约120艘以及航空兵团各型飞机约300架参战，由日本华中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指挥进攻武汉的战役，其第二军司令官东久迩宫稔彦为长江北岸指挥官、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为长江南岸指挥官。

中国方面

1938年1月1日，蒋介石任命陈诚为卫戍总司令。为备战武汉会战，1月1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整了全国的军力部署，将全国划分成6个战区和1个武汉卫戍总司令部（下辖长江南北原有第三战区、第五战区）。在配置兵力和规划防线的同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又加紧在各条防线上构筑起了大量的防御工事。其中，在北起横店，南至贺胜桥，东起葛店，西至新沟的武汉城防区，至1938年5月，共构筑永久工事650个，构成以武汉为核心的大纵深防御阵地。在大别山麓，构筑起的工事线主要有六（安)霍(山)线、立(煌)商(城)线、潢(川)光(山)罗(山)线、长(台关)信(阳)武(胜关)线。其中重要的阵地有六(安)商(城)公路的叶家集地区、商(城)麻(城)公路的小界岭地区及武胜关、平靖关、九里关地区。在赣湘鄂边界，先后在武宁横路区、修水铜鼓区、阳新辛潭铺区及湘北、湘赣铁路东段构筑起了二线阵地。在安庆至武汉的长江江段，则先后构筑和扩建起马当（今马垱）、湖口、田家镇和葛店等要塞工事。

徐州会战结束后，中国军队移往豫东，日军改向鲁、豫之交与皖北进攻。1938年6月5日，开封失守，国民政府当局为迟滞日军攻势，下令挖掘郑州以东的花园口黄河堤防，洪水向南泛滥，人民损失惨重，但日军进攻郑州、南窥武汉的企图则遭到滞延。为保卫武汉，军事委员会又于6月设立第九战区，以湖口——南昌以西、长江以南为作战地境，任陈诚为司令长官。第九战区下辖第1兵团（总司令薛岳）、第2兵团（总司令张发奎）和武汉卫戍区（总司令罗卓英）。第五战区下辖第3兵团（总司令孙连仲）、第4兵团（总司令李品仙）。参加武汉会战的中国部队有120余师，投入作战的飞机约200架、舰艇30余艘，总兵力100万人。因武汉三镇无险可守，军事委员会确定了“战于武汉之远方，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的作战方针：在华东、华北发展游击战，牵制消耗日军；防备日军向九江集中；主力集中于武汉外围，利用湖泊、山地、丘陵，施行战略持久作战，给予日军以最大消耗，粉碎日军继续进攻之能力；.第五、第九战区在武汉外围凭长江要塞、湖沼险要和大别山、幕阜山节节抵抗，以持久消耗日军为目的。

战争经过

长江沿岸前哨战

安庆失守

1938年6月上旬，日军一面派兵占领前进阵地，一面从各地集结主力准备总攻。安庆、马当、湖口、九江均为江防要地，占领后日军便能将它们作为沿江进窥武汉的军事及补给基地。1938年6月1日，华中派遣军命令第6师团坂井支队以步兵两个联队、山炮兵一个联队的兵力自合肥南下。因位于合肥西北部的徐源泉第26集团军未能阻止坂井支队前进，对担负安庆及巢湖方面的第27集团军杨森部守军造成战略压迫。与此同时，日军还专门调来原驻防台湾的波田支队（下辖步兵两个联队，山炮兵一个联队），充当溯江作战的先锋。6月11日，波田支队在日海军20多艘舰艇输送下驶抵安庆附近江面。凌晨，波田支队2000多人偷袭登陆，向安庆进攻，武汉会战正式打响。杨森部第20军第146师及保安队“未经力战，轻弃名城”，致使安庆于次日陷落。

马当、九江防线告破

同时，坂井支队向大别山防线的前沿阵地潜山县进发。第五战区为阻止日军西进，以杨森部第27集团军防守太湖、望江之线，以徐源泉第26集团军占领潜山以西山地，以韦云淞部第31军集结太湖附近，策应徐源泉部侧击沿潜山、太湖西进的日军，激战至6月18日，中国军队放弃潜山。同日，日本大本营下达进攻武汉的作战命令。6月24日，日舰8艘输送陆战队800多人在东流登陆，守军第53师及第167师与日军激战后丢失了马当东面的香山、黄山、香口诸要地，日军乘胜攻向马当。6月26日上午，因第167师师长薛蔚英率部增援迟迟不至，以致守军因连日死守而牺牲殆尽，南京到武汉间江防第一道屏障——马当要塞被日军突破。日军占领马当要塞后，即分兵向彭泽县东郊的磨盘山等地进攻，6月29日晨进入彭泽县城。6月30日，第九战区令第43军军长郭汝栋为湖口守备军司令官，第26师赴湖口，接替彭位仁第77师防务。7月3日，日军用汽艇从彭泽运兵至湖口登陆。前来湖口接防的第26师尚在渡河，先头部队即与日军交火。至7月5日，湖口炮台守军与与日军激战到伤亡殆尽，湖口失陷。

7月23日零时，日军波田支队冒雨乘艇进抵姑塘，预备第11师竭力抵抗，击沉日军汽艇10余艘，激战3小时后，日军登陆成功。第2兵团总司令张发奎得到报告，令第15、第128师增援，务于拂晓前歼敌。可第128师支援不力，反自溃败，退往九江、星子。7月24日，波田支队与第106师团会攻九江，翌日晨发起总攻，驻守九江的李玉堂第8军处境窘迫，第4军欧震部虽匆匆赶至，但张发奎为防止不测事态，未将第4军投入使用。7月25日夜，日军蜂拥进入九江城，双方激烈巷战。次日晚，九江遂告弃守。同日，九江对岸的江防要地小池口也已丢失，长江南岸的中国军队退守星子、牛头山、金官桥、十里山一线。

双方军力调整

日方调整

1938年7月上旬，日军大本营下达华中派遣军战斗序列，以畑俊六任司令官，下辖2个军及1个直辖兵团，担负长江下游占领区域之守备及攻略武汉之任务。负责攻略武汉的日军为第2军及第11军。第2军司令官为东久迩宫稔彦王，下辖第3、第10、第13、第16共4个师团及1个步兵旅团，约有10万之众，向合肥、舒城一带集中。第11军司令官为冈村宁次中将，下辖第6、第9、第27、第101、第106师团及波田旅团，约有125000人，以主力向九江，一部向黄梅集中。第3舰队和航空兵团支援第2、第11军作战，拥有战斗机、轰炸机近300架，兵舰100多艘。华中派遣军直辖兵团为第116师团和两个重炮旅团，守备湖口以东地区，并充作总预备队。

中方调整

7月中旬，军事委员会判明日军进攻路线后，将第9战区主力编成第1、第2兵团，将第5战区主力编成第3、第4兵团，分头迎战来犯日军。第1兵团总司令薛岳率25个师任南浔线及其两侧地区的防务，取外线之势侧击西进日军，屏障南昌。第2兵团司令张发奎率33个师担负瑞昌至武昌间长江南岸的正面防御之责。第3兵团总司令孙连仲率8个师任大别山北麓及正面防御。第4兵团总司令李品仙率13个师在长江北岸及大别山南麓之间地区布防。这样，中国保卫武汉的防卫线以长江北岸的大别山与南岸的幕阜山、庐山为基干，以信阳、罗山、潢川、固始、商城、霍山、六安、宿松、黄梅、广济、瑞昌、德安、阳新等地为据点，构成达千余里的弧形防线。

长江北岸战场

潜山——黄梅线战事

在长江北岸，日军占领安庆潜山后，打开了沿江北岸西进的通道，日军第6师团稻叶四郎部从大别山南麓及长江北岸间大举西犯。长江北岸至大别山南麓守军以广西部队为骨干，另外还有川军、西北军等，均由第4兵团司令李品仙统一指挥。李品仙令杨森、徐源泉在潜山、太湖一带迟滞日军。6月26日，日军占领太湖城，此后即以主力移至江南支援九江、湖口方面的战斗。徐、杨两部与第1军协同侧击日军，经3天剧烈搏杀后，将日军逐往潜山东北和望江东南一带。李品仙得以指挥所部控制了潜山、太湖、宿松、黄梅一线的西北方山麓，以第68军守备宿松、黄梅正面及沿江要点，将第84军控置于广济方面。

7月25日，日舰28艘炮击小池口等68军第118师阵地，日海军陆战队在70余架飞机掩护下强行登陆4次，均被击退。7月26日，日军第3师团继续猛攻，中国守军伤亡甚重，小池口失守。8月2日，日军第6师一部由太湖进攻宿松，与第3师北进的两联队人马汇合，进逼黄梅城。刘汝明部在黄梅城郊与日军激战后退出黄梅城。黄梅、广济为鄂东门户，北岸战事为之紧张。

8月3日，第五战区代司令长官白崇禧决定反攻黄梅。由第68军和第84军固守黄梅西北一线阵地，第31、第7、第10军及许绍宗集团军一部从黄梅东北及太湖、潜山西北山地侧击日军，第4兵团其余主力则立即向广济一带集中。日军第6师团北受中国山地部队钳制，西南为长江及湖沼所限，渐入困境，主力徘徊于宿松、黄梅之间达月余之久。在中国军队不断反攻下，日军遂放弃以前经太湖、宿松等地的陆上补给线，而改由小池口方面，由长江水路获得补给，中国军队乘势收复潜山、太湖，日军向东南撤退。

广济——田家镇线战事

8月23日，日军第11军命令第6师团进攻广济、田家镇两个要地。第6师团准备派牛岛支队和今村支队向广济方面攻击前进。8月28、29两日，第68军和第84军猛攻黄梅附近日军，激战两昼夜，一度逼近黄梅城。日军据险死守，并于8月30日以主力进行反突击，反复争夺阵地，第68军、第84军因久战不支，被迫于当晚向广济及其西北高地转移。日军第6师团尾随穷追，于9月6日突破了田家寨、笔架山阵地。当晚，守军各部奉命退出广济。9月8日，第31军发动反攻，一度克复广济，9月9日晨，日军增援反扑，又夺回广济。李品仙兵团反复围攻广济，直至月底。该兵团因连日恶战，损失异常惨重，能继续勉强应战者只剩第7军及48军各两师。

9月16日武穴失守，日军第6师团今村支队从广济南下，迂回攻击田家镇。9月17日，军事委员会将原属第9战区指挥的田家镇要塞守军第2军李延年部归第5战区指挥。第5战区即令萧之楚第26军、张义纯第48军、何知重第86军等协同李延年部夹攻南下日军，今村支队反遭包围，伤亡甚重。9月28日，由武穴西进的日海军数千人侵至要塞核心，飞机78架与炮百余门协同步兵围攻。留守要塞的第2军第57师施中诚部决死抵抗，直至李延年下达撤退命令才弃守阵地。日军在死伤千余人后，方于29日晚控制了田家镇要塞。李品仙兵团以主力固守广济西北山地，一部担任上巴河和蕲春间江防。而第6师团占领广济、田家镇后，已是元气大伤，华中派遣军从第116师团抽出志摩支队增援第6师团，并给第6师团补充3000名兵员。补充期间，第6师团已无力扩大战果，李品仙兵团方面的战事一时陷于沉寂。

大别山麓战场

六安——富金山线战事

当李品仙兵团在黄梅、广济一线与日军第6师团等胶着之际，华中派遣军第2军于8月22日开始从合肥等地大举西犯，一路企图沿大别山北麓直冲信阳，沿平汉线南下武汉，另一路则准备突破大别山，进犯鄂东黄陂一带地区，策应第6师团等部作战，从东北地区进窥武汉，完成对武汉的战略包围。因六安、霍山位于大别山东麓，当鄂豫皖三省要冲，故此，第五战区第3兵团总司令孙连仲奉命率部进驻商城，迎战来犯日军。孙兵团下辖第77军冯治安部、第51军于学忠部、第71军宋希濂部、第30军田镇南部、第42军冯安邦部等，计13个师、1个独立旅，战斗员约10万人。

8月23日，日军先头部队在六安城东士里铺一带遭到第51军牟中珩师的抗击而退往金官。8月27日，第10、第13师团主力由合肥出发，准备首先占领六安、霍山，然后控制潢川、商城一线。次日，日军发动全面攻势，攻击的第10师团第一线兵力增至3000人，激战一昼夜后，第51军退出六安城，撤至河以西阵地。至8月29日，第13师团已占领霍山。其后，第10师团向固始、潢川方向进攻，第13师团则指向叶家集、商城方面。第五战区宋濂部第71军派3个师驻于峡口以东，叶家集以西地区，并以富金山这一天然堡垒为主阵地。同时，将擅长防守的孙连仲第2集团军第30军田镇南部两个师配置在侧翼协助第71军防守。

9月2日，第13师团渡过史河，占领叶家集，直逼石门口、富金山一线，宋希濂指挥第88师由富金山北侧向东出击，协助正面防御的第36师反击，稳定了阵地。9月5日拂晓，日军猛攻富金山、石门口主阵地，次日午后，富金山三面受敌，第三峰一度被日军占领。第36师师长陈瑞珂亲率预备队猛烈反击，将日军击退，双方在半山腰对峙。日军第2军见战事停滞，急调第16师团和10师团一部增援。至9月11日，日军援兵大至，守军战况渐形不利，富金山800高地主阵地受到围攻，拂晓时，第36师与第51师阵地的结合部被日军突破。

商城——小界岭线战事

9月16日，日军第16师团等占领商城。当第13师团受阻于富金山时，第10师团北犯固始，从寿县、凤台一带抽调的3000日军由正阳关溯淮西上，与第10师团遥相呼应。9月6日固始沦陷，日军主力得以沿固始—潢川公路西犯潢川，遇到张自忠第59军的全力抵抗。至9月20日，日军先后攻克潢川、光山。日军第2军进抵商城、光山一线后，继续兵分两路，北路的第10、第3师团从光山、潢川继续西进，向罗山、信阳攻击，试图遮断平汉路，南下武汉。南路日军为第13、第16师团，由商城转而南下，攻击沙窝、小界岭。

9月27日起，第16师团会同第13师团先后沿商城、麻城间公路南下。孙连仲第2集团军和宋希濂部第71军在小界岭等处层层设防，密切协同，利用山岳险要地形，长期顶住了日军频繁的进攻，使其两个师团兵力局受阻月余之久，伤亡惨重，日方陷入苦战，死伤达4500人。中国守军亦付出了重大牺牲，至10月10日，第71军3个师仅余4个团，而第30军除工兵、通讯兵外，战斗员不及3000人，其中第30师只剩下160多人。10月13日，徐源泉部奉命接替第30军的防线，但仍难支撑下去。直至10月24日，第13、第16师团先后突破田镇南、宋希濂、徐源泉等军阵地，通过小界岭，进入湖北省境，至10月26日，日军占领了宋埠、麻城等地。

罗山——平汉路线战事

北路方面日军，第10师团由潢川、光川一线西犯罗山，9月17日与胡宗南第1军在潢、罗之间的竹竿铺交战，遇到守军坚决抵抗，伤亡较大。9月20日，第10师团主力冲过竹竿铺，乘势攻占罗山，受到配备有重炮、坦克等重型武器的胡宗南第17军团的强有力反击，胡部从西、北、南三面猛攻日军数日，致使日军死伤数千人，退回罗山待援。10月2日，第3师团主力推进至罗山，协助第10师团攻击信阳，并企图歼灭胡宗南部。10月11日，迂回到信阳南的第10师团主力遭到胡宗南部和孙连仲部的夹击，死伤2000余人。第10师团由于沿途受到重创，每个中队已不及30人。次日晚，胡宗南未经第5战区司令长官部批准，擅自放弃信阳，平汉线被切断。

日第2军为乘势消灭第5战区主力，令第3师团一部确保信阳附近，而第10师团等主力则向武汉西北方的应山、安陆、花园等地突进，企图与第6、第13、第16师团合围平汉路以东的第5战区部队。10月24日，日军占领应山，26日又占领了安陆。平汉线方面的中国防线因胡宗南全军擅自放弃信阳，并退往信阳西北，造成正面空虚，全线为之震动。第5战区司令长官部当即命令各部队迅速向汉水以西地区撤退。罗卓英的武汉卫戍部队与刘汝明的第68军等部则在三关一线与日军反复争夺，依据有利地形，迟滞日军南下，掩护平汉路东部队撤退。直至10月28日，日军才完全控制了平靖关和武胜关，完成了包围圈，给尚残留在路东的第5战区部队西撤造成混乱和损失。但日军因兵力不足，路东的中国军队仍能分散退往平汉路西的桐柏山和大洪山等地。

南浔路方向战场

九江及鄱阳湖西岸的西、南地区为通往武汉及南昌的门户与主要通道，也是第9战区屯集重兵的主阵地。7月25日，第9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断定日军占领九江后，“当以舰队溯江西犯，其陆军则以主力向瑞昌，趋武昌，以有力之一部，最少当在一师团以上经德安趋南昌”。据此，中国军队分别在沿江各要点和南浔路配置兵力，南浔路方向作战随之展开。日军占领九江后，主力暂时移至江北，南浔路上的日军为第10、第106师团，由后备役编成。7月27日，第106师团由南浔路正面南下，猛扑狮子山、张家山阵地。8月1日，第1兵团总司令薛岳受命全权指挥南浔路作战。

8月6日，第106师团首挫于处于南浔正面的金官桥阵地，联队长田中圣道被击毙。8月8日，第106师团再受挫于第8军赵锡田师，阵亡两名大队长，第145联队损失过半。在金官桥等坚固阵地前，第106师团屡遭挫败。8月中旬，整个师团的中小队长伤亡近半数。日第11军司令部因从南浔路正面强攻不下，乃调第101师团从东侧助攻。8月19、20两日，第101师团在鄱阳湖西岸的星子登陆，与中国第25军第53师冷欣部激战。8月23日，冷欣部因独力难支，退保庐山东侧的东、西孤岭。日军即沿星子至德安公路突进，直趋章恕桥，钳击东孤岭。9月4日，日军第101团重炮轰击东孤岭阵地，继之施射毒气弹，中国守军决死作战，激战至次日，东孤岭为日军占领。随后，中日双方军队激战西孤岭，并形成拉锯战，9月13日，日军占领西孤岭。战至9月27日，第101师团师团长伊东中炮负伤，日军锐气大挫，攻势陷于停顿。

9月24日，日军经过调整，南浔路战事重开。日军第101团沿庐山南麓倾全力向德安东南推进，10月7日攻打德安东北面重要阵地隘口，冷欣部死守不退，激战两天后，隘口陷落。在日军第101师攻占隘口阵地之际，日军第106师团全力向德安西南进击，企图一举攻占德安。但当该师团进至马回岭地区时，中国第九战区第1兵团调集重兵，运用有利地形布口袋阵地，以阵地防御与运动攻击相结合战术，于9月23日至10月10日，在万家岭形成围歼战，歼灭日军1万余，缴获火炮44门，轻重机枪200余挺，步枪3000余支，生俘日军100余名，日军第106师团几乎全军覆灭，时称“万家岭大捷”。万家岭战役后，日军重新部署兵力，三路进逼德安，中国守军顽强地节节阻击，战至27日，放弃德安。为避免与日军背水作战，薛岳下令所部退至修水南岸，与日军隔河对峙。

瑞昌及其以西地区战场

瑞昌及其以西地区由第2兵团负责防守，兵团司令张发奎下辖第30集团军王陵基部4个师，第3集团军孙桐萱部3个师、第31集团军汤恩伯部7个师和第32军团关麟征部4个师，主要负责防御日军西犯武汉。向瑞昌及其以西地区西犯日军为第9、第27师团及波田旅团等，试图迂回武汉以南，切断粤汉路。

8月8日，日军开始在瑞昌附近江面扫雷，11日，波田旅团第1联队在港口登陆，占领了望夫山、平顶山。奉命防守瑞昌附近地区的是从山东转战而来的第3集团军。该集团军总司令孙桐萱责令第22师第64旅及师直属部队全力反攻，一时又将日军压缩回港口。8月15日，日军登陆大树下，守军退至朱庄。8月24日日军占领瑞昌城，并由瑞昌南下，轻易突破了第30集团军在岷山一带的防线，突向马回岭。27日，关麟征第52军主力进至瑞昌西北，阻止日军西进。9月7日，丸山支队从马回岭调回瑞昌。随后双方在瑞昌—马头镇、瑞昌—阳新、瑞昌—武宁这3条战线上同时激战。

在瑞昌—马头镇战线，日军波田旅团于9月14日占领了马头镇，富池口要塞也于9月24日失陷。10月4日，日军以兵舰20多艘、飞机70多架，联合田家镇、富池口两要塞的火炮轰击半壁山，继以700多士兵登陆强攻，第193师守兵两营除10多人生还，其余均战死；在瑞昌—阳新战线，第9师团于10月8日渡过富水河，向三溪口前进，遭到周福成第53军的抗击，攻势陷于停顿。在波田旅团的支援下，第9师团于17日突破三溪口以东地区，翌日攻占了阳新。10月22日，第9师团进入木石港东南地区，向排市、辛潭铺方向推进，汤恩伯部退至富水河南岸继续阻敌前进，并不时发动逆袭；在瑞昌—武宁战线，日军第27师团于9月16日发起攻击，占领了横港等地。至10月5日，第27师团占领箬溪，然后留下佐技旅团，主力西进，向辛潭铺方面进犯，至10月18日始渡过富水占领辛潭铺。日军占领阳新、辛潭铺后，波田旅团向大冶、葛城、武昌方面进发，第9、第27师团主力则准备切断粤汉路。

武汉弃守

1938年10月中旬，长江南北日军均已逼近武汉，会战已届尾声。自9月29日田家镇要塞失守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放弃了以罗卓英的武汉卫戍部队死守武汉三镇的计划，10月中旬开始部署撤退事宜，武汉的民众已开始疏散，政府机关及重要工业设施等迁往湖南、四川等地。10月21日，广州的沦陷更使军事委员会决定尽快结束会战。至10月24日，中国守军全线总撤退，第9战区的主力向湘北和鄂西转移，第5战区的主力向平汉路以西的汉水沿岸及大洪山区。整个武汉只留下一个旅作象征性的抵抗。

长江南岸日军为迅速占领武汉，以波田旅团、高品支队等部向武昌方面速进，张发奎兵团则竭力阻击，以求在10月底之前确保金牛、通山、鄂城之线，以便大军从容南撤。10月22日，波田旅团占据了鄂城，24日起攻击距离武昌西南30公里处的葛城。同时，日军第9、第27师团则力求切断粤汉路，以准备围歼第9战区主力，但遭到配置在金牛以东太平塘亘梁子湖一线中国军队的阻击，至10月26日始占领金牛。其后，第9师团经金牛至贺胜桥，第27师团则经金牛向贺胜桥、武宁之间前进，目标均为切断粤汉路。

在长江北岸，日军第10、第3师团已于10月12日占领信阳，切断了平汉路，至24日已进至汉口西北的应山等地。翻越大别山的第13、第16师团也于同4日通过小界岭，进入湖北省境。日第11军为与第2军取得协调，催促在广济附近休整的第6师团向汉口方面攻击，10月17日，第6师团勉强向西攻击，但因当时中方已决定放弃武汉，至10月24日晚该师团顺利攻占汉口以北约30公里处的黄陂。10月25日，蒋介石以日军有三面合围武汉之势，且武汉会战已达消耗敌人之目的，遂主动放弃武汉，将军队撤出。同日，第6师团突破汉口市郊戴家山守军阵地，于夜间率先闯入汉口市区。次日，波田旅团攻陷武昌。27日，高品支队进入汉阳。至此，武汉三镇均已被日军占领。

战后形势

日军占领武汉后，以主力追击围堵全面撤退中的第5、第9战区军队。在鄂南地区，10月27日，第9师团进入贺胜桥地区，切断了粤汉线。同日，第27师团在成宁东北的仙桃镇截断粤汉路。29日占领咸宁。30日，第11军下令第27师团“应经沿咸宁、汀泗桥地区向崇阳以南地方继续进行追击，第9师团应沿粤汉线地区向岳州追击”。日军11月3日占领嘉鱼，6日占领崇阳，9日攻占通城，11日夜间攻占了岳阳，双方遂在岳阳、通城以南新墙河南岸亘修水一线形成对峙局面。

在鄂北地区，日军于10月24日占领应山后，28日又占领安陆，控制了河口镇—花园—安陆公路的西端。10月30日，日军占领应城，11月4日，又占领了皂市，控制了中国第5战区军队向西撤退的战略要点，但日军封锁线的网眼过大，第五战区除留下第21集团军廖磊部在大别山区游击外，其余各部都先后陆续退至平汉路西，并沿信阳、应城、安陆、云梦、花园、孝感、皂市之线与武汉日军对峙。1938年10月31日，蒋介石发布《为放弃武汉告全国同胞书》中指出：“我国抗战之根据，本不在沿江沿海浅狭交通之地带，乃在广大深长之内地……盖抗战军事胜负之关键，不在武汉一地之得失，而在保持我抗战持久之力量。”

会战之空战

1938年初，购自苏联以及苏联援华的200多架作战飞机陆续运抵中国，随着大批苏联空军援华志愿人员的加入，使中国空军实力得到增强，开启中苏空军联合作战。武汉会战前，则基本仍以中国空军为主。1938年1月，中国空军出击16次，空战8次，共击落、毁伤日机达67架，并炸沉炸伤日舰4艘；2月至5月，中国空军出击数十次，与来袭日空军交战数十场，均取得战果。徐州会战期间，中国空军有力支援及掩护了地面部队作战。武汉会战前中国空军的重要战事有：1938年1月28日的第一次武汉空战，击落日机12架；2月23日，中国空军28架轰炸机自南昌起飞，轰炸了日本占领下的台湾松山机场。当时驻扎该机场的日机达40架之多，攻击还摧毁了该机场的航空汽油库和所有电力设施，日军官兵死伤惨重；4月29日，武汉第二场空战，日军海航部队决定出动大机群空袭汉口，中苏联合空军升空抗击。双方近百架战机在武汉上空展开了大规模的空战。日机被击落24架，中苏联合空军损失11架；5月31日，第三次武汉空战，来袭日机54架，中苏联军以损失2架的代价，击落其14架。

1938年6月武汉会战开始后，中日双方在南昌地区发生的空战有“六二六”“七四”“七一八”“八四”等战事，武汉地区则有“七一八”“八三”“八一二”等空战。据国民政府将领何应钦在《八年抗战之经过》和陈诚在《八年抗战经过概要》两书中附表之统计，从1937年8月至1938年10月期间，中国空间作战次数计达627次。其中，出击446次，侦察66次，防空截击115次。合计出动战机3281架次，投弹总量519吨。合计毁伤日机411架，其中，击落227架，击伤44架，炸毁140架。合计毁伤日舰艇175艘，其中，炸沉舰艇16艘，炸伤舰艇60艘，炸伤日航母一艘，炸沉炸伤用于日军后勤补给的轮船98艘。

会战之海战

1938年初，中国海军存有舰艇34艘，吨位仅为16000余吨，不抵日本的一艘重巡洋舰。南京政府下令撤销海军部，成立海军战时总司令部。海军沿南京以上长江中游继续构筑阻塞线区，并将战损舰艇上尚能用的舰炮拆卸，部署于长江中游一线两岸的海军要塞，加强岸炮火力，战略目标是：沿江抗御，保卫武汉。1938年6月，徐州失陷后，日军全力由陆路进犯武汉，日海军同时进攻马当要塞，意图水陆协同并犯。中国海军单薄兵力应战，与日军战至6月底，先后击沉敌汽艇三艘，击伤敌轻巡洋舰一艘，阻滞了日军的进犯。之后日本海军陆战队登陆，由陆路迂回包围要塞，中国海军官兵抵抗数日，至6月28日凌晨冲破日军包围，撤出马当要塞。

马当要塞撤退后，海军随即在江西湖口布设水雷900多具，并强化岸炮阵地。九江因无险可守，故无要塞，海军便布雷760余具，并以“威宁”“长宁”两舰巡防九江江面，以警戒日军。日军攻陷马当后，以飞机轰炸九江，炸沉巡弋江面的两舰，继而由陆路进逼九江、湖口，海军因实力羸弱，遂突围而出，九江、湖口先后陷入敌手。与此同时，海军还在鄱阳湖及赣江水道大量布雷，阻止日军进入，同时，海军战时总司令部派出专业负责军官赴南昌，指导鄱阳湖布雷工作。湖口、九江失陷后，日寇直指武汉。为阻止日本海军溯江直犯武汉，中国海军在武汉门户田家镇、葛店一带部署了阻塞线（雷区）。日军遂动用陆海空三军围攻田家镇要塞，中国海军抵抗至9月29日，奉命突围。

田家镇要塞陷落后，日军又以三军围攻葛店要塞，葛店中国海军官兵坚守至武汉弃守后于10月25日突围。武汉会战期间，中国海军在位于武汉上游的长江与洞庭湖交界处城陵矶为要塞区布防。日军又以海陆空三军兵力反复攻击要塞，中国海军坚守不退。10月24日，日机派数十架轰炸机轰炸驻泊于金口的中国海军“中山”舰，舰长萨师俊和全舰官兵与“中山”舰殉国。至11月8日，日军以陆海空三军兵力全力围攻，在日军陆路首先得手、要塞后路可能被断的险境下，守军剩余部队方突围弃守。武汉会战之后，中国海军剩余舰只也基本丧失，但依然还有少量舰艇。为免于沦入敌手，遂自行将其基本焚毁或沉没以阻塞航道。据不完全统计，1937年至1939年，中国海军共击沉击伤日舰艇148艘，击落击伤日机30余架，毙伤敌军数千。

战争结果

武汉会战在战事直接结果方面，日军取得了胜利，其不仅攻占了武汉三镇，还控制了长江水道和沿岸地区，深入两湖地区腹地。日军在会战期间虽然未能全歼中国军队主力，但给中国军队造成巨大杀伤。同时，武汉会战也严重消耗了日军力量，据日军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承认的第2、11军分别战死约2300名和4506名，负伤约7300名和17380名，合计死伤超过31000名。此外，海军舰队死伤783人，航空部队损失116人。沉没船只21艘，受伤10艘，损失飞机136架；根据中国方面的统计，中国军队的伤亡达到了254628人（除安庆作战），其中阵亡84875人。在张宪文、李继锋等学者所著《中国抗日战争史》专著中则认为日军死伤近10万人，加上病患者计达15万人。学者谭飞程认为日军伤亡在5至6万人，减员总数在10万以上，而国民政府军队存在吃空饷等问题，军官又有多采取多报伤亡数字的方式，因此认为其具体伤亡数字很可能低于20万。

战争影响

积极影响

军事

武汉会战从安庆失守算起到武汉失守为止时间长达4个半月，以广阔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淮河流域为战场，包括江西、安徽、河南、湖北、湖南5省，是中国近现代军事史上第一次在如此广阔的地域上，调度如此庞大的军事力量协同作战。在军事战略角方面，日本军队遭到严重的战略挫败，其企图通过占领武汉，来达到使中国政府屈服，实现支配中国、尽快结束战争的目的未能实现，反而由于中国政府的不屈服以及自身国力军力的大量损耗，无力保持战略进攻的势头，从对华“速决速决”战略转换到“长期战争”，陷入在中国战场的对峙状态，最终，日军做出重大决策调整，停止了战略进攻。而中国军队通过武汉会战，消耗了日军实力，保存了自己的有生力量。国民政府决定依托西南、西北地区大后方继续坚持抗战，形成长期战争态势。在武汉会战之后开始积极转入反攻，武汉会战成为了抗日战争中重要战略转折点。

抗战开始后，中共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提出了一整套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依靠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与正面战场相呼应，坚持持久抗战。1937年11月太原失陷前后，八路军就深入华北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1938年5、6月，新四军也挺进长江南北，在华中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到武汉沦陷，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和华中先后建立了6个抗日根据地，正式开辟了敌后抗日战场。武汉沦陷后，侵华日军已经深感中共八路军、新四军是其巨大的威胁，便将对敌后战场的“治安战”提上日程。1938年12月6日，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规定，在华日军最重要的是方针是恢复治安，使敌后战场的地位上升成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

政治

在政治方面，由于日本侵华战争的不断扩大，进一步损害和威胁着西方大国的在华利益，加深了同英、美等国的矛盾。尤其是，日本由此恶化了与苏联的关系，间接推动着苏联大力援助中国。同时，由于国民政府的西迁，加强了西部地区与中央政府的联系，从根基上实现了政治回归。

经济

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即着手组织沿海沿江的工厂内迁中西部地区。1938年3月，国民政府在武汉召开的临时代表大会决定调整经济政策，制订了集中物力、财力、人力支撑抗战的战时经济建设计划。同年6月，国民政府经济部在《抗战救国之经济建设报告》中，具体提出了建设战时经济的指导思想和措施，要求确保长期抗战经济体系。按照这一计划，国民政府的大后方建设首先是以内迁的工厂为基础，建立支撑抗战的工业体系和经济体系，以保障战争需求。为此，国民政府实施统制经济政策，对金融和物价实施管制，对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各领域均实行政府统制。大批民族工业和技术工人的西迁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生产技术，完成了中国经济重心由沿海转移到西南、西北内地的转变。

消极影响

武汉会战的战略胜利，虽然使抗战转入战略相持阶段，但大片国土的沦丧，压缩了中国抗战力量的生存空间，对之后的抗战产生了消极的影响。武汉会战结束之后，中国政府正式迁到重庆，造成以汪精卫为首的一批国民政府官员投向日本，筹划傀儡伪政权。而随着武汉、广州连续失守，日军占领了中国黄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和黄河以南平汉线以东的相当部分地区，占领区囊括了京沪一带的经济中心，长江下游产粮区，并且深入湖广区内有平津、武汉、上海、南京、徐州等重要城市。经济层面的损失和国民政府机关和大批难民的西撤，也相应加重了西部经济落后地区的负担，导致了大后方严重的经济危局和社会不安。

相关评价

时任抗战期间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在武汉会战评价战后影响，认为“武汉撤退后，我方主力部队都退往西南山区，抗战乃进入最艰难的阶段”。时任卫戍总司令陈诚评价武汉会战后期战事形势，认为“我（方）愈战愈强，敌人却愈战愈弱”。时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处少将处长赵子立评价认为“综观武汉会战，我军不在武汉内围，弹丸之地作困兽之斗，而在武汉外围与日军进行坚强、灵活的作战，获得一定的战果，都是由于统帅部正确的战略决策而来的”。

学者张宪文、李继锋等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一书中认为“武汉会战期间，国共两党显示了团结合作的姿态，国民党在政治上采取一些开明措施，使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得以在武汉等地广泛开展保卫大武汉的热潮”。学者王建朗、曾景忠在所著《中国近代通史》中评价，“以保卫大武汉为中心，中国南北抗日战场奋勇对日作战坚持10月有余，掩护了中国国力的西迁。”

相关研究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日本方面对武汉会战的研究著作主要有《战史丛书》《熊本兵团战史》和《乡土部队奋战史》等，较多地引用了日本军人的日记和回忆录，其存在为日军失败辩解，并抹黑中国军队的胜利的描述，同时也呈现了日军在中国军队顽强抗击下的窘境。至八十年代开始，中国学界对武汉会战的相关研究渐至丰富。1989年，全国政协组织编写了《武汉会战》，以事件相关当事人的视角回顾了武汉保卫战的战役经过，是中国大陆较早研究武汉会战的专题资料。九十年代，又陆续出版有陈富安、刘光明整理编辑的《武汉会战研究》、敖文蔚《兵火奇观——武汉保卫战》、方知今《江汉哀歌武汉会战纪实》，纯子《一江血水向东流中曰武汉大会战实录》等著作，分别对武汉会战的历史背景、主要战场及战略和国共两党发挥的作用进行了陈述，并对武汉会战历史地位进行了探讨。

二十一世纪后，对武汉会战的研究有了进一步发展，其中出版有利生、乔婉编著的《武汉大会战》、由薛岳和赵子立等人所著《武汉会战》、郭岱君主编《重探抗战史从抗日大战略的形成到武汉会战1931——1938》、涂文学和刘庆平主编《武汉沦陷史》、谭飞程《武汉会战》、武汉出版社出版的《战史丛书》、华中师范大学东哲也所著《从日本战史丛书和部队史看武汉会战》等著作。以上著述引用了丰富的档案资料，涉及战争细节的描写、当时有关领导人的自述、战争与城市的关系、战役胜负的详细分析和客观评价，以及日军军事活动等方面的研究。

有关武汉会战的期刊论文的研究有学者叶明鑫《抗日战争时期湖北国民政府民众动员研究》、宋瑞珂《保卫大武汉会战纪略》、范炳涛《武汉会战，中国抗日战争的伟大转折点》、陈圣钢和陈泽富《岷山之战、赣北游击队与武汉会战》、李强和李力《武汉会战中的中国空军》、 徐凯希《武汉会战与湖北钢铁工业内迁》、张振国《抗战时期武汉会战等战役纪实》等文，研究方向涵盖武汉会战的不同方面，如会战期间的舆论宣传、战役过程、战争影响、重要空战战事、经济产业变迁等方面，多角度对会战进行了研究阐述。

后世纪念

武汉抗战纪念园

武汉抗战纪念园由湖北省文史馆、武汉市文史馆等多家单位联合石门峰纪念公园，于2005年抗战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建成。纪念园由主入口广场、武汉保卫战纪念墙和英雄广场组成。英雄广场规划占地近百亩，以1万多平方米的深红色花岗石墙依山逐级砌筑而成，广场中央位置的武汉保卫战纪念墙，全长12米，上面铭刻：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主题雕塑“丰碑”由20块红砂石筑成，长3.6米，高4.3米，生动刻画了抗战英雄们的英勇形象。武汉抗战纪念墙两侧依势而立的三面红墙，其上展示着部分在武汉保卫战中牺牲的将士名单。

保卫大武汉中国空军英烈墓园

1938年武汉保卫战中，中国空军与苏联空军并肩作战，以陈怀民为代表的12名中国空军壮烈牺牲，他们的遗骸安葬在石门峰中国空军烈士墓。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经过湖北美术学院张松焘等教授重新设计，建成了“保卫大武汉中国空军英烈墓园”。墓园中间耸立着中国抗日空军纪念碑，碑体表面有“弹孔”深陷，及12位中国空军飞行员浮雕像。总体为倒三角斜四面体造型，代表飞行器与机翼，挺拔向上，象征着中国空军烈士英勇不屈的抗战精神。

湖北军民抗战博物馆

湖北军民抗战博物馆于2015年成立，位于石门峰纪念公园内，是湖北省非国有博物馆之一。博物馆包含军民抗战展、武汉空战展和日军侵华罪行展等特色陈列展览，展出有千余件藏品，是武汉市进行国防教育、党史国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之一。

鸡公山武汉会战历史纪念馆

2008年11月，由河南省文物局拨出专款对信阳市鸡公山风景区南岗花旗楼进行维修和重新布展，并辟为武汉会战历史纪念馆，于2009年6月12日正式开馆。

花旗楼原为英国驻武汉商人柏尔恩在1918年所建，后因转售给汉口美国花旗银行而得名。1937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武汉行营在鸡公山征用此楼作为蒋介石的临时行营，并就近修建了防空洞。1938年夏，蒋介石曾在此主持召开“中原会议”，分析日军“长江跃进”的战略，制订保卫大武汉的计划，部署武汉外围对日作战。

该馆以情景再现和图文展示的形式，恢复蒋介石行营原貌。纪念馆共分会客厅、军事会议厅和防空洞三个展区。一楼是复原了的蒋介石行营会客厅；二楼是中原会议会场场景，并详细介绍了武汉会战中日双方的军事部署、作战序列、主要将领和有关史料、回忆文章等；防空洞内为武汉会战历史图片展，分为序幕、鏖战华中、民族脊梁、全民抗战、国际援助和武汉陷落六个部分。

武汉市人民防空警报试鸣

1937年8月20日清晨5时，武汉首次鸣响防空警报。次日，日本战机开始轰炸武汉。1938年10月25日22时，侵华日军先头部队进入汉口城区，武汉沦陷。2004年8月1日起施行的《武汉市人民防空条例》规定，每年10月25日进行全市人民防空警报试鸣。

相关作品

书籍

影视

注释

卢沟桥事变又称七七事变。1937年7月7日夜，卢沟桥的日本驻军在未通知中国地方当局的情况下，径自在中国驻军阵地附近举行所谓军事演习，并诡称有一名日军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搜查，被中国驻军严词拒绝，日军随即向宛平城和卢沟桥发动进攻。中国驻军第29军37师219团奋起还击，进行了顽强的抵抗 。

日本明治维新后，在对外发展策略上，向来主张所谓“大陆政策”，也就是将日本发展的重心放在亚洲大陆上。1890年帝国会议确立此政策，后来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即其“大陆政策”的实施。

九·一八事变，又称奉天事变、柳条湖事件，是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突然袭击沈阳，以武力侵占东北的事件。1931年9月18日夜，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按照精心策划的阴谋，由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中国东北军北大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次日，日军侵占沈阳，又陆续侵占了东北三省。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此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开始了对东北人民长达14年之久的奴役和殖民统治。